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透析痛苦吗:在中国最需要援助之时 美国援华物资为何迟迟未到

文章摘自《百年潮》 作者：章百家

1941年12月8日（美国时间12月7日），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中华民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并宣布与德、意处于战争状态。1942年元旦，美、英、苏、中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宣言，中国被列为世界“四强之一”，并与美国正式结为同盟。

虚幻的中美“特殊关系”

中美结盟似乎再次印证了长期以来的一种说法，即中美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但事实上，中国和美国原本是两个相当疏远的国家。长期以来，中国和美国各自处于对方对外关系的边缘，如果不是日本疯狂的扩张和侵略的推动，它们在相互接近的道路上很可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提出了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这常常被看作是中美“特殊关系”的开端。其实，这个政策只是美国对列强的外交，提出的是列强在中国的竞争规则，其目的是为美国未来在中国的商业扩张保留机会。它印证的是中美关系的疏远而不是密切。就本质而言，当时的中美国关系同中国与其他列强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不同。

1931年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日本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公然挑战，但美国只作出软弱的回应。国务卿史汀生提出“不承认主义”，但并不打算采取实际行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后，面对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孤立主义情绪，对中日争端推行的基本是一种任随事态发展的不介入、不干预政策。他甚至还想在某种程度上改善美日关系，以避免冲突。美国袖手旁观的态度并不奇怪，因为它在中国并没有什么需要保护的特殊利益。

1930年代上半期，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中美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一点。1933年5月，中美之间签订了一笔价值5000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协定。1935年5月，中美两国财政部又以备忘录和换文形式达成了一项白银协定。美国还参与了中国航空业的起步，这是与中国国防建设有关的唯一方面。1932年美国空军上校裘约特率领顾问团来华，协助中国建立了中央航空学校。从1933年至1937年，美国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飞机供应者。在抗战爆发后的头半年里，仍有279架美制飞机运抵中国，此后才急剧减少。尽管美国在帮助中国发展航空业时谨慎而低调，但它毕竟在中国空军的萌芽阶段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国民政府的战时外交方针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最初并没有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蒋介石的设想是通过短暂的抵抗引起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出面干涉，尽快结束中日冲突。当时，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在英国而不在美国。九国公约会议和陶德曼调停相继失败之后，国民政府才认真考虑制订战时外交政策的问题。

1938年上半年，国民政府内部讨论的中心议题是，战争期间中国到底能从哪里获得最大支持，是从英、美、法三国，还是从德、意两国，或是从苏联。官员们分成三派，各执一词，争论不休。直到1938年中，国际形势渐趋明朗，讨论才告结束。经过这一番讨论，国民政府最终确定了以争取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方针。

蒋介石的结论是：“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国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国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侠义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斯福总统必能有所作为。”6月9日，他把中国战时外交方针综括为：1.对英美应有积极信赖的方案提出，应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2.对苏俄应与之联络；3.对德应不即不离。

为尽快加强对美外交工作，1938年9月，国民政府派遣胡适出任驻美大使。10月1日，外交部致电胡适，列举对美方针：1.促成美国修正中立法；2.尽快争取美国财政援华；3.促请美国对日实行“隔离”政策，限制美日贸易；4.期待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并以美国牵制英国，防止欧洲战争爆发后英日妥协。这份电报表明国民政府已形成明确的对美政策，美英之间已以争取美国为主。此后，这四个方面就成为中国对美外交的主要任务，中美接近的过程由此启动。

争取美援的艰辛经历

在中国抗战的前三年，由于中立法的存在，中国无法从美国直接获得军事援助，国民政府因此把争取财政支持和贷款作为求援重点。不过，在美国政府的默许下，中国还是从美国购买了一些军事物资和少量武器。

1937年7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与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共同签署《白银黄金互换协定》。按此协定，在抗战的第一年里，中国向美国出售了价值达1.38亿美元的白银。次年春季，美国允许中国将与此有关的部分贷款用于稳定通货以外的目的，这就形成了事实上的购货贷款，国民政府因此购买了价值4800万美元的军需物资。

1938年底至1939年初，中国与美国达成抗战期间的第一笔贷款协议，即桐油借款。桐油贷款协议规定，美国进出口银行将向中方公司贷款2500万美元，年息4.5厘，期限5年，中方公司在此期限内向美方公司出售22万吨桐油。这笔贷款主要的用途是购买汽车及改善滇缅路运输。一般认为，这是美国援华和战时中美合作的开端。

