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机天蚕变:桐城方氏家族是中国文化世家的一个绝唱

汪军：桐城方氏家族是中国文化世家的一个绝唱!
钱理群曾经说,桐城方氏是继曲阜孔氏之后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家族。可以说,桐城方氏家族是中国文化世家的一个绝唱,在未来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的了。过去的大家族具有一定的凝固性、传承性,传承性,现在是商业社会、城市结构,变迁大,人的兴趣爱好多样,一个家族的东西难以延续. ......
汪军：我愿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汪军，1968年生，当代知名学者、企业家，桐城人，现移民加拿大，曾在安庆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庆市政府开发开放办等工作，现任省内数家企业董事长、总经理，安徽省朱子研究会常务理事、安庆市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安师院皖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大儒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著有《我在皖江的日子》  、《晚清安徽巡抚邓华熙史略》，主编《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等，曾受央视“走遍中国”栏目邀请作为“文都桐城”   节目现场嘉宾。
研究文化是种消磨方式
橙：为什么最近几年热衷于皖江文化研究？
汪：不是最近几年，我在大学就有兴趣了。那时关注的是历代桐城文化名人，然后范围扩大到安庆地区，最后扩展到皖江文化。不过，早期研究并不系统。
橙：除了兴趣使然，还有其他因素吗？
汪：皖江地区一些有思想价值的历史人物，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客观的、全面的评价，让人有扼腕之处。这也促使我来研究皖江文化。
橙：大学毕业后，你分到安庆市政协文史委，待了几年？是在坐冷板凳吗？
汪：在政协的四年时间，对我来说，是个飞跃，一个人一个办公室，读了很多文史书籍，钻研得更系统化。这四年里，没什么干扰，我也最终形成了个人的学术见解。
橙：什么时候从商的？
汪：我从市政协调到市政府开发开放办干了一段时间，92年下海时兴，第二年我就下海了，因为办事利索，被外商看中，也就加盟外资企业了，涉足房地产业。
橙：经商很耗人精力的，你有时间再做文化的事情吗？
汪：我服务的是外资企业，享受一些优惠政策。其实做房地产也比较简单，尤其是做顺了以后。
橙：商人要逐利，会不会给文化研究带来负面影响？
汪：这并不矛盾。我跟香港商人打交道多一些，他们的商业习性，他们的商业智慧，对于我有很大的影响，我在自己驾驭和可操控的范围内，合法地做生意，不求太大。生意做太大了也不好，人可能就陷进去了。我做实业和做学问把握得还比较平衡，没有为实业而耽误做点学问，也没有因为做学问而荒废实业。带着兴趣研究文化，这是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把研究地域文化看成是一种纯粹的消磨时间的方式。
橙：你的状态是“优游”的。你不用担心如何解决生存问题，如何为出版一本著作而奔波。
汪：也可以这样说吧。我做文化探索、研究，没有名利心，纯粹地是求解，寻求乐趣。说大一点，是“了解真相，还原历史”。我的心态始终很放松，不累，对文化的求索保持着一种新鲜感。
读书不断有兴奋点
橙：从大学到现在，读的书变化大吗？
汪：不大，都侧重于文史哲方面的。我现在喜欢淘书，到欧美、港台等地区都要逛逛书店的，即使观点针锋相对的书，也买下来。现在有上万册的书了。
橙：有多少是在大陆买不到、看不到的？
汪：大概有两千册吧。
橙：现在还能静心看书吗？
汪：我一直延续着在学校读书的习惯，我读书能不断地找到兴奋点。最近我在找有关近代中国佛学研究开创者杨仁山的书看，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就是源于他发现的《唯识论》，把佛教的概念引申到儒学领域，这一点和宋明理学援禅入儒很相似。
橙：你主要是看本土的书籍？
汪：国内的书看得多些，读西方的著作，也是侧重于研究他们的哲学思想、思维方式，以及对汉学的理解、研究。
橙：前不久有学者说，中国人研究汉学并不具有先天优势，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不一定是中国人研究汉学最好。你认为呢？
汪：这么多年，对我影响最大的，的确是西方汉学家的研究及其著作。当然在海外也有一批华裔汉学家、新儒家，像杜维明、余英时，从我们司空见惯的史料中发现一些东西，得出了新的结论。在研究方以智上，有人就搜罗了一大堆史料，认为方是病死的，而余英时根据这个人搜罗的材料，论证出方以智是自殉，很有说服力。认为方是病死的这个人可悲啊。有人一辈子做史料收集者、管理员，得不出结论，或者说得不出好的结论甚至是错误结论。也有人研究越多，离真相越远。
橙：也可能是他没有提出新观点的勇气。
汪：是的。国内的学者，不乏得不出科学结论的，文化结构单薄，缺乏文化视野，而真正的大学者，往往都是学贯中西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冲出藩篱，看得开阔些，才能不局限。
橙：但是，史料浩如烟海，如何去伪存真？如何发现独特的东西？
