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机游戏一币通关:论“郊郢”（刘继昌原创)

根据现有资料证明有五个楚王建都于钟祥。

钟祥为春秋时之楚郊郢。见于《新订左传快读》、《楚灭国研究》、《古代荆楚地理新探》、《长沙铜量铭文补释》、《“郊郢”辩析》，均谓“郊郢”即“安陆府钟祥县郢州故城是其地也”，在此不复赘。

“郊郢”为何又称“楚别邑”呢？笔者认为当理解为国都之别名。楚即楚国，别是特殊、与众不同之意。邑，《白虎通德论》云：“京师者何谓也，千里之邑也”。由此可证，邑乃天子诸侯所居之地，与一般的都会不同。邑，也与国字同意。《说文》邑字条下注：“邑，国也。郑庄公曰：吾先君新邑于此。《左传》凡称人曰大国，凡自称曰敝邑。古国邑通称。《白虎通》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师。”《康熙字典》邑字条下注：“都，邑也”。由此可知，“楚别邑”即是楚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毫无疑问也是楚王所居之地。后由于文意的演变“王畿亦称邑”，“侯国亦称邑”，人烟集中的城市也称邑，看来因时间的先后邑的含意也略有差异，此当别论。

楚国自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223年，历经800多年。楚王自“鬻熊子熊丽始封于汉南睢（沮）山之间”到“秦王翦、蒙武破郢虏楚负刍”楚亡为止，先后有四十多个楚王，按习说“楚地称郢者五”看来不只五郢。在楚国竹简和铜器铭中，经常出现“郊郢”二字，又在包山楚简中新发现蓝郢、郢、郢三郢。我相信，今后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发现，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郢。这些我们姑且不论，本文试图论述五个楚王在钟祥建都的问题。

一、楚武王熊通建都钟祥

（1）从蒲骚之役，看郢都之所在。楚武王在位51年，当他在位40年时（公元前701年）即《左传·楚屈瑕败郧郢师》中所载的“郧人军于蒲骚”，“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这次蒲骚之役即以郧人为首的纠合随、绞、州、蓼四国的反侵略反称霸的反击战，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包围圈。随，即随国，在郊郢（钟祥）北边，与钟祥毗邻，“约湖北随州市西北”。绞，即绞国，在钟祥西北，“约湖北谷城西北”。州，即州国在钟祥东南“约湖北监利东”。蓼，即蓼国，在钟祥县北方，即今“河南唐河湖阳镇”（以上随、绞、州、蓼注见于何浩先生《楚灭国表》），加之郧人从东来，而郊郢四面受敌，假如楚都不在钟祥，他们绝不会采取包围战术。

（2）从《左传·屈瑕败于罗》之役看楚都之所在。公元前701年蒲骚之役胜利了，紧接着第二年又伐绞，与绞“城下之盟”又胜利了。两次的胜利使得楚屈瑕冲昏了头脑。胜必骄，骄必败，楚屈瑕果逃不出“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以听刑”的悲剧。

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斗伯比早已预见到屈瑕举趾高扬麻痹轻敌一定要失败，遂入告武王曰：“举趾高，心不固矣。”武王“入告夫人邓曼”，“使赖人追之”，因行远，没接到武王的旨意，结果“及鄢乱次以济”，即是乱了行军的行列，无法指挥。鄢，水名，在宜城南与钟祥交界处入汉水，罗在宜城县西山中，伐罗经过鄢，这说明屈瑕伐罗是从南向北进军的，也可以说是从郊郢出发的。再者，罗人为什么把“莫敖缢于荒谷，群帅囚于冶父”？道理很简单，荒谷、冶父在荆州东，离郊郢较远，使之鞭长莫及以防营救，由此可证郊郢绝非楚之一般重镇。

（3）从《楚武王克权》看楚都之所在。《春秋左传》庄公十八年追记：“初，楚武王克权，使差别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使阎敖尹之”（阎敖，人名；尹之，管理）。权：据《楚灭国研究·楚灭国表》载：“约湖北荆门钟祥间”。那处，见于刘彬徽、何浩两同志合写的《论包山楚简中的几处楚郢地名》一文，那处在钟祥境内。原文摘要如下：“杜预注，‘那处，楚地。南郡编县东南有那口城。据乾隆《大清一统志》卷二六五安陆府古迹‘编县故城’条的记载，魏晋时的南郡编县故城，在今湖北省钟祥市的湖集附近。‘编县东南’的那口则在钟祥西北境的靠汉水西岸。这里正是楚蓝县所在之处。那口——蓝邑后又称为蓝口。《后汉书·郡国志》南郡‘编’县原注：‘有蓝口聚’……也就是春秋时楚之那口。”楚武王为什么要克权？因要扩建基地，必须要清除他身边（郊郢）的不安定因素，罗离郊郢很近，权离郊郢更近，若急行军一天时间即可直捣郊郢，迫使武王不得不采取伐罗克权的措施。

