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四军实力最强的第四支队司令，高敬亭打响了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第一枪。
国民党曾悬赏重金，买高敬亭的人头，而今项英竟向国民党发出枪决他的请示电报。叶挺严肃地说：“高敬亭，你还有甚麽要求，时间对你不多了。”新四军内竟无一人为他说话。我军历史上，每个将军之死，大凡不是气壮山河的血洒疆场，就是英勇就义在敌人的刑场，或是为军队建设鞠躬尽瘁直到魂归九天……而且场面都是那样惊天动地，那样悲壮，那样感人，那样恢弘……
但年轻有为叱吒风云的将军高敬亭之死，却令人叹息、惊疑---没有悲天怆地的哭嚎，没有催人泪下的悼文，没有高耸国土的墓碑，没有黑纱挽帐、白如雪海的花圈。。。仅有的，只留在人们心头的一个长时间不能拉直、也不能画圆的句号。
1939年6月24日，皖东平原的肥东县青龙场临时设置的刑场上，响起了一声清脆而低沉的枪声，倾刻间，一个身材高大，约模三十几岁的军人倒在血泊之中？这是一声令人心碎的枪声！一声枪响结束了高敬亭短暂的生命，但历史的长河却奔流不息。几十年後的今天，我们不能不让这一声枪响携带我们深沉的反思，走过这历史长廊，寻找那过去的足迹。
骁将名扬大别山
1935年1月中旬的一个拂晓，北风怒号。在安徽金寨县抱儿山附近，一支800馀人的红军队伍突然出现在山峡之间。他们的军服脏且破烂。大多数人都带着伤。由於这支部队濒於粮尽弹绝，几天都吃的是野菜，又经长途转战，使他们个个显神色疲惫。领头的那位指挥员面色严峻，微皱浓眉，眼角的皱纹显示着他饱经沧桑的历程。这就是当时的鄂豫皖省委常委、红七十五师政委高敬亭。那一年高敬亭才28岁。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1907年8月生於河南省光山县董店镇一个农民家庭。厄家境贫穷，他从小就帮助父亲，为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而辛勤劳作。1927年，他叁加农民运动、从此投身革命。由於他无私无畏，斗争坚决，土豪劣绅们对他恨之入骨，打死了他的妻子，他的幼子也随之下落不明。这是对高敬亭的革命意志的第一次考验。国民革命失败後，中共鄂东特委发动了着名的黄麻起义。高敬亭欢欣鼓舞，在家乡坚持斗争，配合和支持起义。起义失败後，地方民团在高敬亭家搜出一些革命传单和标语，就放火烧毁了高家的房屋，并将高父活活打死。
1929年3月，高敬亭加入了中国*，在以後的日子里，他先後担任过县委书记，鄂豫皖苏维埃主席、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和常委、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和红七十五师政委等重要职务。几年间，残酷的对敌斗争和严峻的党内斗争，使这位农民出身的高级领导人的性格被赋予了与众不同的烙印：办事利落，善於快刀斩乱麻；嫉恶如仇，对部下严格得不近人情；但他又爱护战士，能听取战士们的意见。战士们怕他，却又爱戴他。
1934年9月，高敬亭受鄂豫皖省委派遣，厄稆丹皖西北党委书记，统一领导皖西北的党、政、军工作。这时正是红二十五军屏斗卫根据地和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刻，由於敌人的分割包围，高敬亭被敌人包围在栈西北、和红二十五军主力及鄂豫皖省委失去了联系。
1935年元旦刚过，鄂豫皖“剿匪”总指挥梁冠英指挥十九个团的兵力，向皖西北根据地进攻。高敬亭寡不敌众，於是率部队拼杀了三天三夜，终於杀出了一条血路，冲出皖西北，寻找红军主力，来到这金寨县抱儿山。红二十五军到哪儿去了？下一步将怎麽办呢？高敬亭心乱如麻。他命令经过一夜急行军的战士们在风雪如刀的荒山下就地休息，不要惊酲尚未苏醒的村庄。这时，哨兵忽然报告：有一支数百人的红军向这里开来，声称是来寻找皖西北红军的，但似乎又不是红二十五军主力。原来，这是“少共”鄂东北道委（道委相当於地委）书记方永乐和鄂东北独立团政委徐城基率领的独立团。他们是奉省委命令杀出重围，前来寻找高敬亭的，还带来了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撤离时给高敬亭的指示信。信中传达了省委常委会议精神，决定留高敬亭在大别山主持党政工作，并领导大别山武装斗争。高敬亭果断地命令会师後的部队迅速向东南方向转移。
组建红二十八军，跳出包围圈
