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裳蒙尘:张子林书法 收藏 中国酒文化漫谈（8）

酒与杂技

中国杂技艺术保留着历史最悠久的传统节目,其H有些就与酒和酒器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散发着雪文化的醇香美韵。

中国杂技艺术以它无与伦比的精湛技艺,绚丽多层的传统节目,独特鲜明的民族风格,博得了国内外广大观众的赞赏和喜爱。人们从这项传承数千载,历万劫而不衰的形体表演艺术中,看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战、智慧、乐观和不断追求超越自身与客观束缚的向上内民族性格。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中国的杂技艺术当形成起,即浸润其中。从杂技最辉煌的汉代,至二十世纪东方人体文化最古老的、堪称“活化石"的杂技艺术的复兴,灿烂,及其走向世界的当代,一些优秀杂技节目,都闪射着酒文化的流光溢彩,可谓艺术史上的趣事轶闻。

一、原始杂技与酒器的结合

杂技艺术作为一种古老的原始艺术,与舞蹈一样,它产生的文化机制是多方面的。劳动技能的艺术化,自然是杂技产生的重要源泉之一。中国传统杂技中,有不少节目就是直接来源于劳动或生产、生活用具的耍弄,例如有许多不同形状的酒器、酒具,被历代民间艺人,以其高超的技艺和智慧成功地运用到人们喜闻乐见的表演节目中。“耍酒坛"这个节目就极其古老,一直流传到今天。中国自古有用陶制“瓦钟,,酿酒和保存谷物的传统,美酒酿成或谷物丰收之后,先民们情不自禁地将这些陶制的坛子、盆等抛在空中,再以手承接,进而头顶肩传,形成一种高难技巧,变为“耍坛子"的杂技艺术节目。

明、清时代绍兴黄酒驰名全国,而盛酒的资坛也彩绘各种龙凤花纹,成为极有欣赏价值的工艺品,也成为一些杂技节目的艺术道具。

《清碑类钞》中记载了一位清代“耍酒坛：的杂技艺人，那高超的技艺，前代未有，那五彩金龙瓷酒坛在艺人手里像活了一般。这段笔记叙事也极生动,不只描绘艺人精湛神妙的技艺,而且写出他安详、准确、镇静自如的风度,不失为一篇绘情绘景的杂技艺评:

 “光绪庚子春正月,京师杂耍馆有王某献技,运酒坛如气球,其名为坛子玉。家居麻线胡同,身伟露顶,衣短衣。以一大绍兴酒坛厚寸许者置台上,刮磨光润,画以金龙五色云。以铁器扣其四周,声琅琅然,盖恐人疑其非陶器也。手提而弄之,中铮铮作响,盖置铜铁等丝于内。始则两手互掷互承,如辘铲转于两臂两肩及两手;继则或作骑马势,而掷坛出膀上,摩背跃过顶,承以额,硅然有声。人咸虑其脑袋,而彼恬然也。坛立于额,不以手扶,屡点其首,则坛盘旋转于额,或正立,或倒立,或竖转,或横转。坛中铜铁丝声,与坛额相击撞,铮铮硅硅,应弦合节。俄以首努力一点,则坛上击屋梁,昕其下坠于地,地为震动,而坛不少损,则又取弄如前。复上出,仍承之以额,而或承坛口之边,或承坛底之边,如刀下砍其首,而不知痛。手叉腰,坛敬附于额,绕场行数十周,且拇且踞、,且稽首且起立,且下卧且辗转反侧,而坛如有所系,虽作摇摇欲坠状,而仍不坠也。复努之上及屋,或承以一指,或衔以口,如是者数四往复,则坐而少休,气不喘色不变也。乃复运之以一臂,绕臂转如风轮,见坛不见臂也。继复运以两臂,左右齐转,则有如两坛分绕两臂者,而不击撞,亦仍一坛也。次运以指亦如之。次则且运且劈之,闻空中作裂瓦破颐声,视坛忽若左右分成两半者,忽若上下分作两截者,忽张手撞坛腹而擎之,若坛有柄者,忽握坛口而起,若坛有胶者,诚不可测也。又径以坛置于顶,而袖其两手,如束缚状,以头努坛起,承以肩,左右努之,则左右跳掷。次承以腰以反,左右努之,则左右跳掷。次承以膝,亦如之。次承以足背,左右踢之。次承以大指,亦左右踢之,复上出之,而次第下之,继乃上下飞腾,四面盘辟,不辨其是肩是背是腰是反是膝是足,第见满身皆坛,满台皆坛。始则犹见一人袖手转侧于坛阵中，继则观者满眼，不复见人，观者靡不咄咄称奇。方迷乱间,其人忽献然仆地仰卧,坛自屋梁下击其鼻,举座大惊,而坛且兀立鼻尖,复努立而起,忽倒竖以两足捧坛而立,以两手覆地,绕场而行,两足复分,顶其左右坛,承掷如手弄。良久,忽作虎跳,横转如车轮,而坛随之,忽翻筋斗,起落如蚌虫草跃,而坛亦随之,复两足踢坛上击屋空中,坛与人俱如败叶转,坛复着地,而兀立其上,向众拇云:“坛子王献丑。"

轻重并举,通灵入化、软硬功夫的相辅相成,是中国杂技的重要艺术特点,而表现最典型的节目就是“蹬技"。蹬技多数是女演员表演,演员躺在特制的台上,以双足来蹬。至于蹬何物体,可以说包罗万象,但最多的是绍兴酒坛和酒缸。宋代的“踢弄',杂技中,就有“踢酒缸"的节目。明代的蹬技形式多样,风俗画中有双足蹬酒缸,双手敲钱,边唱边蹬,两边二人,一持流量,一舞大刀的形象。明《宪宗行乐图》中,也画有三组蹬技,极为精彩。

“蹬技',既可蹬酒坛、酒缸甚至桌子、木柱、梯子、木板和喧腾带响的锣鼓等等重物,甚至重到百十斤的大活人;也可以蹬轻物,如绢制的花伞等。被蹬物体,飞速旋转,腾跃自如,从光滑的瓷制彩缸,到笨重的八仙桌子,都可以蹬得飞旋如轮,只见影子不见物形。过去蹬技以重为胜,近世发展到轻重并举,轻薄如纸的花伞、彩毯,演员亦能蹬得飘逸非凡。“蹬伞,,不只要有蹬技硬功夫,还要掌握空气的浮力、阻力,才能完成优雅而抒情的表演。许多技艺都是以软硬功夫并重的基本功为基础的。

清人椅联《明斋小识》中描绘了一位民间女艺人蹬酒瓮的精彩表演:“......遂仰卧于地,伸足弄瓮,旋转如丸。少焉左足掷瓮,高约二丈,将坠,以右足接交;右足掷,左足接之。更置一瓮,两足运两瓮,往来替换,若梭之投,若球之滚,若鸟之飞翔,忽倚忽侧,而不离于足。”

《清碑类钞》中还记有李赛儿的表演,这个女演员不只诸般技艺皆精,而且服饰多彩,注意道具与服装的美术设计,从中可以看出请代杂技演出的风貌:

李赛儿“擅跑马踏绳之戏,尤善用九连环。盖以熟钢制环似钏,其数九。尝掷一环于空际,约三四丈,复掷一环,迎而拼之,其声铿然,两环相套如连环式,连掷连拼,九环连络,诚绝技也"。又记李赛儿的另一种蹬技表演:“赛儿始登场,红袄青裤,乌缓束眉际及腰,持小花瓷缸通身环绕;复叠桌五层,高齐木末,盘旋而上,仰卧其间,以两足承大瓮,重数十斤,舞弄久之。去其瓮,易小木梯,直竖足底,使小三儿束发金冠,绿缎小袄,披四合云肩,大红绣裤,摄蹬云履,直立梯上,翻身梯空,忽大叫一声,自空下坠,旁立大汉,徐以两手擎小三儿两掌,作竖蜻蜓状。"

