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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错失的“战略机遇期”// 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看我国的战略机遇期


新华网 （ 2011-02-28 15:22:55 ） 来源： 《环球》杂志
林利民
 
近代500年来，因决策者保守和思想观念落后于客观现实，中国最少有四次错失过关系到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战略机遇期”。
 
“李·约瑟难题”与第一次错失
英国生物学家、历史学家李·约瑟在其15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了一个世界级难题：十六世纪以前经济、政治、科技一直领先于西方的中国，为什么在近代会落伍、直至成为列强侵略的对象？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中，也在盛赞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成就和科举制度、儒家观念之余，着重研究近代中国落伍的原因。
这里提及的问题，实际上涉及中国为何、以及如何丧失了第一个通向强盛之路的战略机遇期。
进入十五、十六世纪以后，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已经发展到一个历史转折关头：第一次全球化高潮涌动，世界历史开始由分散发展走向整体性发展，原有的封建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没落，新兴资本主义经济及政治制度呼之欲出。
值此关头，谁能认准世界大势，率先转型，抛弃封建制度，建立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谁就能加快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成为世界强国。英、法、荷甚至德、俄、意相继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抛弃腐朽的封建制度，建立起新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
与欧洲各国相反，此时的中国仍然满足于汉唐辉煌和农业经济、儒家礼教、科举制度，对新的世界大潮却视而不见，不思变革。这诚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从未有一个民族面对未来竟如此自信，却又对即将面临的风暴如此缺乏了解。”
其结果是，中国失去率先实现经济政治转型，发展近代科技和大工业的先机，失去了第一个“战略机遇期”。此后，中国经济、科技和综合国力江河日下，由首屈一指的古代世界“超级大国”迅速沦落为 “东亚病夫”，成为列强瓜分的对象。
 
鸦片战争之后的第二次错失
自近代“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力迅速超过中国，中日力量对比出现根本性变化，以至日本不断侵略中国，东亚出现“学生打教师”现象。
近代百多年来，中日力量对比之所以出现颠倒历史、也颠倒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是由于中日两国面对新的战略机遇期，采取了不同的对策。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抓住了战略机遇期，而中国仍然沉溺于“天朝大国”的梦幻中，醉生梦死，错失了第二次战略机遇期。
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借助近代科技、工业革命而强盛起来的欧美国家大规模东侵，企图把全世界纳入其殖民统治范围，东亚的中国和日本同时成为欧美侵略对象。欧美列强在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炮击南京的同时，也对日本发动了“炮舰”外交，美国“黑船”甚至开到了江户抛锚。
此时，中日都处于封建社会末世。面对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和民族危亡，日本采取变革措施，搞“明治维新”，学习欧美政治经济制度，大力发展近代科技和大工业，迅速成长为东亚强国。中国清王朝面对世界大潮，搞的是“中体西用”，不愿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慈禧太后甚至把好不容易筹措的海军军费用于建造颐和园。
其结果是，中日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日本的巨大变化。甲午一战，中国大败于日本。自此日本愈强，中国愈弱，中国成了日本侵略的目标。
 
成功的革命，错失的机遇
100年前的中国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中华民国，并开启了民智。虽然中国这场并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迟到了300年，但如发展顺利，本可以成为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第三个战略机遇期。
事与愿违的是，辛亥革命虽然革命成功，革命成果却被窃夺。
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先天“软骨病”，也由于封建残余势力的强大和帝国主义干预，孙中山被迫让位，袁世凯篡权，不久又恢复帝制，革命成果毁于一旦。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和连年内乱。
其结果是，中国不但未能抓住辛亥革命成功带来的战略机遇，反而陷入新的混乱，国无宁日，更何谈发展、崛起？
 
文化大革命部分错失
第四个战略机遇期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化加速发展，以核能利用、计算机应用、太空开发、新材料研制等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如火如荼，东亚日本以及韩、新、马、泰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等所谓“四小龙”、“四小虎”，形成所谓发展“雁阵”，经济迅速崛起。
对中国而言，如能搭乘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快车，同样能像“四小龙”、“四小虎”一样实现经济起飞。此时的中国，在经历过几个五年计划，战胜了三年困难时期后，已经具备一定的经济起飞条件。但是，此时中国判断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甚至是日益临近，对国内阶级斗争的严峻性也进行了不适当的估计，建国后20年间积累的国力被错用。
其结果是，中国部分错失了第四个战略机遇期，反而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
战略机遇期是不可多得的稀缺资源
“时乎时乎不再来”，这是古人对时间宝贵、时间不回头的哲理认识。“战略机遇期”与时间一样，也是“时乎时乎不再来”。中国历史上前两次战略机遇期间隔三个世纪，300年一遇。后几次战略机遇期的间隔较短，也在半个世纪左右。可见战略机遇期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崛起而言，是不可多得的稀缺资源。
不仅如此，当战略机遇期来临时，能否认识其来临，能否抓住，对国家的命运也是决定性的。前三次战略机遇期的丧失，使中国从古代世界的“超级大国”沦落为弱国，成为挨打对象。其结果是，中国先后因战祸死亡数千万人，损失了大片国土。第四次战略机遇期的部分丧失，虽然不涉及领土和人口损失，却使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落伍，以至邓小平直接提出了中国的“球籍”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紧紧抓住第四个战略机遇期的尾巴，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咬住发展不放松”，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今，中国已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在其它方面，中国也有不少第一。
但是，也要看到，中国离世界发达国家的发展标准还有较大差距，尤其是中国人均GDP仍然非常靠后。这要求中国继续坚持发展战略，抓住二十一世纪新的发展机遇期，把中国的事情办得更好，使中国真正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级大国”。
 
