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1在线阅读:周恩来倾力化解新四军主帅叶挺、项英矛盾始末!

1938年4月5日，新四军军部迁至皖南歙县岩寺，开始四处“招兵买马”，积极壮大队伍。但就在新四军稳步发展之际，掌握着新四军实际领导权的副军长兼政委项英逐渐与军长叶挺发生了摩擦。
从怎样执行党中央有关新四军迅速挺进敌后，独立自主发展游击战争这个决策开始，叶挺与项英开始产生分歧，由此波及到新四军军事作战问题。项英以叶挺脱党10年为由，在与中央磋商新四军发展战略等问题的过程中，根本不征求叶挺这个军事首长的意见，也不向他通报中央的有关指示，不让他独任军部的工作，甚至包办战场指挥，使名为新四军最高军事首长的叶挺难以接受，感到自己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就像“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
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这被项英指责为摆官架子、旧军人作风，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喜欢穿着整洁，并有自己的厨师，单独吃小灶，项英对此也颇有微词，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生活作风。这些因素都促使叶挺与项英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叶挺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他感到在新四军内部处处受到牵制，无法实现其救国救民的抱负，便在1938年6月初到武汉争取增拨新四军军费时，将自己在新四军内部的实际情况告诉了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周恩来，并建议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
听了叶挺的讲述，周恩来当即表示一定尽快予以解决。当天，周恩来就给毛泽东和张闻天发了如下电报：毛、洛：
甲、叶挺来汉，经费增加，情绪甚好。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
乙、拟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人选以叶、项、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邓子恢或张鼎丞七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叶副。如何，盼复。
陈、周、博、叶
7日
两天后，毛泽东等人回电同意，新四军委员会宣告成立。但成立后的新四军委员会实际上并没有发挥作用，项英依旧我行我素，对叶挺的态度并没有好转。8月，为便于直接指挥新四军在大江南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新四军军部进至泾县云岭。这月下旬，鉴于新四军委员会成立后项、叶关系并没有改善，叶挺一气之下致电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周恩来等人请求辞职。8月28日，周恩来等复电诚恳挽留说：“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在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叶挺于是在新四军中又留了一些时间，但离军的念头仍未打消，并最终于1938年10月负气出走离开皖南，回到家乡广东余汉谋处组织东江游击队。
二
叶挺负气出走后，项英对叶挺的离开不以为然，于10月23日急电中央军委转周恩来说：“叶之辞职系（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与蒋解决继任人。以后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周恩来没有同意项英的意见，他于11月2日电告项英，准备向离开新四军去香港的叶挺说明两点：（一）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不能改变现行制度；（二）工作关系不良，应当改善。电报同时向项英说明为着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以请叶挺回新四军工作为有利。
叶挺的出走严重影响了新四军内部的团结，在国内外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蒋介石也趁机大做文章，声称共产党破坏团结抗战，要再次委派新四军军长。中共中央获悉蒋介石的意图后，迅速致电项英、周恩来、叶剑英、廖承志：“蒋在西安向我们同志表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因此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有另派人去新四军任军长之意。”中共中央并指示长江局：“1、周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其在新四军的工作问题，并要求叶挺向蒋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2、对新四军之其他解决办法如另派军长等，我们表示坚决反对，并对四支队八团之不准用新四军名义事，表示抗议，要求蒋介石下令纠正。3、在周与叶谈话中，应确定叶之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之安心工作。”
接到中央指示后，长江局仔细分析了新四军存在的问题，初步商定了解决的办法。1939年1月8日，周恩来代表长江局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叶挺仍回新四军，解决的原则是“共产党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10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周恩来，指出：“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四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我们提议须项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中央同时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新四军委员会“叶正项副”的提议，并指示：“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正确关系。因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
周恩来接电后，一方面向蒋介石极力交涉，表示中共坚决不同意更换军长，另一方面电请叶挺赴渝面谈以消除隔阂。叶挺辞职本系受项英排挤所致，他对中共并无不满之意，对周恩来也始终尊敬如一，接到周恩来电报后便于1939年1月中旬由广东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