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清华外文系的缘分

覃学岚

说来也许没人相信，虽然我现在执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和现在几岁便开始学习英语的孩子相比，我真是十分惭愧，直到上小学的前几天，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世上有学校，小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要去上学，所以在我刚满7岁后不久的某一天，听到父母商量着要把我送去上学时，我完全懵了。当然，就更别指望我有“外国”和“外国语”的概念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出生在鄂西一个偏僻的土家山寨，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出生在那个父母根本就顾不过来关心自己孩子学习的时代。

直到1977年初中毕业时，我还是只听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年下半年进了高中，才第一次知道了英语的存在。

两年后，本来学理科的我因为几分之差没能考上大学，却在去学校取高考成绩的时候，被英语老师张武全老师派来的一名同学（这位同学的父亲正好是学校的一名老师）把我给截住了，要我务必去见张老师一趟，原来，张老师要调到县师范学校去开办一个英语专业班，张老师觉得我是一块学英语的料，让我报志愿时什么别的学校也别报，就报这个县师范的英语专业班，说实在的，我虽当面答应了，但心里却有自己的小九九，毕竟，按我的成绩，报一个省中专还是绰绰有余的，不想张老师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还特意叮嘱带我们去县城填报志愿的老师把我盯紧点儿，不让我报别的学校。我又趁带队的刘老师不注意赶紧在第一志愿里填报一所后来才知道只招文科生的财贸学校，于是我的第一志愿也就等于白报了，阴差阳错地就与英语打起交道来了。

1981年师范英语专业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我们县里的最高学府，记得当时还不叫县一中，而是叫城关中学，当上了英语教师，这一教就是3年，初中三个年级的英语全教了一遍，第一年教初一，第二年教初三，第三年教初二。两年后，争取到了一个进修指标，进入了宜昌师专外语科（现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师专修班学习，同班同学中有熊音，这个人名大家也许没怎么听说过，但《山楂树之恋》相信听说的就不在少数了，熊音便是这本小说作者的真名，也是小说中静秋的原型，一个智商很高的才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似乎心有二用，可以一边和你聊天一边背她该背的东西，师专毕业之前半年便在武汉大学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取得了高分，可惜没有报考前没征得当地教委的同意，于是未能录取，次年再考，更以各科第一的成绩获得录取）。也就是在这期间我与清华有了缘分，与清华外文系有了缘分。

与许孟雄先生的一段忘年交

早就想写写我与许老的这段忘年之交了的，可总是一拖再拖，去年初夏，系主任刘世生教授给了我一份《21世纪英语教育周刊》，我先是一愣，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上面的“大家”版上的“许孟雄翻译毛泽东著作第一人”一文中提到许老对我的提携，再次唤起了我想写点怀念许老的文字的念头。

这里，我想还是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许老，回头再谈我和许老的那段忘年交以及对我整个人生的影响。

许老，是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大家。我们这样说，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首先，他有一腔爱国热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立即辞去在中央大学的教授职务，只身来到长沙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办事处负责人徐特立，经其引荐，进入了南方局设在武汉、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王炳南具体负责的对外宣传小组，先后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多篇著作和大量关于抗战的文章译成英文，陆续在国外发表，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电视剧《长征》提到过这一细节，当时负责译文校对的是同一小组的王炳南的妻子安娜，负责打字的则是有“江左才子”之美称的毕朔望，详见《世界知识》1984年第2期上王炳南的“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一文）。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埃德加·斯诺看了许老的译文后，曾大加赞赏，认为他的译文很地道。周恩来曾亲口转告许老：“斯诺先生看了你翻译的《论持久战》，大加赞扬，说你翻译得非常好。”武汉沦陷后，许老回到已前往重庆的中央大学任教，其间，他利用业余时间，搜集了许多有关抗战的通讯报导，英译后向美国《亚细亚月刊》投稿，几乎无稿不登，两年共刊出20余篇，使得美国人民和海外人士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有了更好的了解。抗战结束后，远东军事法庭在审判日本战犯时发现当时的国民党外交部提交的英文上诉材料不合格，于是有人举荐许老担此重任，独自翻译了近百万字的日军侵华罪行材料和控诉书，为国际法庭审判冈村宁次等日本侵华战犯提供了确凿证据。

1949年许老在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之后，毅然决然地告别了赏识自己的罗家伦大使（罗家伦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印度大使拉上了许老做他的一秘），冲破重重阻力，携妇将雏，绕道越南、香港，经天津回到北京，投身新中国的建设。1992年夏天，我第二次去中国人民大学宜园许老家中拜访许老时，许老曾亲口跟我讲起过这件事情。

