衣服旗袍:义和团运动110周年--“瓜分危机”引燃民众反帝热情

义和团运动110周年

中国社会科学报

　　中国学术界第一次召开义和团学术讨论会是1960年，到现在，50年过去了。半个世纪的光阴，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的中国与110年前的中国，显然是今非昔比了。从1980年开始，中国史学界举办第一次义和团国际学术讨论会，以后每10年举办一次，今年已经是第四次了。每次举办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热心义和团运动研究的国内外学者，云集在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地山东，大家贡献各自的研究心得，共同推进了义和团运动历史研究的学术进步。

　　我们知道，在中国以外也曾举办过至少四次以义和团为主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这说明，无论国内还是国外，110年前发生的震惊中国和世界的这次运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长期的、广泛的关注。这些充分说明，110年前在中国华北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八国联军侵华，在当时是何等震惊中国和世界的一件大事，也表明对义和团以及义和团时期历史的研究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

　　回顾110年前的中国，西方列强的侵略，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尤其是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德国出兵侵占了胶州湾。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被一次次践踏，真可谓到了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救亡图存已经成为中国各阶层有识之士强烈的政治诉求。

　　我们翻开鸦片战争后几十年间的近代中国历史，可以深切地体会到：从太平天国到戊戌维新，再到义和团运动，都是中国人民对这一强烈政治诉求的真切表达。

　　时代在发展，学术研究也在与时俱进。义和团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涌现，研究趋势、热点，以及研究的视角、理论、方法等也日趋多元。其中一个显著的总体的趋势就是：进一步走向国际化，国际视野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

　　义和团运动以及随后的八国联军侵华，是历史进入20世纪第一年国际上的第一重大事件。10年前，法国一家电视台为即将过去的20世纪拍一部电视片，分成100集，每年一集，每年选一张代表性照片进行解说。他们选定的第一张照片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在北京屠杀义和团。这一集是请我来解说的。我认为，法国这家电视台是有眼光的。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国内发生的大事，每一件都吸引世界的眼光，每一件都与世界相联系，不是主动地与世界相联系，就是被动地与世界相联系。进入21世纪，这种趋势就更为明显了。

　　中国近代史学者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在东西方列强和中国国内各种势力作用之下，中国逐渐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同时，这个概念也告诉我们，中国近代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形势下，与世界发生联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概念，是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列宁早在20世纪初就分别提到这个概念。中国共产党接受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广泛运用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大论战中。中国近代史学界普遍接受这个概念，是在1940年代以后。

　　认识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点很重要。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革命者在20世纪20—30年代提出了反帝反封建这样一个概念。正是在这样两个基本概念的指导下，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获得了胜利，并且在1949年后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最近100年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证明了认识上述两个基本概念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义和团运动正是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运动的性质本身就具有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品格。义和团本身并不知道何谓帝国主义，何谓封建主义，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义和团的斗争方向，它符合了反帝反封建这个大方向。这个大方向，就是近代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人民自由幸福的大方向。其实这一点，20世纪初的中国人已经看到了。1901年，留日学生的杂志《开智录》发表《义和团有功中国说》的文章，第一次正面肯定了义和团的历史功绩。文章说：“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矣。……有次数功，则我国民精神从此振刷矣。”孙中山在1908年就从义和拳看出中国人民有敢死之气。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演说“三民主义”，高度评价了义和团，说义和团的“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奇佩服。所以经过那次血战之后，外国人才知道，中国还有民族思想，这种民族是不可消灭的”。

　　其实外国人何尝没有看出呢。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说过，通过义和团的反抗，看出中国人“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英国人赫德，是清朝政府聘请的海关总税务司，他通过义和团事件认识到了中国人的生命力，他认为：“中国如被瓜分，全国就将协同一致来反对参与瓜分的那几个外国统治者。”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了20世纪初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个侧面。

　　义和团是以中国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松散组织，不可能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因此这场运动表现出一定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也是必然的。这恰恰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初期的一些共同特点，只是义和团运动更具有复杂性和典型性罢了。

　　义和团运动涉及复杂的国际关系，许多问题还有待中外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同时还有相当一批珍贵的外文资料有待翻译、整理利用，这批资料或许会给我们解决某些重要历史疑案提供很有价值的线索或证据。有学者就利用多种外国档案文献，从国家间战争的角度来解读义和团运动，认为八国联军6月17日突然攻陷大沽炮台，标志着 “义和团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是否是“义和团战争”，或者是八国联军对华战争，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

　　义和团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民教冲突，而民教矛盾的激化除了中西两种不同宗教文化的冲突外，其根本原因则是西方列强长期依仗不平等条约体系对中国进行的武装侵略和文化扩张。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导火索——山东冠县“梨园屯教案”就很说明问题。在这个教案中，由于传教士的干预，民教双方围绕一座玉皇庙的争夺，从同治八年(1869)开始，一直延续了近30年之久，甚至惊动总理衙门和外国驻华公使。民怨长期累积，申诉无门，最终的结果是星星之火一旦燃起，必成燎原之势。

　　如何客观、全面地评价义和团运动，有时还不仅仅表现为一个纯学术的活动，实际上它常常会影响到我们的现实社会。近年来，国内有人把义和团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对义和团做了彻底的否定。如果把义和团这样带有蒙昧主义、笼统排外主义的反抗列强侵略的精神都否定了，中国的近代史还怎么解释呢？在历史研究问题上，我们还是要多一些实事求是，少一些极端主义。

　　半个多世纪以来，义和团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出历史学、社会学、宗教学、心理学等跨学科发展趋势，学术发展的水平逐步提高，研究领域也逐步拓宽。我们热切希望专家学者审视旧课题，拓展新领域，以义和团运动为切入点，围绕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互相切磋，共同探讨。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海鹏 系中国史学会会长)

　　“瓜分危机”引燃民众反帝热情

　　义和团时期最大的焦点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这一压向大清帝国的“冲击”是全面性的，不仅是民众社会，知识分子、官界、经济和军事各领域也受到了冲击。它们互相缠绕引起连锁反应，并连续扩散。

　　德国占领胶州湾后，1898年3月22日，孔孟子孙17人和山东省举人103人在北京向都察院呈递公文，诉曰：“正月初一德人率多数，闯入即墨县文庙，破坏圣像四体，抉取先贤仲子双眼，肆意践踏。”“远近士庶，闻此皆愤懑”，祈求总理衙门与德国交涉。洋人污辱中国圣贤的行为引起了公愤，士大夫知识分子从这件事情看到了丧失“国体”和亡国灭种的影子。梁启超曰：这一消息传到北京，“公车大为愤激”，集合麦孟华等11人向都察院呈递上书，称事件是“欲灭我圣教”，“吾教之盛衰，国之存亡，皆在此举。”在上书活动中署名的举人超过2000人。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和呼吁组织保国会正是德国占领胶州湾时进行的。

