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片龙读音:谁偷走了你的幸福

谁偷走了你的幸福

　　我们时代的病

　　不幸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病。

　　央视财经频道刚刚发布的一份调查结果，替人们扫描了一下中国人的幸福样本，在8万余份有效问卷中，有超过55%的人没有感到幸福。荷兰伊拉斯谟大学和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的调查也显示，近15年中，中国人的幸福感一直在持续下降。国内知名的咨询公司零点集团从1995年第一次做中国人幸福感的研究，其总裁袁岳在最近的 “21世纪GNH国民幸福论坛”上也表示，根据零点公司的数据和判断，过去十多年中国人的幸福感在持续下降。人们越来越不快乐了。

　　过去的15年，也是中国经济最为黄金的时段，人均GDP从1995年的600美元左右，一路升至现在的约4000美元。如果站在外部世界来看，经济发展与幸福感之间的相悖现象，实在让人疑惑不解。中国这两个字，现今是国际上的一面金字招牌，不管是政治家、企业家、媒体还是普通人，不谈论中国似乎都是落伍的表现。尖刻的英国媒体最近甚至生造了一个新词，叫“北京镑”（Peking Pound），意指富有的中国消费者在英国大手笔购物花掉的钱，据说去年光在打折促销季中，中国人在英国就花了10亿英镑在奢侈品上。还有德国人，2010年德国经济强劲复苏，当然这一切都得拜中国所赐，所以《星期日法兰克福汇报》还刊发了一篇讨好中国的文章，标题叫《中国经济“新年好”》，用近乎夸张和谄媚的语气写道：“这是怎样的一年呀！谁曾想到，德国这么快走出危机，经济很长时间以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劲增长，一度从词汇中被排除掉的完全就业这个词又回到人们嘴边？谢谢中国！因为德国的成就是北京制造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奇怪现象。在宏大的国家层面，中国是一个经济发展的优等生，一个接连举办了令人目眩的奥运会、世博会和亚运会的国家，光鲜亮丽；但对个体而言，却是另外一翻景象：中国自杀人数全球第一，全世界每3个自杀者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中国的抑郁症患者高达3000万，有超过1亿在异地打工的民工一年才能与家人相聚一次；近9成人表示对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不满意，经常有孤独感；几乎所有人都在为“向上”而努力和焦虑，小老头一样的学生背着沉重的书包四处补习，彷徨的大学生焦头烂额为求得一份薪资低廉的工作奔走；而那些所谓的社会中坚阶层，则更为焦虑，养不起房，开不动车，买不起老，一步步从房奴、车奴、卡奴，沦为病奴、菜奴。整个社会的老人、年轻人和孩子，都处在这样一种烦躁不安的焦虑状态，幸福，就像诗人里尔克所说，哪里有什么幸福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于是我们过早地陷入未富先苦的现代化困境：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却没有带来主观的幸福感——按照国际社会通行的研究结果，在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整个社会才会开始出现这种现象，即客观福祉的提升，很难再提升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我们在通往原始积累的路上一路狂奔，以为GDP可以衡量一切，到头来却发现：它不包括幸福这件事。而如果不能幸福，我们的生活，又是为了什么？

　　是时候检讨和改变我们的生活了。

　　雄心勃勃的英国人已经投入了这项最具时代意义的探索，卡梅伦政府从今年开始，正式启动了“国民幸福感调查计划”，从而成为世界上首个对此进行实测、并将收集来的数据作为制定国策时的依据的国家。这项“幸福政治”，不是作秀，不是为了选票，而是先富国家在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重大探索，它向人们传递出人类未来发展的方向：从大航海时代开启的一直以在物质上进取、索取和对外扩张为主基调的西方文明，正试图转入一个更加内敛的新阶段，它将越来越多地专注于内省和人心的探索，这将是文明的另外一种飞跃。正如卡梅伦所说：“是时候承认生命的意义远不止于赚钱了，我们不能只盯着GDP……幸福不能用钱来衡量，也不能通过买卖得来。幸福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的好坏和文化的优劣，核心在于彼此的关系是否密切。”