（4）从楚武王三次伐随看楚都的所在。第一次伐随，《左传》桓公六年，即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侵随，使薳章求成焉，军于瑕以待之……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这段历史，似与钟祥无涉，《县志》无记载。

第二次伐随是桓公八年，即公元前704年。“夏，楚子合诸侯于沈鹿。黄随不会，使薳章让黄，楚子伐随”。楚武王会合诸侯的目的，是以霸主的身份，测验一下诸侯们服从不服从，结果黄国和随国都没理会，这显然是一种无声的抗议。于是楚武王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办法，一边使薳章抚摸黄国，一边兴兵讨伐随国。“沈鹿”，见于《新订左传快读》注与《钟祥县志·大事记》均相吻合。今钟祥市东进六十里有鹿湖池（大口林场下面，当地群众称此地为白龙池），即其地也。

楚武王为何要在“沈鹿”会合诸侯，而不在郊郢会合诸侯呢？这是具有战略眼光的。离郊郢太近，以防不测，太远则失去了控制，而今“沈鹿”离郊郢不远不近，完全处于武王掌握之中。

第三次伐随，是《左传》庄公四年，即公元前690年，楚子伐随“卒于樠之下”。“樠木”这个重要的地方，却被史家们忽略了。就拿太史公来说。他在《史记·楚世家》中也只是记“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其他史家更无从可考了。《左传·邓曼知武王不禄》篇载：“楚武王荆尸，授师孑焉，以伐随，将齐，入告夫人邓曼曰：‘余心荡’。邓曼叹曰：‘王禄尽矣，盈而荡，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临武事，将发大命，而荡王心焉。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笔者：楚人尚武精神强，宁可死于战场不死于安乐）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

从这段文意来看：“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反映出武王发病之危急，结果行军没多远就死了。《钟祥县志·大事记》“庄王七年，辛卯，楚武王伐随卒于樠木之下，县治东里许有樠木山”。由此可证，武王伐随是从郊郢出发的。

按何浩先生楚灭国分六期的说法，武王伐随当属于“大启群蛮，经营上国”的第一阶段。看来郊郢既是国都，又是“征服汉东”的总指挥部。何浩先生在《楚灭国研究》第56页中又指出：“楚武王划定郢郊设置郊郢”。按此说，郊郢即是随着楚人战争发展的需要从“楚皇城”迁徙过来的，这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有人发问：郊郢在汉水东岸，你说它是楚都，那么你对“济汉而后发丧”作何解释？现在兹从两方面来阐述：

首先从汉水的变迁改道谈起。它是直接影响着郊郢的方位的。譬如：太阳在东方，我们就在西方；太阳落西方，我们就在东方。我们的位置并没动，而是太阳这个标志在动，造成我们位置的转移。郊郢与汉水的地理位置也就是这个道理。关于汉水，现代人看它，在郊郢（钟祥城）西边离城六七华里的地方，唐代人看它，紧临城西下，夏、商人看它，汉水在郊郢东边，不知有多远，兹从《禹贡》中找到了汉水变迁改道的轨迹。《禹贡》载：“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流为沧浪之水。过三至于大别，又南下入于江”。师古曰：“触大别山而南入江也。”“三”在京山境流注天门，由此或证，汉水在夏商时是从京山天门直触大别山而南入于长江的。而今是从钟祥、潜江、沔阳直到汉阳汉口之间入江的，这说明汉水下流的改道情况。那么，在钟祥宜城段呢？虽无远古文献记载，但仍可从近古文献中找到变迁改道的轨迹。据《元和郡县志》载：钟祥城“三面墉基皆天造，正西面绝壁，下临汉水”。由此可知，汉水在唐宪宗（公元806~819年）时，是紧临钟祥城西下的。迄今一千一百多年，汉水往西改道六七华里。据石泉教授《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第28页载：宜城段“在清代汉水主洪道还在今水道以东一二十里处”，又云：在下段“古汉水之主洪道在今天门河”。以上所述，汉水改道既影响着郊郢的地理位置，也造成了后人对古文献的质疑。汉水由于受地壳运动的影响，从襄阳到入长江这一段来看，它总的趋向是由东往西变迁的。由此可证，春秋战国时的汉水，可以肯定是在钟祥城东边的，楚人伐随班师回朝“济汉”是必经之路，当然要“济汉而后发丧”。