1940年3月和9月，中美之间又以类似的办法达成价值2000万美元的华锡借款协议和价值2500美元的钨砂借款协议。华锡贷款协议规定，中方在7年内售锡4万吨以清偿贷款，年息减为4厘，其他条件也较桐油贷款优惠。钨砂贷款年息也是4厘，但条件更优惠，只规定中方在5年内运售钨砂偿还贷款。虽然按照合同的条款，中方不能购买中立法禁运的军火，但事实上中方利用这两笔贷款不仅购买了汽车、兵工物资、航空汽油等军需物资，还采购了价值268.47万美元的4.5万支手枪及其他军事器材。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双方又对钨砂贷款合同作了修订，中方得到更大的优惠。

在美国的带动下，英国也向中国提供了两笔贷款。1938年12月19日，英国宣布给予中国贷款50万英镑，购买卡车用于滇缅路运输；次年3月18日，又宣布向中国提供500万英镑的平准基金贷款，以稳定中国法币的价值。

从1939年起，国民政府开始把争取同英、法、美等国开展军事合作的问题提上日程。这一年初春，日军占领了中国的海南岛及南沙群岛，南下意图明显。3、4月间，国民政府拟就了一份中、英、法合作方案并送交英、法、美、苏四国政府。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中、英、法三国首先在远东开展军事、经济合作，在适当时机邀请苏联参与，并请美国做平衡行动，各国对日采取一致步骤，共同维持在远东的权益，对日作战各国不得单独与敌停战或议和。对于中国的这项提案，英、法、美互相推诿，谁也不肯明确表态。此后，国民政府还多次向美、英等国提出过类似的建议，可是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努力毫无结果。

自确立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战时外交政策之后，国民政府为争取美援绞尽脑汁，但所获甚微。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时，蒋介石曾预料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可能好转，但此后一年形势反而日趋险恶。1940年夏秋之际，法国在本土的抵抗崩溃，只好听任日军进占印度支那。英国在希特勒跨海作战的叫嚣下惶惶不可终日；当日本以宣战相要挟时，它只好关闭了中国仅存的对外通道滇缅路。美国虽然宣布实行对日禁运，但它向中国提供的援助仍极为有限。

中国争取美国援助之所以十分艰难，一方面在于美国国内中立法的制肘，另一方面则在于罗斯福政府一直谨慎地在对华政策和对日政策之间寻求平衡，其援华的最低目标是维持中国抗战不致崩溃，最高限度是不致引起日本对美国采取报复行动。正如国民政府的官员们所感到的：美国的援助不到重庆政权“最吃紧之危机，或暴敌最横行之时”决不出手，尽管这几笔钱对美国不过是如摩根索所说的“不比一艘战列舰的价值大的钱”，但对重庆却每每起到“打强心针之效能”。求援的艰辛经历使蒋介石百感交集地说：“对敌国易，对友邦难，受人接济，被人轻侮。此种苦痛不能大忍，则决不能当此重任。”

促成美国租借援华

中美接近的过程在1940年秋季德意日三国签订同盟条约之后便陡然加速了。一方面，国际形势的演变使得罗斯福政府意识到必须加强中国的力量以牵制日本；另一方面，蒋介石也利用这一机会向美国施加了压力。蒋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他很快从美国得到了一笔巨额援助，更重要的是他极大地影响了此后中美关系发展的方向。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之后，驻美大使胡适曾致电中央，建议趁“世界大势已极分明”之时召回驻德、意大使，以表明中国的气节和立场。但蒋介石却决定“对德、意暂取静观”，同时散布对日和谈的消息，给外界造成中国去向未定的印象。随后，他分别约请英、美大使长谈。

10月14、16两日，在与英国大使谈话时，蒋介石强调了三点：第一，“英、美素以殖民地视中国，看不起中国之力量。倘不先放弃此项成见界限，不必讨论合作办法”。第二，“英美专恃海空军以谋远东，对日胜利，实感不足，必须有大量陆军之协助，始克有济”。第三，“倘使中国停止抗战，日本是否减少其一最大威胁之国，而竭其人力物力自由实行南进政策”。“中国抗战已愈三年，业已到决定自己地位之阶段。将于两个月内决定适应此新局面之未来政策，断不能长此放任不决。”