　　中国人的幸福权重

　　幸福是一种纯粹的个人精神体验。它不可量化，不能被科学定义，它不是外在可见的物质，而是一种主观感受。这种感受纠结了人类数千年。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是人类的终极追求。人们学习、识字、工作、娱乐，都是为了通过这些活动，来求得生命中的幸福感。也因如此，幸福感的测量变得如此困难，西方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及各种研究机构，都已对此探索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即便如此，也未有任何一种幸福感测量工具能够得到普遍的认同。

　　运动对体育爱好者是乐趣，对宅男则是苦刑；逛街对女人是享受，对男人则是折磨；商旅人士会厌烦千篇一律的星级酒店，无家可归者却会在找到一处临时庇护所时欣喜不已。这就是幸福，它因人而异。个体的人格特质、性别差异、年龄大小、财富多寡、社会文化背景等，诸多差异都会使得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不尽相同。

　　尽管如此，就一个社会的整体而言，大多数人对于怎样才算幸福，哪些东西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是否满足，是否幸福，依然有大致确定的共识。它包括了整体的生活满意度和日常性的生活愉悦感，要有稳定、富足的生活，要有基本的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体系，要有日常的生活安全感，个人的尊严能得到保证，有积极健康的精神状态，丰富的文化娱乐生活，要有畅通的向上通道，个人的潜力能够发挥，人们凭借努力能改变当下的生活状态，可以告诉自己，明天会比今天更好，等等。因此，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当下中国人的幸福状态，我们在执行这期专题时，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制定了这份有关幸福指标的量表，让受访者根据他们的理解来打分，来确定哪些事物与生活幸福与否的关系最大。

　　富裕离幸福有多远

　　人们经常寻思，金钱是否能让人幸福？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幸福，在前页的“幸福权重图”上，你可以看到，中国人定义的幸福中，金钱占据了绝对的首要位置，换句话说，缺少了富足生活的幸福，只是空中楼阁，难以持久。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版《社会蓝皮书》指出，2010年中国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下降；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报告称，第四季度近74%居民认为物价高，满意度达到11年以来最低，超七成居民认为房价过高难以接受。城镇居民的职业满意度、社保满意度、业余娱乐生活满意度等指标下降至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农村居民的职业、经济和社保满意度均下降至2006年以来的最低点，业余娱乐生活满意度也处于较低水平。

　　大众收入增长的乏力，与GDP增速和财政收入增速的对比，显得触目惊心，多年徘徊在大致相同的区间，使得人们对个体收入上行的预期，感到挫败而焦虑。与此同时，与收入对应的物价上涨、房价高企、社会保障不健全等大大降低了人们的满意度。“豆你玩”、“蒜你狠”等词语的流行，是人们对物价不断走高、生活成本大大上升和压力迅速增大的一种无奈自嘲。

　　社会保障的不健全，更是让收入处于中间值的职业阶层不得不靠储蓄来应对风险，而他们正是中国民间存款的主力，很难期望他们通过消费来提升生活品质。

　　因此，批评中国人的“金钱崇拜”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显得偏激：当一个人还在为明天的面包、小孩的学费、父母的养老、个人的医疗等问题而焦虑时，很难想象他会感到幸福。只有当绝大多数家庭的收入至少能保证全家过稳定、富足的生活，不一定要很多，但一定要有保障，要比自己过去强；医疗保障、社会福利体系、子女教育都能切实到位，让自己和全家无后顾之忧；毕业生不会为找不到工作而忧虑，找到工作的人不会为失去工作而忧虑，绝大多数的家庭都不会为住房负担而担忧时，幸福才有可能来敲门。

