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螺纹中径测量方法:吴阶平 大医大公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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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祥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1年03月18日 第 10 版）
医学大家吴阶平
2011年3月2日晚，著名医学科学家吴阶平在北京逝世。
吴老一生有太多的头衔和光环：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主持参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会诊，甚至被派往印尼、菲律宾等国家为其国家元首治疗。他还荣膺多个“第一”：创立第一个泌尿外科、做第一例肾移植手术、第一个确立“肾上腺髓质增生”疾病……
吴老去世后的第三天，我见到了已是国内泌尿外科领军人物的吴阶平的三个“嫡传”弟子——郭应禄院士、蔡松良教授、鹿尔驯教授。
梦有阶梯
1949年前，我国的结石病患者多为幼儿，吴老看到发达国家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引发了不可控制的结石病，就告诉学生“不要等中国结石病多了才开始搞研究，要提前有所准备。”
“我从美国泌尿外科年会上看到了德国的一种产品叫‘碎石机’，不用开刀就能治疗结石，回来跟院里说了这个事。但那个时候成立的机构，空有个名字，人和钱都没有。”焦急中的郭应禄等人请所在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给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打了报告。
“院长回来说，没要着钱，但外经委对泌尿外科很感兴趣。”已在北京第二医学院（后来的首都医科大学）当校长的吴阶平马上和相关负责人见面。“深谈了很久，最终外经委同意给我们拨18万美元科研经费。”研究所用这些美元购进国外的先进仪器，还送郭应禄、顾方六等8个人到美国、瑞典等国家学习，解决了研究骨干的问题。
但一个研究所对于整个中国泌尿外科而言，毕竟是微不足道的。1994年在颁发“吴阶平、杨森奖”期间，组委会决定成立一个培训中心，培训年轻医生。不久吴阶平等人又筹备了培养学科领军人物的“将才工程”，全国各地的泌尿外科博导和硕导都来接受培训。今日的北京大学泌尿外科医师培训学院，已为全国培养和输送了数以万计的高水平泌尿外科医生。美国泌尿外科年会在2006年年会的前一天，还为中国免费提供了一次华语会场。这标志着中国泌尿外科研究水平终于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2004年，中国泌尿外科提出了一个梦想：100年后，中国泌尿外科水准世界领先。郭老说：“这是我们中国医学界的梦想，更是吴老一生的梦想。”
公心为大
吴阶平毕业于医学界的金牌学校——美国人办的协和医学院，师从我国最早的泌尿外科专家谢元甫教授。1947年，谢教授设法把刚刚工作5年的吴阶平送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吴阶平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赫金斯教授，是现代肿瘤内分泌治疗的奠基人之一，并曾获诺贝尔奖。年轻有为的吴阶平很得赫金斯教授赏识，毕业时，赫金斯教授千方百计要把吴阶平留在美国，当时芝加哥大学正在为赫金斯建科研楼，他甚至把一张蓝图摆在吴阶平面前，诚挚地指点着说：“这里是你的实验室，你可以把家人接来……”
而在大洋彼岸，鹿尔驯老人告诉我，当时的北大医院，有的仅仅是狭窄的走廊和早已过期的仪器设备。
面对国外的高薪待遇，吴阶平不为所动，连行李都没带，急匆匆赶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回到了祖国。生在和平之日的大多数人也许不能理解，在上世纪中期那些顶着“博士”头衔的人，为什么会为“报效祖国”这个词热血沸腾。
