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吸式口器:佛学宝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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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宝典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古老的宗教,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使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儒道文化有机结合,产生了极为丰富多彩的成果,其影响力甚至扩大到东亚其他国家,促进各国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佛教在印度本土的流行约有一千八百年的历史(自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十二世纪)。佛教可分为三期,初六百年,为部派佛教形成时期;中六百年,为显教大乘发展时期;后六百年,为秘密佛教流行时期。初期佛教以上座、大众两部为主,三四百年中分化为十余种部派。其中上座部,分为南、北二传。南传上座部,在阿育王时传入斯里兰卡,并传入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地区;约公元七世纪攘又自缅甸传入中国云南省,迄今流行于傣族地区,形成中国的巴利语系佛教。中期的大乘佛教,于公元二世纪传入中国汉地,公元七世纪起又自汉地和印度传入西藏。公元十一世纪起,印度后期逐渐流行的秘密佛教大量传入西藏。印度这后二期的佛教,又在中国形成汉语系和藏语系两大系统的佛教。在长达两千年的历史时期中,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分为三个时期,形成三大语系。从那崛多、玄奘(596-664)和阿底峡的传记及译经史实得知,大乘显密经论的原本中国保藏最多,其中不少重要经论,印度本土反而没有全部流行,如《华严经》、《大集经》、《大智度论》等,使中国佛教文化更加多姿多彩。佛教文化的丰富性,主要表现在典籍的浩瀚,宗派的繁多。在汉语系佛教中,现存译典一千四百八十二部,五千七百零二卷,声闻乘三藏约一千四百卷,大乘经论约三千卷,全部约合梵文二百五十万颂。另有历代汉文著述一万余,折合梵文字七、八白万颂。全部合计约有一千万颂。我国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共收二万三千余卷。藏文《甘珠乐》及《丹珠尔》两部共收译典五千九百六十二部,约合梵文三百万颂,傣语系佛教除巴利语原典外,还有傣文译本及大量傣文著述。汉文化历史悠久,文献之多,使人观为叹之。公元1403-1407年成书的《永乐大典》,不过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八卷,与汉文佛教典籍约略相当。佛教在汉文化中所占的比重于此可见一般。其他两种语系的佛教典籍就几乎等于各该民族文献的全部。大乘佛教在印度只分“中观”与“唯识”二“见”和“波罗密折”与“真言”二“乘”,并未形成学派或宗派。传入中国后,在汉地由于长期对教义进行砖研和辨析,逐渐形成许多宗派。如地论师、摄论师、楞伽师、涅槃师、天台宗、三论宗、律宗、法相宗、华严宗、密宗、净土宗、禅宗、三阶教等,禅宗后来又分为七宗。西藏语系佛也分为宁玛派、迦当派、迦举派、萨迦派、格鲁派、希解派、觉宇派、锅札派、夏鲁派等。傣族巴利语系佛教也分润派、摆庄派、多列派、左抵派等。佛教在中国所形成的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佛教文化丰富多彩的具体表现。汉藏两语系的佛教虽与民族文化紧密结合而发展,但并未成为民族的宗教,反而广泛流传到其他民族和国家。汉语系佛教即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西藏语系佛教即传入蒙、满各族。近代,这两种语系的佛教又传入欧、美两洲各国。佛教传入汉地,时间最长,发展变化最多,影响也最为广远。佛教传入中国时面临一个民族传统文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从一开始中国人就把佛教作为一种思想学说来接受,砖研讲习,不遗余力。由于书写工具的便利,每一新译经论不久即可传遍全国,讲、录、注、述,蔚然成风。因此,在教理、教义的研究方面很快就达到很高的水平,赢得当时国外佛教学者的赞美和崇敬。东晋时的道安(312-385),被西域的佛教大师鸠摩罗什誉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北魏时的昙谟最,妙达《涅槃》、《华严》,印度的佛教学者菩留支来华,“见而礼之,号为东方菩萨”,又把他著的《大乘义章》译为梵文,“寄传大夏,彼方读者皆东向礼之为圣人矣。”唐玄奘在印度被尊称为大乘天和解脱天,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历史事实说明,大乘佛教传入中国后,教义的研究始终是发展的主流,由此引起十余种宗派的繁兴和二万三千卷佛经译籍及著述的出现。在佛教传入以前,中国的艺术和工艺已达到极高的水平,书法、绘画、制造、放置、建筑等精美工艺在世界上都冠绝一时。大乘佛教传入后,吸收了汉文化的长处,引起画像、造像、寺塔建筑等工艺和工艺的发展,使佛教面目焕然一新。历史上的著名画家如顾恺之、吴道子、杨惠之等为僧寺所作的壁画、塑像引起轰动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今天,敦煌壁画、龙门石窟、乐山大佛、雍和宫大佛,扎什伦布寺大佛、布达拉宫等以及遍布全国的寺、塔、石刻,其艺术上的价值已为世界所公认。事实上,大乘佛的这一发展方向,是用汉文化中高超的艺术手段和方式来表达佛教的思想教义。近代有人认为中国佛教是多神教,是偶像崇拜,这是完全不理解佛教教义和无视历史事实的一种误解,事实上,大乘佛教信奉“诸法缘起性空”的学说,佛教不承认有创世主,也不相信有主宰人类命运的天神。中国大乘佛教继承和发展了龙树的“一切资生事业悉是佛道”和弥勒的成佛必须修学五明的思想,在僧俗信徒中产生许多著名的学者,一行、道宣、王维、孙思邈等就是天文学家、史学家、文学家、医学家。到了禅宗六祖慧能(638-713)提出“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思想,以后怀海(720-814)又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原则,因而使佛教与社会生活结合在一起,在实际行动上实现了释迦牟尼的“成熟有情,庄严刹士”的理想,使大乘真正发展为“人间佛教”。自公元九世纪以后的一千余年中,佛教的高僧大德从事造桥修路、兴修水利、植树造林、行医施药、兴办教育、赈灾救难、救死扶伤,以至兴办社会福利事业、从事民族团结工作、进行整理文化遗产者代不乏人。深受禅宗思想影响的西藏宁玛派高僧钵阐布在担任吐鲁僧相时力主和议,促成唐、蕃立碑结盟(821-836),结束了百余年纷争的局面,开辟了汉藏两族世代永好的新的历史时期。明代僧人道衍(1335-1419)主持《永乐大典》二万二千八百七十八卷的编纂,总汇了当时汉文化的全部内容,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大乘佛教的发展,使佛教与中国文化完全紧密的相结合,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