其次，老王崩驾，新王登基，涉及古代许多“仪礼”问题。对死者来说，如祭礼、葬礼、殉礼等等。而新王登基又有一套“仪礼”，如加官封爵、君臣冠冕、布德施惠大赦天下等。这些“仪礼”，对荆蛮来说虽简单一些，但仍需一个较长的时间来安排，（查《春秋左传》庄公五年楚文王没出兵）至少需一年多的时间。在此间，楚人不得不暂时停止征服汉东的计划。为了防御敌人，同时也是必经之路。故，史籍载：“济汉而后发丧。”

（5）历史遗迹：“放鹰台”可作证。钟祥城东南，长滩区境内，游集旁有“放鹰台”，相传楚武王射猎于此。《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载：“放鹰台在今湖北钟祥县东南，相传为楚王放鹰之所”。《钟祥县志》载：放鹰台“巨石茂松，四望空阔，台居其中”。有诗凭吊云：“妖狐狡兮，眠荒台，秋草秋风兮鹰不来，我思楚王兮安在哉？”放鹰台，离钟祥城约有二十多公里，假如楚都不在钟祥，武王绝不会跋山涉水不辞劳苦到这里射猎的。

二、楚平王、楚昭王都於钟祥

（1）从吴师入郢路线来看。吴入郢问题。《左传》定公四年《辰吴师入郢》篇与《左传》定公五年《楚子入于郢》篇，实际是一次战争的始末，分两部分来记载的。

吴师入楚，“五战及郢”。哪五战呢？即“济汉而陈”小别、大别、柏举、清发。“济汉而陈”，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是从沔阳到汉阳这一段，实际汉水古道是，“过三至于大别”，“南入于江”这一段，吴楚两师在那里交过战。“自小别至于大别”，据清人李骏岩《新订左传快读》注：“小别山在今湖广汉阳府汉川县北，大别山在汉阳县东北”。又据《元和郡县志》语：“鲁山一名大别山，在县（汉阳）东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带汉水，山上有吴将鲁肃神祠……小别山，在县东南五十里（汉阳县），春秋‘吴伐楚，令尹子常济汉而陈，自小别至于大别’即此地”。由此可知吴师是从当今的武汉下边黄石市对岸登陆的。

“十一月庚辰，二师陈于柏举”。《快读》注引名胜志云：“麻城县东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县东南有举水，柏举之名盖合柏山举水而得名”。《元和郡县志》载：“龟头山在县（麻城）东南八十里，举水所出也。春秋时吴楚战于柏举，即此山也”。继而“吴从楚师及清发将击之”。“清发”《快读》注：“即（今）湖广德安府”。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注：“涡水故清发水”。最后“败诸雍五战及郢”。

“雍”一词，见于《夏书·禹贡》有“过三至于大别”之句。据宋·蔡沈注：“三，水名。今郢州长寿县磨石山发源，东南流者名水，至复州景陵县界来”。按蔡氏注，钟祥在隋唐时为郢州长寿县，水正是发源于钟祥县长寿的磨石山。

据《京山古今》引《读史舆地纪要卷》77《京山县》条载：“水，县西南八十里，源出县西七十里之磨石山（与蔡氏之说相吻合）下流合县前河（永隆河）通于汉江……即春秋之雍。《左传》定公元四年吴败楚师于雍，五战及郢。即此水也”。

《京山古今》引“光绪八年版《京山县志·山水》载：一源出仙女洞；一源出赵横山黑龙洞；一源出空山洞。此三水源出京山县境，流入天门县境……”