德行天下
翻开1965年的《中华外科杂志》，《精囊肿瘤》一文作者的署名只有“郭应禄”一人。“当时是一个武汉的病人，从武汉到上海病都没治好，就到了北京，最终找到了北大医院。吴老给他做了检查，查出了精囊癌，于是赶快给他做了手术，我也上（手术）台了。”术后郭应禄做了手术总结，并写了一篇论文，请吴老指导。吴老做了指导后，拿着论文找到了另一个导师沈绍基。吴老问沈绍基：“郭应禄写了一篇文章，第一次发表。我的名字就不要了，你的呢？”沈绍基也很痛快地回道：“我也不要啦！”郭应禄感慨地说：“我当时就是参加者，后来整理了材料而已。”
吴老在临床上向来以严谨著称。郭应禄做吴老研究生的第一年，吴老经常带着学生们查房。 恰好有一次，查到了郭应禄的一位患了肾结核的病人。吴老摸了一下患者的下身，然后问郭应禄：“你检查了他身体有什么发现吗？”郭应禄答道：“没有。”吴老说：“你摸一下下身。”郭应禄摸到患者下身，发现附睾上有肿瘤，“我当时脸一下就红了。可是老师没有当着病人的面批评我，只是出了病房后跟我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心虚的郭应禄站在办公室里，按他的话说“摇摇晃晃”。吴老招呼他坐下。“吴老跟我说，病人把生命交给咱们，咱们就要一丝不苟地对他负责任。我相信你的水平是能够查出来的。”简短的交谈中没有指责，却让如今年过八旬的郭应禄记忆犹新。
1983年吴老在浙江医科大学办讲座，很多人来听课。站在讲台边上的，是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蔡松良。“因为他的那本《吴阶平泌尿外科学》我已经翻过很多遍了，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他，但是不知道他这个人的气量怎样，所以心里很忐忑。”讲座结束后，蔡松良恭敬地上前问候吴老：“您刚刚的讲座说了很多，我感触也很多，但是泌尿外科那本书里还是有些问题想和您探讨一下。”
“吴老马上就说：‘岂止是问题啊，还有很多错误呢！’他的气度让我很佩服。为了他这句话，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39页纸的意见寄给他。”蔡松良说起吴老时很激动，眼睛微微泛红。不久之后，他看到《光明日报》上吴老的招生启事，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即将晋升为副院长的机会，转而到北京求学，成了吴老的关门弟子。
2011年的这个春天，我们并不感觉到寒冷，因为“圣贤精神”依然存于人心。
（摘自2011年3月8日《北京日报》）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1年03月18日 第 10 版）
医学大家吴阶平
2011年3月2日晚，著名医学科学家吴阶平在北京逝世。
吴老一生有太多的头衔和光环：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主持参与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会诊，甚至被派往印尼、菲律宾等国家为其国家元首治疗。他还荣膺多个“第一”：创立第一个泌尿外科、做第一例肾移植手术、第一个确立“肾上腺髓质增生”疾病……
吴老去世后的第三天，我见到了已是国内泌尿外科领军人物的吴阶平的三个“嫡传”弟子——郭应禄院士、蔡松良教授、鹿尔驯教授。
梦有阶梯
1949年前，我国的结石病患者多为幼儿，吴老看到发达国家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引发了不可控制的结石病，就告诉学生“不要等中国结石病多了才开始搞研究，要提前有所准备。”
“我从美国泌尿外科年会上看到了德国的一种产品叫‘碎石机’，不用开刀就能治疗结石，回来跟院里说了这个事。但那个时候成立的机构，空有个名字，人和钱都没有。”焦急中的郭应禄等人请所在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给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打了报告。