这段蹬技巧妙惊险,而且将梯子结合进去,今天看也是绝活。

《抖空竹》中的抖酒葫芦,也是令观众惊奇叫绝的杂技表演项目。

《抖空竹》是中国传统杂技中,以简单小巧,信手可得的物件,练出高超技艺的代表节目。它原是一项十分有趣的民间游戏,在中国北方,每逢年节,人们,特别是孩子们,都喜欢抖空竹,并能耍出许多花样。

清代,抖空竹已发展成受人欢迎的杂技节目。杂技艺人们在原有花样的基础上又创作出许多新的花样和高难技巧。表演时与优美的舞姿和动昕的伴奏音乐溶成一体,更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在发展过程中,艺人们不仅是表演抖车轮式的双头空竹,又设计出陀罗式的单头空竹,而且还可以把茶壶盖、小花瓶等器物作为抖弄的道具进行表演。而最使人称奇的是,民国初年在天津又出现了一位以酒葫芦为道具的民间艺人田双亮。本来天津是最早发明制做空竹之地,“刘海"牌、“寿星,,牌的空竹驰名国内外。

享誉国内外的表演抖空竹的名家也多出在天津。但创演抖酒葫芦的田双亮却是一名来津撂地卖艺的东北江湖艺人。田双亮幼年即以表演抖空竹流浪卖艺,后跟随外国马戏团跑遍了东西欧,民国初年回国后第一个码头就是天津。开始在“三不管',撂地卖艺,他不仅有高超的表演技巧,而且在道具方面也有独到之处。他曾把抖茶壶盖改成大几倍的明光鲤亮的铜盖(这个大铜盖与他根发不生的秃头在灯光照耀下形成双亮,他由此而得名“双亮,勺,表演时既可抛接又能就地抛出滚回,此一动作名为“点手唤罗成,',就是这一招为他惹了一点小祸。他在天津',三不管',撂地表演已经小有名气,有人认为他在明地上卖艺有点屈才,就把他介绍到有名的杂耍园子“燕乐升平"。老板看他衣不惊人,貌不压众,又是个秃头,对他有些歧视,但碍于介绍人的情面只好答应他试演几场。田双亮虽然闯过欧洲去过许多国家,但都是在马戏大棚和明地上表演,初登杂耍舞台心里确实有些紧张。果然在表演就地抛出大盖时,台上的脚灯被砸碎了,勉强地演下来,刚一跨进后台,老板正在等着他,两句话没说完就把他辞了。

田双亮在杂耍园子栽了这一跤之后,整日愁眉不展,在酒馆喝闷酒。偶然发现盛五加皮酒的酒葫芦(也叫酒嘟噜,一种陶制酒器)颈细肚大,颇象个单头空竹。他想:我要能把它当做道具练出来,一方面能争口气,同时也更加丰富表演内容。于是他向酒馆要了几个空酒葫芦,每天清晨跑到郊外河滩砂地上练抖酒葫芦。功夫不负苦心人,终于把这一新项目练出了“手串"、“腰串',、“骗马"、“抛高"等许多高难技巧,而最叫人叫绝的是他的最后一招绝活,把酒葫芦高高抛起之后再以手中空竹竿准确地插入葫芦口内。

二、古彩戏法中的酒趣

平中求奇,以出神入化的巧妙手法,从无到有,显示人类的创造力量,这是中国杂技重要的艺术特色之一。它最鲜明地表现在传统节目《古彩戏法》中。戏法古称幻术,汉唐即盛。中国戏法与西洋魔术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魔术讲究运用声光道具,台面上金碧辉煌,铮光惺亮;中国戏法演员却只要一件长袍,一条长单,平凡朴实,毫无华采,然而这一身长袍却要变出千奇百怪的东西,从十八件大小酒席的菜肴到活鱼、活鸟,演员一个筋斗能献出烈火燃烧得熊熊灼人的铜盆,再一个筋头又取出硕大无比,有鱼有水的鱼缸。中国古彩戏法门类甚多,灵巧精湛的演技几近神异,令举世称绝。“仙人栽豆"、“吉庆有鱼"、“连环"等项目在国际魔术界也公认为杰作。平中求奇的艺术特点尤其惊人,中国戏法表面道具甚少,一切卡在身上,故而对四肢百体的功夫要求甚严。从变幻莫测的艺术中,表现人类的高超智慧,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无到有,创造出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正是千百年来人民共同的美好理想。民间故事,神话里的宝袋、宝盆、魔棒之类,是与戏法表演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前者依靠的是奇幻的想象,后者依靠的是巧妙的构思与苦功而已。无中生有,平中求奇,也是东方哲学阐释的宇宙至理。

三国时代曹操父子统一北方,保存了汉代杂技百戏。胸怀一统天下大志的曹操,特别注意收罗人才。对于方士之流的人物,他悸于黄巾张角起义的历史教训,也竭力搜罗于自己身边,恐这些人利用幻求奇伎行邪作蛊倡乱,或为敌所用。故而他一闻有异术者即必招来,庐江的左慈,甘陵的甘始,阳城的那俭等著名方士均被其笼络身边;谁郡人华伦托言妻子有病不来,竟遭杀身之祸,可见曹操实行此政策的坚决。这客观上给幻术的交流发展提高创造了条件。自然,技艺高超的古代幻术家,也利用自己的戏法幻术戏耍曹操,并借机逃脱他的樊篱。被传为仙人的左慈就是一位。《后汉书·左慈传》所载他的种种幻术表演,说明当时已发展到极高水平。《三国演义》第六十八回“左慈掷杯戏曹操”描写极为生动。此事在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在曹操的宴会上,他表演了三套戏法:“令取大花盆放篷前,以水口翼之。顷刻发出牡丹一株,并放双花”。左慈“教把钓竿来,于堂下鱼池中钓之,顷刻钓出数十尾大铲鱼,放在殿上”。“慈掷杯于空中,化成一白鸠,绕殿而飞",引得众人仰首观看,他则乘机遁去。这三套戏法即变花、变鱼、变鸟也是现代中国魔术的绝招,左慈以“神仙法术"之障眼法戏耍权倾朝野的曹操,给杂技艺术留下了珍贵史料。

现代古彩戏法的表演更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已故杂技艺术大师杨小亭一九五九年把传统戏法的“四亮”发掘出来,很快传到全国。他一身长袍,四周毫无凭借,只见他彩单往肩上一披,就变出两个玻璃鸭池,一手一个。就这样在彩单一披一撇中,相继变出“垛子葫芦”（六个摞在一起的装着金鱼的鱼缸）、“七星子”（七个散放在菜盘中的酒杯)、火盆、“撮菠',(真径超过一尺,垫着瓷盆的玻璃海碗)。脱去长袍,拍拍腿,跺跺脚,披着彩单一个钻辘毛站立起来,手里又托着一个玻璃水碗。这些光滑透亮的玻璃酒器、鱼缸、海碗等,摞起来一人多高,而且还有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盆。鱼缸中的水有两桶之多,他是怎样携带在身上的呢?这种登峰造极的神奇技艺,被国内外观众叹为观止。

一九六六年以前,杨小亭常在“国庆"或春节被邀请到中南海表演。他常演的一个与酒文化关系密切的传统节目《罗圈当当》,极有趣味。

《罗圈当当》表现嗜酒者不惜典当衣服买酒的趣事。可能因为此节目“思想性"不高吧,在公开场合已很少演出。杨小亭带两个罗圈。表演现场,临时向观众借一件衣服,往罗圈里一罩,衣服没有了,变成一张“当票",然后再一罩,“当票"没有了,变成一海碗醇香四溢的美酒。他当场让人品尝,竟有茅台酒特殊的香味,人们品尝后,大加称赞。杨小亭总是拱手说:“首长们、同志们辛苦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酒献给大家了。"其实他每次到中南海演出前,总是点名要两瓶茅台酒作道具,这就是茅台酒香的缘故。