18日，蒋介石又接见了美国大使，也强调了三点：第一，国民政府“所虑者，惟中共猖獗”，“我人至今已不患日寇敌军之侵略，而患国内经济与社会现状之崩溃”。如能得到美国的援助，“则中共自无所施其技矣”。第二，要使国民政府继续抗战，“非有美国在事实上之继续援助不可”。“惟美之空军与经济之援助，乃足以固我动摇之经济与民心。”蒋要求美国每年向他提供500至1000架飞机，并派遣美国空军志愿飞航人员来华，“此实美国惟一替代对日作战之良策也”；同时“深盼今后对我贷款化零为整，一次贷我以巨款”。最后，蒋再次提出中、美、英三国合作的问题。他希望首先建立一个有实无名的同盟，并表示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发展，“我国当随美国之领导自无待言”。

蒋介石的计谋果然得逞了。11月下旬，罗斯福出于担心“蒋汪之间正在进行一些活动”，要求摩根索迅速供给中国一笔巨款。当月30日，在日本正式承认南京汪精卫政权的当天，罗斯福发表声明，宣布对华贷款1亿美元。这笔巨额贷款中一半是财政部的平准基金贷款，另一半是稍后才谈妥的进出口银行的金属借款。随后，罗斯福指示国务院、财政部及陆、海军各部门寻求可行途径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1941年1月，在围剿中共新四军的“皖南事变”发生后，美国的援助一度有所停顿，但当日苏可能签订中立条约的消息传出后，美国再次加快了援华步伐。

1941年2月，罗斯福派遣其行政助理居里来华，考察中国政治经济情况，除表明美国愿调解国共矛盾外，主要是为即将实施的租借法案做准备。4月17日，鉴于刚签订的日苏中立条约对中国士气打击甚大，美国政府决定立即向中国提供4500万美元的军用物资。这是租借法案军事援华的开始。5月6日，罗斯福正式声明，军火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并宣称“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7月，罗斯福派拉铁摩尔来华，出任中国政府政治顾问。8月，美国宣布以马格鲁德为驻华武官兼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其主要任务是负责租借物资援华。

战时合作的艰难起步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美立即结为同盟。为加强中美战时合作，罗斯福请蒋介石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司令，并派遣有15年在华经历的史迪威中将来华，出任美国政府驻华军事代表兼战区参谋长和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这不仅在两国激起了过多的幻想，也掩盖了中国抗战以及中美之间存在的种种问题。

与美国结盟是重庆政府梦寐以求的目标，当这一目标突然实现之后，蒋介石已无心全力抗战。他认为，英、美、荷在太平洋上早已商定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视中国无足轻重，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同时，他又感到，由于美日战争的爆发，“我国抗战……危险已过大半，往日美国限制日本，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不复存在了”。

由于缺乏相互了解和准备不足，中美双方在合作之初并没有建立一个协调高效的联合指挥机构。史迪威上任之后，蒋介石即命令他赴缅甸指挥作战。由于在缅甸作战的中、英两军矛盾重重，难以协调，史迪威又是仓促上阵，不熟悉情况，结果遭到惨败。史迪威脱离大部队，只带百余名随从人员徒步撤往印度。据陈纳德说，蒋介石“从此对史迪威统率大军的能力渐失尊敬，对他的个人品质渐失信任”。

与出师不利相比，更糟糕的是中美双方对史迪威职权的设想和理解十分不同。由一位美军中将来华担任参谋长，原是蒋介石向罗斯福提出的要求；但蒋希望派来的是一个不了解中国情况，能听命于自己，并能向美国索要援助的参谋长。可是，美国派来的却是一位“中国通”，而且身兼数职。史迪威最重要的两项职权导致了系统性混乱：作为驻华军事代表，他必须接受美国政府指示并负责监督和控制所有的美国军事援华事务；作为联合参谋长，他又应当服从中国战区司令蒋介石的领导。由于中美双方对史迪威职权的界定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这使他日后注定会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