　　为制止德国占领胶州湾，清政府请求俄国出面介入。但俄国舰队没有驶入胶州湾，而是停泊在旅顺港，并违背清俄密约，提出租借要求。清政府为之哗然。陈宝箴、张之洞，最后连梁启超也“上书”反对租让。

　　1899年2月，俄国官吏带兵到刘家店强迫村民立限纳粮，并抓走拒绝交粮的24位村民。次日，又来村绑走绅士，通告限七日完粮。对此村民持械抵抗，遂成搏斗。死者达94人，受伤者多数。事件升级为外交问题，俄方反诬是因租借地设定而厘金收入减少的华官唆使村民引起混乱，所以责任在于他们。俄官在当地挨家挨户催促征粮，刘家店等村的佃户和贫民被迫流离失所。约1000名难民家族来到盛京(奉天)将军衙门，请求分配用于移住的荒地。

　　3月13日，法国代理公使吕班向总理衙门提出：确保在云南、广西、广东的法国势力，任命法国人充当邮政总管，修筑越南至昆明铁路，在南省海面设立“屯船之所”，要求限期答复。这是一个建立与越南连成一片的华南势力范围的要求。

　　应怎样理解在上述背景中登场的“民众”人物呢？我们可以确定，从他们身上所看到的反外国国家主义的不屈抵抗精神，是至知县、道员、中央官僚所广泛共有的一个潮流。在“瓜分危机”时，才形成如广袤原野般的反抗瓜分中国和反基督教运动。这里，要捍卫的正是“国家”、“国体”，即“大清国”、“朝廷”。所以，保卫乡土=保卫圣教=捍卫大清国国家和国体。在这基础上义和团展开“扶清灭洋”的战斗，其旗印“扶清灭洋”就是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战=反基督教=保卫圣教、乡土=保卫清朝国家。就是说，“中国”、“清”和“中华”属一体。所以对于这个救国救民的民众抗战运动，国家认为“民心可用”，并且自身也下决心抗战。这个传统的民族、国家主义在义和团以后，逐渐让位于新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但是他们的气概和顽强的性格依然留存于社会中，将一直流传下去。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佐藤公彦 单位：东京外国语大学)

　　帝国主义侵华加剧：义和团兴起最重要背景

　　义和团起因一直是海内外学术界无法回避且比较复杂的研究课题之一。令人欣慰的是，以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难题，如今已经分歧日少、共识趋多。

　　百余年来此课题的分歧和共识，成败的关键是在对史料、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探寻与运用上。对义和团的起因主要集中在 “文化冲突”和“强权政治”(晚清称帝国主义侵略)两点上，亦有学者提出了山东、直隶地区的一些具体原因。我认为，“文化冲突”和“强权政治”属于普遍因素；山东、直隶地区的具体原因则是特殊因素。

　　关于“文化冲突”，一个基本事实是：基督教在唐朝、元朝、明末清初以及1900年之后的在华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冲突和碰撞，有时甚至形成教案，但其激烈程度远远达不到1840—1900年期间的状况。当基督教面对一种博大精深、根深蒂固的非基督教文化时，阻力重重是确定无疑的；传教与强权政府形成碰撞之时，冲突愈发加剧；两种文化要达到适应和融合，仅仅在一定条件具备的地方或时段才能获得成功。

　　对基督宗教而言，天主教和新教在传教背景、思路、方法和效果等环节都是有区别的；教内不同派别、差会乃至传教士个人，也有区别。法国科学院巴斯蒂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孙立新教授、台湾辅仁大学陈方中教授等在这方面做了极富启迪的深入研究。天主教台湾地区主教团主席单国玺枢机主教曾“诚恳承认当时(义和团时期)一些传教士犯下的错误”，并为此表示反省与道歉，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而深远的影响。同样，对中方传统文化的反应，也应进行理性的具体分析。

　　关于“强权政治”，我认为有三个要点：其一，晚清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呈现出特别明显的不平等性。一方面，“19世纪基督教在中国的政治地位”“都源自于外国列强强加给清政府的不平等条约”(美国人裴士丹语)。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的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而中国则远远落后，因而西方单方面掌握着判断“文明”、“野蛮”标准的话语霸权。其二，世界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滞后于帝国主义的实践。

　　19世纪下半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陆续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全世界掀起资本输出和开拓殖民地的狂潮，然而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研究却兴起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浮田和民的《帝国主义》一书1895年译成中文。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高潮之后，“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才频见国内的书籍报刊，被知识界广泛使用。日本学者幸德秋水的著作《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1901年出版，1902年被译成中文。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所著的《论帝国主义》一书，出版于1902年。列宁有关帝国主义论述的出版已是1916年之后的事了。因此，义和团时期的“反帝”仅仅处于感性阶段，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使其未达到理性认识的高度。

　　对义和团运动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苏联学者Н.М。卡柳日娜娅即持这种观点，她认为“义和团运动在客观上是反对帝国主义行径的”。应当注意的是，主观上认不清帝国主义的实质，并不能证明义和团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行为。其三，帝国主义侵华的加剧确实是义和团兴起的最重要背景因素。对此，中外人士从1900年至现今均有大量论述。

　　1900年11月22日英国《伦敦报》称：“此次团党滋事，其故首在中国外患日亟”；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办的《清议报》同月也有“今日排外之扰乱非出于中人之本心，实列强召而贾之也”的评论；亲身经历了义和团运动的日本学者幸德秋水同年在《万朝报》上发表反战言论《斥帝国主义》；经历过布尔战争的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帝国主义在世界史和东亚史上的转折点；列宁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义和团运动“是各资本主义列强政府在整个东方特别是在中国推行的殖民掠夺政策所引起的”。

　　1924年，孙中山明确表示：“我们对于‘义和团事件何以发生’的疑问，可以无疑无二地答道：‘是因为帝国主义逼着他发生的！’”1926年，德国传教士卫礼贤在其著作《中国心灵》中说：“当纷争四起、坚船利炮开始出现、强取豪夺不断的时候，中国人越来越受到外国人和他们的帮凶的压迫。难道胶州湾不是以几个外交人员被强盗所杀为由，被强迫夺走的吗？难道想把中国像切西瓜一样分掉的会谈停止过吗？”1951年，日本学者江口朴郎撰文指出，1900年中国的义和团事件是帝国主义从“世界分割”走向“为了再分割”的世界战争划时期的分界点，义和团的反帝意义是任何人都否认不了的。60—70年代，日本学者里井彦七郎比较集中地研究义和团运动，他认为帝国主义侵略是发生义和团运动的首要原因。