2月3日，正是农历大年三十。高敬亭率领部队转移到太湖县凉亭坳，他在这里的金家大屋主持召开会议，宣布将两支部队合编组建红二十八军。下辖八十二师和一个军直属手枪团，全军共一千四百馀人。高敬亭任军政治委员（无军长），方永乐为八十二师政治委员。在这血雨腥风的危急关头，大别山又重新扬起了一面红旗。红二十八军成立伊始，枪支弹药严重不足，吃穿供给异常困难。怎麽办！只能寻找战机向敌人要补给。正在这时，手枪团派出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余谊密过年前带了二十多名武装人员，从安庆回到他的老家潜山县官庄过年，现在还在家里。群众对他恨之入骨，要求我们去收拾他。”侦察员说的余谊密，乃前任安徽省代理省长，现任财政厅长，是一个反共老手。“余谊密真大胆呀！”八十二师政委对高敬局说：“你看他的派头真不小呀，过年还要二十多个护兵陪着哩。”“还不是看到蒋介石派兵来‘清剿’，狗仗人势！”高敬亭思索一下接着说：“余谊密这老家伙，是靠反共起家的，我们揍他一顿，给他主子一点颜色看，不然，我们在潜（山）、太（湖）地区难以立足。”“对，大别山的红军是消灭不了的。”方永乐接着说。高敬亭与方永乐分析情况後，决定乔装打入敌穴，速战速决。部队所在的凉亭坳离官庄尚有100多里，部队星夜兼程，一个晚上的急行军，於2月15日拂晓赶到了官庄林家冲，处决了余谊密，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
“这是三十八军给蒋介石的第一个‘见面礼’”高敬亭风趣地说。对蒋介石来说，这可是一份不太好受的“见面礼”。它宣告了大别山的红军并没有像他发的战报那样“全部一网打尽”。蒋介石恼羞成怒，大骂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刘茂恩“饭桶透顶”，并给鄂豫皖“剿匪”总指挥梁冠英拍来急电：“查鄂豫皖边区残匪，迭令肃清，现匪流窜如故，日见猖獗，若不迅予扑灭，贻患无穷。限本年六月底肃清匪患，否则以纵匪论罪，以重军令”。接到如此急电，梁冠英岂敢有丝毫延误。他立即布置13个师共61个正规团，加上地方反动武装配合，共计25万馀人，分三个防区，对这只有1000多人的红二十八军发动了所谓“两个月清剿”。
高敬亭率部在敌人重重包围下孤军作战，艰苦异常，没有一天不遭到敌人的“追剿”。整天行军、突围、爬高山、钻老林。战士们的军衣划得只剩下道道布条儿，每天过着半饥不饱的日子。更令人心焦的是枪弹越来越少。部队伤亡越来越大。八十二师师长罗成云、军政治部主任熊大海先後牺牲。必须迅速改变这种被动挨打的状态。1935年5月初，高敬亭在霍山县黄尾河召开了干部会议，总结前一阶屏的工作。指出了前一阶段单纯依靠主力部队，忽视了地方游击武装的作用。会议决定派徐城基到地方工作，发展地方武装。而主力部队则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黄尾河会议後，高敬亭根据所制定的方针，寻找战机歼灭敌人，补充自己。5月中旬在随州桐家畈歼敌600馀人，缴枪200馀支。6月中旬在光斛山歼敌一个团，缴轻机枪18架、迫击炮2门、步枪500馀支，俘敌300多人，活捉敌营长两个。
这些战斗改变了二十八军被动局面。没多久，梁冠英则因此丢掉了那顶鄂豫皖“剿匪”总指挥的乌纱帽，改由卫立煌接任。王牌“便衣队”在主力部队连连告捷之时，徐城基领导的地方武装也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徐城基打出的王牌就是“便衣队”。他奉高敬亭之令，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组织了79个便衣队，在22个县建立了广泛的游击区和秘密根据地。便衣队是鄂豫皖红军的一个重大创举，是高敬亭领导大别山游击战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它们一般由五至十人组成，分布在广大的农村。白天隐蔽，晚上到群众家做工作。
高敬亭给便衣队规定了五项任务：（一）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宣传人民翻身解放只有靠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的道理。发动并组织群众斗地主、打土豪，开仓分粮，救济穷人。（二）扩大红军游击队，掌握枪杆子。歼灭反动民团，镇压反动分子。首先要镇压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为人民出气、撑腰。（三）安置红军伤病员，使之早日康复归队。筹款筹物供应红军，作红军的後方。（四）侦察搜集情报，配合部队作战。（五）建立和发展党组织。这支便衣队实际上是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武装工作队，是秘密的苏维埃。便衣队建立的游击根据地，成了主力红军的牢固而坚实的後方。