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门白沙村:中医的价值与西医的作用漫谈

中医的价值与西医的作用漫谈(修正稿)

无论是在中国人还是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医理论与西医理论始终是冲突的。按道理，目的都是治病，没有什么可冲突之处，这是什么原因呢？中医重视系统性认识，将外界的风寒湿热与五脏六腑的内在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而西医则将疾病孤立的认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注重将风寒湿热等环境、药物因素和疾病因素联系起来，这是与西医的最大区别。

有人认为，中医不讲分子结构，其实，这正是中医需要发展的空间。我们只要略为冷静的思考一下就不难发现，药物的毒性，中西医都是承认的，中医的治疗方法是以毒攻毒，西医的治疗方法是改变病毒的分子结构。这两种方法是否不相融的呢？是否是冲突的呢？其实不然，以毒攻毒的方法实际就在于改变病毒的分子结构，只是说法不同而已。由此可见，中医需要改革，需要理论的延伸，需要吸收西医的精华。

对于西医来说，同样要改变以往孤立分析问题的方法，要重视其系统性，重视药物中的生物价值，重视药性的寒热风湿。这样一来，西医才有发展空间。

为什么要重视系统性分析？疾病是一种局部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脏腑是相互联系的，脏腑与五官也是联系的，西医的神经学就证明了这一点。既然是联系的，就应该联系起来分析疾病的原因，对症下药。其次，表层的病与内在机理的紊乱有直接关系。一种皮肤病，虽然反应在四肢，但形成这种皮肤病的原因就不能光从皮肤上找，也不能从解决局部的某某菌来考虑，而是需要努力寻求产生真菌、杆菌、链球菌的根本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治本。真菌的产生就与潮湿有关，神经性皮炎就与胃经、膀胱经有联系。如果这样联系地认识，西医理论同样要发展。

人是生命的高级形式，他的微观组织机制与所有动物存在共同点。这种相同点表现为细胞包裹着的化学分子结构（含原子、分子、离子）形式、对称性的分布形式（如穴位的对称性、器官的对称性以及由二者综合形成的反应形式。植物同样存在以上三个特征。正是这些在结构上的基本共同点，才更适合人类饮用，才不会产生更大的副作用。因此重视药物中的生物价值是治疗的最佳途径。这其实是一个哲学问题。哲学讲联系，首先强调基本的共同点，缺乏基本共同点，就不可能产生联系，没有联系就不可能相互作用。除了生物性的相同点外，还存在部位的相同性。无论是毒性药物，还是非毒性药物，它只对一个部位起作用：当药物与某一病体部位构成同一性时，它能滋补或削弱改部位；当药物与某一病体部位构成相融性时，它能分解或化合病变机体。纯粹的化学药物，由于它只注重基础层面的化学结构，没有对称性，缺少细胞的包裹，抽象层面的反应形式也不同。由于化学药物没有明确的部位，导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现象。

为什么西医要重视药性的寒热风湿特性？寒热风湿好像是从环境对人的影响而言的，这种影响就是整体对局部的影响，人体患病，除了遗传因素、与天体运行相联系的肌体运行因素，还与抵抗环境干扰的能力有关。作为生物，它是在一定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寒热风湿就体现在植物乃至动物上面。潮湿之处长出来的植物，往往湿性重，阴冷之处长出来的植物往往带寒性。湿气重的某些食物吃多了，有可能会产生尿频现象，久而久之，就会产生某一部位的肌体病变，药物的副作用，往往与不适合的“候”有关，故中医非常重视炮制，要么化解它的寒性，要么剔除它的毒性，要么缓和它的燥性，要么排除它的湿度。西医只注重分子结构，不注重药物的“候”，这是以往西医的缺陷。因此，要发展西医，非得取中医之长，补己之短，重视湿热研究。总之，西医和中医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同样要本着三原理：一是从微观上分析，二是从寒热风湿来认识，三是联系的角度来理解。