　　1987年美国学者周锡瑞的专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出版，他认为“19世纪末的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传教士)渗透，传统的社会体系发生了动摇，导致了义和团运动的爆发”。2003年，美国学者何伟亚在《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中把中国嵌入19世纪全球的殖民主义历史之中，认为“1900年的义和团起义，只是同时发生的普通民众要求结束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其生活破坏的诸多斗争中的一次”。同一时期，佐藤公彦、狄德曼、相蓝欣等人的论著也都从不同角度表达类似观点。2001年的伦敦会议、2010年的德国会议对此议题的共识均有开拓和发展。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苏位智 单位：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义和团运动凸显反帝主题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一直以来都被作为“帝国主义”侵华的典型进行研究。中国人最早接触“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是在20世纪初，通过日本人浮田和民的《帝国主义》和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两部书。这时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还未诞生，中国人所接触的帝国主义概念仍然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约翰·霍布森等人对帝国主义的解读，列宁在《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和《修改党纲的材料》等文中揭橥的经典帝国主义理论传入中国则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

　　但帝国主义作为一种客观的经济现象，早就存在于它给近代中国所造成的灾难中。中国人对这种现象的侵略本性和巨大危害的感知与描述，自帝国主义渗入中国即开始了，只是这种认识和描述仍然停留在感性。毛泽东指出，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清了帝国主义内部的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

　　义和团运动是近代中国一场以农民为主体力量的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之所以给义和团运动下这样的结论，正是学术界秉着无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理论这把标尺，给这场运动做的一个公正评价。须知，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年代，帝国主义理论还未形成，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何为帝国主义，因此当时的舆论界很少能够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像无产阶级那样客观公正的评价。

　　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反应虽然是感性的，却是发展的、加深的、强烈的。义和团运动作为一场在帝国主义直接刺激下爆发的国民运动，它使中国革命的反帝主题凸显，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大大加深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理解。

　　义和团运动对于加深人们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解，体现在义和团运动的全过程中，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高潮到八国联军出兵干涉再到《辛丑条约》体系的确立，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暴露无遗。但是，最能体现义和团运动与帝国主义概念关系的，在于对义和团运动起因的分析，因为无论是基督教造成的文化冲撞，抑或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导致的传统生存体系解体，都说明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了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民对帝国主义最直观的理解来源于洋教。义和团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灭洋排外，其具体形式就是反洋教，广大义和团民就是通过教会势力特别是天主教来认识资本主义殖民势力的。

　　从经济领域看，帝国主义造成了北方农民的赤贫。洋教势力本身也是实行经济侵略的主体，加重了教区人民的负担。

　　帝国主义的政治侵略对下层民众的影响也是强大的，如“领事裁判权”的规定，使中国人在涉外词讼中往往有冤难申，使外国人可以逍遥法外。近代的传教活动已经与明末的基督教不同，它本身就带有浓重的政治性，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

　　对义和团的评价，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义和团作为农民阶级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抗，它所采取的斗争方式和斗争对象，必然具有本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但应当肯定义和团反帝爱国的主流。马克思分析印度大起义时曾说，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1924年9月3日，陈独秀在《向导》周刊刊出《我们对于义和团两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憎恶义和团野蛮排外”是错误的观念，因为“义和团事件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悲壮的序幕”。

　　义和团运动无统一的组织，无一体的领导，更无明确的斗争纲领，广大团民自发自愿，正是对帝国主义侵略愤恨的发泄。反抗的暴力如此强大而自觉，更深层的原因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对各种力量的郁结。因此，反帝运动实际上是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形式。

　　英人赫德在《中国实测论》中说：“论中国之处分，则瓜分之事，实无可逃避。而无奈瓜分政策，又不可遽行于今日。盖中国数千年在沉睡中，今也大梦将觉，渐有‘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之思想。故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自今以往，此种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弥漫全国，他日必有义和团之子孙，辇格林之炮，肩毛瑟之枪，以行义和团未竞之志也。”这场运动让人们对民族国家的理解和向往更加强烈了。1955年12月，东德总理格罗提渥率团访华，将当年缴获的义和团旗交还总理，周恩来高度评价了义和团的历史功绩：“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在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农民既是维护传统文明的“惰性力量”，又是反抗帝国主义的主体力量。在近代化和反帝革命问题上，必须明确，反帝反封建是实现近代化的前提，近代化是民族主义发展的最终归宿。义和团运动对近代化进程的影响体现在清末新政上，也体现在辛亥革命上，甚至可以说，自义和团运动爆发后的中国近代化进程处处都体现着义和团运动影响的印记。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田海林 王振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义和团运动：颟顸愚昧清政府之镜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发展，其根本原因当然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加之西方传教士欺压民众，官府又畏惧洋人“袒教抑民”，遂激起民众反抗。

　　同时，义和团运动之发展，与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有直接、重要的关系。清政府对义和团由剿而抚，是义和团运动发展并走向高潮的直接、重要原因。而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和态度，又与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及后党集团与西方列强的矛盾有直接关系。

　　慈禧及后党集团控制的朝廷中，弥漫着仇视西方的气氛。清政府对义和团由以“剿”为主到以“抚”为主的主要原因，是控制清政府的后党集团“想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制止列强扶保光绪，让西太后继续垂帘执政，使溥儁早日即位，以保证他们更加飞黄腾达”。这一转折出现于1900年5—6月间。

　　义和团运动威胁着在华洋人的生命，同样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所以在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是有剿有抚、以剿为主。而西方列强则认为清政府对义和团镇压不力。

　　由于西方列强在戊戌政变中袒护维新派，之后又阻挠慈禧太后的废帝立储计划，引起慈禧及后党集团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和愤恨，此导致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政策由剿杀转向招抚和利用。清政府招抚和利用政策是义和团运动发展特别是进入北京达到高潮的重要条件。

　　纵观戊戌政变之后的慈禧及其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可以看出，慈禧及后党集团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朝廷的大权能否掌握其手中以及其政权能否得到西方列强的认可。慈禧及后党集团的政策均以此为出发点，对义和团是剿是抚，亦均以此为据。义和团成为慈禧及后党集团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可以利用的一张牌。

　　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初曾遭清政府镇压。而清政府当镇压政策未果且与列强矛盾加剧之时，出于一己之私转而利用义和团对抗西方列强，其愚昧且近乎疯狂的举动，招致中华民族一场空前的劫难。这一撼人心魄的悲剧，为后人留下了永久值得回味的教训。