来源：2011年3月1日出版的《环球》杂志 第5期
《环球》杂志授权使用，其他媒体如需转载，请与本刊联系。
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看我国的战略机遇期
2011年01月12日 09:15:48 　来源： 半月谈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前不久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深远，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认真分析和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中长期趋势，努力提高应对复杂局面能力。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准确把握世界经济治理机制进入变革期的特点，努力增强我国参与能力；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准确把握新兴市场国家力量步入上升期的特点，努力发展壮大自己。”（《半月谈》2011年第1期）

资料图片：2010年12月21日，第三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在北京举行。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世界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为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提供了新的环境，只有准确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趋势，才能成功应对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变局，持续推进我国社会经济稳定发展与和谐世界的构建。
世界经济调整期与我国的发展优势
世界经济进入调整期是指世界经济发展的地区与国别结构、产业结构、动力机制、分工合作与一体化模式、贸易与要素流动方式出现显著变化的历史阶段。
具体表现为：以美国、日本和欧盟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比重和地位持续下降，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持续上升，对世界经济的推动力日益明显；以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生物技术、数据处理与信息技术、航天与海洋开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越来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的先导力量，传统制造业与单一要素密集型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增长动力上，单纯的市场或政府推动逐渐为市场与政府协调双驱动所取代；由新兴国家推动的全球化与区域化表现出多样化与多元化态势；国际商品贸易与要素流动表现出新的特征，贸易摩擦增多，国际资本流动风险成本上升。
为适应新的情况，我国需要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一是贸易方面，变传统的成本优势为出口产业综合优势，提高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控制能源与原材料进口成本与国际垄断力量的不当干预。二是对外投资方面，把握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分工深化带来的市场机会，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投资带动经济发展。三是培育我国利用外部资源推动国内经济增长的制度与市场优势，引进国际优质生产要素和管理经验，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与我国参与能力的提升
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是指维护和调控世界经济运行的组织机构、制度规则的变化和创新。具体表现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导地位受到挑战，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
西方国家对传统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导能力下降，传统的国际经济组织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力也在下降。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单边与单向国际分工合作逐渐转向多方共同主导的合作模式。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制度安排与惯例也处于不断修改和完善之中。新兴经济体话语权的提升成为世界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的主要方向。
2010年国际经济组织改革取得了重大进步。4月，在世界银行改革中，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3.13个百分点投票权，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国。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定向包括新兴国家在内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中国份额超越德、法、英，居美、日之后。
我国应当抓住这一机会，继续推动IMF投票权和监督权以及世界银行的内部治理结构变革；主动设置议题，通过G20与其他多边谈判影响国际决策，维护新兴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利益。同时，积极推动WTO的变革，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完善贸易规则，防止外部势力以贸易顺差为由对我国施加不正当压力。此外，要积极推动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完善，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中日韩合作等，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参与创造新的国际经济组织，如“金砖四国”合作机制；直接推动废除不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惯例及相关制度安排。
全球创新和产业转型与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
全球创新与产业转型虽然处于初始与孕育阶段，但对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与格局演变的影响不容忽视。它已成为各主要大国应对危机、培育新的增长极和竞争优势的突破口。此外，与新兴产业相关的各项国际标准、国际规则、制度正处于构建和完善之中，如果不能抓住机遇，迎头赶上，发展中国家将再次错失产业革命的“超越”机遇，输在“起跑线”上意味着继续被规则所“欺负”。
有分析指出，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控制产业链的高端——信息科技业和超级金融业，透支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增长能力和美国自身的信用安全边际，形成此次高信用杠杆持续放大的金融危机。因过度倚重外需和基建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也深受危机影响。创新与产业转型关系到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质量与可持续性。金融危机再次提醒中国进行产业与经济“大转型”的紧迫性，也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为此，我国需要培育创新的意识和文化，健全市场机制，在制度上激励创新体系的完善，在新产品开发、新技术发明、新工艺引入与新市场拓展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构建体系健全、高效有序、竞争充分的市场化产业发展体系。
新兴市场国家力量上升与我国的发展壮大
新兴市场国家的上升彻底动摇了西方国家主导的传统世界经济格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0年发布的报告称，世界最富有的30个OECD成员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从2000年的60％，降至2010年的51％和2030年的43％。与此同时，新兴国家经济总量所占比重将不断上升。
除了经济总量和影响力的持续上升，新兴市场国家力量上升还表现在经济增速快于世界平均增速，在国际产品与服务市场的竞争力持续上升，研发与创新能力的上升。与之相应，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组织、国际规则中话语权的上升，其抵御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压力和风险、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能力和讨价还价能力也在不断提升。
因此，我国一方面要发展好自己，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协调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深化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同时，要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促进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体化。2009年6月，“金砖四国”领导人首次正式会晤，意味着四国作为一个固定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宣告成立。同年，中国成为巴西、印度和南非的最大贸易伙伴。最近，作为“金砖四国”轮值主席国的中国已正式邀请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新兴经济体的合作正在不断深化。
金融危机带来了世界经济的巨大震荡，我国要在战略机遇期内准确把握世界经济调整期的特点和发展趋势，培育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升级，同时积极参与和推进世界经济治理机制的变革与调整，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谋得先机并占领制高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保建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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