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丝·本尼迪克特：同性恋是美好生活的主要途径

露丝·福尔顿·本尼迪克特（Ruth Fulton Benedict，1887-1948）是美国最早的女性人类学家之一。她以自己的深刻洞察和广博学识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她著名的“文化类型”学说将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学科的思想与方法结合起来。

作为美国最早的人类学女学者之一，她的名著《菊与刀》至今仍是畅销书。她还在研究中证明：对于一些社会来讲，同性恋乃是美好生活的主要途径。

编译：karen

露丝·福尔顿·本尼迪克特（Ruth Fulton Benedict，1887-1948）是美国最早的女性人类学家之一。她以自己的深刻洞察和广博学识赢得了世人的尊敬。她著名的“文化类型”学说将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多个学科的思想与方法结合起来，该学说认为，人类的行为以及对异常的定义都是文化的产物。

本尼迪克特的父母都接受过大学教育。1887年6月5日，露丝出生在纽约，她还有一个小她一岁半的妹妹。还不到两岁时，当外科医生的父亲就因病去世了，做图书馆员的母亲艰难地抚养两个女儿。

所幸姐妹俩都是聪明而用功的好学生，凭学习成绩得到了上私立高中的奖学金，而后又顺利进入美国著名的女校——瓦萨学院（Vassar College）。本尼迪克特的专业是英文。

在校期间，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的作品，比如《文艺复兴的历史研究》等，深深打动了本尼迪克特。佩特相信，“一个人应该永远保持对新观念的好奇和对新思想的渴求，绝不能轻易默守陈规”，这一点让年轻的露丝深有共鸣。

1909年从瓦萨学院毕业后，本尼迪克特因为一位瓦萨资助人的慷慨而有机会去欧洲留学。这是她的第一次海外经历，她纵情地拥抱了欧洲文明。

回国后，本尼迪克特在纽约做了一年的社会工作，之后又到洛杉矶的一所女子高中任教，但这些都未能给她带来事业上的满足感。

在祖父母家度暑假期间，露丝开始与斯坦利·本尼迪克特（Stanley Benedict）恋爱，身为生物化学家的斯坦利是纽约科内尔医学院的教授，1914年，两人结为夫妻。

婚姻给本尼迪克特带来了暂时的稳定，但仅仅作为一个主妇而没有自己的生活，这是她不能接受的。丈夫不愿她走出家门，露丝只好希望为一些杰出女性撰写传记，以此充实自己的生活。但这个计划因为找不到愿意付梓的出版商而未能实现。最后，她开始用露丝·斯坦后普（Ruth Stanhope）和安·辛格顿（Anne Singleton）的笔名出版诗集。

婚姻很快就破灭了。本尼迪克特夫妇虽然没有离婚，实际却分道扬镳。

露丝希望找到实现自我价值的道路。佩特的话鼓舞了她：“要永远燃烧，以熊熊的、宝石般的火焰！”1918年，她重新回到大学，先在哥伦比亚大学待了一年，之后在社会研究学院开始了她的人类学研究。

1921年，她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师从美国当时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弗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她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北美的保护神观念》（The Concept of the Guardian Spirit in North America）。

1922年，本尼迪克特在给博厄斯当助教期间认识了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并担任她的导师。两人之间产生了浪漫的友谊，并成为恋人。但她们并未共同生活，只是不时地结伴旅行。

传记作者卡夫瑞（Margaret M. Caffrey）认为，很难确切地说，本尼迪克特的哪些诗是为她和米德的爱情而作，因为两人对此进行了天衣无缝的掩饰，而且诗中的事实和想象也真假难分。但无可否认的是，本尼迪克特的多首作品触及了这一主题，同时两人的年龄差距也有所体现（米德比本尼迪克特小十五岁）。在诗作中，本尼迪克特表达了对“永恒爱情”的珍视；而米德，据卡夫瑞认为，同时和不止一人有恋爱关系。

本尼迪克特的一些诗作提及了女性之爱可能导致被社会驱逐的危险，但她承认，这种爱的身心愉悦是无与伦比的：“什么能胜过/被一个女人的吻送入梦乡？”