　　义和团运动对辛亥革命的发生和进行有一定的影响。经过义和团运动及庚子之变，仁人志士更加看清了清王朝的颟顸愚昧、腐朽反动。吴玉章指出：“‘八国联军’的侵入北京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一切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感到非常耻辱和痛心。”孙中山指出：经庚子之变，“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由此，革命者推翻清廷，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紧迫感更加强烈，对推动清末革命运动的发展及辛亥革命爆发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武昌起义爆发前夕，刘复基、杨洪胜、彭楚藩三位革命党人不幸被捕，在回答清政府官员“为何要造反”的责问时，彭楚藩答称：“庚子之役，仇教仇洋，引起战祸，及至兵临城下，又将汉族良善臣民任意杀戮，甚至瓜分倡议，不惟无以挽救，犹谓将中国送与外人，不予家奴！”此番言辞表示了对清政府庚子年间之政策作为的强烈谴责，从中可以感觉到庚子之变给予革命党人思想上的深刻影响。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学智 迟维强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义和团研究中未为人知的一件怪事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壮的一幕。然而，清朝统治者惊魂稍定之后，并没有像他们在煌煌上谕中所许诺的那样，“将来事定后，再行加恩”。相反，慈禧一伙出尔反尔，恩将仇报，对参加义和团运动的民众，“痛加剿除”，“不留根株”。更出人们意料的是，慈禧和清王朝的高层人士，居然筹划着大规模地向侵略者授勋。这的的确确是一件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怪事。

　　日本先占户部银库

　　八国联军耀武扬威地开进北京城后，杀人放火，干出了最卑鄙的事情。在这场野蛮的趁火打劫的过程中，日本兵力占进攻北京的八国联军总兵力的很大比例，气盛势壮，穷凶极恶。

　　据史料记载，1900年8月14日，由山口素臣中将率领的日军第五师团从东直门、朝阳门一带攻入北京。他们不但疯狂屠杀义和团民众，而且还肆意抢掠，无论是王宫府第，还是百姓民宅，都不放过。数日后，各列强开始对京师划分区域，分地而治。日军因为入城较早，所占据的北城，地面广阔，宫殿星罗棋布。日军较早设立了所谓安民公所。日军警务长《安民告示》称：“东自东四牌楼以北，西自北堂后身，直至阜成门城根以北，为大日本帝国所管辖。尔等良民，务宜各安本业，不可惊惶……倘若无故惊惶，纷纷奔窜，恐反不能分别良莠，自取横祸也。如有不法匪徒，身藏兵器者，一经查出，即照军法惩治，勿谓言之不预也。”发布者署名柴，即柴五郎，是日本陆军最早的中国通。柴五郎长期住北京，对使馆的兵力指挥得当，事后得到了各国政府颁发的勋章。

　　列强入侵京师，毫无例外均是明火执仗，疯狂掠夺财富，但德国占领区情况最糟，“性情暴恶，专以杀人为能事”。相对来说，“日本最安谧”，显得比其他列强侵略者狡猾。史料记载“洋兵入城后，日本先占领户部银库，以库内尚存银三百万两之数。此次日本劫得公私两款，较他国为多焉”。

　　朴笛南姆威尔所写的《庚子使馆被围记》则称：“银子一物，在今日已成市间滞积之货，盖人人均有之。初以为日本人之纪律最佳者，亦踵为之。彼将户部所存之银，一取而空，其数在百万磅以上。彼矮小之人，最为灵巧，不过取其多者而已。”日本政府还在《辛丑条约》赔款中，获得了三千四百多万两白银。

　　清政府奖赏侵华日军将官

　　可是，清政府还是觉得对日本过意不去。因此，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未久，即着手考虑如何感谢日本侵略者。

　　当时出使日本大臣蔡钧，向日本外务省呈递照会，转达光绪皇帝的谕旨说：“上年拳匪变乱，禁门以内，日本兵官严饬弁兵，极力保护，洵属睦谊可风，深宫甚为感悦。著蔡钧转达日廷外部，传旨向日皇伸谢。”

　　庆亲王奕劻是这一事件的策划与执行者。早在清政府正式通知驻日使臣蔡钧之前，奕劻已经开始为奖励日本在北京的驻军做准备工作，曾经致函日本驻北京军队指挥官师团长山口素臣，向他索取“各将官职务资格，以便分别赏给”。奕劻的举动，使这位日本军队的头目也感到莫名其妙。故而山口素臣答复庆亲王只是“谦谢”，并没把奕劻所提之事真当一回事。直到驻日使臣蔡钧将清政府的煌煌上谕和奕劻的亲笔信函送交日本外务省之后，日本人才真的相信，清政府的的确确要奖赏义和团时期的侵华日军了。于是，日本外务省便通知陆军省，开列当时驻北京的将官之官衔与姓名，并且很快由军方开出了一份包括90名将官的名单。

　　日本军方所开列的受赏名单，于1902年3月15日由日本外务省送交公使蔡钧。紧接着，日本陆军大臣素内正毅于4月20日又附送了第二份名单，其中包括步兵曹长笠井常一等109人。日本政府又把这些名单寄给日本驻北京公使内田康哉，征求他的意见。内田认为军方开列的名单，以山口素臣为首的第五师团人数过多。这与义和团期间，攻占北京的日本军队比例不协调。因此，内田对由日本国内寄来的名单作出修改。经反复交涉，日本政府最后确定了一份199人的名单。

　　对一个入侵自己国家的军队将官如此大规模地予以奖励，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只要能保住皇位不动摇，他们当然要“量中华之物力，结舆国之欢心”，尤其要结日本之欢心。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孔祥吉 单位：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野中的义和团

　　义和团运动爆发之际，正值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步入帝国主义阶段和殖民主义横行、称霸全球之时。

　　列宁：“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1900年底，列宁在《火星报》创刊号上发表《对华战争》一文，写道：“这次遭到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和日本人等等疯狂镇压的暴动，究竟是什么引起的呢？主战派硬说，这是由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的文化和文明引起的’。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的是哪一种欧洲人呢？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憎恶的不是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憎恶的是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吹捧的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列宁强调：“目前在报刊上又大肆攻击中国人，叫嚣黄种人野蛮，仇视文明，俄国负有开导的使命，说什么俄国士兵去打仗是如何兴高采烈，如此等等。向政府和大财主摇尾乞怜的记者们，拼命在人民中间煽风点火，挑起对中国的仇恨。但是中国人民从来也没有压迫过俄国人民，中国人民同样也遭到俄国人民所遭到的苦难……遭受到侵入中华帝国的资本的压迫。”因此列宁号召：“一切觉悟的工人就有责任全力起来反对那些挑拨民族仇恨和使劳动人民的注意力离开其真正敌人的人们。”