《快读》注：“雍”，即“湖广安陆府京山县西南，有水，雍是其一也”。

综上所述，皆大同小异，总之雍总离不开钟祥和京山两县。

钟祥与京山接壤，钟祥在西，京山在东，假若楚都不在钟祥，那么吴师入郢何必从黄石对岸登陆，走麻城、抵安陆、过京山、到钟祥绕此弯路呢？

(2)由“楚子涉睢济江，人于云中”可证。《左传》定公四年，吴师“五战及郢”，楚昭王从郊郢（钟祥）奔逃：“涉睢济江，入于云中”。“涉睢”，有三说：一说见于《快读》注，即“（今）安陆府当阳县北一里有沮水，相传即昭王两涉处”。二说见于《说文》沮字条下注，段玉裁引《水经注》载：“沮水出汉中房陵县东北，东南过临沮县界，又东南过枝江县，东南入于江。今此水出房县西南二百里之景山，经当阳县合南漳水。”三说见于石泉教授《齐梁以前在古沮（睢）、漳源流探》一文，他根据“古沮漳二水的发源地”、“地形和流向”、以及“古沮漳下游的变迁”等方面详细而准确地论证了古之沮、漳水即今宜城南境与钟祥交界处的蛮河。又见何浩先生《春秋时期楚灭国示意图》皆云古之沮、漳即今蛮河。

综上三说，一二两说大同小异似出一辙，殊不知沮、漳之水有古今之分，昭王涉的是古之沮、漳水，不是今之沮、漳水。因此，应以石、何二氏之说为是。

“济江”的江是指什么呢？县从古文献中找出答案。《水经注》引“《风俗通》曰：江、河、淮、济为四渎。”《史记·殷本纪》载：“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看来“四渎”是以殷为中心作为方位而定的，并未所指。东为江，江也为东；北为济，济也为北；西为河，河也为西；南为淮，淮也为南。但以后没有向这方面演变，而演变为特定的名词，由此可证，江河皆是泛指而言。其次，随在北边，长江在南边，昭王南走，岂不是背道而驰？再次，先“涉睢”后“济江”，古睢、漳即今宜城钟祥交界外的蛮河，过了蛮河只有过汉江奔随才是顺路。哪里能走到长江去了。“济江”只能是指的汉江，才能讲得通。

“入于云中”。“云中”即云梦。据石泉教授《古代荆楚地理新探》载：“……最早的有关古云梦故址的论述，即《左传》所记国之梦与《禹贡》之‘云土梦’，至战国中期，‘云梦’始为专号。成为楚国境内著名泽薮。地望在汉，晋时江夏郡云杜县境（“杜”与“土”二字，古通），即今汉水中游以东的京山、钟祥二县间，约是今温峡水库一带，此说盛于先秦时。”该书注释又载：“汉魏六朝时的华容当在钟祥县西北汉水西面的支流河北岸朱堡埠以北。”综上两说看似矛盾并不矛盾，这是由于时代的变迁沧海桑田的缘故，总之，昭王“涉睢济江，入于云中”皆辗转在钟祥境内，继而奔郧奔随的。

按“顾栋高所勾画的楚昭王迂回逃奔的路线，只能是首先‘西北涉睢’折而南渡长江，‘入于云中’而后走北，北渡江，北走，再东渡汉水，东北走，抵郧，再北走至随。”依照这个勾画，楚昭王即是天天奔走，也需一年多时间，能才至随。

且看下面楚昭王出奔的具体情况。楚昭王出奔时，既非骑马，也非坐轿，是兵临城下带着他的妹妹仓惶徒步出奔的。《左传》载：“己卯，楚于取其妹季我以出。”一行中尚有一个武臣叫由于，为保卫昭王身负重伤苏醒过来拖履而行。《左传》载：“由于徐苏而从。”昭王一行四人，因倦饥渴，苦不堪言，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迂回曲折走来走去呢？

关于楚昭王“涉睢济江，入于云中”问题，较为正确的路线，石、何两氏在《古代荆楚地理新探》、《楚灭国研究》两书中论之最详，在此不复赘。

（3）由“成臼”可证。《左传》定公五年，“王之奔随也，将涉于成臼，蓝尹亹涉其帑不与王舟”。这段历史故事涉及到“成臼”现属何处的问题。其说有二：“按《水经注》卷28载。沔水又东南与臼水合，水出竟陵县东北聊屈山，一名卢屈山，西流注与沔。定公四年吴师入郢，昭王奔随，济于成臼。谓是水也。”

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之说，古臼水在钟祥城北90里的丰乐镇附近，丰乐河即古之臼水下游，黑汊河相当于古巾水，竟陵县在汉水东，古臼水源于竟陵县东北，从竟陵县不远处与古臼水合西入于江。它（古臼水）的周围巾水、古竟陵大城、甘鱼陂，以及对岸的杨水、那处，皆与《左传》杜注相符。