经络是什么？它是脏腑与部位之间既连缀又呼应的形式。这种连缀是包括血管、神经、皮层、肌肉等组织形式在内的一种整体连缀，而不是单纯某方面的连缀。或者说，它不属于一种独立的客观组织形式，当我们想通过解剖来探究经络的本质时，已经错误地将经络视为一种客观的组织形式。呼应包括两种认识。一是整体的无形的影响形式，它通过力来实现。这种力是什么力？它是刺激后带来的动态形式，通过力进行传感。经络与肌体的关系如文字与写作手法的关系。文章起连缀作用的是一个个字和标点，而呼应的是义理和内容，我们并不能看见，看见的仅仅是标点和文字。多种表达手法构成一篇文章，就如同经络的分门别类。二是对称性的呼应形式。十二经络和奇经八脉的穴位总是呈对称性分布。故在针灸过程中要重视二类穴的兼顾。至于任脉和督脉，它们则是各自具有统摄和呼应功能。具体说来：任脉对手臂上的经络起呼应作用，脏腑重的疾病，凡是与手臂上的经络有关联的，还要取任脉上的穴位；督脉对腿部上的经络起统率作用，凡是病患表现再腿足部位的，还药取督脉上的穴位。尽管它们没有构成两两相对的呼应关系，在操作过程中，同样构成呼应形式。

穴位是经络在动态中的相对静态形式，它如同一年365天组成一样，整体构成了运动。但一天的记录存在相对的静态形式，凌晨一点属于当天，晚上11点同样属于当天，它是静态的。动态的传导存在不同的空间关系，故穴位不限于一点，而是某一个位置，某一个范畴。

经络的动态形式与天体背景下的干支理论运行密切关联。这种影响和关联以一种模糊场（力）的形式渗透在人体中，并通过经络体现出来。干支理论属于抽象的形而上理论，它要结合形而下的地理和人体才产生作用。

中医的针灸又是什么原理呢？针灸是通过刺激局部穴位来改变经络的动态形式，进而改变某一部位的机理结构，达到治疗的目的。而药物治病则是通过药物的整体能量促进病态肌体分子结构趋向正常。故针灸治病的周期相对要长一些，而药物治病的周期要相对短一些。如果二者结合，且得其法，就可大大加速治疗进程。药物的能量是一种系统认识，包括风寒湿热，包括了药物的微观结构和运动形式的综合形式。

对于药理的认识。笼统地说药理离不开三个方面：

1、药物“候”理——如采摘药物的时间、根据不同情况实施不同的分量、药物的寒热风湿之类；

2、药物“形”理——含内外之形，也含色香味及分子结构；

3、治疗中的“相反”之理，治疗中，寒病用热药，寒病用热药，就属于相反性；虚则补之、实则泻之，劳者温之、坚者削之，同样是讲相反性；为什么一般人患了风寒，泡澡就能解决问题，而虚脱患者患了风寒，却不能用这类方法，还是讲相反性。针灸中，有下病上取、上病下取之法，又包含了相反性。

相反性是哲学的核心，在中医学中，就称之为阴阳。如果透彻地认识了阴阳二字，也就理解了相反的涵义，也就把握了中医的基本之理。

虽然阴阳二字在中医学中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但不意味着传统中医理论全都是正确的，五行理论就值得我们反思。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五行的来历。

“五行”一词曾出现在《书经》的《夏书·甘誓》，传统的说法说认为，它是公元前二十世纪的文献。西汉是公元前206年开始的，也就是西汉初年的作品。书中就有金木水火土的记载。不管哪个时候写的，它应该有一定的历史印记，而不是汉朝人胡编的。其中记载了五行和貌、言、视、听、思五事，貌和言都是从举止言谈要崇尚礼仪来说的，视和听是从反应能力和品行端正来说的，思是从智慧来说的，其中一个“思”字主宰着言谈举止和反应速度，而不是彼此的相生。

“五行”在《书经》中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它其实是从人类的生存之本来认识。生存是第一位的，交往是第二位的，所以，书中先讲五行，后讲五事。古代的生存之本就是农牧业，农事活动离不开代表阳光的火，让植物的上部吸收能量，“火曰炎上”就是这个意思。种庄稼需要雨露，土地湿润，就是根壮苗粗的重要条件，“水曰润下”也就是滋润着土地的意思。那时没有铁器，农具中，只有纯粹的木质农具。有的是直的，如撬土的农具，扛东西的扁担，有的是弯曲的，如耘犁耒耜。所以称“木曰曲直”。古代剥下动物的皮作为御寒的衣服，用什么来剥皮？只能用坚硬的东西，如锋利的石头，如动物的扁骨，皮革就离不开这些坚硬的器具，所以称“金曰从革”，金是泛指坚硬的东西，后来才演变成金属。“土爰稼穑”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利用土地来种庄稼的。“爰”的意思就是利用，爰字的中间是指某一对象，上下是两个手，所以能理解为利用。

