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金域蓝湾:广深高速15年收300亿 交通部门谈何改革

 
图为广深高速公路广州收费站
据新快报报道，广深高速已全线超负荷运转，近两年来车祸频仍，拥堵更成常态，而15年来的路费收入已超300亿元，是其当年投资额的三倍之多，利润惊人，被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比喻为“印钞机”。一时间，广深高速服务渐差、收费坚挺的长期现象，再次引发人大代表和舆论的关注。
特邀议员
王则楚 广东省政府参事
孟 浩 广东省政协常委
赵绍华 广州知名律师
■新快报记者 张凯阳
交通部门获利一旦上瘾很难戒掉
新快报：广深高速拥堵成为常态，“高速”之名早已名不副实。而数据显示其早已进入纯盈利期，15年来路费收入已超300亿元，并且收费年限要到2026年。对广深高速目前的收费标准与盈利情况，各位怎么看？
孟浩：超过饱和流量，广深高速还是不是高速公路？30多万辆车摊在120多公里的公路上，车与车还能不能保证安全距离？既然没有与高速相称的服务和质量，广深高速都只剩下“高速”这样一个名号而已，凭什么还按高速收费？
当车主上路的时候对道路的拥堵状况是未知的，因为按照设计要求和预期，根本就不会出现拥堵状况。这种意外所造成的负担凭什么让民众来承担？
赵绍华：常言说，“要致富，先修路”，然而，修路需要大量资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政府财政收入普遍不足的情况下，贷款修路、引进民营资本或者外资修路，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我们应当明白，包括交通在内的公共设施的建设应当是政府的义务，纳税人有权利要求政府来完善公共设施。
即使政府在引进社会资金时，也应制定科学的收费标准和期限，在满足社会投资一定利益的前提下，尽量减轻使用者负担，尽早结束收费，以体现其公共服务职能。可是据媒体报道，从广州运输物品到北京，运费甚至高过到伦敦，再联系到天价过路费案，这么高的收费，让老百姓情何以堪？
王则楚：老百姓对我国公路现状的不满，主要是：高速公路不高速，普通公路不免费，市政道路也收费！“贷款修路、收费还贷”在我们经济条件还比较差的情况下，是一种把公共资源出租的办法，当时可能有利于公路建设的快速发展，但其巨大的暴利就会使它服务于人民的性质发生变化。
1998年广东省公路局的一项调查报告提出“赢利的道路转经营性，亏损的道路撤销收费将负债转入经营性收费站”的意见，就已经有改变性质的倾向了。至于说“高速公路只是一个公路等级，不表示高速；通行费只是道路使用费；堵车是前面的车堵了你，要告你告前面的车去”，这样的理论还能在交通管理干部学院的教授口里说出来，就可以知道，获利的交通部门是何等不愿意丢掉这块到嘴的肥肉的。
想起我们建于20世纪初的东北中东铁路的营运权到1952年才能收回，我已经预感到路桥收费就是鸦片，公路部门一旦吸上了瘾，是很难戒掉的。
收费应动态调整而非一批了之
新快报：针对高标准收费的疑问，运营方以“符合标准”、“不是乱收费”作为回应，相关部门则表示“单方强行撤销收费站，将损害投资者的利益和政府的信誉……停止收费，堵塞会更加严重，也有碍于珠三角的一体化”。对此，各位怎么看？
孟浩：企业追求利润可以理解，毕竟以经营为手段、以盈利为目的是企业的本能。但是，高速公路作为公共产品，政府在这方面就应该有相应的服务标准和管理理念，当服务与收费违背社会公共道德准则、侵犯公共利益时，政府当有所作为。显然高速公路收费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行为，涉及政府的社会责任和社会公共利益，怎能只站在经营者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更不能说跟企业有协议，就说要做守法的政府。那为何在征地拆迁等问题上屡屡践踏法律的底线，为何不“守法”来保障困难群体的利益？为什么与企业有利益瓜葛的时候，就一味地强调“正当守法”？难道野蛮拆迁就不损害政府的信誉？
王则楚：所有这些回答都是站在投资者和受益者的立场来说话的。我们是要有讲信用、守合同，但我们更应该对社会有责任。我们的合同也是有修改的可能的。至少，你可以按流量控制进入，保证进入高速的车辆能够快速通行，而不能贪得无厌地只顾放入，不顾车速，只顾赚钱，不顾服务。就是电影院座位满了就不售票了。至于第二条广深高速早就开始修了，拖拖拉拉，就是为了获得暴利。同一个投资者，当听说要修深中大桥时，竟然提出要对他准备投资的港珠澳大桥给予赔偿！这不是唯利是图是什么？我们的政府不是说要像孝敬父母一样服务人民吗？试问：相关部门的这个回答，有一点孝敬的味道吗？
赵绍华：我们看到，广深高速现在的通行量是设计时的4倍多，高速路变成了慢速路，政府应当根据现实状况，动态核定收费标准及期限，而不是一批了之，政府也应当重新核定其成本与利润，适当调低收费标准及缩短收费年限。比如通过买回路权后免费通行，就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交通部门成利益相关者谈何改革
新快报：关于广深高速收费的争议一直不断，人大代表多次提出调价建议。面对质疑，相关部门给人的感觉往往是为企业作辩护。针对广深高速收费争议中的企业与政府关系，各位怎么看？
孟浩：2001年广州办第九届全国运动会的时候，搞的穿衣戴帽工程，到底花了多少钱没人知道，但对比亚运会来看，至少也有数百亿吧，有什么作用？几年后不是又重新搞了一次？这笔钱完全打了水漂，倘若把这笔钱用于新光快速等城市快道的建设，广州的拥堵还会有这么严重吗？
地方政府不是没有钱建设公路，而是将钱花在不必要的地方，用于追求政绩，将能够赚钱的项目拱手相让给利益集团，完全不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与企业形成牢不可破的利益同盟，分取其中的一杯羹。就广深高速而言，与省交通厅在同一处办公的广东省交通集团每年都能从中获利10亿元之多。交通部门都成了利益相关者，还谈何改革？
赵绍华：很多高速公路企业都有政府的利益在里面，政府变成了利益一方，甚至国有企业到香港或者境外注册公司，摇身一变成为外资，再来投资高速公路。政府本身就是高速公路的既得利益者，你让它怎样在自己身上割肉？
因此，只有政府不与民争利，还利于民，退出经营性收费公路，切实负起公共设施建设的责任，才能痛下决心改革老百姓不满意的高收费公路。
王则楚：应该讲收费公路这种模式是不可多用的。路权是一个国家的行政权之一，经济侵略的方式之一就是占有别国的道路经营权。公路之所以叫公路，就是它是不能独家占有的公共产品，一旦成为利益集团的特权，他就成了特权阶层获利的源泉，它是不会被利益集团轻易放弃的。
因此必须采用人大权力给予纠正，如果人大代表的意见如此被轻视，就证明我们人大的制度设计依然成问题，人民的权利并没有得到保障，应该通过纠正广深高速不高速、收高费的不合理暴利，以体现人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