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磊我是歌手排名:暴君之最：北齐皇帝高洋的杀戮癖好

　　如果说对小部族的作战还只是以教训为主要目的的话，那么高洋对新兴的突厥的战争，其意义则在于扬威与称霸漠北了。

　　突厥的兴起是公元六世纪中叶在中国文化圈内与侯景之乱并列的重要历史事件。突厥起初是西北的游牧民族，但他们并不完全靠游牧为生，而是怀揣一项“独门绝技”——锻铁业十分发达。凭着这门绝技，突厥人逐渐成为给柔然贵族打造兵器的附属部落。随着突厥铁器在西域地区的畅销，突厥部落日益强盛，天保三年(公元552年)，突厥酋长阿史那土门向柔然求婚被拒，便突然对柔然翻脸，发兵大破柔然，曾经不可一世的阿那瑰可汗自杀，柔然部落分裂，分别逃入北齐和西魏。土门自称伊利可汗，于天保四年挟取胜的余威南下，进入北齐境内。

　　在突厥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高洋毫不示弱，亲自到晋阳整顿军马，然后北击突厥骑兵。气焰极盛的伊利可汗被打得找不着北，赶紧请降，答应每年向北齐遣使朝贡。

　　完成了新时代的“北击匈奴”伟业，高洋为避免长期对北方的消耗与用兵，先后四次在北魏长城的基础上修筑长城，这又是一项远追秦始皇的“丰功伟绩”。值得一提的是，在天保八年(公元557年)第四次修筑的长城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座内长城(“重城”)，西起库洛拔(今山西朔县与偏关之间)，东至坞纥戍(今山西灵邱一带)，绵延四百多里，这段别出心裁的长城也是明代内长城的基础。

　　到此为止，高洋已经具备被后世评为杰出帝王的资格了。他显然还想再接再厉，入围中国十大帝王之列。在确保北线、西线无战事的情况下，他派兵南下，试图向分崩离析的南朝发动致命的一击。

　　但是这一回高洋却打错了算盘，死中求生的南朝将士在陈霸先的率领下同仇敌忾，发起绝地反击，不客气地把这位公子哥教训了一顿(参见《侯景之乱》)。

　　高洋的心理就好似一条正弦曲线，从最压抑点达到了最兴奋点，然后又从最兴奋点瞬间落回了最郁闷点。

　　这种波动对于承受能力稍差的人，都会产生某种心理阴影，何况是对于高洋这样性格的人。高洋从小长得不漂亮，受尽了歧视，智商很高却性格内向、心理阴暗，而从“高欢试子”的故事里，我们还可以隐约看出他在性格上具有急躁和暴力的倾向。

　　十年蛰伏陋室，一朝大权独揽，原本他可以自由发挥才干，一扫昔日的阴霾，由一名抑郁儿童，转变为“阳光男孩”。可是当统一天下的梦想被残酷的现实砸得粉碎的时候(南面无法渡江，西方也与北周形同拉锯)，他丧失了生活的目标，绝望了。

　　一个有心理障碍的人，突然陷入绝望，常会做出极端甚至疯狂的事情；如果这个人是可以任意妄为而不必因此承担任何责任的皇帝，那么，不幸的就不只是他本人了。

　　高洋最初的疯狂还算“正常”，一般也就是疯疯癫癫而已。这个他拿手，早年在高澄底下就干过，现在不过是角色换成了皇帝。他日夜不停地跳舞唱歌(很有点现代卡拉OK爱好者的特征)，沉湎酒色。有时学女人涂脂抹粉，披锦戴彩(大约是北齐皇帝版的变装了)，有时又披头散发，一身胡服，腰挎刀弓，上街乱逛。

　　比较夸张的是超限级体育运动——裸奔。在这方面，高洋很能“吃苦耐劳”，无论冬夏，时常赤身裸体在大街上狂奔，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身边的护卫随从倒被他折腾得疲惫不堪。

　　高洋还很热爱大自然，尤其亲近各种野生动物。他经常骑着鹿、白象、骆驼、牛、驴等动物外出，到各地赏玩风景，找不到动物的时候，也让亲信刘桃枝、崔季舒等人代劳，背着他四处*，兴致极高。高洋的这些表现，很像是现代某些人所从事的另类“行为艺术”，只是他的“觉悟”要早一千五百年。

　　高洋的行为很快有所升级。他常常事先招呼也不打，不分早晚地出现在某个大臣权贵家中，堂堂皇帝像个鬼影子似地乱晃。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发现了某个女子，*又正好发作，高洋就会立即推广他的“另类艺术”，强行与对方亲密接触，根本不管对方是贵妇还是奴婢，也不管是黄花闺女还是五旬老妇，即便高家的姐妹也不放过。

　　有一次他走在街上，见到一名妇人。因为当时荷尔蒙浓度较低，他并没有上前强暴，而是向她请教：“当今天子怎么样啊？”妇人早就听说了高洋的“奇闻逸事”，直爽地答道：“疯疯癫癫的，算什么天子？”说得高洋火大，当即就把妇人给剁了。