既然与生存之本有关，为什么不称为“五本”，而要称作“五行”呢？

“行”是运动的意思，包括外出活动和生命的运动，只有具备了这五个条件，对人的本身来说，才有了生命存在的基础，对外来说，这五个方面，都要人们去行动，强调了劳动在维持生命、产品交换中的作用。所以称之为“行”。

为什么从交往中的言谈举止到生存之道，都要从这个“五”字上去考虑，为什么不是六，也不是四？

这就关系道对“五”的系统认识了。前面说过，对相互联系的“四”的认识，它是两个立足点构成的，我的二维结合你的二维，就构成了信息的综合形式——四维形式。但我们的认识总有片面性，也总是相反的。为了形成彼此的协调，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代表整体的一方。这就如同切西瓜。一刀将西瓜一分为二时，对西瓜来说，“二”是客观存在的，刀不过是第三者，起到了中心的评判作用，代表着对西瓜的整体权衡，这把刀就是二者之间的“三”。它就如同杆秤的毫绳，起着权衡作用，但权衡不是平均，秤钩离毫绳越近，称的物体就越重。这就是中庸理论。“三”就包括了中庸。按前面说到的四维形式，它就如同将西瓜一分为四，那代表整体权衡的那把刀，就是“五”。所以，“五”就是立足系统调节的一个数字，也是代表整体的一个数。平面坐标表面上是一分为四，实际它还包含了代表中心的0，而中心就代表了整体系统。正由于“五”代表了整体系统，所以《书经》中重视按“五”来划分。为什么坐标关系中要0，其实就是将两种相反认识正数合负数合并于坐标关系中，这个坐标就是以0的抽象认识为基础的静态认识。劈西瓜时，为什么不存在刀的空间，那是从西瓜结构角度认识的，加入了刀，就进入了抽象。这是不是太深奥了？

现在所说的五行理论应该是汉朝创立的理论，他们为什么要创立一套这样的理论来？

我认为，与当时的天文观测有关。在先秦以前，天文观测方面，在九大行星中，离地球最近最大的几颗行星都观测到了。有后来称之为土星的“填星”，由于它大，体积是地球的740倍，古人认为它有震慑群星的功能，于是又称之为“镇星”。又发现了后来称之为木星的岁星，由于木星公转一周为11.86年，接近12年，与十二地支纪年的方法基本吻合，即十二年又重新开始，于是有了岁星的称呼。到了汉朝初年，就发现了地球周边的五大行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由于前人有对金木水火土的认识，而且，“五”又是一个系统认识数字，这个“五”又增加了天文学的依据，于是出现了对五行理论的崇拜，并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了这门学说，将干支全部配上金木水火土，又出现了相生、相克理论。假如汉朝发现了九大行星（现在称八大行星），那必然要得出九行来，因为周易中有“上九”这一名词，更有河图的九宫理论。于是后来就出现了“五星占”。占星术的错误就是将系统扩大的错误，中国的原始干支理论就只看太阳和月亮与地球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们才构成一个基本的系统。

既然五行理论是错误的，是否相生相克理论也是错误的呢，那中医理论也有错误？

相生、相克理论肯定是错误的理论。由于阴阳就是对立，就是相反性，而相反性包括“分”与“合”、呼应与连缀。相生实际就是一种连缀形式，相克讲的就是一个“分”字，属于相反认识点下的对立认识，彼此构成水火不容的关系。显然，相生、相克理论并没有将四者并举，在归纳上就太狭隘了。

有人认为，五行存在“自然性”，并错误地认为，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木水火土高度概括了自然界中的五大要素；二是解决了彼此之间的生演规律。