其次，许老英文造诣极深，汉译英更是泰斗级人物，能出其右者甚少，而且桃李满天下，培养了众多重量级的人才。20世纪80年代，英语学界曾有“北许南葛”之说，“南葛”是指上海复旦大学的葛传槼教授（前外长钱其琛先生的舅舅），“北许”即是指中国人民大学的许孟雄教授。

说来也巧，当时窝在那个巴掌大的山城小镇，虽然知道许老是《英语世界》答问栏的支持人，葛老是《新英汉词典》的主编，但并不知道二位老人原来有这么高的地位时，我居然与“北许南葛”都有书信联系，而且葛老还向我推荐了一位后来也成为了我意气相投的好友，福建泉州师院的庄志兴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葛老也是长我近60岁的前辈，然而在我与葛老仅有的两次通信之中，对我均是以您相称，落款前还在自己大名前署上一个“弟”，虽然我知道这是过去文人之间书信往来之间的谦辞，但我心里总是惴惴不安。葛老可是英语界的大牛啦，上世纪30年代，葛老给King’s English词典主编H.W. Fowler写信，挑出了词典中数十处错误，Fowler回信称赞：…your letter is in faultless English, and, long as it is, nowhere betrays, asnearly all foreigners’ letters do by some trifling lapse in idiom, that itswriter is not an Englishman. I receive many letters in English from foreigners,but do not remember ever having had occasion to say this before.大意是：你写信所用的英文完美无暇，无可挑剔，况且，信虽很长，却无一处能让人看出来此信是出自一个非英国人之手笔，而凡是外国人的信，习语上都会有一些瑕疵，让人一眼就可以写信的人不是英国人。我经常收到很多外国人用英语写的信，但在我的记忆中，能让说出上面这番话的，这还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要想得到这样的评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Fowler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人，而是英语国家近乎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那本King’sEnglish也不是一本普普通通的词典，而是一本从出版至今已有近百年，却仍然风行不衰的经典英语用法词典，据传，在诺曼底登陆前夕，丘吉尔看过登录计划后，曾致信一军情局人员，质问“你为什么要在这儿用intensive？这里用intense才对！你应该好好读读Fowler的King’s English”，可见其影响之巨。而正是这位十分重视语言的英国首相，1920年的9月11日在德国纳粹空军（Luftwaffe）于同年9月5日调整了其战略，突然把攻击重点由皇家空军基地转向伦敦平民百姓和其他大城市时，发表了一篇题为“Every Man to His Post”（各尽其职）的慷慨激昂的广播讲话，这篇广播稿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是：When I said in the House ofCommons the other day that I thought it improbable that the enemy’s air attackin September could be more than three times as great as it was in August, I wasnot, of course, referring to barbarous attacks upon the civil population, butto the great air battle which is being fought out between our fighters and theGerman Air Force. 若干年后的1984年，葛老在重读这段话时也挑出了其中一个不易觉察的毛病：as great as it was 中的那个it用得有问题，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把the enemy’s air attack in September （敌人9月份的那次轰炸）与8月份的那此轰炸是同一次轰炸了，葛老的英文修养由此可见一斑。

此乃题外话，还是回来说说许老吧。说到许老的英文造诣和汉译英的水平，从上文的叙述中想必已可窥一斑，这里我只想再略举几例以资补充，许老所著的《英语难题400例》、《英语难题研究一千则》仅从书名即可看出非同一般；许老翻译的茅盾的《子夜》和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也是有口皆碑的佳译，难怪邓小平1979年1月出访美国的英文文件最后也是请他把关的。

至于说许老桃李满天下，例子则更是不胜枚举。

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江左才子”毕朔望即是许老的得意门生，许老的这位高足可是了得，他是新中国驻印度使馆的第一任一等秘书，当然这也得益于许老，前面提到过毕朔望也同在许老所在的那个对外宣传小组，其实，正是许老把他带到了王炳南身边，才使得他成为该小组最年轻的成员，也才使得他接触到了毛泽东，尤其是得到了周恩来的赏识与信任。而这位毛泽东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屈尊”向其求教英语发音、周恩来在出访途中戏称其为“同进士出身”、印度总理尼赫鲁曾对其口译技能赞叹不已、“英语水平之高，连印度许多高级官员也自叹不如，以为他出身英国牛津或剑桥”（裴默农语）的毕朔望先生在回忆自己的恩师时，也是一点也不吝惜褒奖之词：“许先生那一口流利的英语委实是妙不可言！”“我与许先生有生死之交，是他把我领进了共产党！”60年后，毕朔望在诉说如烟往事时，依旧是激情难按。