以酒具和酒为内容的戏法,还有《空壶打酒》。这是一个民间戏法,是艺人们经常表演的一个十分有趣的小幻术。最早,表演者手拿一只农村常见的陶制酒壶,后来一般改用敞口的酒壶和一只小酒杯。先把壶口朝下,无滴酒流出,然后用一校竹筷从壶口插到壶底,取出后竹筷仍是干的,用以证明壶是空的。当把壶口反转向上后拿过酒杯,却能从壶中斟出满杯美酒。当表演者故弄玄虚地向着酒壶吹了口气,再把酒壶朝下倒转过来,却滴酒不见。再次把壶正过来吹口气,一斟美酒又继续流个不停。最后,当把杯中的酒倒回酒壶时,却见壶中的酒满满的溢出壶口。表演者又向着酒壶吹了口气,却见满壶美酒骤然消失,使观者无不称奇叫绝。

被戏法艺人称之为《富贵仙酒》的幻术,较之上述的《空壶取酒》更为奥妙。用一只直式高颈锡制酒壶,其表演过程与《空壶取酒》相同,唯一不同的是酒不是从壶嘴向外倒,酒的注入和倒出,皆从壶口出入。忽来忽去,变化莫测,手法玄妙更使人费解。

《米酒三变》是更为有趣的一套戏法。小桌上放置两只瓷碗,两手各取一只,碗口向着观者展示为两只空碗。左手把一只空碗仰放桌上,然后把放在桌上玻璃杯中的米倾倒半杯入碗中,再将另一覆盖的空碗口对口地合上后,以手向空中做一抓米手式,立刻揭开扣在上面的碗看时,原来的半碗米却变成冒尖向外洒落着的满满一碗米了。当再用手中空碗向装满米的碗横着一刮,将冒出碗口的米刮平后,两只碗合在一起旋即揭开,奇迹出现了,碗中已粒米皆无,却变出来满满当当一碗美酒。

三、现代杂技的“世纪之星”

新时期以来,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既广泛而又频繁。杂技艺术走向世界,为中华民族争得了极大的荣誉。在国际比赛中获得最高金奖的节目《柔术滚杯》,就是以酒具作为道具的。这个节目是以中国杂技特有的腰腿柔功为主,又作了种种独具匠心的设计。在这个节目中,共用了108只玻璃酒杯作表演道具,在那优美的绝妙的各种造型中,使观众得到极大的美的享受。在这个使国内外观众为之倾倒的节目里,极明显地体现了酒文化与现代杂技艺术的有机的给合。

一九丸一年一月,在法国举行的第十届巴黎“明日”及第五届“未来”国际马戏杂技比赛大会上,中国安庆杂技团19岁的杂技演员许梅花表演的《柔术滚杯》,获得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评委们一致的称赞,他们认为这个节目高超的技巧,典雅的意境和《春江花月夜》的乐曲以及富有民族特色的服装,都完美地表现了中国艺术独特的神韵,令人既惊叹于演员优雅娴静的仪态,举重若轻的表演,刚柔相济的技艺,又获得了一种真正的艺术享受。

一束柔和、明洁的追光穿透幽暗的空间,照射在一座仿佛悬空的“水晶塔"上,这由5层玻璃酒杯垒成的塔身,随着灯光渐亮,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是一个典型的东方少女。原来那“水晶宝塔"就托在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的手土,她从容娴静地站在一张花篮式圆台上。表演开始,她在柔术造型中不断增加水晶塔数,最后双手、双足、额、嘴同时托举起6座宝塔,这些由108只玻璃酒杯垒起的“水晶塔",总重量达60斤,她做着种种炯娜多姿,轻柔优美而难度极大的造型,博得了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终于获得了第十四届巴黎“明日”马戏杂技节最高奖——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奖,为国家和民族争得了荣誉。

《柔术滚杯》这个浸润着酒文化的传统节目,是经过杂技界几辈艺人不断超越自我,不断创新才达到目前这种高超的水平的。这个为祖国争得荣誉的节目,和许梅花这样敢于刻苦追求的青年演员,在1995年又赢得了新的荣光。在中国文联选拔跨世纪艺术人才的“世纪工程"中,许梅花被选为杂技界的首批“世纪之星"。中华传统酒文化也随着这108只酒杯闪射出奇光异彩!

酒与中华武术

武术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人体文化，被视为国粹。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直呼为“国术”。至今在港、台和海外部分华人中，仍名之曰“国术”。数千年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武术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成为我们民族最独特的人体文化的瑰宝。

自卫本能的升华和攻防技术的积累，是武术产生的自然基础。世界上各个民族都产生过自己的武术，但是像中国武术这样传承千载而又丰富多彩，纵观全球，却只有中国一家。武术不只是格斗技术，健身体育，而且影响到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医药保健、戏剧文学、方术宗教等等。酒，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同样深入到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武术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华武术的定义与特性

武术，并不单纯指人们在争斗中简单的击打或自卫动作，挥拳舞棒，有武而无术。中华武术是经过千百年文化陶冶的一种独特的人体文化，它是以中国传统哲理和论理为思想基础，以传统兵学和医学为科学基础，以内外兼修，术道并重为鲜明特点的一项内容极为丰富的运动。它的流派繁多，拳法多姿，但基本表现形式有两种：徒手的和器械的攻防动作。寓攻防于表演中形成武术独特的美学，正如人们所说：技击是武术的“灵魂”。

其实武术的灵魂本质还是“气”。“气聚而生，气散而死”。武术讲究的是“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气势的获得才是武术的最高追求，这一点与酒所给人的胆气、豪气是一致的。

任何一个拳派都是兼有功法训练、套路演练和格斗方法三种形式。历史上武术曾经是防身卫国，进身入世，修身练性的人生修养的重要内容之一。即所谓“习文备武，君子之业也”。作为体育运动，武术自然具有一般体育项目的共性：即以身体运动为特征，以增强体质为价值。但中华武术又有区别于其他的运动项目的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功法、套路、技击技术三位一体。功法或称内功，是套路演练和技击技术的基础。“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这句武林俗谚，生动地说明内功在武术中的地位。技击意识是各派拳法共通的属性，每个动作，即使是简单的起势或收势，都含有制敌自卫的招法。太极拳看似柔缓无力，实际招招式式都有制人的诀窍。正是这种独特的技击意识，使武术与舞蹈、杂技等以表演为特征的套路演练相比，就具有一种独特的欣赏价值和美学特征。不仅如此，功法的严格要求，又使武术较其他运动项目有着独到的养生修身价值，使武术运动员的运动年龄可以长于一切运动项目。

（二）在中华武术界有一句俗谚，即“拳起于《易》，理成于医”。这说明了中华武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无论是阴阳、五行、太极、八卦等哲学观念，还是儒家的经世思想和伦理观念，无论是医家的辩证思想，还是兵家的审时度势的变化之道，都对中华武术有着深刻的影响。

武术与舞蹈、戏曲、杂技等同样有着紧密的联系。“武舞”，早在周代就是重要庆典仪式的主要内容，而各种舞蹈中更把武术视为重要的基础功夫，中国戏曲文武并重，杂技中的“飞叉”、“拉弓”、“舞关刀”、“大武术”、“小武术”等节目，也直接来源于武术。

（三）中华武术是中国民俗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都有各自的拳法套路，同时在各民间的或宗教的节日庆典活动中，都离不开武术。由于以上特点，形成了中华武术与一般体育活动完全不同的文化品格，从而具有独特的美学追求，强调悟性，强调灵感，强调入魔般如痴如醉的投入，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与酒有着密切的联系。

中华武术与酒的结合

人们常说自古诗人皆好酒，其实自古武人也同样好酒，上古的夏育、孟贲、传说中黄帝的大将力牧，以及春秋时代薛炽、养由基等都是好酒的武士。西楚霸王项羽和刘邦的大将樊哙的海量，更是尽人皆知的。武人的好酒，是因酒而表现出他们的豪爽气概和尚武精神，借酒寄托他们的情怀。然而，更重要的是酒还成为他们创造超绝武功的“灵浆。”清代有名的傅家拳的创始人傅青主就是在醉中造拳的。

