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玛丽·施瓦岑巴赫：茫茫天涯路

她是云游四方的作家和摄影记者，用笔和相机记录下从阿富汗到美国南部的众生百态，她成为了这个充满挑战的领域内的传奇先驱，她的小说则让人读出情感折磨和内心孤独的况味。

在她的许多摄影中，人物都如同从脚下的大地生长出来一般，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屹立于镜头之前。然而，她却仿佛触不到任何一寸坚实的土地，一生都在饥渴中转徙和游走。诺大的世界，她永远只是过客。

编译：karen

她是云游四方的作家和摄影记者，用笔和相机记录下从阿富汗到美国南部的众生百态，她成为了这个充满挑战的领域内的传奇先驱，她的小说则让人读出情感折磨和内心孤独的况味。

1908年5月23日，安妮玛丽·施瓦岑巴赫（Annemarie Schwarzenbach，1908-1942）出生在瑞士苏黎世附近的一户殷实之家。其父是家财万贯的纺织品制造商，其母是德国首相俾斯麦的孙女。

施瓦岑巴赫少女时代，她的母亲曾与歌剧女演员艾米·克鲁格（Emmy Krüger）有过多年婚外情，这让懵懂中的安妮玛丽渐渐厘清了自己对女子的冲动。对施瓦岑巴赫少时的男孩打扮及举止，家人均以默许。求学期间的照片上，安妮玛丽俨然一位帅气小生，也正是这种气质，终生为她捕获着仰慕者的痴狂。

施瓦岑巴赫于1927年入苏黎世大学，专业是历史和文学，她的小说创作也肇始于此。

三年之后，施瓦岑巴赫与艾丽卡·曼以及克劳斯·曼（Erika and Klaus Mann）相识。作为著有经典同性恋小说《魂断威尼斯》的作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儿女，艾丽卡和克劳斯也继承了父亲的天分。施瓦岑巴赫与此二人遍游欧洲，尤其在柏林的艺术圈子和同志酒吧流连。其时，她开始吸食吗啡，此后毒瘾和周而复始的戒毒尝试笼罩了她的一生。

1933年，施瓦岑巴赫与摄影家玛莲·布瑞斯劳（Marianne Breslauer）同行前往西班牙，此行是日后为她提供创作素材的诸多游历之一。布瑞斯劳曾形容说施氏是“奇异的阴阳合体”，而在布氏拍摄的多张肖像里，施瓦岑巴赫每每都是一幅深沉忧郁而雌雄莫辨的面孔。

纳粹的掌权终结了柏林的文化盛世，艾丽卡和克劳斯兄妹俩流亡瑞士，却发现法西斯的触角也伸向了往日的祥和之地。眼见施瓦岑巴赫的父母支持纳粹，大发不义之财，而施瓦岑巴赫却无动于衷，忍无可忍的艾丽卡决定与之分手。不过施瓦岑巴赫与曼氏兄妹的情谊并未了结，1934年，她和克劳斯一同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作家大会。

此时的施瓦岑巴赫和父母发生了冲突，她企图自杀，未遂后即离家远赴波斯（今伊朗）。1935年，她在伊朗和法国外交官克劳德·克拉克（Claude Clarac）结婚，这桩实用的婚姻为都是同性恋者的双方提供了便利。不过婚后的施瓦岑巴赫陷入了抑郁，而她和土耳其驻德黑兰大使之女的韵事曝光，丑闻的压力更加重了她的病况。

低谷之中，她却写出了《亡于波斯》（Tod in Persien），此书直到1998年才出版，这本自传小说后来经她修改成为一本有趣的游记、自传和评论的融合，并易名《欢乐谷》（Das Glückliche Tal，1940）。

1937年，施瓦岑巴赫与美国摄影家巴巴拉·汉密尔顿-怀特（Barbara Hamilton-Wright）搭档开始了在美国的摄影报道。她们造访了从纽约到阿巴拉契亚山脉再到整个南部纵深的美国社区，通过她们的镜头和笔触，大萧条带来的满目伤痛，以及美国当时尖锐的种族和阶级矛盾，深深撼动了欧洲读者的心门。