若按郦氏之说，与古臼水有关的许多地方无法解释，再者，一个简单的道理说不通，昭王“涉睢济江，入于云中”其目的是奔随的，怎能回转过来到钟祥南边汉水东岸渡成臼河（臼水）呢？岂不是正遇吴师。始悟《水经注》“非一时一手之作”，加了删本、校本、刊本、注本、释本之多，难免没有错讹之处。因此应以石氏之说为是。

（4）春秋遗迹“鞭尸滩”、“子胥台”可为佐证。关于伍子胥鞭平王尸问题，《左传》无记载，笔者疑为是传本之残缺，或者是孔子删春秋，认为属犯上作乱之行而刀笔削之。就《史记》而论，《楚世家》、《吴太伯世家》、《伍子胥列传》都有记载，虽大同小异，但皆出司马迁之手，无论是怎样鞭打的，仇是报了。当年鞭尸的地方后人称为“鞭尸滩”。《钟祥县志》载：“在县城北二十里相传为伍员鞭平王尸处”。有诗评伍员有些过份了，“父兄诚可念，君国竟如斯。”

伍子胥入楚拔郢当年点兵的地方，后人称为“子胥台”。《钟祥县志》载：“子胥台在城东二里许，伍员入郢屯兵于此，基高，南望汉滨如掌。”历代许多骚人墨客在此饮酒作诗，追念先贤遗韵，如鲍机《吟·子胥台》诗：忠孝诚无报，感义本投身；日暮江波急，谁怜渔丈人；楚墓悲犹在，伍门恨未伸。

三、楚怀王、顷襄王都于钟祥

（1）关于蓝郢，郢问题。有幸见到刘彬徽、何浩两先生《论包山楚简中的几处楚郢地名》一文，从中得到一些补充论证。文中：“简文中有关楚郢的地名，除过去已见的郊郢外”，又发现“蓝郢、郢、郢”，郢与郊郢无涉，在这里姑且不提。

作者认为：“蓝郢自当与春秋的蓝县有关。”与《左传》“王之奔随也，将涉于成臼，蓝尹亹涉其帑，不与王舟”有关。“楚武王克权，迁权与那处。”杜预注：“那处，楚地，南郡编县东南有那口城。”“编县故城”，在今湖北省钟祥市胡集附近。‘编县东南’的那口则在钟祥西北境的水西岸。这里正是楚蓝县所在之处。那口——蓝邑，后又称为蓝口。《后汉书·郡国志》南郡‘编’县原注，‘有蓝口聚’”。

作者认为。“ 郢在今湖北京山、安陆、随县三县交界处有一平林，该处现紧邻安陆西境，属京山县，称为平坝。”又云：“楚怀王之前以郢为别都，故名郢。”

平坝（平林）在钟祥东北，离钟祥城大约五十多公里。所谓“郢”，去掉“阝”为“并”，如并蒂花开，含有二郢并存之意。“郢”为“别都”，那么比“别都”更为重要的郢都在什么地方呢？是否与钟祥的郊郢有些瓜葛呢？我认为是有的，从包山楚简的时间来看，属“公元前300年左右，下限在公元前292年之前”这正是楚怀王（公元前328年~公元前263年）与顷襄王（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63年）新老交替的时候。其都即郊郢。蓝郢在郊郢的西北约五十多公里，郢在郊郢东北大约五十公里左右。蓝郢、郢、郊郢。形成三角鼎立之势。若蓝郢有敌情，郊郢、郢助之，若郢有敌情，蓝郢、郊郢助之，若郊郢有敌情，蓝郢、郢助之。看来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布局。或许以郊郢为主体，蓝郢、郢为两翼，是否如此，还赖史学同仁继续深入研究。

（2）由“芈戎攻楚，取新市”可证。《史记·秦本纪》载：昭襄王“八年，使将军芈戎攻楚，取新市。”（有的历史文献称新市为聚落）昭襄王八年，即楚怀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楚国正是多事之秋，怀王困于秦，太子横质于齐，新市在京山县境，离郊郢约八九十公里，取新市的目的，在于威胁楚都——郊郢。由此可见证实楚怀王、顷襄王都于钟祥。

（3）由“郢中立王”可证。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内受郑袖的骗，外上张仪的当。使之误入虎狼之国。《史记·楚世家》载：“……秦因留楚王，要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缰要我以地！’而不复秦，秦因留之。”