傅青杰，名山，字青主，别号侨黄。生于一六0七年，卒于一六八四年。山西阳人。他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诗人、学者、画家和爱国志士，同时他还精于武功。据《石膏山志》载：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春，他借子傅眉到天空寺与寺内主持道成法师演示打坐和五禽戏，并传授给当地名士吴成光，接着又传授给寺内和尚。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父子隐居期间，被何世基请至义塾讲学传武，遗留“傅拳”。其拳式动作名称与太极拳相似，又别于太极拳。1985年在武术挖掘整理中，由蔡承烈献出《傅拳谱》手抄本。1988年出版了《傅山拳法》一书，丰富了我国武术宝库。

傅山留下的拳法，已经成为一个流派。而他的武功更是和他的绘画结合在一起。据传：他作画时总在酒酣之后，独处一室，舞练一番，这才乘兴作画。

傅青主在醉中舞拳，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神与物游的境地，然后又将这种人体文化的感悟，形诸笔墨，因而他的画具有一种山雨欲来的肃杀之气和灵动飞扬的韵味，而他的拳法又具有了一种醉态。酒、画和武术，在他身上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傅青主在醉中造拳，以醉态入武术，在现代和古代武术中，都有先例可循，“醉八仙”和“醉拳”、“醉剑”就是极重要的武术套路。

醉拳、醉剑??酒与武术的具体结合

 “醉拳”是现代表演性武术的重要拳种，又称“醉酒拳”、“醉八仙拳”，其拳术招式和步态如醉者形姿，故名。考其醉意醉形曾借鉴于古代之“醉舞”（见《今壁事类》卷十二）。其醉打技法则吸收了各种拳法的攻打捷要，以柔中有刚，声东击西，顿挫多变为特色。作为成熟的套路传承，大约在明清时代。张孔昭《拳经拳法备要》即载《醉八仙歌》。醉拳由于摸拟醉者形态，把地趟拳中的滚翻技法溶于拳法和腿法。至今其流行地区极广，四川、陕西、山东、河北、北京、上海和江淮一带均有流传。

作为一个独特的富于表演性的拳种，以其不同的风格特色分有三大类：一类重形，多以模拟滑稽可笑的醉态为主；一类重技，在“醉”中发展攻击性技巧，即是三指象杯的动作，亦藏扼喉取睛的杀着；再一类是技、形并重，既有醉态的酷肖，又有技法的凌厉。不管那一类，都要掌握形醉意不醉，步醉心不醉。醉中有拳，拳法似醉，拳法的核心在于一个“醉”字，以醉取势，以醉惑人，以醉进招。其手法有刁、拿、采、扣、劈、点、搂、插等，以刁、点、搂、扣为主;腿法有蹬、弹、勾、挂、缠、踹、撩、踢等，以勾、挂、缠、踢为主;步法有提、落、进、撒、碎击、碾、盖等，以踉跄步（即醉步）为主；眼法有视、瞧、藐、瞟;身法有挨、撞、挤、靠等，这四种身法要浑成有力；跌法分佯跌、硬跌、化险跌三类；练法要求神传意发，心动形随，步碎身活，形神合一。要练到周身“无一处惧打，亦无一处不人”，挨上就着力，出手就制敌;用法讲究眼捷手，快，形醉意清，随机就势，避实就虚，闪摆进身，跌撞发招。

关于醉拳，有一个歌诀：“颠倾吞吐浮不倒，踉跄跌撞翻滚巧。滚进为高滚出妙，随势跌扑人难逃。”这个歌诀对醉拳的特点进行了准确而生动的概括。醉拳中的关键在一个“醉”字，而这种“醉”仅是一种醉态而非真醉，在攻防中，踉踉跄跄，似乎醉得站都站不稳，然而在跌撞翻滚之中，随势进招，使人防不胜防。这就是醉拳的精妙之处。正因为醉拳在形态动作中一副醉态，所以就把地趟拳法一些技巧很自然地溶合进来，以跌扑滚翻动作的运用较多，主要动作有扑虎、栽碑、扑地蹦、金绞剪、盘腿跌、乌龙绞柱、鹊子翻身、鲤鱼打挺、剪腿跌、拔浪子、折腰提、跌叉、窜毛、磕子、小翻、单提等。

醉拳套路有多种：“醉八仙”，以模拟吕洞宾、铁拐李、张果老、韩湘子、汉钟离、曹国舅、何仙姑和蓝采和等八仙道家神化的形姿和武艺为特色，动作名称多以这些人物动作特点创编。如“吕洞宾剑斩黄龙”，“韩湘子横笛”、“张果老倒骑驴”等。“太白醉酒”的套路则是以模拟唐代诗人李白的形姿为主;“武松醉酒”、“燕青醉酒”、“鲁智深醉打山门”等套路，则以《水浒传》英雄命名，自然更显示了醉拳深厚的内涵，使其不同于一般武术拳种。

 “武松醉酒”一套，来源于《水浒传》中两段描写武松的文字，一是“景阳岗武松打虎”，一是“快活林武松醉打蒋门神”。前者武松是真醉，后者则是似醉而实醒。就文学家而言，是就《水浒传》的艺术性而加以研究评述，而作为武林人士，却从中受到启发，为丰富拳术套路进行创造。

中国武术是独特的东方人体文化之一种，东方人体文化的核心是身心一元论，要求内外五关俱要相合，外五关即“手、眼、身、步、劲，气内五关即：“精、气、神、力、功”。扶醉上岗打虎的武松，在这一场人兽搏斗中，充分显示了他内外五关的功夫。

武松打虎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老虎逞凶，醉者武松防御。吊睛白额猛虎首先施出了它一扑、二掀、三剪的看家招数，醉者武松面对老虎的凌厉攻势，连续躲闪，以武学“让其锋锐，攻其疲惫，'的战术先求自保，之后再伺机而攻。第二阶段是人虎搏斗相持。武松逢闪必进，守中有攻。他拿棒在手，双手抡起，劈打老虎，不想误中枯树，梢棒折断。武松只能徒手与猛虎相斗，更显示其拳法、腿法的功夫。第三段是武松反攻取胜，徒手力毙猛虎。这一段充分显示了武松的神威武勇，他一见老虎显出疲相，立刻迎上掀虎、捺虎、踢虎、打虎、毙虎！

明代学者李卓吾曾在《水浒》眉批写道：“一副打虎图，活虎活人，俱在眼前。”

“快活林醉打蒋门神”中的武松，虽然也喝了不少酒，但他却没有醉，只身迎强敌，而且知道蒋门神武艺了得，“三年上泰岳争跤，不曾有对”，“那厮不说长大，原来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棍棒，拽拳飞脚，相朴为最。”不知他的门道路数的武松，自然要谨慎小心。武松佯醉动拳，用的完全是醉拳的招法，特别发挥的是醉拳的跌法与腿法。武松发以醉拳出手，就可以摸清蒋的路数，以便击败他。他以醉态，大用醉拳三跌法、身法，都是为了战胜强敌。醉拳外形特点是“身范儿，如狂似颠，步趋儿，东扯西牵”（《醉八仙歌》）。其跌法则有“挨、傍、挤、靠”、“乘虚势”的技击特长。正如拳谚所谓：“乘虚而入好用机，见势随之跌更奇，一跌连踹何处去，千斤重体似蝶飞。”武松前颠后僵，东倒西歪，形态醉极，但神意不醉，以醉诈敌，以跌迷敌，使蒋难辨真假，一时摸不着武松的路数。这一趟“醉跌”为后面的玉环鸳鸯腿的巧踢妙用作了充分铺垫。

