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型君的故事:陈丹丹：中日互为镜像的两千年

陈丹丹：中日互为镜像的两千年

　　传说中，为秦始皇率领童男童女海外寻仙的徐福，带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去了日本。所以，其后在日本岛上生活的居民，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徐福一行的后人。

　　这一传说是否为真，并无确论。但中日文化发展在早期的时间差距，的确非常醒目。在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时候，日本还处在新石器时期的绳纹时代。

　　古代中日的渐行渐远

　　教科书教导我们，摊开地图，可以看到日本的文化中心，从古至今，在不断从西向东迁移。早期，最兴盛的是靠近中国与朝鲜之文化核心的九州，因为这更方便日本吸收中国和韩国的文化养分，之后，文化之都向奈良、京都、江户（东京）转移。很显然，这一文化中心从西到东的迁移过程，也是日本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化，不断打造“自我”之主体性的漫长过程。

　　在日本尚无自己文字记载的年代，要寻得当时的故事，只能到中国或朝鲜的典籍里去找。在《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弥生时代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的故事。当然，在那个时候，“日本”这个国名，都尚未出现呢。

　　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各方面寻找中国印记，这当然并非难事。武士的起源，与日本对唐律的借鉴，息息相关；“天皇”的名号，也由唐朝来。国人皆知遣唐使，而日本也在唐末停止派遣遣唐使，固然这是多种原因综合的结果，但也呈现出日本力图疏离于中国文化的尝试。所谓“大和绘”，及其独一无二的“脱顶鸟瞰”、“一抹眉目”的手法，乃是要在中国画 （“唐绘”）之外，另辟蹊径。鼎鼎大名的《源氏物语》，带来一个问题，为何在紫式部生活的平安时代，重要的小说都是女性所写？英国学者Ivan Morris在The World of the Shining Prince： Court Life in Ancient Japan一书中指出，这关涉到“空间”与“语言”的性别。其时，“内外”、“公私”领域划分严格—男人在外部／公共空间中工作，女人在内部／私人空间里徜徉。男人们用汉字写正式公文，女人们则因有闲暇，又无公事羁绊，得以使用汉字之外的另一种书写系统—创作！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一原初颇为“性别化”的额外空间与语言实践，促进了日语逐渐削弱汉语影响的独立发展，为日本之民族、文化及其自我意识的增长，提供最重要的基础—正如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所指出的，语言，乃是“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的重要媒介。

　　在前现代世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日本在向中国学习的过程中，对“自我”的不断追寻（从中国习得，又力图发展自己的语言、绘画、文化），以及对中国影响的摆脱。德川幕府时期，统治者即开始拒绝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现代，先生/学生的关系更加翻转，而中日之间，还有一个西方。按照日本思想家竹内好《何谓近代》中的说法：“东洋的近代是欧洲强制的结果。”

　　近代中国的“以日为师”

　　美国学者阿迈斯托在他的《世界：一部历史》里列了一幅18世纪的日本绘画。画中的远景，是中、日、荷兰三国的灭火队伍各施技术灭火，相较之下，荷兰的技术最高；画中的近景，则是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荷兰女士坐在桌边。日本离荷兰人靠得很紧，是着意结交与倾慕的样子，中国文人则无可无不可地坐着，态度疏离。

　　这一幅18世纪日本绘画所呈现的—中国对西方的疏离与日本对西方的热切，恍然折射了中日在近代起口的“殊途”。甲午战争无疑大大彰显了这一“殊途”，并成为近代中日关系的重大转折点，而这，也要放在整个东亚的背景下看。《马关条约》的第一条，是“中国确认朝鲜国为独立自主国家，朝鲜对中国的贡、奉献、典礼永远废止”。这一条款鲜明呈现出中、日、韩在政治上的交缠。

　　与此同时，国人对日本及其政治、学术、文化的认识也不断在翻转。对维新志士来说，明治日本是改良的最佳样本。吴令华《梁启超晚年对日本认识的变化》记载了当时梁启超所感受的：

　　“梁先生说：“我在护国之役前，脑海中全无反日的思想。不但不反日，但觉其可爱可钦。护国之役后，方觉彼可畏可恨又可怖。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我亲见明治维新后一个新国家的兴起，朝野上下，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居然将一个千古无闻的蕞尔小国，变成新兴的现代文明强国，真如呼吸清晨晓风，脑清神爽。回视满清政府的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肮脏邋遢，相形对比，越觉日人可爱可敬。当时他们说彼等真心希望中国复兴，愿与中国并立为世界强国，我亦深信不疑。””