上世纪80年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有过一档非常有影响力的英语教学节目《星期日英语》，这档节目的主讲人便是2009年去世的我国著名的英语语音教育专家，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申葆青女士，申女士以其纯正的英语语音、出色的专业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特有的风采魅力，给千千万万的大、中学生和其他英语爱好者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对我国改革开放前后英语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这位“教会百万人学英语”的申女士亦是许老的爱徒，说到这里，我想到了能反映此师徒二人情谊的一段佳话。上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海淀教师进修学校请来了申葆青女士讲学，可当申女士走上讲台，目光落到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位老人身上时，平日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里说一口地道流利英语的申女士突然舌头不听使唤了，学员们愕然地顺着申女士的目光望过去，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这不是我们学校的英文打字员嘛！正在学员们纳闷之际，鸦雀无声的教室里响起了申女士哽咽的声音：对不起，今天的课我不能讲了，我没有资格站在这个讲台上，因为我最崇敬的老师就坐在这里。原来这位默默无闻的老者，这位天天为学员打印学习材料的英文打字员就是解放前就已经大名鼎鼎的许孟雄教授。被错划成“右派”的许老在1980年得到平反后，最初只是在海淀教师进修学校谋得了一个打字员的工作，这天许老得知自己的得意弟子被请来讲学，才特意悄悄地坐到教室里来的，他老人家是想来看看自己昔日的爱徒如今出息得怎么样了。一个在监狱里度过了17年之久的老师，居然还惦记着自己学生的成长，这是何等难得的师德呀！

桃李满天下的老师也许不止许老一人，但能赢得满天下桃李的感激的老师可能只是凤毛麟角，对此，有的老师只是一味地埋怨学生不知感恩，其实也不妨想一想自己有哪些方面值得学生感恩。

下面我就言归正传，谈一谈我与许老的那段交往吧。和许多跟许老有过交往的人一样，我也是通过当年许老在由陈羽纶先生（陈先生也是清华的校友）主编的《英语世界》上主持的答问栏而有幸结识的。当时我在宜昌师专进修，一日在看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英语专著时，我发现书中出了一个不该出现的错误，本来该用虚拟语气的句子却没有，心想正好通过《英语世界》答问栏把这一错误指出来，以免误导更多的读者，于是冒昧地给答问栏去了一封信，以提问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不想没过几天，我便收到了一本《英语世界》，里面还附了一封编辑部转给我的许老的信，许老信上说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写信给他而不必经过《英语世界》转，并留下了具体联系方式，看后我激动不已，一连几天都感觉跟做梦似的。

而这还算不上什么，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信寄来的杂志上在我提的那个问题后面的括弧中白纸黑字写着（覃学岚宣昌师专副教授），这可愧煞我了，因为这本杂志在当时很受欢迎，在大专院校，尤其是在外语系的师生中间，几乎是几个人当中就有一本。于是我的同学和老师很快就发现了这个令我恨不得有个地缝可以钻进去的尴尬问题。好在我的老师和同学都只是善意地笑了笑，也没怀疑或者说认定是我自己在提问时写了自己是副教授，原因我想除了当时人们都比较淳朴，不会刻意地把人想象得那么坏以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所问的问题幸好还不是那么弱智，再加上人家注明的是“宣昌师专”，而我是宜昌师专，我也可以说不是我，而是有个“宣昌师专”正好有一个与我同名同姓的，尽管既没有“宣昌师专”，也不太可能有与我同名同姓的，这一点在后来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之后，我刻意地去google或百度了一下，证明确实没有。我想之所以出现上面的尴尬，主要是因为我当时提问的时候落款处只写了一个“宜昌师专外语科”，没写明自己是老师还是学生。说到这里，还得坦率地提到我事后干的另一件当时自以为很智慧，现在想来却很愚蠢很后悔的事情，事情出了之后，我想到了去信《英语世界》说明一下自己并非副教授而是学生，但就在我提笔的时候，却突然灵机一动，耍了一个小聪明，只是声称自己不是副教授，而没写上本该写上的“而是学生”那半句。好在陈羽纶主编没有理我的茬儿，压根儿就没把我的那个声明登出来，我想可能是陈先生识破了我的小伎俩吧。