後来，国民党豫皖绥署在检查其“清剿”失败原因时供认这样一个事实：“皆缘此等赤匪，多为本地土着，所到之处，又有人从而勾引通窝，以致行动自由，飘然不定，兵来匪去，已成惯伎。”在大别山区游击战争中，高敬亭依靠广大指挥员和人民群众，逐步总结和形成了一群游击战略战术原则。主要有“跳蚤技术”、“老鹰攫鸡”、“化整为零、集零为整”、“伪装奇袭”。“杀回马枪”、“拣弱敌打”、“四打四不打”、（即敌情明、地形好、缴获大、无大伤亡则打；敌情不明、地形不好、缴获不大、伤亡大则不打）“敌上山、我下山”（即从内线到外线，从山区到平原）。不难看出，这些同毛泽东总结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有许多相同之处。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指挥不足2000人的部队，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数十个团，成功地歼灭18个整营和15个整连，共约5千馀人，自身发展到31000馀人。
到此，鄂豫皖边区军民结束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在南方八省十三个游击区中，高敬亭保存了最多的兵力，其功不可没。同时，这又是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尚未建立之前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既坚持诚心和谈，又作好反对敌人进攻的准备，这在当时确属罕见之举。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38年3月8日，新四军军部命令第四支队氓F进抗日。高敬亭率第四支队，分别从黄安县七里坪、确山县竹沟出发，於3月中旬到达安徽霍山以西地区集结，经短期休整後，继续东进，於4月底抵达抗日前线。部队在舒城、桐城、庐江、巢县、无为等县开展游击战争。高敬亭率支队部驻在舒城县的东、西港冲。第四支队从1938年5月至10月的5个月中，与日军进行了数十次战斗，收复庐江、无为两座县城，歼灭日军500人，歼灭伪军3000馀人，初创了舒城、桐城、庐江、无屏只地区的抗日根据地，部队也发展到8000馀人，成为新四军的一支劲旅。由正确变为错误高敬亭是一个既有功又有过的悲剧人物。他的功绩是卓越的，他的错误也是严重的。那麽，这场悲剧又是怎样酿成的呢？正当第四支队开赴安徽抗日前线，不断取得胜利和发展壮大的时候，高敬亭按兵不动了。当他率军从大别山开向抗日战场并连战连捷时，却发现国民党第五路军（桂系）正源源不断地开向大别山。高敬亭立即致电军部，要他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原因之一是自己长期战斗在大别山，对大别山相当熟悉和十分留恋。原因之二是他意识到大别山地处中原，南濒长江，北临淮河，自古就有其兵家必争之要地的条件。更何况四支队土生土长於大别山，地形熟悉，群众基础好，在此建立根据地更可谓是得心应手的。白崇禧充分意识到了大别山的重要，所以令第五路军全面进军大别山。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可不是这样认识的。他们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囗号下，派出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军队改造基层组织，训练乡、保长、建立保甲制度，调查登记户囗，甚至还提出“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而对於高敬亭提出的让四支队回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要求，则斥责为“不服从统一战线，不积极抗日”。刘少奇担任中原局书记，领导长江以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刘少奇批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指出这种错误的後果之一，是没有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他还发电报给中共中央领导，请示能否派一支部队进入大别山。可惜这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桂系军队已在那里站稳了脚跟。这是高敬亭死後半年的事情。桂系完全在大别山站稳脚跟是1939年初。