　　由赞叹日本为“现代文明强国”，到“护国之役后，方觉彼可畏可恨又可怖”，以梁任公先生的爱憎分明，有这样的骤然之变，当然不足为奇。而他当日对明治日本的推崇，及随后“伤害我主权为我所不能堪”的呼喊，也代表了近现代中国人对东洋之邻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是甲午战争后，无数中国人涌入日本学习现代知识—所谓“师敌”，另一方面则是对此“师敌”的质疑。一方面，是大批学子、激进青年、革命者在日本得以接触新知、办杂志、闹革命，另一方面，他们又无时不感到来自这一异国/敌国的压力。著名的，如鲁迅笔下的“幻灯片事件”，促使他弃医从文；郁达夫《沉沦》中所描写的主人公，也在日本人的环境中一面自我勉励：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一面自伤自怜：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

　　事实上，在学术、文化领域，近代以来，日本乃是中国与西方接触的中转站。当时诸多新词语，固然在中文中早有词源，但作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新词，皆经由日文重新引入回中国。政治、法律各方面的新学，许多都由日语译本转译而来。从所谓“翻译的现代性”来说，日本／日语是不可忽视的、国人理解“西学”的中介。罗厚立在《通过日本认识西方的梁启超》一文中引康有为《日本书目志》中言：“泰西诸学之书，其精者日人已略译之矣。吾因其成功而用之，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罗文也提到当时围绕“倭学”（日本学）的争论。在文化守成派那里，那些“游学日本”的年轻人“舍吾学而学倭学”，实乃舍本，但这也的确是当时的一个趋向。晚清以降的许多报刊广告，介绍的都是日本的政法学校。

　　既“恨”又“敬”的对日情绪

　　当然，当日本侵华日益肆虐，民族大义容不得丝毫含糊。在这一点上，梁启超提供了铮然鲜明的立场。他抛却日本人数次营救他的个人之“恩”，明确表示：“凡以正义待我者，无论何国，吾皆友之；凡以无礼加我者，无论何国，吾皆敌之”。1936年，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鲁迅也指出：“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人人所共的问题，是民族生存的问题。所有一切生活(包括吃饭睡觉)都与这问题相关；例如吃饭可以和恋爱不相干，但目前中国人的吃饭和恋爱却都和日本侵略者多少有些关系，这是看一看满洲和华北的情形就可以明白的。而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是全国一致对日的民族革命战争。” (《且介亭杂文附集》)

　　但有识之士自然不会轻视日本这一民族值得学习的地方。这里仍以鲁迅为例。在《“日本研究”之外》一文中，鲁迅针对“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排日风潮，指出：“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在此强调的，是日本人的研究精神。在与儿岛亨的谈话中，鲁迅也说，“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到日本去留学，学习各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有一点是中国人所缺少而必须向日本人民学习的，就是日本人民的认真精神，正直，勤劳的品德。这一点无论如何是非学不可的。”（儿岛亨《未被了解的鲁迅》，《鲁迅研究资料》第3辑）

　　1928年，戴季陶出版《日本论》。此书的第1节题为《中国人研究日本的必要》。戴季陶指出，去日本的留学生差不多有10万人，然则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的《日本国志》，对日本的研究乏善可陈。与此相比，则是日本研究中国的书籍，分类为哲学、文学、历史、政治等，有几千种，每月杂志上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都有几百篇。

　　中日历史的共同命题

　　“认真、勤勉”，乃是世所公认的日本人的优点。但竹内好却对此提供了一个战后日本人的沉痛自省。在《何谓近代》一文中，竹内好承认：“日本文化是进步的，日本人是勤勉的……不断地寻求新奇，不断地变成新的，这就是日本人的勤勉。……在追求新奇方面，比日本更勤勉的民族大概不多吧。”但在竹内好看来，这体现了日本人的“优等生文化”：“在迈向近代的转折点上”，日本“拼命追赶欧洲”，力图“更漂亮地变成欧洲”。但无论再怎么漂亮地变成“他人”，都意味着“主体放弃了自我成为自我的可能”。在竹内好那里，这也意味着日本“没有进入历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一直在力图走出自己的路。当日本抱着“优等生心态”成为东亚赛场上的看客，中国却始终 “在历史的状况之中”。

　　竹内好的反思之言，实际上提供给我们另一种启示。许多国人早已注意到，日本人在精确、严谨、不含糊等很多方面，将散漫的中国人抛得很远。学习是应该与必须的。日本人自我的反思也提示中国人也不必妄自菲薄，因为我们自近代以来，已经、并仍在创造自己的历史，如竹内好所赞叹的，始终“在历史之中”。

　　在《何谓近代》中，竹内好有言：“历史并非空虚的时间形式。如果没有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的殊死搏斗的瞬间，不仅会失掉自我，而且也将失掉历史。”在漫长的时间中，无论中国、日本，都经历了无数“为了自我确立而进行的殊死搏斗的瞬间”。而如何能在每一个“殊死搏斗的瞬间”迸发自我，如何在与“他者”的相遇／斗争中仍能保持自我、更新自我，这恐怕是中国与日本的共同命题。

　　作者：陈丹丹，现任教于美国威尔斯学院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