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能不能在中国开放？

[导读]即使调整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不会很快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养育孩子的成本越高，就越不愿意生。王金营说“所以人口政策不能调整得太晚，否则老龄化、劳动力结构这些问题就长期得不到解决”

“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这是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就计划生育政策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公开信中的话。

30年弹指而过，2011年，正好是“30年以后”的第一年，我们到了“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的时候了吗？

这不是一个有望很快明朗化的问题。3月9日下午，在北京石景山广电中心的一间演播室里，来自全国两会的正反两方的代表委员上演了一场论战。辩题就是：是否应该允许全国的夫妇们生育第二个孩子。

此前的3月6日，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玉庆透露，目前计生部门正在考虑人口政策的调整。“我个人认为二胎政策到“十二五”末期可能会放开。”

与此同时，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向本次两会提交关于调整独生子女政策的议案。这已经是他连续第四年提出这一议题的议案。

“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逐步完善’计划生育政策，这和过去的表述不一样，我理解这应当包括调整独生子女的政策。”纪宝成说。

但异议声也很强大。全国政协委员、来自中国社科院的程恩富就是反方的铁杆代表。

“我去年就提出反对调整独生子女政策的建议。我和相关政策部门沟通后得到的答复是，‘十二五’期间只会在部分地区进行单独双胎（即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胎）试点，不会在全国全面推开。”3月8日，程恩富对本报记者说。

“双独二胎”待解

“为什么今年大家都在说这个事？”一位委员呼应说，“这和‘双独’政策（即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可生育第二胎）在一些大城市已经失效有关。”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专家张翼，近年在北京、上海等地做调研时发现，这些大城市的“双独”夫妻生二胎的比例并不大，只有30%左右，“70%都只选择生一胎，甚至不生。”张翼说。

不生二胎的原因很多。比如因为职场竞争、住房等压力，大城市独生女性初婚年龄普遍延迟，一般都在28岁左右。首次生育时间更晚，一般在33岁左右。等到第一胎孩子长到5、6岁，可以生第二胎时，妈妈们已经39岁上下了，大多不再具备生二胎的生理条件。

这使得政策原来设想的生育率，与实际生育率存在很大差距。“北京、上海的生育率都处于超低水平。”张翼说,这导致过去10年，全国实际人口总数增长低于预期。

“十一五”规划曾预计2010年人口总数达到13.6亿人。而根据国家统计局近期初步预计，2010年只有13.4亿人，少生了2000万人。这和当初“十五”规划预计2005年人口总数达到13.3亿人，而实际上后来只达到13.07亿人的情况类似。

王名、刘大钧等一批政协委员今年联名提出的提案，还提到30年来的“一胎化”政策带来的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等问题。2009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高达8.5%，超过世界人口的平均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超前20年（2030年不含中国的发展中国该比例为8.1%）。在性别结构上，2020年前后，22-34岁的适龄婚育男性将比女性多出2600多万，2030年这个数值将超过3000万。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已连续4年提出调整独生子女政策的议案。他认为，独生子女政策若不调整，将来一对子女夫妇要赡养四个以上老人。20岁到24岁这个最具活力年龄段的劳动力人数，将在10年内减少一半。

“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因此，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不必担心。”1980年中共中央公开信中这样说，纪宝成说，1980年至今正好30年，到了“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以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的时候了。

设计中的“三步走”

放开生二胎的呼声渐高。甚至有媒体放出传言称，我国将从2011年起在东北三省和江苏、浙江试点“单独”双胎政策，即夫妻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允许生第二胎，以此代替过“双独”双胎政策。

不过，本报记者致电上述传闻中的“试点”省区，得到的答复是：目前还没有明确说法。

“国家的确在考虑完善人口政策，但所谓单独双胎政策，眼下还只是说法。”浙江省人口计生委宣教处处长徐文平告诉记者，“国家还没有下达这方面的文件，所以不便于对外宣传，也还谈不到执行。”

张翼认为，“双独”政策的成败还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再观察几年，即便个别城市试点“单独”政策，也还不能说二胎政策就要放开了。

中国社科院人口专家、参与独生子女政策设计的田雪原数年前曾以社科院快报的形式向中央提交一份关于人口政策的建议，其中设计了人口政策调整的“三步走”时间表。

第一步，全国不分城乡，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步现已在城镇实施。

第二步，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者，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目前可以先在农村开始实施；城镇则在2010年以后组织实施为宜。

第三步，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的前提下，农村可不分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马小红基本认同上述时间表的设计。略有不同的是，她建议，可以通过试点，先在城市实施“单独”二胎政策，最后是城乡普遍放开二胎。

等待4月人口数据

导致争议的一个症结是，目前无论是全国人口总数，还是全国生育率数据，都还缺少比较权威的数据支持。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2010年全国人口数为13.4亿。但还缺少生育率，以及人口老龄化比例目标等具体数据。国家统计局表示，这些数据，需要等到4月份的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才可以获得。

但学界对这个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并没有太高的期待。主要原因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数据计算出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22，大大低于正常生育水平。

总和生育率，即一个妇女一生中生育孩子的总数。按照人口学的规律，全国总和生育率2.1是人口更替的一个平衡指标。一旦总和生育率超过2.1，人口数量就会增长，而小于2.1，人口数量就会下降，只有保持2.1，人口总数才会保持稳定。

河北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王金营认为，即便考虑到各种统计遗漏，2000年实际综合生育率也顶多在1.6-1.8之间。

而2000年后的几年，生育政策并未有多大放松，这样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应不会有很大变化，仍会在比较低的水平。

“如果2010年的人口统计结果显示总和生育率仍然太低，则显示人口政策就需要加快调整。”王金营说。

让王金营有点急的是，“即便现在马上调整人口政策，也不会很快见效。”

一个例证是，山西翼城、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人口规模800多万人的农村地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试点“二胎方案”，结果显示这些地区的生育率水平，甚至比全国实施一胎政策的地方还要低。

“这证明即使调整了生育政策，生育率也不会很快提高。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养育孩子的成本越高，就越不愿意生，”王金营说，“所以人口政策不能调整得太晚，否则老龄化、劳动力结构这些问题就长期得不到解决。”

按照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的研究，2015年中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步入峰值后，总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要下降。

为此，他判断东部沿海地区将遭遇更大的用工困难，这些地区需要加快产业升级步伐，中西部则可以从东部转移一些企业，以相对低廉的各种成本来吸引当地农民工就业。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持相同的判断。全国政协委员叶廷芳曾经与王名等人一道联名提议调整独生子女政策。他收到人口部门的答复是：短期内难以调整，因为十二五、十三五甚至更长时间，都将是劳动力供大于求。

全国政协委员、来自中国社科院的程恩富也不认为需要调整人口政策。在他看来，即使实施一胎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和青壮年人口减少，劳动力问题也可以通过延迟退休年龄来解决。

“人口红利结束可以通过提高生产率来解决。如果一些劳力密集型产业因为缺乏青壮年劳动力而关闭，正可以借势淘汰低端产业，加速产业升级，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程恩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