恰在此时，国民党刚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制定了“防共”、“反共”的政策。桂系军队在大别山站稳脚後，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一面拖欠和克扣新四军第四支队的薪饷，限制第四支队发展，一面大肆扩充反动武装，与我争夺皖东地区。高敬亭领导的四支队陷於桂系部队两面夹击的被动局面。斗争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第四支队应该立即东进，挺进敌後，开辟敌後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也给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发来电报，要求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而高敬亭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仍然抱住大别山不放，这就由正确变为了错误。“居功自傲”与“山头主义”与此同时，高敬亭的思想作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突出表现为“居功自傲”和“山头主义”的恶性膨胀。三年游击战争使高敬亭的威望空前提高，而他却在功劳面前产生了骄傲自大的思想情绪，最终陷入个人主义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还在新四军成立之初，高敬亭就认为四支队人枪最多，“新四军吃四支队的饭”，而自己仅仅当了个支队司令员，未免太委屈了。1938年，中共中央从延安、长江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出一批干部到四支队工作。这批干部中的郑位三，戴季英曾在鄂豫皖与高敬亭共过事。高敬亭对这批人相当反感，尤其是对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戴季英更是如此。戴季英在鄂豫皖就以“肃反”着称，随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後还逮捕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刘志丹。幸亏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达到陕北，才从刀下救出刘志丹。“现在这些人就是来夺权的！你们比得过他们吗？这样我们三年游击战的苦不是白吃了吗？以後你们遇事还是同我商量商量，绝莫上了他们的当！”高敬亭对自己的老部下七团团长和副团长杨克志、曹玉福如是说。於是，郑位三、戴季英处处受到轻视，排挤。郑位三为顾全大局，主动要求转到地方工作。政治局主任戴季英则毫不退让，和支队司令员高敬亭不断地闹着别扭。
1938年11月，新四军叁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抵达江北，以加强对江北新四军的领导，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张云逸对高敬亭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并直接向四支队广大干部传达了中央关於东进的战略方针。在张云逸的说报教育下，高敬亭於1939年3月底率支队队部由舒城推进到合肥众兴集。但时隔不久，高敬亭因病而返，并带回手枪团和特务连。1939年4月底，邓子灰、罗炳辉、赖传珠等随军长叶挺从皖南到江北。5月5日在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指挥，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并命令高敬亭率部队东进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展游击队，建立根据地。高敬亭不听指挥，按兵不动。叶挺愤怒了，他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第七团、第九团继续东进，进至埠子里、青龙场一带。高敬亭勉强率支队部也进入青龙场地区。叶挺和江北指挥部的领导人在四支队驻地召开连以上的干部会议，重申了中共中央东进命令，并要全体到会人员表明态度，四支队全体干部一致举手表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高敬亭也被迫举手同意。