当时之势，而太子横也被质于齐，楚国处于千钧一发之际，群臣焦虑，国不可一日无主，最后议定诈入齐，扬言太子已立。“齐湣王谓其相曰：‘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质而行不义于天下也。’”群臣议论纷纷，最后“齐湣王卒用相计而归楚太子。太子横立为王，是为顷襄王。”

从这段文字看，“郢中”似楚国国都之别称，当然也是楚王所居之地。不然“郢中”何以能立王呢？关于“郢中”一词，许多史书很少提及，见于《楚辞·宋玉对楚王问》一文，“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按该文乙本意，是作者“超然独处”之自喻，但从侧面也叙述了顷襄王、宋玉所居之地，而今国务院命名钟祥城关镇为“郢中镇”，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

（4）自白起攻楚拔郢的路线可证。太子横于公元前298年立为王，是为顷襄王，时隔二十多年，即公元前278年，秦白起“攻楚，拔郢，烧夷陵，遂东至竟陵。楚王亡去郢，东此徙陈。”关于夷陵这说有二：“一说即今湖北宜昌市到玉泉寺一带。一说：“古夷陵当在今南漳武安镇附近。”关于竟陵之说有三：一说竟陵在天门，昔人因大洪山至此而竟故称竟陵，二说在钟祥长寿，三说“巾水以南臼水以东的古竟陵城应在钟祥县北90里的丰乐镇附近，位于今丰乐大沟（清代的丰乐河南岸）。

总括以上所云：夷陵宜昌说，竟陵天门说，皆与故楚都习说江陵配套出现。夷陵长寿说似接近实际，但巾水、臼水在何处无法解释，只有夷陵南漳说，古竟陵丰乐说，皆因白起侵楚路线相符，也与历史大事件相符。（石泉《古竟陵城故址新探》一文，言之有据，详述有理）

南漳在钟祥西北，竟陵在钟祥正北，白起从西北到正北、顷襄王西走南走皆无立足之地，只有东走徙陈了。由此可证顷襄王是从钟祥城出奔的。

（5）战国遗迹，兰台《风赋》、宋玉笔、宋玉井、宋玉石可作佐证。

举世闻名的《风赋》即作于兰台。其文开头：“楚顷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兰台，即今钟祥城内之“兰台”。兰者，古君子之美名也。据说“兰如”是世界“兰草”的故乡，因多兰而得名，现为钟祥一中所在地。

笔者曾登临送目：“望汉水如带，三尖诸山列如画屏”，风景非常优美，难怪楚怀王经常在这里接见外国使臣，楚大夫宋玉也卜居于侧，后人称之为“宋玉宅”。

“宋玉宅”其说有四，一说宜城南在宜城境，一说在今归州东二里，一说在今江陵县城西三里，一说钟祥“郡学宫即宋玉宅”，现为钟祥市实验小学所在地。

《水经注·沔水》篇，对此作了简要的记载：“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隽才辩，给善属文而识音也。”从这段文字记载中，“城南”也可以说是宜城南境，也可以说是指钟祥，但更重要的是“玉，邑人”的邑字。“城南”是方位词，邑才是具体的地方。宜城南除“郊郢”之外，还有哪些地方称邑呢？

就钟祥郡学宫而言，虽历经沧桑，时过境迁，文物典籍失散，而今断碑残碣及描龙画凤的石陛、石柱、石牌坊犹存，而今仍不失为古朴典雅之艺术风格，遥想古代绝非寻常之地。再结合前面所云之历史大事件。如“蓝郢”、“郢”、“芈戎攻楚，取新市”、吴师入郢、白起入楚路线以及兰台雄风等等，不言而喻，宋玉是钟祥人毫无疑问。

“宋玉宅”内有“宋玉石”，其石“两石竞秀”，是唐李昉郡守得之于榛莽间，后不知沦于何人之手。“宋玉宅”前有“宋玉井”，又名“楚贤井”，“泉水甘洌，异于他水”。郊郢之地人才辈出，是否饮水而承先贤遗韵？居此地而享物华天宝，信夫！只有地灵，方出人杰。

综上所述，人们不禁发问：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之名胜古迹，独独出在钟祥？盖因先贤摇落，典籍失散，人民群众赖以口头传说来弥史之不足。因此口头传说的价值仍不可低估。据现有资料，初步定在五个楚王都于钟祥，不过随着出土文物的发现，它将证实何只有五个楚王呢？

                                                （本文于1959年初稿，于1989年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