　　或许意识到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普及他的“行为艺术”，高洋从民间招集了许多烟花女子，把她们脱了衣服，交给侍从官员玩弄，自己没事就坐在一旁观赏。心情好的时候，他还会用带刺的荆棘编成木马，命令裸身的女子骑在上面，牵来引去，把她们扎得一个个鲜血直流，以此取乐。

　　高洋还喜欢搞死刑模式多样化。处死的人大多不是一刀杀害，而是将其肢解；此外，也经常采取火烧、投河的方式，怎么残忍怎么来。

　　高洋嗜酒，一旦醉了更是六亲不认。母亲娄太后见到醉醺醺的高洋，举杖打道：“如此的老爹怎么生出如此的儿子来！”高洋抬腿就跑，口中还喊：“回头就把这老太婆嫁给胡人！”太后大怒，不搭理他。高洋求了一会儿不行，就把太后的坐榻给掀翻了。太后倒在地上，伤还不轻。高洋酒醒之后，后悔得不行，点了篝火要*，被太后拉住。他命平秦王高归彦拿着竹杖抽打自己，不出血就要将高归彦斩首。太后听说后，又上前劝阻。高洋不依，最后娄太后无奈，亲自持杖将高洋痛打五十下，才算了事。

　　高洋决心痛改前非——戒酒。可没过十天就恢复原样，酒量反而更大了。他乘醉跑到皇后李祖娥的娘家闹事，把丈母娘的腮帮子射穿，一边用马鞭打，一边骂：“老子喝醉了酒连亲娘都不认，更别提你这老太婆了！”搞得一家上下对他都是敬而远之。

　　高洋令人发指的行径还有很多，倘若一一罗列出来，恐怕本书就成了“很黄很暴力”的典范了。话说回来，正史上记录的高洋的劣迹，未必完全属实，至少夹杂着谣言的成分和敌对政权的抹黑。以上事例的危险性尚处于“君失其德”的级别，实际影响力并不突出，而高洋的另一系列举动，其破坏力就要大得多。

　　高洋在杀戮大臣上的心狠手辣与肆无忌惮，令他的父兄都无法企及。

　　高洋从未做过一天的世子，因此高欢和高澄在位时，东魏的勋贵没一个看得起他的，特别是“四贵”。高洋即位时，孙腾已死，司马子如不久也去世了，高隆之和高岳多活了几岁，就先后遭了殃。

　　最倒霉的是平原王高隆之，他没犯什么大错，唯一的失误就是对高洋能力估计不足，在高洋受禅的问题上倚老卖老(他与高欢有兄弟之谊)，采取了反对的态度，高洋视他为眼中钉。他跟东魏的宗室元昶喝酒，酣畅之时说了一句：“我与王爷交往，这辈子都不会辜负你！”有人把他的话密报给高洋，高洋便老账新账一起算，命令手下壮士把他抓来一顿痛打。老头六十出头了，哪里禁得起这么打，打完还没回到家，就死在路上了。过了几年，高洋想起高隆之，还觉得不爽，又将他的儿孙统统处死，弃尸漳水；还派人挖了高隆之的坟墓，锉骨扬灰，才算解恨。

　　清河王高岳是高欢的堂弟，战功卓著，也是一向鄙视高洋的主。高岳比高隆之聪明一些，懂得要依附得了势的高洋。他倒也有办法，高洋宠幸的平秦王高归彦是高欢族叔高徽的私生子，自小父母双亡，高欢把他交给高岳抚养成人。高岳以为凭着高归彦这层关系，自己便可以高枕无忧。可是他当初对待高归彦并不好，高归彦怀恨在心，时常在高洋耳边说他的坏话，时日长了，高洋也有了杀掉高岳的心思。

　　高洋对待同族权贵都如此狠毒，对待其他的大臣，那更是不在话下。杜弼就是其中一例。

　　杜弼以前很受高欢器重，在汉人大臣中的威望很高，因此话语权也大。高洋受禅的时候，他是阻止了的(参见《侯景之乱》)。高洋称帝后，杜弼也不收敛，以直谏出名。有一回高洋向大臣咨询治国策略，问杜弼：“治理国家要用什么样的人呢？”杜弼不假思索地回答：“鲜卑人驾车骑马不错，但是治国还得用中原的汉人。”

　　杜弼实在托大，这样的话语简直是在公然歧视鲜卑人，即便高洋放过他，下面的鲜卑贵族也不会对他善罢甘休。高洋当时没有发作，后来喝醉了酒，就随便罗织了一堆罪名，派人到杜弼就职的胶州把他斩首。

　　杜弼被杀，也与高德政老在高洋身边揭他的短有关系。高德政是高洋的近臣，一向很受宠信，却也逃脱不了与杜弼相同的命运。高德政被杀的主因跟杜弼一样，都是因为进谏。

　　高德政仗着跟高洋的关系不错，曾再三向他劝谏，高洋因此对高德政感到反感，跟左右说：“高德政这个人总是一副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样子。”