但会後，他却迟迟不下东进命令，待部队行动後，他又背着江北指挥部擅自写信命令第七团、第九团停止东进。开展反高敬亭的斗争而就在此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第七团团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乘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财物叛逃，公开投靠了桂系军队。曹在叛逃前就有过生活腐化等严重错误。他们是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中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支部曾研究过处理杨、曹，并委托高敬亭亲自去做工作，但高敬亭迟迟未去。此刻他们突然叛逃，显然引起部队对高敬亭的不满。项英立即来电，要叶挺开展“反杨、曹斗争”。项英是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和副军长，是新四军的实际领导人和决策者。叶挺命令部队在皖东停止东进，进行“反杨、曹斗争”。杨、曹的局逃虽同高敬亭无关，但在反杨、曹的斗争中，在戴季英等人的主持下，揭发出高敬章的一些问题。项英当机立断，在部队中开展反高敬亭斗争。高敬亭被逮捕了，然後遭到无情打击。他拒绝承认强加於他头上的“反革命”、“反党”、“破坏抗日”罪名。戴季英等人对他进行残酷斗争，甚至动用酷刑对他进行拷打，他更持抗议态度。高敬亭也曾是“肃反专家”高敬亭被关在临时设置的牢房里，百感交集，思绪万千，他深深地思念战友和亲人。他对自己当年的“肃反”深感心疚，特别是觉得对不起那位同他一道浴血奋战的亲密战友方永乐。方永乐是红二十八军中地位仅次於高敬亭的领导人。他年仅20岁，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兼以关心同志，热爱战士，所以在二十八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红二十八军的战斗作风可以说是与方永乐的精心培养分不开。方永乐对高敬亭是十分尊重的，这既因为高敬亭叁加革命的历史长，是鄂豫皖的高级领导人，更重要的是高敬亭本身有着为人师表的作风，有着一个*人在那种艰苦年月里的党性原则，有着一位军事指挥员特有的素质高敬亭有着令人尊敬的品质，但未必不会有一个革命者气质中的马列主义因素。方永乐固然很尊重他，拥护他，但未必不会在某些问题，甚至原则问题上发生争论。为此，方永乐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方永乐和高敬亭的分歧和争论，是在“肃反”问题上引起的。还在1933年至1934年间，任鄂豫皖省委常委、红七十五师师长的高敬亭，由於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加上受张国焘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积极推行极左的“肃反”政策，他在七十五师的“肃反”中，先後捕杀了1000多人。对这种错误做法，当时的省委和军领导都是支持和赞赏的，甚至还称高敬亭为“肃反专家”。这就进一步助长了他的错误。1934年9月，省委派高敬亭去皖西检查工作，根据在七十五师“肃反”的所谓的“经验”，高敬亭捕风捉影地夸大“敌情”。他向省委报告说：皖西工作一塌糊涂，都是反革命者在领导。结果省委错误地将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撤职，任命高敬亭接任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上任後大举“肃反”，先後被他错杀的游击司令员吴保才、赤南县委书记高克文、赤城县委书记吴代芬等一批负责人，给革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在同方永乐会合并建立红二十八军後，高敬亭还是对“肃反”抓得比较紧。一个战士有时丢失一个枪机部件，或者写错一条标语都要当作“反革命”枪决，更不用说那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了。方永乐对高敬亭的这种做法表示异议，认为不能将思想错误和政治问题混同起来处理，绝不要再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种尖锐的对立不仅违背了高敬亭的意志，而且伤害了他的尊严，这令高敬亭很为不满，在一种自信惊人的意志驱使下，他将方永乐打成“反革命”，逮捕起来，并逼他写自供书。内部之隙，为敌所乘。