　　盖洛普的调查为我们佐证了这一点。在整体生活满意度指标上，排名前四位的依次是丹麦、芬兰、挪威、荷兰等4个北欧国家，这几个国家的共同点是全社会都有非常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此外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都很富裕，其总体生活满意度也较高，平均国民生活满意度的范围在7.5至8.5之间（总分值10分），而这个星球上对自己生活很不满意的地方，几乎都分布在贫穷国家，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海地和柬埔寨等。

　　你有压力我有压力

　　中国人正在欲望和生存的两个极端间徘徊，透支幸福，也透支未来。

　　在北京治堵新政出台的前夜，从各种渠道获得消息的人群，从北京市区各处蜂拥而来，在9个小时里，将北京几乎所有4S店和经销商的现车、样车争夺一空。2010年12月 24日，新浪汽车频道公布了一份针对30多家4S店的调查，估算出北京在12月23日当晚共售出了10万辆机动车，其他版本的估算更高。一位在当天买到了车的媒体记者写了篇文章，说自己在付钱的那一刻，感到的不是幸福，而是一种空虚和失落：付出了几十万元的现金，却丝毫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作为消费者的尊严。

　　重庆版房产税的出台，更是让本已承担较重税负的房奴、渴望成为房奴者焦虑难安：一旦地方政府能够抛开程序征税，那么存在谋利冲动的各个地方政府，将会相继步重庆之后，在全国全面开征房产税，这必将使每个家庭供养房子的成本增加一大块，而买不起房子的人们，也会承担成本转移的风险，到那时，不管有房子还是没房子，日子都会更难熬。日本的《选择》杂志2010年11月刊，不讳言地认为 “中国的中产阶级只是一个幻影，而且濒临瓦解”。

　　而在农村，人们臆想中幸福感高过城市的地区，光景也好不到哪儿去。学者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一书，成为2010年尾最为火暴的一本著作，她将自己对农村的爱意，诉诸文字，直击了当下中国乡村之痛。那些彷徨游荡的少年、那些无依无靠的老人、那些背井离乡打工的青年、那些留守在土地上的成年、那些污染败坏的河流和坑塘，都戳破了一个长久以来的神话，那就是农村人的幸福感更高一些。在经济高速发展多年之后，一个人数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始终无法发展出一条向上的通道，他们人数超过2.6亿，但即使进城打工从事工业劳动，在整体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也并没有明显变化，始终处在下层的位置上，上升的通道几乎都完全堵死。

　　零点集团最新完成的《2010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指出：约1/5受访者认为自己比周围人穷。这在一定程度上，正好是中国社会现状的反映。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超过国际上公认的0.4的警戒线，快速增长的财富大部分流入到国家财政、资本所有者的腰包，流入到了少数人的口袋。贫富的巨大悬殊，使得许多人有了一种深刻且无力的“相对剥夺感”。在媒体上，人们看到的是豪宅、私家车、时装、珠宝、晚宴、情调、随时去全球度假，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却会觉得自己像个穷人，挫折感与失落感愤怒感齐飞，而且停不下来，一项经济政策的改变，油价、房价、股价的波动，都可以瞬间冲击到千万人对未来的信心。 所有人都成了这张大网里一个悲摧的个体，“童年时不快乐，长大成人后也不快乐；身无分文时不快乐，腰缠万贯后依旧不快乐；被人使唤时不快乐，使唤别人后仍然不快乐；当学生时不快乐，打工挣钱后还是不快乐；在国内不快乐，折腾到国外后同样不快乐。”

　　这些压力的根源，归根结底来源于人们对未来没有信心：如果通过自身的努力不能获得成功，不能改变不幸福的状态，那今天怎么会幸福？歌里唱明天更美好，纵使今天不如意，只要有希望去改变现状，人们的幸福感就不至于太低。今天钱少点没关系，只要明天多起来就好；今天房子小点没关系，只要明天能大起来就行；一时的社会不公可以容忍，但明天一定要好起来。