军事租借物资援华在战时中美合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太平洋战争前夕，中美双方已商定军事援华的重点为三项：第一，由美国提供训练与技术援助，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空军；第二，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第三，帮助中国建设滇缅铁路和公路、提供运输车辆等。然而，当国民政府期待美援滚滚而来时，美国的援华计划却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被打乱。“先欧后亚”的战略和中国处于所有供应线中最细长的一条的末端，决定了美国在参战之后再没有能力向中国提供大量的现代化军事装备。

援华从一开始就受到交通问题的巨大困扰，改善滇缅路运输的计划很快由于缅甸的陷落而中断。1941年，根据第一次对华租借拨款的数额，美国拟向中国输送4500万美元的物资。但是，由于找不到足够的船只，实际只有2600万美元的物资由美启运。这些物资输送到中转港口仰光后，又因中国唯一的对外通道滇缅路拥挤不堪而大多滞留在那里。从缅甸运出的物资，由于管理混乱，途中又遭很大损失，到达重庆时几乎只剩下三分之一。

1942年4月，由史迪威指挥的“南缅保卫战”失败，滇缅路也被切断了。此后，为维持中国抗战，美国开辟了从印度阿萨姆邦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到中国云南的空中运输线，史称“驼峰”空运。这是一条极其危险的航线，全长八百余公里，地势海拔均在4500至5500米上下，最高海拔达7000米，山峰起伏连绵，犹如骆驼的峰背。当时的运输机仅能勉强飞到7000米高度，因而只能在山峰之间穿行。据战后美国学者统计，1942年全年，经这条航线空运至中国的援华物资仅为1425吨。尽管数量极少，但它作为盟国坚持援华的象征却有着巨大的心理作用。1943年至1944年两年，美国空运指挥部和中国航空公司做出最大努力并付出惨重的人员牺牲，运往中国的物资总计达到17万吨。1944年5月，史迪威率领的中国驻印军收复了缅甸北部。此后，由于航线大大缩短，空运物资的数量出现明显增长。1945年初，史迪威公路通车，运输状况进一步好转。

从1942年至1945年，先后参与驼峰飞行的有八万多人，损失609架飞机。整个抗战期间，在中国牺牲的美国空军人员达二千多人，其中大部分牺牲在驼峰航线上。

合作中的矛盾与冲突

从1941年中至1944年中，物资匮乏和由此引起的分配问题使得中美合作关系相当紧张。几乎从一开始，美国陆军和财政部就要求对援华租借物资有严格的控制和监督。这不仅是为了减少损失、提高援助效果，还因为负责援华事务的马格鲁德将军怀疑，重庆政府想捞取大批美援并非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而是要留到日后的内战中使用，保障国民党政权的统治地位。

但是，在蒋介石看来，造成援华不力的关键原因是，中国“在这场战争游戏中只是一种工具而已”，租借物资的分配权由英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设的军火分配委员会掌握，中国不能派代表参加，没有得到平等待遇。更令蒋难以容忍的是，军火分配委员会于1942年5月确定了一项办法，由史迪威负责接收租借援华物资。此前，美国援华物资装船离美后其所有权即属中国；而此后，只要史迪威尚未把物资交付中国，其所有权仍属美国。

事实上，因租借物资分配引起的矛盾不仅存在于中方与美方之间，也存在于以史迪威为代表的在华美国陆军和以陈纳德为代表的在华美国空军部队之间。在这场内部斗争中，由于罗斯福无法对中国进行有效的援助，只好采纳陈纳德提出并得到蒋介石支持的空军优先战略。陈纳德的航空队因此一度拥有了对“驼峰”物资的优先权，在最困难的时候获得了有限的援华物资中的70%。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每月所得到的“租借”配额只在五百吨上下，到1944年5月累计所得的武器装备不过万余吨，还主要用于补充驻扎在滇西由美军训练的中国远征军。

美国提供的援华物资太少，而且手续繁杂、条件苛刻，并经常不能兑现已经许下的承诺，这引起了蒋介石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蒋介石对抗战日趋消极的态度也使得以史迪威为代表的美国军方感到忍无可忍。他们不断要求罗斯福对蒋实行“交换”和“压力”政策，以援助作为迫使蒋抗日和改组中国军队的条件和砝码。史迪威任上曾几次提出改革中国军队的建议和方案，但大都不了了之。主要原因是，蒋介石对任何可能削弱他权力的做法都抱着高度的警惕，他仅希望做些表面文章以获得更多的美援。

