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的意识形态底蕴

日期：2011-02-14 作者：南振声 来源：文汇报                      
    ■南振声
    
不能离开意识形态谈中国的发展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一个发展中的东方大国，以接近两位数的年均增长率实现了超过三十年的连续增长，人均GDP也从建国初期的不足100美元到突破3000美元。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实现了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经济报告称，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增至50%。中国的社会发展成就获得了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充分肯定。
    
    但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即解读中国的社会发展时，在肯定中国经济发展和物质成就的同时，难免回避或淡化中国的发展与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关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讲，这恰恰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从国际社会来看，伴随中国的崛起，对中国的关注和研究也越来越多，形成了诸多对中国发展的解读和理论阐释，如“北京共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等。这些解读和阐释当然具有参考价值和不可忽略的积极意义，但其中也有一个基本倾向，即较少关注中国的先进文化、指导思想以及制度属性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当然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一些西方人士在无法否定中国社会发展的成就时，就将其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属性割裂开来，抹杀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引领和人类社会的贡献。这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的。在国内，现实状况也告诉我们，讲清两者之间的关联是我们的重要使命，也是我们必须应对的挑战，这对于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义重大。
    
    不能离开中国的意识形态谈中国的发展成就，首先就在于中国之所以进入社会发展的崭新里程，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众所周知，“十月革命”以后，苏俄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曾经取得了辉煌成就，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到20世纪60年代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难以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迅猛发展的社会浪潮，无论苏联、中国还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了比较困难的局面。到十年“文革”后期，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中国是从思想解放运动开始走出困局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国掀起的空前大讨论，不仅仅在于纠正“文革”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而且具有十分广泛和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强调检验真理（而不是运用真理），强调实践的唯一标准（而不是强调认识论的其他范畴），把重心放到理论的源头上，因而启动了对思想和理论体系的全面审视，以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思。
    
意识形态创新开启中国改革进程
    
    实践证明，从思想和意识形态层面展开的全面审视和深刻反思，不仅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扫荡了思想障碍，破除了重重坚冰，而且也堪称当代社会主义运动思想升华和理论创新的里程碑。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首先完成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从美好的理想变为生动的实践和具体的制度。苏联对此做出了伟大贡献。但无论是作为制度还是作为思想体系，社会主义都不可能通过一次飞跃就达到比较完美的地步，从“十月革命”开始到中国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实践，这一丰厚的积累，当然为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创新准备了历史前提。遗憾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没有谁能让社会主义完成另一个新飞跃，即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与固守传统的社会主义认识不同，邓小平同志清醒认识到改革开放启动的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并明确地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可”。（《邓小平文选》第2卷）因此，尽管中国的改革最终体现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其缘起却在于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突破，特别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意识形态理论创新。
    
    因此，从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提出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大命题，相当于再一次飞跃；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则是由意识形态的创新开辟了现代化新里程，是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生动体现。
    
    不能离开中国的意识形态谈中国的发展成就，其次是在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成就都同中国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紧密相连。众所周知，中国社会发展振奋人心的变化最早是在农村出现的，农村的改革成为中国改革的突破口。而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就牵涉到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问题：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所有制？公有制有哪些形式？如此等等。后来，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探索进一步从农村推向城市，国有企业改革不断得以推进。今天中国已经确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所有制形式，并且明确：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加快生产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就完成了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一基本意识形态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如果没有这一创新，就不可能有随后释放出的巨大生产力及其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
    
    意识形态创新带来的变革和巨大发展，相当突出地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构建上。此前，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家们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非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阵营也普遍认同这一理念。邓小平同志的重大突破，恰恰在于将市场机制从决定社会的制度属性中剥离出来，既突破了经典作家的认识，也突破了当代意识形态的局限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创造了人类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完全不可想象，如果我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社会主义传统意识形态的水平上，我们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社会发展成就。
    
    把对中国持续、稳定经济增长的高度关注，同对中国与时俱进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创新的高度关注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正确解读中国的发展之谜。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断上台阶，中国的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也不断发展完善，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成为当今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也反映了当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新成就。
    
意识形态创新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
    
    不能离开中国的意识形态谈中国的发展成就，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于，中国通过意识形态鼎新，吸收了人类文明关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从而形成了符合客观规律的指导思想，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思想动力。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来就包含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揭示，因而也绝不排斥任何对社会发展正确认识的成果。只不过在特定历史时期，社会主义运动中理论和意识形态的封闭和僵化制约了这一借鉴功能。
    
    传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形成了固有的一系列理念，而诸如人权、自由、公平、正义、法治等，均不属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话语范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鼎新了的意识形态体系中，这些话语范畴都成了重要的理念，并都有了新的发展。以人权为例，从1990年代初开始，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人权对话和建设的同时，逐步形成和完善了当代社会主义的人权观，提出了如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不能脱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谈政治权利，人权包括个人和集体两个层面，不能脱离集体和国家主权谈论人权，坚决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等等重要的人权观点，受到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关键词之一，无疑也是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它相当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对当代人类关于社会发展文明成果的借鉴。国际社会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讨论持续发展的问题。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引起轰动，同年联合国召开环境会议，通过《人类环境宣言》，被认为确立起可持续发展的第一个路标，其后，这一思想理论不断发展。但中国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重视这一成果。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率先编制国别《21世纪议程》的国家。继而，在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正式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2003年8月战胜“非典”后不久，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明确使用“科学发展观”的概念时，就纳入了这一重要内容：“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系统表述了科学发展观思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的文明成果被融入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之中。
    
    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的关联是无法否认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改造社会的计划，它涉及到“理想、伦理标准、一般及全面的社会见解及政策”。（〔美〕西摩·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美国比较经济制度学家莫里斯·博恩斯坦认为：“任何一种经济体制都有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文化支撑，相应的任何经济体制的变革也必然伴随着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或整体性转换。”（〔美〕莫里斯·博恩斯坦：《比较经济体制》）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在主导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回避乃至否认中国社会发展成就与中国意识形态的关联，反映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偏见和思想局限性，而我们如果也忽略两者间的内在关联，则会模糊方向和失却灵魂。这绝不是耸人听闻。因为，我们必须保证中国的发展道路由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引领，保证中国追求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人民共享的现代化。
    
    （作者单位：南京政治学院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执笔：李书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