是否相生体现了规律呢？相生关系是单一的流行关系，是甲到乙，乙到丙的传递关系，属于单一的动态认识，而五行理论将单一视为相对的系统，如甲乙为木生丙丁火之类。

相克关系是一种对冲关系，在“五”和“十”中都不存在，只体现在地支的关系中，如丑未相对冲，子午相对冲。相克属于你死我活的认识，它与哲学中的相反认识是背离的。相反的两方不存在主动与被动，你看在左，我看在右，是构成系统认识的两个要素，是所谓的对冲性。但不能说你的在左能战胜我我的认识在右，也不能说你是主动，我是被动，这样在认识就不全面了。用社会中的以强凌弱来附会相克是错误的。但整体制约着局部是普遍的。但一个局部的“金”不能代表整体来克制局部的木，只有多方关联，才构成相对的整体，才对局部起到制约作用。

金木水火土的概括是否全面呢？在自然要素中，代表生命的是植物“木”，却没有动物，这种概括起码不全面。众所周知，产生生命的重要要素是空气，但五行中也没有出现。当然，五行本身就是“气”，但是否偷换了概念呢？因为古代的“气”，从医学角度分析，一个是人的心理状态反应，一个是涵盖呼吸的精神状态，一个是形、色、动所表现出的综合信息形式。若从自然性分析，就是地理之气，强调山势走向（土气）、河流状态（水气），树木疏密长势（木气），光线的向背（火气），但不存在金气，它们属于堪舆理论。将子项理解为母项，本身就是逻辑的混乱。故用五个要素来概括自然界，本身就不全面。毛泽东提出过“八字宪法”，他还觉得不全面，何况是五要素呢。

是否解决了彼此之间的生演规律呢？我看不见得。木本身生于土中，而水中也有大量的金属，怎么能圈定为水生木、土生金呢？至于水是如何形成的，还得从地月系特有的二位结构来分析，而不是什么金生水。何况金属是每一个星球都存在的，而水则不然。

又有人用中医学理论来反驳，因为“肝属木”，所以人体的“肝”出现某些异常生理现象的同时，思维意识里也同时出现自然界的草木形象。《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东方青色，入通于肝，开窍于目，藏精于肝，其病发惊骇。其味酸，其类草木，其畜鸡。”也就是说五行鸡属木，何以言“在自然要素中，代表生命的是植物“木”，却没有动物”？

素问中却是有很多有价值的金玉之言，但并非每句都是经典。如果说，病态中，肝为青色还差不多，如果附会为肝之色，眼之色或血之色，那就近荒谬了。肝之病是否表现在眼中呢？或者说，眼疾都与肝经有关联，这是没有依据的。比如说，白内障，倒是与大肠经关联，内膜炎与肺经有瓜葛。其实，仅仅是黄胆肝炎才表现在眼中，乙肝病就不是这样。古人在这方面的总结就有点以偏概全。至于鸡属木，首先它与属相是违背的，鸡在酉位，属金。由于鸡能生血气，长精神，于是勉强将鸡归属于木。这也属于以偏概全的问题。

对解毒的认识。中医虽然不讲分子结构，解毒的过程，即是改变分子结构的过程，中医称之为“重阴必阳”，或以毒攻毒。

对于所有患者来说，一切病因有遗传问题、环境问题和自我保护问题，这些都直接影响到身体内部的生理微观结构。它与西医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医重视系统性认识，将外界的风寒湿热与五脏六腑的内在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

同时，对药物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对于所谓补药，只有某方面的体质虚弱才需要补，正常吃了补药反而有碍。对毒药的认识也一样，没有绝对性，对正常人有毒，对患有某方面疾病的人，不仅没有毒，而且会成为医治的良方。这就有一个时间和用量的问题。用量过重不行，用药时间过长也不行。一旦治愈再用此药，副作用就会产生。湖南有一种剧毒藤本植物，叫黄藤（也叫雷公藤或断肠草），有人寻短见，就用这个，它能使肠子穿孔，一般一个对时内死人。但某些方面的毒性恰恰是改变某一部位生理微观病态结构的良方，如医治白内障、十二指溃疡患者就需要此药，但用量只能是7克，时间是八天。它反而能促进其微观病态结构的转变。当然，正常人吃了，就会使肠子穿孔。

