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小吃摊:关于模式的其他说法

关于模式的其他说法。

一般来讲，发展模式转型的主体是经济社会结构，它是指向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从具体内容上看，包括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的方面。中国转型模式问题，无论是从角度还是具体内容，都有很大不同。

从国外来看，对中国转型模式的概括众说不一。比如，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认为，“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公式：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俄罗斯东方学专家阿列克谢·基瓦认为，中国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的一种，就像我们曾经推行过的新经济政策一样。这种模式许多国家都在采用，而且是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既有一党制国家，也有多党制国家。这种模式的实质是，逐步地、分阶段地为形成市场经济和代表制式的民主创造前提。”乔舒亚，库伯·雷默认为：“中国的模式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并把这种发展途径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试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创新和试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时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通过发展经济与完善管理改善社会。”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张维为博士认为，与西方主导的模式相比，中国模式确实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一是在处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丁平衡点：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二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三是不断地试验、不断地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地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这使中国避免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国家盲目采用西方模式而带来的困境；四是拒绝“休克疗法”，推行渐进式改革；五是确立了比较正确的优先顺序，即改革的顺序是先易后难；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孔塔帕里认为，“在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在实践层面奉行务实变通，在理论层面实行兼收并蓄、继承发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紧密结合国情的发展方略。”也有不少非洲国家领导人将中国模式概括为“以人为本”、“不断的试验”、“渐进改革，而非激进革命”、“一个致力于发展的政府”、“有选择的学习”、“正确的优先顺序”等。美国学术界认为，“与‘美国模式’相比，‘中国模式’特点明显”，华盛顿大学国际问题教授哈里，哈丁也提出，“在对外援助方面，‘中国模式’不给对外援助附加任何政治条件，而且援助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提供政策建议，要求体制改革，甚至要求建立公民社会”。同时，也有学者对到底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提出质疑，如德国杜伊斯堡一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提出，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因此所谓的“中国模式”并不存在。中国的这一转型期将伴随着急剧的社会变革和政治改革，这一过程是渐进的、增量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

从国内来年看，我国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前后形成了两次热潮。第一次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第二次是从2004年至今。据笔者不完全统计，30多年来，已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研究的学术论文300多篇，相关的学术论著40多本。这些研究成果的特点是角度多、视野广，对于我们进一步开展中国模式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是把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理论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共同的实践基础，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两者是一致的，只是概括的角度不同。“中国模式”的提出是从全球的高度看中国的发展，侧重于横向的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立足于国内发展所做的纵向考察。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既有交叉，更有重叠。前者更注重从国家发展、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分析，后者则更重视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丰富和完善。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个学术概念，不应意识形态化，要充分认识“中国模式”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和联系。毫无疑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构成了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但是在考察视角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着眼于政治取向，而“中国模式”概念着眼于社会发展，更便于人们在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下，以世界历史的眼光考察我国的现代化。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模式”即“中国模式”的正式诞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中国模式”。还有的学者从科学发展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角度出发，认为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由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转变，体现了社会公正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当代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还有的学者从现代化建设的角度研究，认为社会主义模式主要指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即以社会主义与现代化有机结合为方向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以及由此所形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

二是把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与社会模式既有区别也有联系。社会形态是指同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社会制度是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性质的角度对社会形态的一种称谓。社会模式指的是一定政府代表统治阶级在组织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时所提倡的理念、所组建的体制和所实行的政策、方针等。因此，一种社会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社会模式的研究也必须在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有学者认为，从发展的角度说，“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模式；从制度角度说，“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