 “醉拳”的腿法极重，中国武术素有“南拳北腿”之说，以勾、挂、缠、踢为妙用的醉拳腿法，在武松醉打快活林中显示了神威。《水浒传》第二十九回中，武松与蒋忠大斗，武松佯醉诈败，掉头便走时，“突然转身，却先飞起左腿，踢中了，便转过身来，再飞起右腿，直飞在蒋门神额角上，踢着正中，望后便倒。”在关键时刻，“玉环鸳鸯腿”发挥了威力，这威力显示醉拳形醉神不醉、身醉腿不醉的特色。双腿连环，左右开弓，显示了腿法的平稳。武松起腿时，重心掌握变换自如，根底坚实才能左中，右旋随之又中，同时显示了醉拳腿法的刁钻：武松的第一腿是后挑腿（左腿），醉败中，不转身而突然后挑一腿，自然令追者防不胜防，而正在蒋门神招架之际，武松紧眼着已踢出第二腿（右腿），这是难度极大的“飞转身回旋踢”，左脚沾地身子即立旋右转，借飞转身腾跃力，右腿循弧旋腿，快速而角度多变，神妙而出人意料，腿腿相连如环，前后相伴似鸳鸯，怎不让蒋门神中腿！没有高超的弹跳、平衡能力和扎实的腰腿功夫是发不出玉环鸳鸯腿的;这一腿踢中蒋门神额角，亦即祖窍穴位，而且是凌空急速拧转中踢出的，力猛异常，全身之力量、重量皆集中在腿上，而又恰中额角，怎能不使身高马大的蒋门神“望后便倒”，“在地下告饶”呢。对于武林人士来说，这些具体而主动的描写，也为丰富醉拳的套路、技法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除了醉拳之外，还有醉剑。剑术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附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它被奉为百兵之君，它曾经被尊为帝王的权威的象征，神佛仙家修炼的法器，更成为文人墨客抒情明志的寄托，也是艺术家在舞台上表现人物，以舞动人的舞具。直到今天，剑更成为各阶层中国老百姓健身的最富民族色彩的体育器

剑。一种在新石器时代生产的古老兵器，至今在大众手中舞练，在全世界恐怕也只有剑器吧。正因如此，有人说中国有一个内涵极为丰富而悠久的剑文化体系，而酒文化同样浸润其间。

剑是一种相当古老的兵器，大约在石器时代向铜器时代过渡的时期，就有了剑器的发明创造，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到，用细长石薄片嵌入兽骨两侧的“石刃剑”。这种石剑体积很小，只有三寸多长，只有剑的雏形，还起不了兵器作用，可能只是生活用具。

铜器时代剑器开始风光一时，西周以来的“铜剑”在合金、冶铸、津炼、镀面、花纹、形制等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剑作为天子、诸侯的权威的象征，也开始了自己独特文化中的内涵和外延。剑的舞练形式的记载也很早。“子路戎服见孔子，仗剑而舞。”（见《孔子家语》）“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容貌得庄焉。”（见《札记?乐记》）可见舞剑作为一种乐教习礼的教程，大约在西周已经开始形成。

剑术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了极为丰富的人体文化财富。就其套路而言，有太极剑、太乙剑、八仙剑、八卦剑、七星剑、三才剑、三合剑、纯阳剑、十三剑、六合剑、武当剑、昆吾剑、达摩剑、文殊剑、青萍剑、青龙剑、青虹剑、飞虹剑、峨崛剑、昆仑剑、龙形剑、蟠龙剑、云龙剑、龙凤剑、螳螂剑、通臂剑、绵袍剑、穿弗剑、奇行剑、连环剑、白鹤剑、金刚剑、子午剑、降魔剑等等。这些剑术套路有单剑，有双剑，有用长穗，有用短穗，有单手运使的剑，有双手运使的剑，有正握走势的剑，有反握走势的剑，有单人独练的，也有双人对练的，名目繁多，形式不一。但就剑术体势而言，可归为四大类。

一曰工架剑：架势规整，劈、刺、洗、砍、撩、挑、

点、崩、击、斩、抹、勾、挂。各种剑术招势清楚洗练规范明确，是练剑者的基本训练。一招一势，端端正正，形健骨整。

二曰行剑：此类剑运动特点是多走势，少停势，纵横挥霍，流畅无滞。

三曰绵剑：它的特点是柔和蕴藉，缓缓不断，自始至终，如圆圆无垠，连绵相属，太极剑中的不少流派的剑术皆为绵剑。

四曰醉剑：这是酒文化浸润的剑术，它的风格独特，深受人们欢迎，尤其适于表演，多为戏曲、舞蹈艺术吸收。它的运动特点是：奔放如醉，乍徐还疾，往复奇变，忽纵忽收，形如醉酒毫无规律可循，但招招势势却讲究东倒西歪中暗藏杀着，扑跌滚翻中透出狠手。剑器作为一种武器早已从战场上消失了，现在剑器主要是一种健身器械，而剑术已经纯粹是一种和舞蹈结合起来的表演项目。而醉剑由于它那如醉如痴，往复多变和动作极强的特点，在舞剑中更占据着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如电影《少林寺》中的醉剑就是。在1980

年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中获得创作二等奖、表演一等奖的独舞《剑》，就是利用醉剑的动作素材创作的。该剑舞通过借酒消愁，醉后舞剑，表现了剧中人物空怀绝技、报国无门的悲愤心情。表演者张玉照运用醉剑的“摆浪”技巧，以及结束时空中转体的一剑砍掉灯台的表演，扬剑直指云霄的静止造型等，显示了醉剑艺术的独特的感染力和创作者的巧妙构思，以及表演者的高超技艺。

除醉拳与醉剑之外，还有醉棍。醉棍是棍术的一种，它是把醉拳的佯攻巧跌与棍术的弓、马、仆、虚、歇、旋的步法与劈、崩、抡、扫、戳、绕、点、撩、拨、提、云、挑，醉舞花、醉踢、醉蹬连棍法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极为实用的套路，传统醉棍流传于江苏、河南的《少林醉棍》，每套36式。这里就不详加介绍了。

醉拳醉剑以及醉棍，作为极富表演性的拳种，它产生的机制，鲜明地表现了东方人体象形取意的包容性和化腐朽为神奇的特点。象形取意本是人类在取法自然中的自强手段，中国武术的象形取意有四种表现，一是模拟一种传统文化背景下深藏民心的精神，如对龙的模拟是此种，另如武技和舞姿动作中的“单凤展翅”、“仙人指路”、“韦陀献样”都是此类;另一种则是对禽兽体能的象形取意，如戏曲武功的“虎跳”、“旋子”、“鹊子翻身”等;第三种是根据武术攻防规律，选取摹仿具有攻防功能的动作和形态编制的套路或招法，“螳螂拳”、“蛇拳”都是此类;醉拳的产生则是第四类象形取意。不可否认，醉酒是一种不正常的体态，然而东方人体文化却能化丑为美。醉拳不只有特殊的攻防价值，而其观赏性尤为人喜爱，“醉拳”、“醉剑”、“醉者戏猴”、“醉棍”不只是武术中的表演项目，根据这些素材创作的电影《大醉拳》和舞蹈《醉剑》都曾经是深受欢迎的节目。

醉打描写的艺术魅力

酒与武术技击关系之密切，也可以从艺术描写中得到进一步印证。例如《水浒传》，几乎是无打不写酒，有酒必写打。为什么?是闲笔么?是点缀么?不是。那么，道理何在呢?在武打中，他们的生命不能不活跃地显示出力量;不能不需要激动，甚至冲动;不能不需要冒失，甚至冒险：不能不需要强烈的动作，强烈的烘托，强烈的渲染，强烈的冲突。于是乎，为了生动地写好这类打斗，施耐庵从“杏花村'，请来了这一令人感奋激发的物质材料一一酒。以武松、鲁智深这样的血性男儿，以武松、鲁智深那样惊心动魄的打，非有酒以壮声色不可！《水浒传》第四回有几句话单说那酒：“常言酒能成事，酒能败事。便是小胆的吃了，也胡乱做了大胆，何况性高的人?”酒能添壮士英雄胆，端的是道破了施公为什么请“酒”的良苦用心。

施耐庵以酒托打，以打写人，提供了读者的心理效应、审美趣味和欣赏习惯的准备。这类在武打中出现的酒，已不是生活琐事了，而是获得了生命，获得了动作性、形象性与幽默性，成了戏剧冲突和好汉们斗争生活的高度艺术概括。从艺术欣赏角度看，醉打之美，美于单纯的打。因为它更加趣味盎然地感性地显示了人的本质力量。上年纪的人也许还记得，旧日酒肆门口常有一副对联，其上联曰“醉里乾坤大”，我说，《水浒》的醉打里面“乾坤”更大。这乾坤，是艺术的乾坤，深入其中，虽不饮那琼液流霞，已使人有悠悠然的醉醺之感了。