　　德国《前进报》：“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

　　德国是侵华八国联军的急先锋。德皇威廉二世1900年7月在不来梅为德国侵华先遣部队送行时扬言，要对中国作“示儆的惩罚与报复”，“无需任何怜悯，决不留下任何俘虏”。但德国工人阶级却给予中国人民有力声援。1900年6月19日，即八国联军强占中国大沽炮台后的第三天，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题为“铁拳”的社论，指出：“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义和团运动发生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的后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指义和团)。”文章称颂道：“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此后，德国工人阶级的领袖李卜克内西、梅林、倍倍尔、蔡特金等，相继发表文章或演说，谴责列强对中国人民爱国运动的血腥镇压，号召支持和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1900年6月20日，梅林在《新时代》杂志发表《中国的骚乱》一文，写道：“据我们所知，中国人从来没有企图拿着武器去扼杀欧洲的‘文明和人道’，然而‘铁拳’政策到中国去干什么却是大有文章的，无论如何是跟欧洲的文明和人道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欧洲列强侵袭中国不是为了文化和文明，或者别的诸如此类的美好事物，而只是为了要瓜分介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地球上最后一块大的销售市场罢了。”

　　1900年9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美因茨召开代表大会。党主席保尔·辛格在会上作了《关于德国帝国主义对华政策的讲话》，指出：“德国的对华政策起源于‘世界政策’，它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获取一块德国领土，通过占领一个省在中国站稳脚跟。”这种侵华政策“是为满足军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沙文主义的领土欲望和资产阶级的资本利益服务的”。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世界政策的决议》，坚决反对“派军队去中国”，“要求全党广泛开展抗议活动，为反对反人民的对华政策而斗争”。在社会民主党号召和领导下，柏林、莱比锡、巴伐利亚、米格恩、黑尼欣、忒尔岑等地工人和群众举行了集会，积极响应。

　　让·饶勒斯：“现在他们觉醒了，他们要求自己的权利，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了。”

　　在法国，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哲学家让·饶勒斯，也极力反对列强对中国“实行武装入侵和瓜分的政策”。对于义和团运动，他认为这显示出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下的中国以及亚洲人民的“觉醒”，“现在他们觉醒了，他们要求自己的权利，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了。”他严厉斥责八国联军“为镇压一场民族运动的远征犯下的累累罪行”，并把此看做是法国和欧洲历史上“最可悲的一页”。

　　著名学者牟安世先生曾说：“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粉碎了他们瓜分中国的迷梦，使中国没有从半殖民地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直接统治的殖民地的地位。就整个世界史的角度来看，也正是在这个三次瓜分危机缓解的基础上，我们说义和团运动结束了自1871年开始的帝国主义列强‘殖民地扩张的黄金时代’和‘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掠夺领土的时代’。”这个论断代表了以往史学界对于义和团运动国际历史意义的主流看法。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宏生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德国新教传教士站在舆论浪尖上

　　19世纪末，在中国各地，以农民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人士广泛参与的反对外来侵略和基督教传教、捍卫国家主权和自身利益的武装斗争大规模兴起，最终酿成了一场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义和团起义。

　　起义爆发后，德国社会各界深感震惊，不少外交官、商人和新闻记者在隶属于自由派的报刊上发表文章，齐声讨伐基督教新教的中国传教活动，认为基督教传教，特别是新教传教对在中国发生的“可怕的灾难”负有“主要责任”。

　　德国媒体：传教士一露头民众反对就爆发

　　在柏林，《小报》1900年6月29日发表记者采访一位德国外交官的访谈。这位外交官把引发义和团起义的责任归咎于传教士，特别是新教传教士，声称他们的宗教狂热精神、不得体行为和对中国国情的无知触犯了那些对于中国人来说至为神圣的东西。几乎在每个地方，传教士一露头，民众的反对就马上爆发。政府则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下，不得不派兵惩罚所谓的闹事者，这一行动自然会进一步加剧人们的不满。另一份柏林报纸甚至说：传教士在沿海通商口岸城市过着舒适的日子，不懂中文，仅仅依靠被派遣到内地的翻译进行布道。先前的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则为《周报》撰文，列举了一系列引发中国人仇外情绪的因素，其中首先是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缠磨人行为，然后是个别铁路铺设给人力车夫、赶骡马和骆驼的人、拉船的人带来的一些直接损失。

　　在科伦，《科伦报》1900年7月7日发表题为“我们的中国志愿者”的文章，写道：“我们的传教士的热情对于血腥的起义负有很大一部分责任。”“如果中国人想要派遣人来让我们皈依孔夫子的学说的话，我们欧洲人又会做何感想。对于拥有历时数千年的宗教的中国来说，今天问题是同样的；他们在与曾经在1860年焚毁了颐和园的欧洲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也在许多其他事务方面，并没有看到什么好事。”

　　7月8日，《科伦报》又发表文章指出：“定居在丹吉尔的著名美国人约翰·佩蒂凯利斯向《帕尔马尔日报》报道了已被谋害的克林德先生有关传教士的下列评论：品行端正的土著居民或者属于较好阶级的人都很少与传教士交往。投靠外国人的尽是为社会所遗弃者或者罪犯，目的在于获得外国人的保护，而为此他有时要缴纳一点钱财。”

　　在汉堡，《汉堡新闻报》声称，“一旦所谓的义和团起义被镇压下去，列强的最主要义务就是遏制传教士。”后来它又要求“放弃对那些进入了中国内地的传教士的保护”。《汉堡新闻报》还不加任何评论地刊登了一位“年轻的汉堡商人”的报道，该商人在义和团起义爆发前不久到达天津，并“在那里的德国人俱乐部中寻欢作乐”，他说：“看到传教士遭到中国人的屠杀，人们甚至感到高兴。”还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在《汉堡新闻报》撰文说：“中国人是一个有着正统信仰的民族；每个月人们都用两整天的时间专门侍奉神祇，因此，即便是最轻微的干预其宗教的试图，都会激起他们的愤怒。”

　　在哈勒，也有一位定居香港多年的“德国大商人”在《哈勒报》发表文章指出：“通过埋设电报线或通过建造传教站或教堂，风水，即‘守护神’受到严重冒犯。”