三是把中国模式与改革开放的实践联系起来进行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中国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各种具体做法的抽象。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也可以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特指在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主动创新、大胆实践从而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社会的协调发展、国家的和平崛起的一整套思路、经验和理论。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探讨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到底是如何组织的，以及中国经验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适用性问题。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第二个方面，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从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经验总结。今天所谈论的“中国模式”，仅是的道路和经验，也就是说，它是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界点的，1978年以前的成功经验不属于今天所谈论“中国模式”的范畴，而1978年以后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外交等各个领域的原则、经验、方式方法等内容，都属于“中国模式”的范畴。有学者认为，就其时间坐标而言，“中国模式”仅仅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道路与经验，不宜将其推演到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甚至近代中国。当然，对上述观点也有不同的看法，如有学者认为，从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自觉探索，所以中国模式并不限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果，而是应该涵盖新中国成立以来现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

四是把中国模式与执政党的发展理念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有學者认为，中国模式不仅包括我国现代化建设成功的实践经验，而且包括党在各个时期先进的发展理念，具有丰富的哲学意蕴。在历史观层面上，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体现了社会发展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在认识论层面上，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模式，体现了系统思维的基本原则；在价值论层面上，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体现了价值关怀的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有学者认为，作为“中国社会由现实状态向未来状态进化所遵循的设计和规范”，“中国模式”包括一系列先进的发展理念：求实创新的实践理念、执政为民的人本理念、全面发展的整体理念、协调发展的和谐理念、放眼世界的开放理念、渐进改革的稳定理念。

五是把中国模式与其他国家发展模式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无论从内涵还是从外延上看，中国模式与其他类型发展模式既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又有着鲜明的独特性，从而为学术界开展模式之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广阔空间。

有不少学者广泛开展中国模式与社会主义其他类型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有的学者从经济体制的角度开展研究，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存在的“计划经济模式”、“自治经济模式”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经济模式”的区别与联系。有的学者从社会主义模式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演化史的角度，深入探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模式、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模式、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式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历程。有学者注重从指导思想的角度，深入探讨了社会主义经典作家阐述的基本原则式的社会主义模式、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包括中国）模式、西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区别。有的学者还从表现形式的角度，深入探讨了苏联高度集中式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自治式的社会主义、匈牙利民族式的社会主义、朝鲜的主体社会主义、古巴的格瓦拉社会主义，等等。

有不少学者把中国模式同所谓的“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有学者提出，要把中国发展模式与“北京共识”明确区分开来。“中国模式”既可以是实践经验，也可以是发展理念，参照的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模式，而所谓“北京共识”只是发展理念，针对的是“华盛顿共识”。相比之下，“北京共识”概念的视角过于狭窄，而且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需要谨慎对待。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实质上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

笔者认为，国内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取得了丰富成果，但也存在着较大的研究空间。应该进一步拓宽视野，开拓新思路，从更多的视角研究中国模式的形成、发展、性质、意义、作用等重大问题。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出发，对中国模式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概括。中国模式具有十分丰富的思想内涵，需要我们用宏观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和分析问题。比如，如何认识“发展模式”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应该说，这个概念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模糊性，迄今并没形成完全公认、统一看法。我国学术界对中国模式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有的学者把中国模式理解为一种经济体制、经济管理模式，或者仅仅从经济角度、政治角度、管理角度来理解中国模式，应该说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也是不完整的。本人以为，经济体制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全部。中国模式内涵十分丰富，既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既有运行机制方面的，也有制度建设方面的，是一个综合体。目前，有不少学者注重从综合的、综合的、全面的、系统的层面概括中国模式的内涵。有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发展模式’，是指从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点出发，立足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为目标，充分挖掘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巨大潜力，注重发挥人力资源丰富和市场广阔等优势，着力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四位一体’的发展，即以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为重点的经济发展，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发展，以降低能耗和保护环境为重点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以及以改善人的物质精神生活和参与政治生活为重点的人的自身发展，努力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从而为人类文明发展作出中国自己的贡献。”笔者比较赞同这种观点。从总体上看，笔者认为：中国模式是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通过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以及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上体现出来的特色，实质上是回答在我们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照这样的定义来分析的话，我们就不能仅限于从经济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模式，也不能仅限于从实践的角度研究中国模式，而必须全面系统深入地进行分析和概括，这其中包括对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思想内涵、基本特征、运转机制、现实意义等，都要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