就在红二十八军内部“肃反”加紧进行之际，一名叛徒带敌第一○三师忽然包围了红二十八军军部及部份主力，形势万分危急，部队处於混乱状态。就在此刻，被关押着的方永乐，流着眼泪对高敬亭说：“老高，我是不是反革命，等这次战斗後你再审查，你要枪毙我，也等我把部队带出去以後再说！”敌人已经围了上来，高敬亭不得不答应方永乐的请求。方永乐立即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抢占主峰。但敌人是善於爬山的第一○三师。我军兵力单薄，无法固守，便退出主峰。而凶恶的敌人却紧咬不放。方永乐发现情况危急，果断命令手枪团保护高敬亭冲出去，自己带着少数同志留下掩护。战斗激烈地进行着，高敬亭冲出去了，方永乐却再没有回来。“方政委见军政委冲出去後，就站起身，流着泪，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把身体故意暴露给敌人。。。後来，他身上中数十弹。”几名打掩护的战士流着泪向高敬亭报告说。高敬亭呆了，忽然泪如泉涌。。。这成了埋藏在高敬亭内心深深的痛苦。
几年後的今天，身陷牢笼的高敬亭又一次凄然泪下。他向组织提出让自己仿效方永乐，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用自己的一腔热血表示他对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一片赤诚。他思念亲人，特地要来纸笔，给亲属写下诀别信。他更希望自己的战友能为他说几句公道话。但是这一切都无济於事。没有人为他说公道话，包括邓子恢、罗炳辉等人，没有人将他的思想错误与“反革命”的帽子区分开。因为人人都目睹高敬亭的骄傲自大的作风，更何况他一次又一次地违背了中共中央的方针呢？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同时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分别发出要枪决高敬亭的电报。“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1939年6月，被人们视为虎狼之窝国民党之首府重庆，一座雕梁画栋的宫邸内，蒋介石身着便装，踱着方步。战争的烟尘使得这位风云人物那弯弯的长脸满是憔悴，但深陷的眼睛仍像猿猴一样警觉。半信半疑、慢条斯理地对身旁一位高叁说：“我这里有份项英要杀自己一虎将的电报，请我定夺，怕是其中有诈。”高叁捧起电报，仔细阅读脸上露出惊喜不已的神色。“卫立煌他们17万正规军，打了3年，都抓不到这个高敬亭，现在*员却送上门来了，真是不可思议！”“委座，这情况十分可靠。据我所知，在*的长江局会议上，王明、项英提出不让高敬亭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们的根据地全部交给我们。高敬亭当场指责王明、项英是右倾投降主义，他们闹翻了脸。项英是*内显赫一时的人物，他岂能忍受高敬亭当众顶撞。。。”“噢？是这样吗？庇诚惶诚恐的高叁连忙说：“委座，卑职所说情况绝对准确。”“想借我之刀，好，照准！”蒋介石用力握着带血屠刀般的笔，正要落笔，诡秘多端的高叁忙小心地说：“委座，请且慢，古今中外伟人，留传後世的真迹，都要经得起文人雅士和历史的推敲。这份密告非同一般。。。”“唔？”蒋介石停住空中的笔：“依你之见。。。”高叁毕恭毕敬地字斟句酌道：“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照准！委座，这样回电您看如何。”蒋介石略一思忖，右手用力击桌称赞：“好主意！好主意‘所请’二字太妙了，真是一字值千金哟”，随即挥笔：“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照准！蒋介石。”命令速发报新四军。时隔几日，似一柄毒剑的电报飞到项英手中，项英很快交给了叶军长。“高敬亭有罪！”斗争高敬亭的大会，6月21日就开始了。“为甚麽不服从军部的命令？”“你为甚麽要排斥中央派来的干部？”“你为甚麽拉山头、搞宗派？”“你同杨克志、曹玉福合伙干了些甚麽见不得人的勾当？”发言一个比一个激烈，帽子一顶比一顶大。甚麽“反革命”、“反中央”、“破坏抗战”、“想叛国降日”等等措词都用上了。斗争会一连开了三天三夜，一直开到23日，高敬亭根本就没有想到军部领导毅然决然地发动对他的斗争。他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抱抵触情绪。因为他始终认为：坚持留在大别山是正确的，而放弃大别山去“东进”则是错误的；对坚持反共立场的蒋介石，就是要“闹独立性”。他坚信自己的工作虽有缺点，甚至也可能有错误，但绝对不是“反革命”，根本不存在“破坏抗战”。6月23日晚，漆漆黑夜，似层层黑纱，严严实实地紧裹着一切。