首先，有一种勇气感。景阳岗一节不从打虎落笔，偏从喝酒开篇。十五碗酒使人感到武松非凡的气质和英雄的气概，为打虎作了充分的铺垫。所以他在山神庙前看到虎害印信告示时，想到身为好汉，难以转去，乘着酒兴，一只手把胸膛前袒开，踉踉跄跄直奔岗上，醉打老虎！这就把武松赤手空拳打虎的勇气烘托出来，引起读者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心理震荡。“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是在“长空飘絮飞绵”的大雪之天，施耐庵大匠运斤，举重若轻，选三、两件道具：“花枪挑了酒葫芦”，来表现“打与醉”。这实在是“力加诗”的境界。这场醉，这场打美极了，浪漫极了，雅极了，也激烈极了。一支花枪，一葫芦酒，一场大火，一挺枪，一把刀，三条仇人性命！虽然，他认清了他脚下的路，他再也不彷徨、犹豫、幻想了，他只有一条路：逼上梁山了！当读者似乎看到他肩头的挑着酒葫芦的花枪，把纷扬大雪、严凝雾气逐渐溶化了时候，不由得不去探索、追求人生价值的深邃哲理。

其次，有一种豪气感。鲁提辖自上五台山净了头发，本来也应“净”了“凡”心;入了空门，本来也应“空”了嫉恶如仇的念头。可是他偏生不安稳，第一次喝了酒，捕入寺院醉打山门，第二次，“吃得口滑”之后，又喝了一桶，一膀子扇了山亭，又打得“那尊金刚从台基上倒撞下来”！是的，面对那黑暗的社会，一串梵珠怎能使他安心，一部佛经怎会让他平静?他指定天宫，叫骂天蓬元帅;踏开地府，要拿催命判官”！他宁可做“裸形赤体醉魔君，放火杀人花和尚”（见书第四回〉，也不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而是让他“笑挥禅杖”、“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诲臣”去了！在花和尚的豪饮豪打面前，任何自身的渺小和平庸，难道还不应该摆脱，克服和净化么?

以上，便是醉打的一种美的形态，是现实肯定实践的重要形式;当然也还有另一种形态，则是一种比较轻松的形式。武松大闹快活林，施公于一路之上，把十二三家酒店串成一根线，让英雄一路饮去，悉心造成了一个引人入胜，大快人心的妙境。在快活林酒店，武松围绕着打酒、尝酒、换酒、闹酒、泼酒、将蒋妾和两个酒保捺入酒缸等一系列恶作剧行为，辛辣地嘲弄了与官府串通一气，不可一世的恶霸势力！最后闹而成打，武松醉拳出手，迫使“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蒋门神在地上连叫“好汉饶我！休说三件，便是三百件，我也依得”！

更大胆的，作家还把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旨御酒作为好汉们的醉打时可以任意挪揄、摆弄的对象，“活阎罗倒船偷御酒”写陈太尉责十瓶御酒，“赦罪”丹诏到梁山招安，阮小七与水手们把御酒一饮而尽，换上十瓶水酒，还放水差点淹死太尉！表现了好汉们对投降的否定，间接地显示出对好汉们起义到底的肯定。至于周通醉入销金帐，被喝得八分醉的鲁提辖骑在地上痛打一顿，武松大醉如泥，酒后无德，砍狗入水，醉卧雪塘，被白虎山的孔氏弟兄吊打一顿，则构成了否定型的滑稽，表现了好汉们将愉快地和自己的过去诀别。

综合地看施公写醉打最大的艺术特色，乃是拳形合一。这点在“醉打蒋门神”中表现尤为突出。宋?欧阳修曾说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也。”武松醉酒之意亦不在醉，在乎打也！表面上看，他“前颠后偃，东倒西歪气但实际是形醉意不醉，步醉心不醉。这一场打以醉为形，武松着实地动了脑筋，施公也颇费了一番心思：其一，他与蒋忠素不相识，他以醉试探蒋忠实力虚实，“武人一伸手，便知有没有”，这样可以胜不露色，败不慌神，进退自如，避免给施恩带来恶果;

其二，他与蒋忠素无冤仇，只有醉闹事，以佯醉来激化矛盾，把醉当作打的引爆线;其三，打的地点是快活林酒店，以醉为由，便于发挥，其四，从书中描写看，武松擅长醉拳。醉系障眼法，用以迷惑对手，实际他只是“带着五七分酒，却装做十分醉的”，跌跌撞撞，飘飘忽忽之中，藏机关杀手，寓攻防技击。果然蒋门神上当了，“先欺他醉，只顾赶将入来”，在难以逆料之中，顷刻之间已被制于未防。

《水浒传》高超的醉打描写，便酒文化与武术文化水乳交融，形成一种影响深远的民族风格，它不只是现实世界的严肃或轻松的反映，拳形合一的艺术表现，而成为表现故事，塑造人物，显示武功的巧妙载体。（附记：文中关于醉打艺术一节，参考和引用了王资鑫先生的《醉打的艺术魅力》一文）

酒与名胜古迹

中华神州大地,幅员辽阔,山川壮丽,群山耸立,

江河如网,其自然风光,真是千姿百态,美不胜收。孔子曾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南朝陶弘景也说:

“山水之美,古来共谈。"除了这种自然景观之外,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更有数不清的人文景观,这种人文景观更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文明。

在这些人文景观中,关于酒的名胜古迹,也占据着 一个重要地位,是中国人文景观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在这类名胜古迹中,最引人注目的大概要数诗人们留下的酒痕遗迹了。敏县太白楼有一副对联:“公昔登临,想诗境满怀,酒杯在手;我来依旧,见青山对面,

明月当头。"是的,诗人们对着青山明月,自然要酒瘾大发,诗兴大作,由是,留下了说不完道不尽的轶闻趣事。这些文人雅士,早已仙逝,但是“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他们又留下了多少令人神往的遗迹。以李白为例,在四川江油,就留下了太白故里、匡山书院、太白楼、月爱寺等一连串古迹,构成了以李白为中心的一

批文化景点。在安徽马鞍山,又留下了捉月台、李白衣冠家、顾白楼的古迹,流传着李白醉后捞月的故事。

另一类名胜古迹中,则是历史上有名的故事。如甘肃酒泉,是霍去病击匈奴,汉武帝赐御酒劳军的故事。由于汉武帝所赐御酒仅一坛,霍去病将酒倾注到泉中,与将士共饮,这个故事,表现了霍去病与士卒同甘苦的作风。再如鸿门,只留下了一点遗迹,但面对鸿门遗迹,

也不禁使我们感受到当年鸿门宴上的紧张气氛,

在中国民间,流传着极其丰富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也在名胜古迹中留下了它们的踪迹。如湖南的江南第一楼岳阳楼,就留下了吕洞宾三醉岳阳楼的传说,又给这座名楼平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传说吕洞宾有诗说:“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在岳阳楼的楹联中,也有不少写吕洞宾三醉的。如“修到神仙,

看三醉飞来,也要几杯绿酒;托生人世,笑百般好处,都成一枕黄梁."

在这些景观中,有的融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于一体,相得益彰,使自然景观的内涵更加丰富。如湖南的岳阳楼、潜州醉翁亭、当涂采石矶、苏州沧浪亭、黄州

东坡赤壁等等。

这些名胜古迹,本来就景色宜人,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而由于有了这些酒人酒诗酒文的点缀,就更加使人留连忘返了。不仅如此,这些文化名胜

古迹,也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积淀的丰厚。

自然也有一些名胜古迹,由于历史久远,或由于天灾人祸,已经毁坏殆尽,或仅留遗迹,或连遗迹也被淹没,可是,由于这些故事早已深入人心,所以人们仍然更怀念它,凭吊它。即使仅余一木一石,人们也极为珍贵。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灵".