出于抗日需要，美国军方和史迪威甚至提出要用租借物资装备中共抗日部队，这一设想自然遭到蒋介石的坚决抵制。不过，几经努力，在罗斯福的支持下，美国还是向延安派出了军事观察组。这一行动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向蒋介石施压。尽管中共为争取美国援助付出过努力，而且同美军开展了情报方面和营救美国飞行员的合作，但最终也未获得租借物资的一枪一弹。

一系列矛盾的积累，最重要的是史迪威为迫使蒋介石积极抗战而触动了中国政治中两根最敏感的神经--“军权”和“中共”，中美战时合作的一场危机终于爆发了。1944年10月，蒋介石终于在罗斯福派来的特使赫尔利的帮助下赶走了史迪威。

从“飞虎队”到第十四航空队

帮助中国建立现代化空军，是租借法案确定的军事援华重点之一。1940年春，日本空军对重庆及四川各空军基地轰炸使中国空军再次陷入困境。在租借法案实行前，中方已向美方提出在1941年3月前补充新式飞机500架。在租借法案实行之后，中国空军提出的发展计划是达到1000架作战飞机。但事实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仅得到100架P-40式战斗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方不停地向美方交涉飞机问题，美国允诺的数量极少，而且答应援华的飞机也往往不能落实或中途转飞其他战区，落实的也由于输送路线过长，转运途中损失严重。例如，1942年，由美国运至印度的一批援华飞机为263架，最后飞抵中国境内时仅剩136架，约为半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国上空作战的“飞虎队”谱写了中美战时合作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幕。这支部队的正式名称是美国志愿航空队。它于1941年8月1日正式成立，由美籍顾问陈纳德为指挥官兼大队长，下辖三个驱逐中队，共125架飞机，主要是中国所得到的那100架P－40式战斗机。志愿大队先后在昆明、仰光、桂林等地对日作战。1942年7月4日，志愿大队撤销并入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大队，称为驻华航空特遣队，主要在华中、华南作战。1943年3月该队又扩编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随后，又在其下筹组了一支中美空军混合部队，以赴美接受训练的中国飞行员与美国在华航空部队联合作战。

虽然战争期间美国提供的飞机数量与中国的需要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的缺口，但到战争结束时美国提供的飞机总数已稳居第一位。据台湾方面统计，抗战期间中国从外国获得的飞机总共为2351架。其中，向美国购买与租赁的合计为1394架，占总数的59%。来自苏联的为885架，占总数的37.6%。其余为来自英国36架、法国24架、德国12架，这三国仅占3%。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提供的飞机中，有552架即将近40%是1944年下半年以后才运抵中国的，其中的大部分拨归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使用。直到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美国提供的飞机数量才大致符合了国民政府提出的要求。

组建训练Y部队和Z部队

训练及装备中国陆军也是租借法案确定的军事援华重点之一。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美双方曾讨论过这个问题，最初确定为30个师。此后，双方拟议装备中国军队的数量时有增减。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曾拟定了一个装备90个师的计划草案，此为拟议中的最高数额，但并未实行。至战争结束前后，落实的计划是训练装备国民政府所辖中国军队39个师的方案。

缅甸战役失败后，中国远征军残余一部分撤入印度，一部分撤入中国云南境内。1942年年中，史迪威为实现反攻，首先向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提出在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方案，拟精选中国士兵十万，分批赴印由美国军官加以训练，并拨用中国所得租借物资装备。按计划先组建两个军计六个师的兵力，然后以此为核心扩建成新军30个师。这支部队以印度东北部比哈尔省的蓝伽为训练基地，称驻印军，亦称Y部队（Yoke Force ），由史迪威亲任教练营长官，中国将军罗卓英为副手。训练工作自1942年9月开始，至1944年1月完成。随后，受训部队扩编成新一军及新六军，为日后收复北缅的主力军。

蓝伽训练开始不久，史迪威又提出训练第二批中国军队30个师的计划，获中、美最高军事当局同意。1943年2月1日，陈诚将军奉命担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远征军训练工作随即在昆明、桂林、大理等地展开，受训官兵系自前方抽调，分批进行六周集训。由于美式武器装备迟迟不能运到，至1944年初，获美式武器装备的部队仅三个师，称为Z部队（Z-Force）。