两人的感情在性爱关系结束之后得到了终生保持，因为不论是在个人性情上，还是在事业追求上，两人始终都惺惺相惜。

获得博士学位后，本尼迪克特未能如愿任教伯纳德学院，但她先前的导师博厄斯帮助她安排了一系列的研究和工作，包括在祖尼人（Zuni）、科奇蒂人（Cochiti）和皮玛人（Pima）当中的田野考查。

1931年，本尼迪克特被哥伦比亚大学任命为人类学副教授，从而结束了十年没有正式教职的生活，并因此能够真正独立于丈夫。

而本尼迪克特也很快以卓越的成就证明了自己。她1934年发表的专著《文化类型》（Patterns in Culture）成为了人类学的经典著作。在书中，本尼迪克特指出，每种文化都有它所特别看重并赋予特权的行为和个性类型，因此，不能用另一种文化的标准来评价这一种文化。她还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对其成员施加压力以使他们遵从其社会规范，并且对遵从者给予奖励。

本尼迪克特还指出，在一种文化里被看重的行为，到了另一种文化里可能就会遭到蔑视。她以同性恋为例，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同性恋是“美好生活的主要途径”。

她进一步讨论了北美一些土著部落中的“博达切”（berdache）习俗，这种习俗使得变装或同性恋的男子非但不遭诋毁反能获得尊重，而在当时恐惧同性恋的美国主流文化中，男女同性恋者被称为“变态”，社会压力使他们深感低人一等。

三十年代，纳粹在德国尘嚣日上，原籍德国的博厄斯坚决抵制反犹主义者所宣传的伪科学，之前对政治少有过问的本尼迪克特也因此积极投身到反对种族主义的公众教育活动当中。

同一时期，本尼迪克特的个人生活也出现了重要变化，她和医科学生纳塔利·雷蒙德（Natalie Raymond）相爱了。两人开始共同生活，本尼迪克特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幸福感受。

但这段恋情在1938年左右结束了，之后，本尼迪克特遇到了心理学家露丝·瓦伦丁（Ruth Valentine），两个露丝成为了相伴终身的爱人。

本尼迪克特继续着理解不同文化的努力。1943年她成为战时信息办公室-海外情报署-基础分析部的主管，利用这一职位，她向政策制定者们说明了不同风俗习惯的重要影响。

许多美国人对日本文化大为困惑，本尼迪克特在对日本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于1946年发表了《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一书。此书反响非凡，它不仅帮助美国民众认识了日本，更帮助政治家们理解了日本社会，从而制定有利于战后关系发展的政策。

战争结束后，美国海军启动了一项研究人类行为的计划，本尼迪克特被任命为其中“当代文化研究”项目的领导人，并获拨十万美元的资金。本尼迪克特提名瓦伦丁和米德与她共同领导这个项目。

1946年，本尼迪克特当选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席，她是历史上第一位当选学会主席的女性。

1948年春，尽管健康状况欠佳，本尼迪克特还是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到捷克斯洛伐克参加一个研讨会。会上她反复强调，“对不同观点和不同社会秩序的接受”，是寻求和平与合作的关键。

回到纽约仅仅两天，本尼迪克特就因为心脏病发作而住进医院。包括瓦伦丁和米德在内的朋友们守护在病床前，陪伴她走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1948年9月17日，露丝·本尼迪克特与世长辞。

本尼迪克特去世后，米德担任了“当代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导职责。米德一直忠实于本尼迪克特发展一项跨学科的、无等级的学术事业的初衷，坚持在研究社会问题时突出女性视角。在米德的领导下，项目出版了五十多部专著，取得了巨大成就。

作为本尼迪克特的文字遗产执行人，米德撰写了本尼迪克特的传记，并且编辑了本尼迪克特著作的全集：《工作中的人类学家》（An Anthropologist at Work，1959）。在全集的前言里，米德写道：“如果没有这本书，人们就会忘记，露丝·本尼迪克特是怎样质疑以往时代的结论，并最终形成一套崭新的人类思想。”（本文来源：同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