汪：历史上许多史料确实是经过大量删改的，特别是《四库全书》的编撰，让中国人变得只剩下温良恭俭让，有血性的人看不见了。对待史料，我觉得首先要有个历史观，才能有取舍标准。当然完全超然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你所用”，必然有所立场和观点。至于说有独特的发现，这就要有大量的阅读，有独立的思考。我在研究皖江文化时，从姚鼐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发现了别人没有注意的释儒兴替的关键词句，也就对中国佛教文化的瑰宝“皖山禅”，作了一番深入研究。姚鼐本人说，别人读奇书，他读平常书。于平常中发现不平常，这就看你的读书功力。
橙：中国人讲究知行合一，你在“行”方面怎样？
汪：平时除了读书，有时间我会做文化地理的实地考察，到婺源去过五六次，与安徽电视台《天都望》栏目组一起寻访大皖江的风采，像方以智在安庆的活动情况我都寻访过，研读他的侄子方中发的《白鹿山房诗集》，踏访白鹿山、鹿湖，最后竟把白鹿山庄找到了，当时的金陵第一高僧禅师“觉浪道盛”曾走访过的“中方禅寺”，我也到过，可惜只剩下一堆废墟，废墟上的高僧舍利塔在文革中被推倒了，我看后于心不忍，拿出一点钱，买了建筑材料，找民工把它重新竖起来了。
桐城方氏是文化世族的绝唱
橙：皖江文化的内核是什么？如何理解它？
汪：文化有脉络，有核心区域，文化也分深色、浅色。要理解地域文化，首先要明白中国文化的整体脉络和方向。作为中国文化支脉上的一个硕果，皖江文化是安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相当有活力和魅力，与徽州文化交叉影响，在皖南地区才构成了徽皖文化圈。皖江文化是个系统，有阴阳二极，分别是古皖文化和桐城文化。古皖文化源于皖河流域，更多地体现原始生命的激情，比如在诗歌（《孔雀东南飞》）上，在戏曲（皖上派昆曲、徽剧、黄梅戏）上，在通俗文学（张恨水、潘伯鹰、程小青的小说）上，具有市井、商业色彩的一面，热烈、奔放。像阮大铖这个人就是古皖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精力旺盛，热烈奔放；陈独秀也是很狂放的，他写文章、演讲表达的方式很直接，他否定桐城派，倡导面向民间、面向社会的新文化，是古皖文化的一次复兴。而发迹于桐城、枞阳一带的带有浓厚农耕色彩的桐城文化，是延续了正统的“圣贤一脉”，复活的是宋明理学精神，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士大夫精神，比较冷静、节制，讲究理性的人生。皖江文化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是对立统一而成的。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方东美这四大诗人哲学家，既有炽热的诗人气质，也或多或少地受桐城文化的影响，对新文化多少也有所影响。
橙：研究皖江文化你个人侧重于哪些？
汪：有两个兴趣点，一是关于古皖文化，它像地火一样，一直在延续着、奔突着，我关注、探索它的生命精神的内核，还有一个是关于方以智和他的家族。方以智本人太有魅力了，他的思想超过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我们对他的发掘才刚刚开始。有关他的著作需要尽快点校出来。在皖江文化中最博大精深的就是方氏家族，这个家族是象数派易学的集大成者（另一派是义理派。中国文化中最深刻的，就是《易经》和禅宗，如果这两样都不了解，对中国文化也就入不了门）。方以智的曾祖父、祖父、外祖父、父亲，以及他的儿侄等，都各有所成，这个家族是一个庞大的学者群。
橙：这样的文化世家不多见吧？
汪：钱理群曾经说，桐城方氏是继曲阜孔氏以后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家族。可以说，桐城方氏家族是中国文化世家的一个绝唱，在未来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的了。过去的大家族具有一定的凝固性、传承性，现在是商业社会、城市结构，变迁大，人的兴趣爱好多样，一个家族的东西难以延续。
橙：你的汪姓有来历吗？
汪：有，我的祖上迁自婺源，也是个大姓。我还找到了家谱，作了梳理。实际上，安庆人有许多是外迁来的。
橙：不过，有传承的老家谱很难寻找到了。
汪：在国内找不到的家谱，在国外图书馆也许能找到。多伦多大学有个东亚图书馆，收藏齐全。这是对文化的真正尊重。中国汉文化亡于明亡之时，满清几百年，毁掉的东西太多。所以胡适说，发现一双小脚鞋，比发现一箱子古书还重要。
橙：皖江文化研究的进展如何？
汪：2004年11月我们在安庆召开了安徽省首届皖江文化研究会，有一百多个学者与会，今年又将召开第二届，省社科院准备出一套皖江文化研究丛书。涉及皖江文化的研究，如对陈独秀、方以智的研究，对桐城派、徽剧、黄梅戏和皖江地区近代化进程等多方面的研究，是国内外学术关注的热点，集中了国内外一大批一流学者。过去是微观研究，一个一个的做，现在更多的是从宏观层面着手，做着整合的事。比如研究陈独秀，不但研究他本人，还要研究他的文化土壤，研究和他关系密切的同学、亲友，这样做才系统、完整。
橙：研究皖江文化有哪些现实意义？
汪：目前，安庆、安徽乃至中国，都处在一个社会、文明的转型时期。研究皖江文化，对当下有借鉴作用。比如研究方以智，就会研究到明亡的原因。我认为明亡首先是其政治制度没有满足新兴阶层的需求，变革滞后，结果造成了很大的内耗，其次是贫富差距大，东南地区多富裕，西北地区贫瘠，产生民变。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至今闪耀着光芒。皖江地区在近代处于变革的前沿，曾国藩、邓华熙等人的思想、实践，对我们有很大的参考作用。像曾国藩在安庆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如创办安庆军械所、恢复敬敷书院、厚葬文人方东树、苏厚子、戴钧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