就这么在这次既带给我了激动又带给了我尴尬的事件之后，我开始了与许老长达7年的书信往来，直到1992年我第一次与许老谋面。这期间最令我感动的有两件事情，也对我的人生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件事情是，我当时翻译了一则民间故事，其中有一个地方怎么也处理不好，于是我斗胆把自己的译文寄给了许老，请他帮忙修改润色。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这里不妨先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民间故事，故事的题目是“前头的和后头的”，讲的是一个民间智慧人物帮着断一件很棘手的案子的事情，大意是有个烧炭的成亲不到半年，老婆便跟一个拐子跑了，烧炭的告状喊冤，经了解，那跟人私奔了的老婆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嫌穷爱富变了心，知县为难，只好请杜老幺（民间智慧人物）来帮着断案，杜老幺也是个嫉恶如仇的人，决定一定要把那女人判给她烧炭的老公，于是如是这般地跟知县出了一番主意，结果过堂时知县便按法子让原告被告三人前中后跪成了一条线，拐子跪在前头，女人跪中间，烧炭的则跪在后面，开庭之后，知县把惊堂木一拍，指着跪在中间的女人道：本县今天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是愿意跟前头的还是愿意跟后头的？那女人不假思索地答道：奴家心愿跟前头的。故事说到这里，想必大家也能猜出结果来了，我就不再啰嗦了。翻译成英语有两个难题要解决，第一是汉语可以用同一套词汇表示时空的前后，而英语表示时空前后的却是两套词汇，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故事也就“虽译犹不译”了，这个问题，我经过苦思冥想，好歹算是解决了，即用序数词来代替表示时空前后顺序的词汇，但到此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因为两个男人中间还跪着一个女人，你总不能问你是要第一个还是要第三个吧？也不能改变原文，只让这两个男人跪在那里。有时候，思路一下子短路了，怎么都找不到办法，我当时就卡在这里了。没想到许老一下子就把这个问题轻而易举地给化解掉了，他在译文中加了一个Between the two，于是整个问题就成了Between the two men, which one doyou choose? The first one or the second one? 一个把我脑袋都快想破了还是没想出解决办法的问题就这样被许老巧妙地解决了，真是不由得叫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由此可见，许老不仅英文造诣好，而且智慧也超人。更令我感动的是，因为我初学翻译，什么都不懂，只能找来一篇原文，再拿一张纸把它翻过了，没想到许老不仅帮着修改了译文，还硬是亲自将原文一段段剪开，贴在了用打字机打好的打一段留一段空白的白纸上。

第二件事情是，我在接近而立之年遇到了一件令我头疼的事情：自上世纪80年代末我便开始陆续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译作，更是于90年代初开始在一些有影响的学术期刊（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界》等）上发表论文了，有的人也许会问，这不是好事么？怎么说会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呢？其实，这一点只有在小地方呆过的人才会有体会。换在了像我目前所在的清华，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在我当时所供职的那个小县城，的的确确是件令人头疼的事情。在那种地方，你是无能不行，有能力更不行。你成天无所事事，领导肯定对你没有好感，但等你真正做出了一点成绩，尤其是当你做出的成绩超出了你的领导，那么你的领导对你恐怕就不只是没有好感的问题了。所以，我不得不想办法，迅速给自己重新找一条出路，于是想到了考研，当时我很无知，不知道像许老这样的资深教授也要退休，于是直接给许老写了一封信，询问许老还招不招研究生。许老很快就回了信，信的内容大意是说，说句良心话，你的水平在我看来可以来人民大学教书，而且可以亲自为我推荐。然后就是，如果一定要考研的话，建议我考清华或北大，并告知我他老人家自己就是清华毕业的。许老不是那种说虚话的人，没过多少天，我还真接到了时任中国人民大学英语系主任罗舜泉教授的一封信，信中虽然没提许老推荐我去他们系任教的事情，但表明了这样一层意思，有什么要求让我尽管跟他们提。看了许老的信后，我备受鼓舞，倒不是说我真不知自己有几斤几两，梦想去大学当教师去了，而是对我自己考研更加有信心了。1994年我能如愿以偿地考取清华大学外语系的研究生，可以说正是许老那番话鼓励的结果。

由此我也真正明白了一个道理，人是需要鼓励的，所以自此之后，在我自己的教学中，我始终注意发现学生的优点，真心诚意地去鼓励他们，而且尽可能地给他们创造个各种各样的机会，在我的翻译课上，每学期我都会要求学生自选一篇能感动自己的文字并把它译出来，争取能公开发表。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比尔盖茨来清华作演讲，我便鼓励班上的同学把他的演讲记录下来，最后果然有一名同学将记录下来的演讲稿译成汉语，我帮着修改后发表在《英语世界》上了，我现在所代的研究生也同我合作，翻译出版过长篇小说，所教的本科生一学期便有两名同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译作，我想不管他们将来从事不从事翻译，但他们获得的这份成就感一定会或多或少对产生一些影响，而这正是我从许老那里学到的一点为师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