在印度和云南的训练均由美军派出教官，方法视兵种而定。如六周的步兵训练班，两周为兵器训练，两周为射击训练，两周为战术训练。八至十周的炮兵训练班则在两周的基本操作后，以野外实习和实弹射击为主。对初、中、高三级指挥员也进行了不同课程的培训。尽管训练是速成式的，但经美式训练的部队素质有了明显提高，装备也有很大改善，不仅火力增强，而且有了比较完善的通讯、运输及后勤保障系统。

美国租借援华的结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1日，杜鲁门正式宣布停止执行“租借法”，但对华租借却一直延续到1947年才告结束。

除了向中国空军和陆军提供援助之外，美国还帮助国民政府重建海军。1944年1月，国民政府向美方提出租借舰艇8艘的计划。美方原则同意租借4艘驱逐舰和4艘扫雷舰，并确定于战后毋须交还。1945年2月，国民政府派出官兵1060人赴美培训。1946年中，完成训练的官兵将8艘舰艇驶回中国。

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依据租借法案向38个反法西斯同盟国提供了500亿美元以上的实物和劳务援助。英、苏、法、中四个主要盟国所得占美国租借总额的94.45%；其中，英国占64.65%，苏联占23.20%，法国占6.60%，中国仅占3.20%，数额为16.02亿美元（包括战后）。虽然从排名看中国位于英、苏、法三国之后占第四位，但所得援助实在难与前三国特别是英、苏两国相比。

关于中国战时所获租借物资，美、中两国的统计有较大差距。据《美中关系白皮书》统计，从1941年5月至战争结束，美国援华的租借物资及劳务总计约为8.46亿美元，其中枪炮弹药、飞机、坦克、车辆、船舰及各种军用装备价值为5.17亿美元，其余基本为工农业商品和各类劳务开支。国民政府驻美物资供应委员会根据美方《起运付款之物资通知书》所统计的援华数额约为6.85亿美元。国民政府财政部根据该会提供的“租借”物资船运综合帐得出的约为5.98亿美元。造成美中双方统计差距的原因可能是，部分物资经美军直接拨交中方，未经中方供应委员会；此外，中方的统计似乎也未包括劳务费用在内。

从军事租借物资援华的过程来看，从1941年至1944年，在中国抗战最困难、最需要外援的阶段，中国所得的援助甚少，仅为2.8亿美元。大批美援是在抗战即将结束、甚至是在抗战胜利之后才到来的。1945年全年，中国得到了11.07亿美元的援助，相当于此前四年总合的5倍左右。然而，就在这一年，美国援助的目的和作用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变。正如赫尔利对蒋介石所说：“等到战争结束时，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关于国民政府在战后究竟获得多少租借物资说法不一，《美中关系白皮书》提供的数字是7.81亿美元。

战时中美合作的结症

中美结盟的经历说明了两个相互了解有限、实力相差悬殊、体制难以衔接而又彼此期望过高的伙伴进行合作时的困境。中美之间的合作在形式上是全面的，但双方在大多数领域开展的合作却很不顺利。不过，无论如何，中美两国是为彻底击败日本而结盟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同盟对双方来说还是成功的。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向中国提供的援助最为全面、规模最大；然而，却没有什么人给予美国援助和战时中美合作以较高的评价，批评的意见比比皆是。从援助的效果来看，有关各方都有理由表示自己的不满。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很难认为对中国的援助是有效的，它起到的作用仅仅是“维持中国继续抗战”，而未能促使中国给日本以有力打击。从国民政府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援助多属“口惠而实不至”，因为尽管这个政府得到了美国的全部援助，但其所得不仅远远少于其所要求的，而且也少于美国所允诺的。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来看，美国的援助埋下了日后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的祸根。

问题的结症在于，中美战时合作虽以军事为主，但它很快就与复杂的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蒋介石从一开始就希望凭借美国的支持制服中共，而战争后期美国政府则希望通过支持蒋介石来防范苏联的崛起。中美结盟的性质由此发生变化。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成为战后中国爆发内战的重要因素。在击败日本这一目标之外的各种考虑，使得战时的结盟只是暂时拉近了中美之间的距离，却最终酿成了两国长久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