　　高德政听说后，便称病不出，躲到佛寺里修身养性。一向妒忌高德政的杨愔乘机进言，说：“高德政是装病，陛下如若不信，现在给他个冀州刺史做，他的病就全好了。”高洋于是下诏授职，高德政果然接了诏书就准备动身。

　　高洋气坏了，他把高德政召来，说：“听说你病了，我给你针灸治疗。”说着拔刀便刺，又命武士砍掉他的脚趾，最后还是处死了他。从此，高洋朝中更无大臣敢于直言进谏了。

　　天保十年(公元559年)，天上出现了日食。古人迷信，认为天象与人事是紧密联系的，君主遇到天象的变化，通常要做的是检讨自身，除旧布新，喜欢做秀的还会下个罪己诏什么的。

　　高洋不然，他没有检讨自己，而是借此话题问东魏的宗室彭城公元韶：“为什么汉光武帝能够中兴天下呢？”

　　元韶也不知是智商不够，还是一时脑袋发晕，给出了一个致命的答案。他说：“那是因为王莽没有把刘氏宗族斩尽杀绝。”

　　高洋“哦”了一声，当即翻脸，颁布诏书，把包括元韶在内的东魏宗室近亲四十四家全部下狱。元韶后悔莫及，在狱中绝食而死。凡是王室贵胄的元氏族裔，不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连婴儿也未能幸免。接下来，高洋又准备对东魏的远亲宗室下手。

　　北齐境内姓元的宗族都害怕了，大家商量怎么保命。有个名叫元景安的小县令说：“眼下的唯一办法，是请求皇帝准许我们脱离元氏，改姓高氏。”

　　元景安的堂兄元景皓坚决反对，他说：“怎么可以抛弃祖宗的姓氏，改用他人的姓氏呢？堂堂大丈夫，宁可玉碎，也不能瓦全！”元景安为了保全性命，悄悄把元景皓的话向高洋做了报告。高洋诛杀了元景皓，元景安则因告密有功，被高洋赐高姓，不仅没死，还升了官。(中华民族的宗族观念，自古根深蒂固，这也形成了我们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姓氏文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句成语，就出自元景皓的故事，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高洋统治的末年，杀人的疯狂已达到了极致。假若我们将这种疯狂的行为完全“归功于”高洋的心理变态(诚然，高洋特殊的性格与心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大错特错了。

　　北齐是在东魏基础上建立的国家。高欢凭着个人能力与威望建立东魏，依靠的是以怀朔镇为主的六镇鲜卑军人，而在东魏—北齐所处的关东地区，山东豪强(即“赵魏豪强”)才是真正的“地头蛇”。根据北齐时期的《关东风俗传》记载，当时的关东门阀很嚣张，所谓“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他们虽然暂时屈从于鲜卑人的强大武力，却是同床异梦，对政权稳定构成了很大威胁。

　　国内存在不同族群的情况，西魏—北周也有，就掌握军权与政权的六镇勋贵看，周、齐的条件差不多，武川军人的建国之路并不见得比怀朔军人要顺利。但是北周占的地盘好，关中地区向来胡汉混杂(崔浩时代就很明显了)，鲜卑、汉人之外，还有氐、羌、月氏等多个族群，各族融合由来已久。当地汉人不论士庶，并不很强调自己的族群本位主义，只要利益共享，他们就乐于与“外来户”积极建立新的共同体。

　　条件不同，结果也就迥异：西魏—北周统治者能够轻而易举地扎根关中，并建立起强大的关陇集团；东魏—北齐则从高欢起历经三代，到高洋末期仍然不能解决鲜卑军人与汉人豪强之间的严重矛盾。

　　三代之中，高欢的手段相对高明，他试图建立一套捆绑式的政治结构。首先，他借助自己的地缘背景，捆绑了六镇余部；其次，他利用自己渤海蓨人的血缘背景，捆绑了关东门阀；最后，高欢利用自己的军事优势，捆绑了东魏王室。三种政治基础捆绑而成，却很不稳定，就像一对拉郎配式的夫妻一样，即便入了洞房，也没有情感上的交流与认可，完全是霸王硬上弓。

　　而高洋所面临的困难就更大了，他是高欢诸子中最不受宠、最不被看好的，连亲生母亲娄太后也不喜欢他。他的即位对于鲜卑集团来说只是在别无合适选择的情况下的被动认可。

　　高洋争取不到鲜卑人的政治支持，就得求助于汉人的帮助，杨愔、魏收等汉臣于是受到了重用。尽管如此，汉族世家门阀还是把他看做鲜卑军人的首领，对他没有认同感，他们之所以依附于高洋，是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好同鲜卑人的势力对抗下去。

　　如此一来，高洋的种种举措，不就容易理解了吗？他以维护六镇鲜卑勋贵权益为由，打击关东的汉族门阀；又转过来*六镇军人的势力，并支持汉人主导规模不大的改革(例如制定《齐律》)，从而安抚汉族门阀；此外，他又消灭元氏为代表的旧鲜卑门阀，以防止未来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