关于“内证”的问题。由于我们无法判别哪些疾病不需要用解药，哪些疾病需要用部分解药，故对一切患者都不用，视为禁药。那么，有没有办法认识呢？是否可以运用周易进行占测得到呢。从哲学原理分析，运用周易占测来研究药物是可行的，那就是根据共性来认识个性，根据一般认识个别。这就如同绘画，一切绘画对象尽管千变万化，但都离不开最基本的共同点。它最基本的表现（认识）途径就是“二”“三”“四”。由明暗构成“二”，由三维构成“三”，由上下左右的整体布局构成“四”。这仅仅是广度“四”，还存在深度“四”，即亮面远近和暗面远近。科学技术也是如此：它离不开由相反性构成的“二”，我们将它视为对立；能量（含力）、动态（含速度、时间）和静态（含质量、空间）总构成三位一体，认识能量（力），离不开动态（速度、时间）和静态（质量、空间）。至于“四”有坐标的四分，有由基本的三棱形体组成的四维空间理论。总之，对一切个性对象的认识，离不开共性，周易正是以共性为基础的理论。而这，正是中医学中重要的内证。什么是“内证”？内证是人们在潜意识状态下的认识状态——对自我、对事物。它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潜意识与显意识（感性意识）构成自然的呼应关系，即通过显意识能直接认识到潜意识。真正的特异功能就属于这类现象。这类现象的产生，与天体运行密切相关，与地理也有一定联系。有些梦兆也属于这类情况。中医为什么同“巫”字联系起来？巫字的造字方法告诉我们：两个人，代表阴阳两道的结合，一个“工”通天地之灵气，既是灵感，也是感应。“巫”字的意思就是通阴道的人。中医学的建立，就离不开这些“巫”，故巫医总是联系在一起的。第二种是通过卦来沟通显意识与潜意识的呼应，即通过“理”来认识。特异功能对看不见和对未来事物的感知，不是通过视觉或幻觉得出的，而是一种“理”在支配着他这样想，这样说，故核心是一个“理”字。

前者的特异功能有明显的时间段，有时具备这一功能，有时不具备这一功能。测卦则不同，不受时间段的限制。

测卦是否可以认识微观分子结构呢？打个比方，男女在生理上都大同小异，用西方的观点来认识，男女之间只要年龄相仿，都可以结婚，但是，事实上婚姻是有缘的。这得从综合层面认识。卦自然不能认识微观结构，何况它没有长眼睛，即便有眼睛，由于分子结构极其复杂，无法用符号表达出来。药物通过测卦，就是从共性上把我它的抽象形式，也就是把握它的理路，而不是具体地认识分子结构。某味药一旦具备治疗功能，就能从巽震两卦中体现出来，但不能同时逢吉利，只能取一。一旦得到了某味药对某种疾病的治疗作用，再通过微观考察，提取药物中的有效成分，总体上确定它的名称，用来指导治病。

重阴必阳与重阳必阴理论。两种相反认识既是周易中的原理，也是中医学的精髓，此语出自《黄帝内经·素问》中。前面谈到的是重阴必阳在中医学中的应用，那么，重阴必阳的道理在中医学中使如何体现的呢？先不妨将这一原理在数学中的应用作一说明。在数学中，它是从奇数和偶数的关系认识的，即两个奇数相加，其结果必然是一个偶数。这里的“阴”实际是对动态的协调。重阳必阴首先表现为对寒热的和解中。成对的阳亢药物或成对的阴盛药物，如枝与叶、花与果、根与枝，能调和它的阳亢或阴盛。其次，还表现在延缓衰老的原理中，身体机能总是在不断的演变中，它象征一个“阳”，延缓衰老的药物参与机能一并活动，又是另一个“阳”，两个“阳”结合，才起到协调作用，这个协调过程就是“阴”。延缓衰老的药物与人的机体，其微观上是独立运行而又联系在一起的，彼此之间不会产生反应，如同太阳和地球自转的关系。由于药物在运行中的自转速度慢，也会影响到肌体微观的速度，使之变缓，从而实现延缓衰老的目的。

为什么有些药物分子不会同人体的分子产生反应，而有些会产生反应呢？凡是彼此构成融合关系的就会产生反应，它们分解为更多的新的分子形式，在一个部位中运动；如果药物分子与人体某一部位的分子构成同一关系，就会构成群体联系，形成一个更大的群落，但不会产生反应。这种同一是电子层数量的同一，而融合是指一个电子层与另一个电子层构成的融合。由于生物的微观分子结构非常复杂，我们还无法来认识和表达它的分子结构，这就给研究带来的难题。这一任务就必须落在周易上，即通过预测来确定，包括分量和用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