　　虚妄的休闲

　　尽管每年拥有115天法定假日，休闲时间约占全年的1/3，休闲生活对中国人来说，仍然显得飘渺而虚妄。人们的生活像陀螺一样不停旋转，很难停歇下来，现实生存与生活的种种压力，让自由时间变成了稀缺资源，对绝大多数社会群体而言，拥有闲暇时间只不过是难以企及的奢求。

　　表面上，8小时工作制、双休日及其他法定节假日，普通人的假日时光似乎的确很充足。但现实社会普遍的生态却是：九成中国人都在加班，其中逾七成是被动加班。一项统计表明，每周加班1到3天的占39.82%，加班3到5天的有32.84%，更有20.93%的人每天加班，人们因此推论说，任何发展中国家想要追赶中国，都要付出代价——看看他们的国民能不能像中国人这般加班。在今天的中国，加班已成为普遍事实。

　　没有人喜欢加班，但在就业和生活的压力之下，普通的国人，怎敢不珍惜手头的饭碗？特别是面对当前诸如教育、住房、医疗等领域的高消费，大多数人都在现实地承载着沉重生活与生存压力。于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就强迫着人们加班加点，快节奏地进行工作。富士康十连跳的悲剧，不过是这种现实的极端写照。

　　由此，广大中国人展现的休闲状态，大抵不外乎有假日无休闲，或是拼命工作然后拼命休闲，还有很多人即便在休闲中，仍然还在直接或间接地工作。这样概念上的休闲时间，正在劳动中被异化、被奴役。而真正的休息时间，必须是“非劳动时间”，“不被生产劳动所占用的时间”。当人们在休闲时间里，内心仍然有着太多的羁绊时，很难感悟到生命的美好，个体生命很难达到内在的身心和谐状态，这样低下的休闲质量，难以让人拥有幸福的感受。

　　2009年的两会上，一项“国民休闲纲要”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对那些每天担忧工作和操心柴米油盐的大众来说，能够在生活中找到个兴奋点总是好的。可惜，这项纲要火暴了一阵之后，也就归于沉寂了。这倒是很好理解，虽然抱怨无聊空虚的人多，倘若你让他们放下工作、放下追求升职加薪，花很多钱和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事，经营某个与工作无关的社团，追求一个纯粹的业余爱好，很可能会被周围的人视做不务正业，遭到亲朋好友的埋怨与白眼。在全球许多顶级跨国公司的员工中，不仅活跃着各类体育文娱协会，每年度还有公司拨款，飞跃大洲大洋开展联谊活动。在中国的公司，不拼命加班，那工作真是朝不保夕。

　　休闲首先要有钱有闲。许多年来，我国一直实行的是低工资战略，一是为了国际竞争，一是为了国家资本积累，这导致劳动者工资普遍增长非常缓慢，许多行业一份工作的工资已经越来越难以支付医疗、教育、住房等越来越高的生活成本，许多人不得不通过加班、兼职等方式增加收入。这点辛苦攒来的钱，又因为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出于对未来的担心不敢花。此外，公共产品的匮乏和服务的低下，也阻碍了人们的休闲生活。比如作为重要公共休闲资源的各地风景名胜区，不断地被私益化，成为牟利的工具；我国平均每60万人口才拥有一家公共图书馆，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不足1册；至于在城市中，要想找一处可以免费享受体育运动的场地，那就更难了。

　　畸形的幸福观

　　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由于缺乏与其他社会之间的比照，尽管这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不高，但由于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势的作用，其成员便可能知足常乐，表现出不低的幸福感；而一个处在开放之初的社会，面对外来发达社会的各种冲击，开始了外在参照，因此，其成员的幸福感便可能呈现下降之势，因为此时他们原有的自尊受到了创伤。这种心理参照系的重大影响，通俗来说，就是“比较出来的幸福”。