酒与人格

法律是一种文化，文化则渗透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法律又是生活的浓缩。法学工作者既要从生活的立场审视法律，又要从法律的角度透视生活。

就拿酒文化来说，它在世界范围内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农业社会、专制社会的饮酒之风，胜于工业社会、民主社会。第二，自古文人和军人的饮酒之风，胜于其他阶层。所以然者何？盖与当时人们的人格受压抑有关。

在农业社会和专制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物质生活的匮乏，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十分狭窄。加之专制政治的肆虐，人们常常处在敢怒而不敢言的人格压抑状态之中。

知识愈多愈苦恼。文人是生产精神食粮的，其天性注定其渴望自由，只要不被专制政治异化，常常会为人格压抑而痛苦。所以唐代李白放言“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当代陈寅恪痛吟“自由俱道文人笑，最是文人不自由”。

军人是一特殊的职业群体，他们比常人有着严格的纪律约束，而且这种纪律约束又是军队之所以为军队所必不可少的，接受这种纪律约束也是军人不可拒绝的天职。所以，军人的自由没有常人多，军旅生活对人的个性的约束也比常人多。

然而，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渴望自由、平等，概莫能外。但受客观条件限制，求自由而不得，怎么办呢？于是，人们便找到了酒。

恩格斯曾说过，每一种酒都会产生一种别致的醉意。喝了几瓶酒以后就能使一个人的情绪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从跳轻佻的四人舞到唱《马赛曲》，从跳摇摆舞的狂热到革命热情的激发，最后，喝一瓶香槟酒，又能鼓起人间最愉快的狂欢节的情绪！人们的人格经常处于被压抑状态之中，而浓烈的酒可以使人们的血液狂奔，使人们的心脏狂跳，那饱受折磨、困厄的人格渐渐地舒张了，最终冲破一切外物的奴役，释放出鲜活的能量。

饮酒常与歌舞相伴，因为两者都是抒发豪情壮志的手段。平日里唯唯诺诺、缩手缩脚，今日里借助酒力一展歌喉和身手。《诗经·小雅·宾之初筵》描写道：“曰既醉止，成仪幡幡，舍其坐迁，屡舞仙仙。……是曰既醉，不知其邮，侧弁之俄，屡舞?”意思是：醉醺醺的人们，舍弃了威仪，丢掉了坐起的礼节，也不知自己的差错，歪戴着帽子，忘乎所以地舞来舞去。在历代文献中，都有关于酣酒、酣歌、酣舞的记载，《左传》载有乡人饮酒歌；《晏子春秋》载有晏子酒酣歌舞；《汉书·高帝本纪》载有刘邦酒酣击筑自歌《大风歌》。酒仙、诗仙李白对酒筵歌舞描写最多，如《将进酒》说“岑夫子，丹邱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独酌》说“独酌劝孤影，闲歌面芳林”。《留别于十兄逖裴十三游塞垣》说：“劝尔一杯酒，拂尔裘上尘，尔为我楚舞，吾为尔楚歌。”

在这种酒酣歌舞中，压抑人格的纲常礼教受到质疑、抨击，乃至冲破。例如，金朝庞铸《洒酒图》说：“我爱陶渊明，爱酒不爱官，弹琴但寓意，把酒聊开颜，自得酒中趣，岂问头上冠”，表现了对官场的厌恶；宋朝贺铸《浣溪沙》说“物情惟有醉中真”，苏轼《饮酒》说，“我观人间世，无如醉中真”。流露了渴望真情、憎恨虚伪礼教社会的感情；唐朝杜甫《饮中八仙歌》说“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表现了对“君为臣纲”的蔑视。《红楼梦》第四十回载：“（鸳鸯）吃了一盅酒，笑道：‘酒令大如军令，不论尊卑，惟我是主，违了我的话，是要受罚的。’”如果不是饮酒，鸳鸯敢说出“不论尊卑，惟我是主”这样有悖纲常的话吗？

因此，酒文化，特别是烈酒文化的发达，反映了人格的压抑。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解放了人们的人格，如今的人们愈来愈不需要借助饮酒舒展人格。所以，现在愈来愈多的人从喜欢饮高度白酒转变为中度、低度酒；从喜欢饮烈性酒转变为啤酒、葡萄酒。现代法治最重人格权的保障，民法则一马当先。而有趣的是，民法系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结晶，可以这样说，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减轻乃至消除了过去对人格的压抑，人格的地位、尊严提高了，民法则是对这一社会文明进步成果的确认，而人类社会的酗酒之风日渐式微，酗酒反为法律所限制、禁止。

但愿更多的人能够借助市场经济、民主政治而舒展人格，不再“借酒浇愁愁更愁”！

道教与酒

道教是现存的中国宗教中唯一的本土宗教，是在继承了中国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主要是道家学说）、殷商以降的鬼神崇拜和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它的历史非常悠久，从东汉顺帝时（公元126一144年）正式创立教团算起，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道教的思想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支柱之一。它与中华传统文化浑然交融为一体，但又具有自己的风骨与特色。犹如汪洋和大海，中国传统文化是浩瀚的大洋，道教文化则是这大洋中的一片辽阔的大海。道教在中华民族文化中有着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它的许多思想和观念，经千百年的延续阐发，已经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道教与中国酒文化的关系，也大致如此。

早在道教形成之前，中国远古酒文化就已经非常发达了，以致有商纣王耽于酒色而丧国之说。我国远古神祀宗教深深浸染了浓厚的酒文化特色。远古神祀宗教不但不禁酒，而且把酒作为祭奠神祉的重要供品，甚至还设有专门掌管宗教活动中敬酒事项的官职，称为“酒人”。据《周礼·天官·酒人》记载：“酒人掌为五齐三酒，祭祀则共（供）奉之。”现在出士的殷代古墓随葬品中多有酒具，也是这种事实的照。早期道教受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并不一概忌酒，至于是否仍然以酒作为祭品，还有待考证。不过道教沿用了祭酒的称号，用来称呼高级神职。张道陵在蜀中创立五斗米道，设二十四治，治首即称“祭酒”。祭酒原为飨宴时酹酒祭神的长者，乃德高望重者才能担任，五斗米道沿用此名，说明早期道士所行宗教职能与原来的祭酒有相通之处。后来，道士的称谓有了很大的变化，祭酒只成对道士神阶的称谓之一，如道教经书《一切道经音义妙门由起》说：“所以称为道士者，以其务营常道故也.”并指出道士有天真道士

神仙道士、山居道士、出家道士、在家道士、祭酒道士六阶。

道教戒律是约束道士的言行，不使陷入邪恶的条规。早期的道教戒律并无不饮酒的条规。现存最早的道教戒律五斗米道《老君想尔戒》，分上中下三行，每行三条，共九条皆无戒酒之条。金代全真道出，丘处机始创传戒制度，入道者必须受戒才能成道士。明末清初王常月创全真丛林，全真道龙门派声势大振，该教的《初真戒律》、《中极戒》、《天仙大戒》等合称“三堂大戒”，多达数百条，其中大量吸收了佛教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和儒家的名教纲常思想，对生活各方面均作出规定。这些教规中有明确的不许饮酒的戒律。此时的一些教内文献，还明确了违犯这些教规的惩罚办法，例如《教主重阳帝君责罚榜》便作出“四酒色财气食荤，但犯一者，罚出”的规定。