　　归纳起来，对基督教新教中国传教的指责主要有以下几点：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不懂中国语言；他们怀有“宗教狂热”，恣意妄为，纠缠不休；他们伤害了中国人的最神圣情感，一旦中国人奋起反对基督教，他们便策动惩罚性讨伐；中国教徒都是无用的人。

　　德国新教传教士：西方外交官、商人应为义和团运动负责

　　对上述指控，德国新教传教士们坚决予以否定，同时把许多过错归于天主教。传教士叶道胜揭露：“罗马教会自从进入中国起就没有停止把传教和政治搅和在一起，并且由此制造了许多令人不愉快的血案。”新教传教士承认中国人的一些神圣情感经常受到外国人的伤害，但是指出伤害者不是传教士，而是欧洲文化的其他代表人物。外交官不是诚实、正直和人道的人，他们在中国人面前根本无视“男女授受不亲”的礼仪，在举办舞会和宴会时，女士粉妆登场，与男人坐在一起吃饭，手挽手，搭肩搂背地与男士跳舞。而不少西方商人则对中国人颐指气使，任意辱骂殴打。

　　德国新教传教士提出，欧洲列强的侵略政策、西方商人不讲道德的贸易行为，应该为义和团运动负责。卡尔·茅斯指出，中国人已经饱受欧洲人和美国人，也就是说“白种人的代表和属员”的欺辱。这一点必定会招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他说：“中国人即使不热爱现今的王朝，因为它属于‘野蛮人(夷族)’，但他们热爱他们的祖国，正如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热爱自己的祖国那样。”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立新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俄国社会舆论正面宣传义和团

　　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反对外来侵略的农民起义对俄罗斯社会政治生活而言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这次起义引起了中俄关系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冲突。当时社会各界在发表的各类文章中表现出了对这个事件的兴趣。

　　1900年俄罗斯报刊正面宣传中国人民

　　对现实的重新认识是在北京宣战的形势下形成的。俄罗斯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尤其是那些就在不久前证实了中俄必须紧密合作的社会学家们，猛烈批判了中国人民。军官们也在回忆录中给予中国人民否定的评价。但是，如果认真读这些句子，就会发现这些评价针对的不是义和团起义军，也不是普通的参与起义的人们，而是官僚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们。俄罗斯一些1900年以及其他年份的出版物冷嘲热讽地描写了中国人和中国的社会活动。是的，俄罗斯作家们经常在批判中国人的同时，也嘲笑俄罗斯人的缺点和不足。需要指出的是，在关于义和团起义的出版物中，甚至在讲到俄罗斯士兵的牺牲时，都没有表现出对起义的中国人民的憎恨。

　　俄罗斯报纸杂志的内容证明了，在俄罗斯社会不存在对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民的敌对情绪。即使是在俄罗斯军队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在欧洲君主们宣战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官方报纸还刊登了中国童话和有关中国艺术的文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甚至在描写最勇敢的、在反俄罗斯战斗中前仆后继的中国将领们时，也表达出对他们的喜爱：“……高个子，体态匀称的黑发男子……以宽阔的脸盘、自由的充满自信的姿态给所有参战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高个子……聪明的精力充沛的脸”，等等。总之，在1900年的夏天，俄罗斯的报刊很明显地正面宣传了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在某些方面对俄罗斯人来说是个独特的榜样：“中国人是个清醒冷静的民族。在大街上从不会遇到喝醉酒的中国人。几乎看不到人打架，几乎听不到喧闹声和骂人的话。他们极其热爱劳动……中国人民很通情达理、精明强干……”

　　俄罗斯人经常比较义和团起义与俄罗斯民族运动

　　俄罗斯人经常在自己的出版物中试图比较义和团起义与俄罗斯著名的广为流传的民族运动。在彼得堡出版了左派自由主义政治和文学日刊《北方信使》、《拳击手中出民粹主义者》。俄罗斯作家称起义的中国人民为爱国主义者，并将其与哥萨克、17—18世纪反抗波兰地主的乌克兰起义者、17—19世纪反抗土耳其统治的南部斯拉夫的起义者相提并论。

　　从总体来看，俄罗斯社会对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很感兴趣。大部分的俄罗斯居民，尤其是西伯利亚人，对俄罗斯参与中国战争给予否定评价。甚至在1900年7月的报纸上可以看到这么一段话：“俄罗斯出版界完全一致地表明我们不愿意与中国作战，因为与中国作战不可能有任何的积极意义，也反映不出俄罗斯民族之前一贯特有的聪明伶俐。”

　　义和团起义是个涉及范围广泛的事件。所有主要的政治家、社会学家和俄罗斯革命运动领导人们都对其作出了一定反应。弗拉基米尔· 列宁和以后的安东·杰尼金将军都批判了俄罗斯的政治。

　　在结尾可以引用一下参与了1900年远东事件的德米特里·扬契维茨基的观点。汉学家记者明确地阐明了俄罗斯社会对义和团起义的态度以及对俄罗斯参与其中的看法：“虽然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有悠久的友谊，但却是俄罗斯的榴弹在1900年首先炸开了北方之都的大门。我们希望，这些榴弹已成为过去并且以后不会再有……1812年俄罗斯人离开并烧毁了莫斯科，但是没有向拿破仑低头屈服。1900年中国人也做了同样的事。”我们认为，将义和团起义与把俄罗斯从1812年拿破仑入侵中拯救出来的俄罗斯爱国者们相提并论，体现了俄罗斯普通人民和1900年反抗外来侵略的中国人民先进文化修养的一致性。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俄］В.Г。达齐申 单位：俄罗斯国立克拉斯诺达尔大学)

 

　　义和团研究面临重要变化——访中国义和团研究会顾问、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

　　在义和团运动11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专程赶赴山东济南，就义和团运动的性质等具有根本性的问题采访了义和团运动研究资深专家，山东大学终身教授路遥先生。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义和团运动110周年之际，我们发现社会上批评义和团运动的人似乎越来越多，您作为资深的义和团研究专家，怎样评价这场运动？对义和团为反帝爱国运动，您还完全赞同吗？

　　路遥：对义和团的批评，从义和团运动爆发之日起，就已甚嚣尘上。其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敌对立场之歪曲宣传，二是义和团本身之浓厚神秘性，人们对其组织与活动感到扑朔迷离，难于捉摸。现在年轻人距义和团运动的时代与社会越来越远，又由于我国现代化在当代的急剧发展，对原所留下的关于义和团负面记载有更多关注，亦为势之所必然。中国近百年史作为一门学科来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才正式兴起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次重要的反帝爱国斗争事件，这一观点至今仍为我国史学界所认同。当然也有一些海外学者表示过质疑，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2000年在山东大学召开义和团国际研讨会之际，日本爱知大学马场毅教授曾以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创办的《中国21(世纪)》名义特邀美国的柯文、周锡瑞(未出席中国会议)、日本的佐藤公彦和中国的我，以义和团“爱国与排外”为题进行了一次比较深入的座谈讨论。

