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笔小新小时候中文版:想當聖人的康有為其實貪財自私

想當聖人的康有為其實貪財自私

當康、梁領導強學會的時代，他們是名滿天下，甚至包括慈禧太后本人都認為改制維是中國必走之路，在變法之前，康有為簡直是改革路上的天王巨星和至聖先師，是推動變法的重中之重。
　　光緒帝的悲劇與康有為的思路和手段有直接關係。
　　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時期，為事實上的總策劃。清廷坍塌，猶不死心，和張勳共謀復辟，當了十二天的弼德院副院長。雖說他畢生抱有教皇心態，但在時運不濟的情況下，充當實力人物的頭號幕僚，也是他至死不移的嗜好。這種嗜好上癮之深，簡直身不由己，並且不懼所托非人。
　　康有為晚年策劃參與張勳復辟，出力最多。張勳早年任江南提督，武昌起義後，率部企圖頑抗，敗後退駐徐州一帶。其人及所部均留髮辮，人稱「辮帥」，所部稱「辮子軍」。1917年6月，他以調解府院之爭為名，率兵入京，解散國會，趕走黎元洪，7月1日與康有為擁溥儀復辟。至12日為段祺瑞擊敗，逃入荷蘭使館，被通緝。張勳復辟，也促使康、梁徹底分家。
　　張勳死了，康有為沒事兒。到了1925年，他又主張擁立溥儀為皇帝，依然時刻夢想依托實力人物幹一番事業，博取功名富貴，亟思有所表現。
　　《清史稿》將他與張大辮子合為一傳，放在殿尾的一卷，也算大有深意的。
　　他的褊狹偏執性格可以說畢生貫穿，不稍讓步。
　　1923年，吳佩孚五十歲，在直奉戰爭中擊敗張作霖的奉系軍隊，被委任為直魯豫三省巡閱副使，駐節洛陽。康有為賀吳佩孚壽聯云：
　　牧野鷹揚，百世功名才半紀；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那個氣勢是飽滿拔節地烘托起來了，滄海橫流，豪傑出世，雄才大略，鷹揚虎視，極言宇內大才，超塵拔俗的宏大氣魄。正因為聯語極佳，被人窺破其中阿諛奉承的機關，坊間譏刺為「傍友」，猶今之傍大款的「傍」，弔膀子式的「傍」，其惶惶奔走，尋求依傍的心理昭然若揭。
　　他看中了吳佩孚的赫赫武功，看中了他也是秀才出身，看中了他也有復古思想。他自居文聖，想把武聖的尊號獻給吳佩孚。但吳對之尊而不親，使其失望而去。
　　康有為行為顢頇。1924年，在西北，逗留西安其間，督軍劉鎮華待為上賓。贈送上等皮袍，他又說冷，要買狐皮袍子，劉也應之。他給劉鎮華贈送一聯，捧場之病依舊。聯曰：華為五嶽首，海納百川流。依然老臉老皮，不顧社會反應，先把實力人物捧到極頂再說。以一並不高明的幕僚之才，而欲棲身教主地位，時勢不作美，前途每況愈下的局面之下，其猴急抓狂的心理真是不堪得很。
　　陝省收藏家，慕名請其鑒定文物，康氏來者不拒，多據為己有。又有請看古錢的，他便向袖子裡面一藏，據為己有，那人再三說是傳家之物，情願送他一枚，請把其餘退還，康氏顧左右而言他，裝作沒有聽見走了。他又順手牽羊拿走臥龍寺所藏經卷，被紳士李漢青等告上法庭，將經卷截回，康氏惱羞成怒，向劉鎮華要求賠償100萬元，並以家藏圖書要求西北大學購買，索錢；甚至要求劉鎮華私人投資做其辦《不忍》雜誌的股本，聘請其門人張某為西北大學教授做交換……(高拜石《古代春風樓瑣記》二卷，86頁)
　　窮途末路時分，他的本色，現出原形，簡直是不管不顧的耍賴。戊戌變法的失敗，與改良派失策有關，康、梁作為光緒帝事實上的幕僚，想當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他們的失敗，既非因為慈禧的觀念守舊，也和所謂國民素質低下無涉。近代以前，日本社會也和中國大同小異，人治社會，談不上什麼憲政素養，但是東瀛的明治維就順利達成了。
　　變法期間被光緒帝倚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為，成為變法運動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作為戊戌變法的靈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為的一言一行，對戊戌變法都有關乎成敗的影響。
　　當時的慈禧太后，乃是清廷的最高權力的擁有者，權欲極強，說一不二；臥榻之側豈容他人染指，康有為要搞君主立憲，首當其衝的乃是與慈禧關係的調理，要麼不顧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死地，要麼變更路徑低首下心曲線抵達，但康氏不此之圖，反自肇端就觸犯實權派的大忌，等於將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權力猛然推到了改良運動的對立面，膠柱鼓瑟若是，戊戌變法焉有不敗之理？
　　他早先反對、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鐵血手段，所以在變法危急關頭，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凱，「乃屬譚復生入袁世凱所寓，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挾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康南海自編年譜》)。殊不知袁世凱是個勢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緒帝在得到康有為的暗示之後，囑托袁世凱：朝廷一旦有「意外之變」，他就即刻帶兵進京。
　　戊戌變法後，中山先生對康、梁一是設法營救，二是在日本為其生存發展創造條件，將所辦學校依其意願改為大同學校，以梁啟超為校長，聽其辦理，然而康、梁的手下還不大領情呢。
　　此後，中山先生命日本志士宮崎寅藏帶3萬元到加坡，勸康有為合作，反被康有為向新加坡英政府指為刺客，將宮崎逮捕。
　　嚴復對維新運動寄予深切的同情，但也對其魯莽醞釀有所批評，「平心而論，中國時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對山等之罪過也。輕舉妄動，慮事不周，上負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輩雖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語」(《與張元濟書》，《嚴復集》三卷，533頁)。康有為等人不能辭其咎。
　　包括戊戌變法在內的許多社會變革，康氏的性格因素使其希望變得更加渺茫。這是性格的細枝末節影響大事的例證。
　　他夢寐都想棲身聖賢之列。他的《大同書》「大地萬國之人類皆吾同胞」，懸鵠不可謂不高。中年時期，1895年秋，他到南京找張之洞，要求贊助強學會的南方分會，張氏待之為上賓，但康氏拒絕任何一點張氏提出的修改意見，他絕不做學術人格上的半點讓步。結果張氏竟收回原先贊助他的打算。
　　辜鴻銘算一保守人士，但辜氏對康有為也頗有看法。辜氏在張之洞的幕中為英文秘書，他評價康有為說：「自私自利而具野心，但又缺乏經驗、判斷力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