“院长回来说，没要着钱，但外经委对泌尿外科很感兴趣。”已在北京第二医学院（后来的首都医科大学）当校长的吴阶平马上和相关负责人见面。“深谈了很久，最终外经委同意给我们拨18万美元科研经费。”研究所用这些美元购进国外的先进仪器，还送郭应禄、顾方六等8个人到美国、瑞典等国家学习，解决了研究骨干的问题。
但一个研究所对于整个中国泌尿外科而言，毕竟是微不足道的。1994年在颁发“吴阶平、杨森奖”期间，组委会决定成立一个培训中心，培训年轻医生。不久吴阶平等人又筹备了培养学科领军人物的“将才工程”，全国各地的泌尿外科博导和硕导都来接受培训。今日的北京大学泌尿外科医师培训学院，已为全国培养和输送了数以万计的高水平泌尿外科医生。美国泌尿外科年会在2006年年会的前一天，还为中国免费提供了一次华语会场。这标志着中国泌尿外科研究水平终于得到了世界的认可。
2004年，中国泌尿外科提出了一个梦想：100年后，中国泌尿外科水准世界领先。郭老说：“这是我们中国医学界的梦想，更是吴老一生的梦想。”
公心为大
吴阶平毕业于医学界的金牌学校——美国人办的协和医学院，师从我国最早的泌尿外科专家谢元甫教授。1947年，谢教授设法把刚刚工作5年的吴阶平送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
吴阶平在芝加哥大学的导师赫金斯教授，是现代肿瘤内分泌治疗的奠基人之一，并曾获诺贝尔奖。年轻有为的吴阶平很得赫金斯教授赏识，毕业时，赫金斯教授千方百计要把吴阶平留在美国，当时芝加哥大学正在为赫金斯建科研楼，他甚至把一张蓝图摆在吴阶平面前，诚挚地指点着说：“这里是你的实验室，你可以把家人接来……”
而在大洋彼岸，鹿尔驯老人告诉我，当时的北大医院，有的仅仅是狭窄的走廊和早已过期的仪器设备。
面对国外的高薪待遇，吴阶平不为所动，连行李都没带，急匆匆赶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回到了祖国。生在和平之日的大多数人也许不能理解，在上世纪中期那些顶着“博士”头衔的人，为什么会为“报效祖国”这个词热血沸腾。
德行天下
翻开1965年的《中华外科杂志》，《精囊肿瘤》一文作者的署名只有“郭应禄”一人。“当时是一个武汉的病人，从武汉到上海病都没治好，就到了北京，最终找到了北大医院。吴老给他做了检查，查出了精囊癌，于是赶快给他做了手术，我也上（手术）台了。”术后郭应禄做了手术总结，并写了一篇论文，请吴老指导。吴老做了指导后，拿着论文找到了另一个导师沈绍基。吴老问沈绍基：“郭应禄写了一篇文章，第一次发表。我的名字就不要了，你的呢？”沈绍基也很痛快地回道：“我也不要啦！”郭应禄感慨地说：“我当时就是参加者，后来整理了材料而已。”
吴老在临床上向来以严谨著称。郭应禄做吴老研究生的第一年，吴老经常带着学生们查房。 恰好有一次，查到了郭应禄的一位患了肾结核的病人。吴老摸了一下患者的下身，然后问郭应禄：“你检查了他身体有什么发现吗？”郭应禄答道：“没有。”吴老说：“你摸一下下身。”郭应禄摸到患者下身，发现附睾上有肿瘤，“我当时脸一下就红了。可是老师没有当着病人的面批评我，只是出了病房后跟我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心虚的郭应禄站在办公室里，按他的话说“摇摇晃晃”。吴老招呼他坐下。“吴老跟我说，病人把生命交给咱们，咱们就要一丝不苟地对他负责任。我相信你的水平是能够查出来的。”简短的交谈中没有指责，却让如今年过八旬的郭应禄记忆犹新。
1983年吴老在浙江医科大学办讲座，很多人来听课。站在讲台边上的，是在当地小有名气的蔡松良。“因为他的那本《吴阶平泌尿外科学》我已经翻过很多遍了，有很多问题想请教他，但是不知道他这个人的气量怎样，所以心里很忐忑。”讲座结束后，蔡松良恭敬地上前问候吴老：“您刚刚的讲座说了很多，我感触也很多，但是泌尿外科那本书里还是有些问题想和您探讨一下。”
“吴老马上就说：‘岂止是问题啊，还有很多错误呢！’他的气度让我很佩服。为了他这句话，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写了39页纸的意见寄给他。”蔡松良说起吴老时很激动，眼睛微微泛红。不久之后，他看到《光明日报》上吴老的招生启事，毫不犹豫地舍弃了即将晋升为副院长的机会，转而到北京求学，成了吴老的关门弟子。
2011年的这个春天，我们并不感觉到寒冷，因为“圣贤精神”依然存于人心。
（摘自2011年3月8日《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