此时此刻的高敬亭，已身陷囹圄。似在无底深渊，无半点睡意，也同样心潮滚翻。他没有想到，也不会想到电报密令，更没有想到明天自己将成为革命队伍中几个权力争夺者枪口下的冤魂。他象铁笼中的雄狮，在房中忧虑，烦恼、急躁、苦闷、困惑、迷茫、愤懑，仿佛是沸沸扬扬的岩浆在喧嚣中等待着一声轰然巨响。企盼中央能来人调查处理，洗去冤屈，尽快返回抗日的大战场。他伴着窗外碎人肝肠、泣血悲呜“冤屈”“冤屈”的杜鹃，熬过了显得格外漫长的黑夜。高敬亭凭窗久久地望着缓缓移动的太阳，轻轻地发了出了一声叹息。早已起来的叶军长来到机要科：“延安有回电吗？”机要员神色慌张，结结巴巴地搪塞道：“没。。。有。。。”他勒紧武装带和警卫人员走出门。他们穿过林荫道，走过回廊红柱，进入一间客房。听到脚步声的高敬亭，忙转过头，以猜疑的目光望着叶军长等人。叶挺严肃地说：“高敬亭，你还有甚麽要求，时间对你已经不多了。”并不感到意外的高敬亭，用双唇强行关闭了喷火的嗓子。他清楚此刻一切语言都是无效的。只是用那智慧的快要失效的大脑无限留恋地无比憎恨地快节奏地闪映出：亿万战斗者用热血印染的党旗，那是自己心中永远不灭的明灯。养育了革命武装的摇篮---大别山，那是自己从农民到将军，为泱泱大国分忧驱魔的锤炼和见证人。小日本帝国撞开东方之大门，辱我中华，涂炭炎黄子孙，国难当头，是自己粉碎了“皇军不败”的神话，在蒋家河囗，打响了新四军对日作战的第一枪。“棋盘岭战斗”中首次活捉了40名外强中乾的日本兵，那是自己的骄傲、自豪。几条“曲里拐弯”的舌头，几张阴阳脸，用比刀剑更锐利的鬼术、谣言翻云覆雨，向每一个角落散发着对自己的恶意的诽谤。硬要将自己刚迈人生台阶的第32个台阶处的双腿牢牢捆住，屈死於原地。那是自己人生黄金季节之悲哀之愤慨。这一幕幕如特写镜头叠出，不能自己。高敬亭虽然没有立刻作答，但那无声的目光和隐匿在他心灵深处的千言万语，却在奔涌呼号，横冲直撞，不亚於24管火箭炮的威力。叶挺军长和随员们，再次守程序式地发问：“高敬亭，你还有甚麽话要说，快点讲！”脑海和心田像火山岩浆般的高敬亭，终於怒吼道：“死对*人无所畏惧，我没有罪，既然你们硬要我死，必须死在红地毯上！”又语调沉重地说：“请代转史玉清同志（系高敬亭爱人），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於工农革命的军人！”然後他端正地戴上军帽，举起刚劲有力的手搭在帽沿上向叶军长敬了最後一个军礼。叶军长十分感慨地说：“你是一位真正的革命军人！高敬亭十分感激地看着叶军长，眼内含着泪花。叶军长“嚓”一声，还了军礼，转身走出门去。高敬亭在几十名荷枪实弹的战士“护送”下，朝荒野走去，他巍然屹立在一块冲天而起的巨石下，仰起脸，咬着嘴唇，目光穿刺着天空的淫霭。突然，身後刺耳的排子枪声响起，高敬亭那一堵铜墙铁壁样的身驱慢慢倒下，殷殷热血染红了身旁的岩石、碧草。千秋功罪不久，中共中央回电。中共中央不同意枪决高敬亭。电文中说：“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可是已经晚了。但事情并未完全了结。高敬亭在狱中写下那份诀别书，深感革命事业未竟，眷念革命生涯，并嘱咐将自己的幼女交给人民抚养，对党和人民毫无怨言。但他的妻儿却一直被当作反革命家属，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其女儿长大成人後，始知其父是高敬亭。6年後，1945年，在延安，“七大”期间，毛泽东忽然想起高敬亭，就问新四军某负责人：“那个高敬亭，不杀头可不可以？”36年後，1975年11月10日，高敬亭的女儿高凤英因流传下来的这一句话给毛泽东主席写信，请求中共中央澄清高敬亭被杀的原因，并做出结论。正在病中的毛泽东主席接到信後，亲自指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不久，毛泽东又在审查报告上作了重要指示，并建议中央军委讨论高敬亭一案。中央军委对高敬亭的功过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正式决定给高敬亭平反昭雪，恢复名誉。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於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该通知充分肯定了高敬亭“功大於过”的历史，推翻了强加在高敬亭头上的“反革命”、“反党反中央”等帽子。
1980年4月，高敬亭家属在政府协助下前往合肥青龙场，找到高敬亭的陵墓，并在合肥市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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