　　柯文直截了当对义和团“反帝爱国”表示异议。他承认帝国主义于中国是存在的，但义和团本身并没有“帝国主义”的概念，又谈何反帝爱国运动？而佐藤公彦则举了不少实例，说明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影响，表现为对天主教在山东、直隶传教的支持，将民教矛盾扩展成为外交问题。他认为如无帝国主义干预和压力，也许义和团运动就兴不起来；不过他在义和团爱国性质上有所质疑，以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现“国民国家”为例说明义和团不具有国民国家概念，又怎么能谈上“爱国”性质。

　　而我，当然是认定义和团既反帝又爱国。对帝国主义势力之压迫，我更多举天主教在山东、直隶传教为例，将民教矛盾上升为外交问题，进而实行干预破坏中国司法主权。至于爱国应有传统与新兴的两种爱国观并存，中国不同于日本，它早在秦汉时代就已把“皇权”与“政权”结合在一起，而有了“国家”概念。义和团所提出的“扶清灭洋”口号，它对待清朝不是以臣民身份出现；“扶清”，对于“清”是“既能扶之，则又能倾之”，但亦隐示有清朝代表国家之象征。“扶清”又与“灭洋”连在一起，这就比已往有所提高。“灭洋”已不限于过去之“毁教”或“灭夷”。

　　其实“爱国”与“帝国主义”之词汇在当时报刊上也已出现。如“爱国”，在1897年的上海报刊上就已有“爱国说”；而“帝国主义”之译词也已于1901年《清议报》上出现。这些信息很快就传播于各地。康有为的“保国”，岂不是也把他所要保的国与光绪帝朝廷连在一起？这里我还得插上一个笑话，即上述2000年的座谈讨论会，因系临时召集，大家都没准备书面稿，全系口述，后来日本爱知大学据录音整理刊在日文《中国21(世纪)》第13卷上。

　　由于我的福建口音太浓，日方整理我的发言稿时将“扶清”讹音为“父亲”，这样就把我口述的“他们扶的‘清’亦有代表国家”之意讹为“他们的父亲就是国家”。在有影响的日本刊物上出现如此错误，实属罕见，幸亏有佐藤公彦教授帮忙列一细表指出有20处之错讹，最后还只是极不显明地刊在《中国21(世纪)》第17卷212页上，才稳定了我忐忑不安的心情。上述对义和团“排外”、“爱国”和“反帝”的不同看法，至今仍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不妨重述以飨读者。

　　《中国社会科学报》：现在有人说义和团是邪教，您作为义和团研究会的顾问，怎么看？

　　路遥：在我国，“邪教”一词更多的是就政治而言。义和团为“邪教”之说，是从义和拳诞生之日起就被清封建统治政权不断宣传的。1899年直隶吴桥县令劳乃宣就写成《义和拳教门源流考》传播于官僚界中，他指出义和拳是白莲教之支派，“其为邪教，形迹显然”。其实义和团运动自始至终都是民间组织占主导地位，先是梅花拳、大刀会以及红拳、神拳等，它们都属于拳会，其初均为“保卫身家”以剿捕土匪为主。梅花拳是具有传承体系的组织，现已成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他刀会、拳会虽与民间教门有所联系，但均系松散的习武组织。义和团运动发展至高潮阶段后，才出现有属于八卦教系统之乾、坎字团等组织，有清一代封建统治均以“邪教”目之。

　　对于这些教门、拳会组织应如何看待，不是几句话就可解释清楚的，我想在这里引用1910年资产阶级革命党光复会首领之一陶成章所写《教会源流考》一文可作参考。他指出在晚清中国的民间社会组织可分为三大地区：黄河以北是白莲之教盛行，长江以南是洪门之会普遍，唯长江以北之地接近黄河流域兼有南北风气，乃“教与会因并著”。革命党人是从如何运用民间社会组织力量以反清之视角来谈这个问题，陶成章指出“现今之革命党，交接洪门者多，而交接教徒者少，虽然教门、洪家再合之期，必不远矣”。

　　但在教门盛行的北方缺乏这样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所以义和团虽竖起“扶清灭洋”旗帜，把矛头指向外来侵略者，而最后仍不免遭到中外分别镇压的结局。明清两代称教门为“邪教”，是基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之需求；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史学界，曾又一度以其为“农民起义”而高度赞扬之。我认为这两种观点：前者不正确，后者有拔高的偏向。“邪教”是一动态的政治词语，清廷封建统治目之为“邪教”，当教门、拳会将斗争锋芒转向“灭洋”时又称之为“义民”；而西方侵略者则一概斥之为“拳匪”，都是基于不同政治立场需求所导致。

　　在嘉庆年间，曾接连爆发五省白莲教起义和直豫鲁天理教起义，事后最高统治者有所省悟而在对策上采取了“教”、“会”之与“匪”有所区别的规定。后来两江总督曾国藩，继之是刘坤一以及义和团运动初发时期的清廷，对教门、拳会之对策均示以“不论其教不教、会不会，只问其为匪与否”，但实际推行时却又悖离了这一政策。你问我如何看待所谓“邪教”问题，我认为应依据不同历史条件予以动态考察。义和团当然不是邪教，虽然它与清廷顽固派有过联合，曾受庄王府管辖；但义和团不是以臣民态度出现，义和团说：“王所遵者皇上，吾所遵者玉皇”，充满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激烈斗争。义和团所以会提出“扶清灭洋”口号，正是由于民族危机占主导地位所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当前的义和团研究有哪些不足？

　　路遥：2004年台湾和香港两地都分别举行了“义和团与基督宗教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台湾的会上，台湾教区主教团总主教批评我主编多达100多万字义和团调查资料的书，为什么不到传教士和教民中去调查？我对义和团的调查开始于1960年，那时国内不存在有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我们对教民的调查还是认真笔录的，但我很不满意，因为在调查过程中发现当时农村入教者多系贫苦农民阶层，问他们为什么要入教，众口一词地回答：“你问我为什么入教？一句话就是为了铜钱两吊。”再问其他，则无答复。这样的答问，我觉得没有必要条条刊载出来。