在多次往返美国的间隙，施瓦岑巴赫也关注着法西斯势力在东欧的高涨，并且对瑞士的所谓中立态度提出了尖锐批评。1939年，在挺过了又一次个人危机之后，施瓦岑巴赫与瑞士摄影记者埃拉·梅拉特（Ella Maillart）结伴赴中亚。梅拉特立志要帮施氏戒除毒瘾，但后来证明，此事之艰巨远超当初所料。虽然恋情降温，二人却拍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中亚纪实影集。后来梅拉特在其回忆录《残忍的方式》（The Cruel Way，1986）中提到了施瓦岑巴赫，不过却用Christina之名掩饰了她的真实身份。

施瓦岑巴赫的多数创作是一种结合了小说、诗歌、自传等多种元素的混合体裁。她的首部小说《伯恩哈德的朋友们》（Freunde um Bernhard）的男主人公即是同性恋者。而另一部作品《抒情小说》（Lyrische Novelle）中的那段刻骨铭心却不得善终的恋情则是女同版。她的游记则将独闯天涯的旅人之情与光怪陆离的异邦之景结合得天衣无缝。

多数作品在她死后才得以出版。1980年代后期，德国学者和女性主义者掀起了重新认识施瓦岑巴赫的热潮，一系列注释版的施氏文字作品得以发表。对于英语观众而言，则有添加字幕的施氏纪录片《瑞士叛逆者》（A Swiss Rebel，2000）问世，另有在Godwin-Ternbach博物馆举行的施瓦岑巴赫特展（2005年）供世人瞻仰其图文并茂的风采。

施瓦岑巴赫的中亚摄影对异邦风物既无粉饰亦无浪漫想象，而是抓住了人物在荒芜生境中的尊严之姿。而她的美国影像则突现着衰颓年代中人们的阴郁之态。

而她最令人难忘的作品，要数对纳粹欧洲的惊鸿一瞥，照片中希特勒青年军和纳粹官员们那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情，折射着巨大的历史讽刺。

二战之初，施瓦岑巴赫待在美国，在起伏不定的抑郁病况中有过断断续续的恋情。她在纽约和曼氏兄妹重逢，并通过他们结识了美国同性恋作家卡森·麦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后者不顾一切地爱上了她。施瓦岑巴赫却一心想着与艾丽卡再续前缘，但忙于照顾欧洲难民的艾丽卡无暇他顾。

对施瓦岑巴赫而言，政治的就是个人的。因为无法脱离对父母的经济依赖，避免与家人失和已经成为她的一种焦虑，而在写作中，她却以知识分子的口吻，反抗着自己本来的阶级属性。但是情感上和现实中，家庭纽带仿佛牵住风筝的细线，任她如何远走高飞也还是悄然维系。

而与她相熟的这群欧洲流亡者，尤其是政治立场鲜明、高调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曼氏兄妹，则完全没有耐心理解她的进退两难和内心纠葛。

1940年，父亲的死讯和恋情的失落将施瓦岑巴赫推向了崩溃的边缘。在两度被美国的医院收治之后，她回到瑞士，在恩加丁（Engadine）的山中小镇疗养。

病愈后，她动身前往葡萄牙和非洲，重抄记者旧业；在摩洛哥，她和自己的外交官“丈夫”重聚；1942年，她回到瑞士。此间，她还开始与麦卡勒斯规律地通信，麦卡勒斯将自己1941年的作品《金色眼睛的影像》（Reflections in a Golden Eye）题献给了施氏。

1942年9月，施瓦岑巴赫在一次自行车旅行中不慎跌落，头部受伤。伤势严重，她顽强地坚持了两个月，终于在11月15日不治身亡，时年34岁。

在施瓦岑巴赫的许多摄影中，人物都如同从脚下的大地生长出来一般，带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力量，屹立于镜头之前。然而，她却仿佛触不到任何一寸坚实的土地，一生都在饥渴中转徙和游走。诺大的世界，她永远只是过客。（本文来源：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