道教历代仙真、历史人物中也多有与酒有不解之缘者。至今仍广为流传的八仙故事最初即与酒有关。八仙之名从晋代即有，人们对可集在一起的八位名流都可称为八仙。在唐代，人们盛称的八仙，在名义上乃因共好酒而成挚友的八位士大夫，是指李白、贺知章、李适之、汝阳王进、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新唐书卷二百二·李白传》把他们叫做“酒八仙人”。他们的酒友诗谊已成为千古佳话，杜甫《饮中八仙歌》更是哙炙人口：“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至于今天最流行的八仙说法，是信道之士在此基础上历代不断编撰，直到明朝才确定下来的。明·吴元泰《八仙出处东游记》所说的八仙是李铁拐、钟离权、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即是现在人们所谓的八仙。在道教仙真中甚至有仙真因酒而得度者。传说被全真道教奉为祖师的吕洞宾在唐未、五代之际，少习举业，两举进士不第（一说唐文宗开成二年即837年始成进士，一说唐懿宗威通三年即862年六十四岁时始成进士）。后游长安，在酒肆中遇钟离权祖师，经过“十试”，得受长生久视之术而成仙。金代道士王重阳是道教全真道的创始人。他出身在陕西威阳大魏村富户，早年习文，入府学，后改而习武，于金天眷初（1138年）曾应试武举，考中甲科，慨然有经略天下之志，然长期任征酒小吏?卒未能得志。金正隆四年（1159年）四十八岁时，自称于甘河镇酒肆中遇异人，饮以神水，授以真诀，自此假装疯颠，自号“王害风”，弃家入终南山南时村穴居修炼，号所居处为“活死人墓”，开始了他立宗创教的历史。清代光绪年间著名道士李涵虚是丹道西派创始人。史载他自小颖悟，年青时善琴、嗜酒，陶醉于诗词文赋之中，堪称诗酒中人。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道教对普通教徒虽然并不严格戒酒，但是坚决反对酗酒。道教重要经典《太平轻·丁部》对酒的害处有专门论述：①酿酒浪费粮食“盖无故发民令作酒，损废五谷”，“念四海之内，有几何市，一月之间，消五谷数亿万斗制”。②损害身体健康。“凡人一饮酒令醉，狂脉便作”，“伤损阳精”，“或缘高坠，或为车马所克贼”。③影响正常工作。酒醉之后“买卖失职”，“或早到市，反宜乃归”。④危害家庭。因酗酒“或孤独因以绝嗣，或结怨父母置害，或流灾子孙”。⑤影响社会乃至天地气。酒醉之后，“或为奸人所得”，“县官长吏，不得推理，叩胸呼天，感动皇灵，使阴阳四时五行之气乖错，复旱（干）上皇太平之君之治，令太和气逆行”。总之，酒的害处是很多的，“推酒之害万端，不可胜记。”鉴于此，该经还规定了对酗酒者的惩罚办法是鞭笞和贬降：“但使有德之君，有教敕明令，谓吏民言：从今已往，敢有市无故饮一斗者，笞三十，谪三日；饮二斗者，笞六十，谪六日；饮三斗者，笞九十，谪九日。各随其酒斛为谪。对作酒、卖酒者，则罚以修城郭道路官舍：“酒家亦然，皆使修城郭道路官舍，所以谪修城郭道路官舍，为大土功也”。因为酒属水，建筑属土，以土治水，以补其过：“土乃胜水，以厌固绝灭，令水不过度伤阳也。”“修道路，取兴大道，以类相占，渐置太平。”当然，对远行的“千里之客”，或家有老人、病人“药、酒可通”者，或“祠祀神灵”者用酒是不在受罚之列的。

酒与佛教

佛教是反对饮酒的，无论在家、出家，戒律上都一律禁止饮用。对于酒的定义和分类，经、论、戒典多有详说。据《俱舍论》卷十四载，酒有三种：由米麦等谷类酿成的穴罗（梵语s11ra，苏罗）；以果实或植物的根、茎酿成的迷丽耶（梵话maimya）；而在上边二者都没有完全发酵时，可令人生醉，称为末陀（梵语madya）。此外，又有谷酒、果酒、药草酒等三类洒的分类。又据《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颂》，以各种米麦酿制之酒又称大酒；以植物的皮、果、花等浆汁酿成者称为杂酒。严格地说，但凡有酒色，酒香、酒味，或仅具其一而能醉人的，不论为谷、酒、果（木）酒、药酒、甜酒（蜜、糖、葡萄等酿制）、清酒，乃至酒酷、酒糟，皆在禁戒之列，饮咽则犯。

戒酒为大、小乘共同的律制，出家、在家四众皆须恪守。原始佛教之根本经典《阿含经》即载佛陀所宣说五戒，即不饮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是为佛教徒所要遵守的五种基本行为准则，由此断除恶因，进求佛果。依律藏诸典，如《优婆塞五戒相经》、《十诵律》所载，佛陀本人对“不酒”戒进行详明的阐说和严格的规范，是在当时印度的支提国跋陀罗婆提邑。

关于饮酒的过失，三藏诸部经典有或简或细的归纳概括，根据对象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世间的在家人，多从一般现实生活、事业、财富的得失，利弊而言，以契合他们的层次。另一类是针对信人的四众弟子，特别是对出家众人的开示，不仅止于世间善恶得失，进而更上升至饮酒对出世的终极解脱的极大危害。前者论述，《阿含经》的《阿雀夷经》堪为代表。经中佛陀向富商善生说法，告诫他世间有六种恶行能损财业。第一种即是沉酒于酒，其失有六：一者失财，二者生病，三者易生斗争，四者恶名流布，五者悉怒暴生，六者智慧日损。唯有加以避免，才会财业日增，生活和乐。第二类阐说甚多，如<<四分律>>之十过，《大管度论》之三十五过，《州时经》之三十六失等，皆列举饮酒所产生的过失（文繁不录，附于选例），除函括前类过失加以更细密的分析罗列外，更从滋生欲求、造作恶业、破坏信仰、妨碍修行等方面数陈其罪，以为信持佛法者的警鉴。总之，酒是昏狂之药，一切严重的过失都因此而生。如《多论》以为此戒极重，能使人作四逆重罪，并能使人因酒醉而破犯一切戒，造一切恶，实是昏神乱思，放逸之本。故经律中每每将酒譬喻为毒药，甚至有宁饮毒药不可饮酒的教诫。

酒既为残贤毁圣、败乱道德的恶源，亦能令一切众生心生颠倒，失慧致罪，所以戒律不仅禁止自己饮酒，而且禁止教人饮酒，不得操持、沾染任何酒业、酒缘如《大爱道比丘尼经》云，不得饮酒，不得尝酒，不得嗅酒，不得卖酒，不得以酒饮人，不得谎称有病欺饮药酒，不得至酒家，不得和酒客共语。《萨婆多毗尼毗婆沙》卷一明申在家居士不得作沽酒的行业，视之为不道德的邪业，为之必相思果。从早期经典的记载来看，这些戒律在佛陀时代的印度产生过实际的影响。如《佛说戒消灾经》载，在佛法弘化初期的中心舍卫国，当时有一个县皆奉行五戒十善，全县界内没有酿酒者，一位大姓子弟甚至因犯戒饮酒，被父母逐出了家门。不过，佛教徒亦非绝对地不可饮酒。依律制，倘患病必须以酒为药，或饮，或含口中，或以酒涂疮，都不为犯戒。对原本嗜酒，出家后因戒酒而病瘦不调的僧人，佛陀也非毫不通融，一味禁制，而是为其略开方便之门。《根本说一切有部目得迦》记载佛陀特许断酒致病的比丘，以造洒的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等的屑末，用白布包裹起来，放置于“无力不醉淡酒”，中浸渍，“匆令器满而封盖之，后以清水投中搅饮”；或者“以面及树皮，并诸香药，捣筛末，布吊裹之，用杖横击，悬于新熟酒瓮内，勿令沾酒，经一二宿以水搅用”，以此止息酒渴之病。又《毗尼母经》卷五也有允许病酒者于瓮上嗅酒昧、以酒身、吃用酒和面作的酒饼，乃至于酒中自溃的记载，不过这些方便，在佛陀入灭后，亦成为引生争论的问题。佛陀入灭后一百一十年（公元前276年）前后，毗舍离城的跋阁子比丘僧团，将戒律上较琐细的十事，当做例外而允许实行，被保守传统的上座部长老系统视为离经叛道，遂召集僧团大会，判为“十种不清净事”，从而直接导致了著名的第二结集和大结集，造成了整个佛教僧团的分裂，即保守的上座部和对佛法持开放理解态度的大众部的公开对立。在这十事中的第七事，就是毗舍离的僧人“和水饮酒”以治病，认为不违戒律，清净不犯，而上座部长老的裁决是非法的。汉传佛教所承授的《四分律》，准许僧人在有病而其它药治愈不了的情况下，以酒为药，非唯“和水饮酒”，直接服饮也是可以的，较原始佛教似为宽松。但为防止滥行，《南山戒本疏》又特别强调，不是有病就可饮药酒，而是必须用其它药遍治不愈后，才能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