　　但主教的批评也进一步提醒了我，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亦应移向对入华教会的详细考察。我想这应该算是义和团研究中急待补救的一个严重不足之处。我们缺少教会内部记录材料，这方面的文献都藏于所在国。2000年10月1日梵蒂冈教廷在罗马举行了一次千年封圣盛典，其矛头亦指向义和团，我觉得这是义和团研究中的大事，将是今后重点探讨的另一重要问题。

　　另一不足是，我国近代史学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曾集中力量开展义和团运动初期阶段的研究。从1960年山东大学发动义和团田野调查起至1978年美国周锡瑞教授访问山大研究义和团之际，大家多集中在对义和团运动起源的探索。第一任中国义和团研究会会长是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丁名楠研究员，曾向山东大学历史系老师们提出要打一场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的攻坚战，美国周锡瑞教授来山大访问后也提出类似建议。

　　对义和团运动起源的探索，当然不限于其组织源流、思想口号，还有其爆发时空与国内外诸关系，内容极为复杂，历届讨论会都少不了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近几年来，国内外出版了好几本有分量的义和团研究专著，在此不一一列举。我要指出的是有一本由相蓝欣著的《义和团战争的起源：跨国研究》，曾呼吁研究者要把义和团研究的重点移向“义和团战争”阶段，该书也为此作出显著的成绩。我十分赞同他的观点。我回顾一下近10年海外曾举行过好几次义和团国际研讨会：如2001年6月我出席了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行的“义和团、中国与世界”，2004年6月台湾与香港分别举行了“义和团运动与中国基督教”以及2009年7月德国举办的“义和团战争及其传媒”等4次国际研讨会。我认为其所定的主题都是今后急需探索的，有待中国学者共同努力。

　　再一个不足就是如何运用历史社会学或称为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以对义和团进行创新性的研究。义和团运动在其全过程中，出现了十分复杂的民间社会组织，有派别的政治群体彼此相互交错，南北政权走向极为不同，再加上许多侵华的国家与入华的各天主教修会头绪繁多。许多个案都没有理清，是是非非，有的则“说不清、理还乱”，以往的研究都把它简单化了。义和团运动从其形态表现看应是多元的，如何分析这极为复杂的现象，我认为运用历史社会学研究方法，会有助于理清许多疑难问题。

　　此外，对中国学者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难点，即研究者对外国语言的掌握太欠缺了。即使能掌握一两门，也很难对这场战争作出全面分析。相蓝欣在其所著书中很有感慨地指出，他以为自己已有多门语言能力，但亦感到仅凭个人力量仍是无法完成《义和团全史》的撰述。因为许多国家都卷入这一事件，这是任何一次重要历史事件所未有的。(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童力 李潇潇)

　　材料：狄德满义和团研究的亮点

　　狄德满教授的新作《华北的暴力和恐慌：义和团运动前夕的基督宗教传播与社会冲突》是在其1991年递交给英国伦敦大学的博士论文《1868—1900年间的华北乡村动乱：以鲁南地区为考察中心》(Rural Unrest in North China 1868—1900: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for South Shandong)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著的中译工作正在进行中。

　　这部书最让中国学者感兴趣的材料是档案。首先是美、英、德、法等国家档案馆所藏的相关档案，如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的1863—1906年间美国驻烟台领事报告，英国外交部档案馆所藏的领事和大使档案之与中国的通讯。其次是基督教会和天主教会所藏的档案，如美国北长老会海外布道部档案之中国部分，伦敦会所藏档案的国外来函之华北部分，宣道联合会图书馆所藏的《华北传教组织信函选刊》。再次是中文的档案文献，如吕实强等人编写的《教务教案档》等。

　　第二种为传教士当时的记录。第一部分是传教士的传记，如克劳斯(Kraus)所著《佛尔白传》(P. Anton Volpert)、艾赉沃(Léopold Gain)所著《回忆录》(Souvenirs)、里希特霍芬(Richthofen)所著《中国日志》等。第二部分是传教士当时的游记或著述，如阿姆斯特朗的《乘苫子前往儒家圣地的旅行》(In a Mule Litter to the Tomb of Confucius)、安治泰(John Baptist Anzer)的《从山东到苏北的冬日旅行》、法思远(Forsyth)的《中国的圣省山东》、里希特霍芬的《山东及其门户胶州》等。

　　第三种为报刊杂志。这既包括当时国内外发行的通俗性报刊，也涉及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某些专业性期刊。前者诸如《京报》、《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京津泰晤士报》、《德文新报》、《青岛新报》、《孖剌报》、《华人时报》；后者主要是《天主教传教区》、《天主教传教事业》(Katholische Missionen)、《天主教传教区周刊》、《上帝之城》(Stadt Gottes)、《传教阵地》(Mission Field)、《第五系列研究》等。

　　第四种为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差会(或修会)和传教士与母会(或教廷)之间的往来信函或信函汇编。如《泽西信函》、《通信年鉴》、《耶稣使者报》等。

　　全书的研究时间上迄1868年捻军起义失败后，下至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它尝试在历史学的框架下引入集体行动理论。美国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欧洲的抗争与民主(1650—2000)》和《革命与集体暴力》(Revolution and Collective Violence)等著作中把历史上的集体行动划分为三种类型，即“竞争性”、“反应性”与“主动性”。狄氏在此理论基础上借鉴了安东·布洛克(A. Blok)著《一个西西里村庄的黑手党》(The Mafia of a Sicilian Village)一书，尝试性地把山东地区所出现的集体行动归属于查尔斯·蒂利的集体行动模式中的第一种和第二种模式即“竞争性”和“反应性”。已经有部分学者在吸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安德鲁·华尔德(Andrew G. Walder)等人的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近现代史出现的集体行动作了尝试性解读，如美国学者裴宜理著《上海罢工——上海工人政治研究》、美籍华人学者王冠华著《寻找正义：1905—1906抵制美货活动》、美国学者霍宁著《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日本学者菊池贵晴著《中国第三势力史论》等。狄氏似乎想表达的是山东地区素有集体行动的传统，这个内因正是义和团运动爆发的主因，而西方殖民主义的入侵和基督宗教的传播这个外因所充当的只是催化剂或者是导火索的作用。这种论述基调的成立与否还值得进一步考察。

　　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专家程歗教授认为中国学界在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上“已经相当深入地考察了以特定区域为依托的各种民间组织，是怎样从历史的深处‘走’出来的；现在，我们则可以进一步讨论这些组织是怎样在变化了的区域格局中‘动’起来的。换言之，需要在‘区域’和‘组织’之间寻找新的可以涵盖和沟通两者的研究角度”。狄德满教授在研究思路上无疑迎合了这个要求。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崔华杰系上海大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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