　　电影《求求你表扬我》中有一句台词，流传甚广，正是对这种参照的写照：“我饿了，看见别人手里拿个肉包子，他就比我幸福；我冷了，看见别人穿了一件厚棉袄，他就比我幸福；我想上茅房，就一个坑，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这句话颇受好评，因为正好暗合我们这个社会中喜欢比较的心态。乍看之下，似乎没有问题，可是仔细想想，却是一种非常扭曲的幸福观。那就是，幸福感是比较出来的。这种幸福感的来源，已变成根深蒂固的观念，深深扎根于国人心中，变成了无意识。

　　中国父母从小就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出人头地，上一个好的中学、好的大学、找一份体面光鲜的工作，超过邻居朋友同事的小孩；社会和媒体时刻都在营造一种成功人物光芒四射的氛围，鼓吹人们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权势。家庭和社会，从一开始就鼓吹功利化的人生，心照不宣地相信社会生活的等级化，依靠比较来评判一个人的生活幸福与否。这种十分畸形的幸福观，在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地区根深蒂固。

　　这样比较出来的幸福感，反过来就使中国人的幸福走上了一条畸形的道路，最终通过谁的地位高谁的财富多的比较，来决定谁更幸福。这样的结果是，普通老百姓固然感到不幸福，富裕起来的人们，也并没有多大幸福感，因为只要有比较存在，就难以幸福起来。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1年《社会蓝皮书》中，对全国286个城市的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二年级在校生及其家长进行调查，结果显示，25％的家长希望孩子成为医生、律师、记者等专业人员；15％的家长希望孩子成为科学家、工程师；另有15％的家长希望孩子成为教师；选择让孩子当政府官员的占11.6％；而选择让孩子成为工人、农民的家长仅为1.2％。

　　父母当然希望子女幸福，而工人和农民在我们的语境下，显然拥有幸福的可能更低一些。而做出这种推断的依据，就是比较：处于相对低的阶层、收入也较低。而在像丹麦这样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政府承担了所有国民的医疗和教育费用，对老人和孩子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人均支出世界第一，所以在丹麦，一个清洁工和一个中产阶级的收入并不悬殊，他们可以购买相同的房子比邻而居，而不会产生强烈的落差。

　　中国人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到竞争中去，比职位、比房子、比财富，追求的不是“我幸福”，而是“比别人过得好”，或者至少不能比别人差，一旦人追求的东西不再立足于自身，那幸福也就离自己远去了。在这种比较的心态下，很少有人能知足常乐了，有了房的想换别墅，有了车会想换更好的车，有了钱还想挣更多的钱……这些欲望，驱使着人们无休止地奔波劳碌。

　　真正的幸福感，来源于人自身天性的兴趣，来源于人自身身心的舒展，来自于人自身个体需求的真正满足，绝不是通过外界的比较就能得来的。比较得来幸福感，只会让社会浮躁功利化。当我们都在追逐功利而获取幸福时，幸福已远离我们而去，最后只剩下功利化的社会、梯次分明的职业等级、物欲横流的现实和日益冷漠的人心。

　　欲望需要管理

　　萨缪尔森曾经提出过一个“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试图弥补经济学对于幸福研究的缺失。虽然难以定量衡量幸福，但从这个公式正好可以看出中国人的幸福在哪里。我们可以将每个人获得的效用理解为一个人获得的财富或权力，当然这个财富和权力并不是完全能够得到的，它代表一个人的价值观。但是你能够分辨出，你自己的幸福取决于财富或权力与欲望的相互替代。

　　在社会恒定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幸福感取决于财富或权力和欲望，当财富或权力越大，欲望不变，就会获得幸福；当财富或权力不变，欲望越小，就会获得幸福。著名心理学家张怡筠表示，通常有三种人活得不快乐不幸福，即活在过去的懊恼中、活在未来的担忧中、活在当下的比较中。在这三者中，又以活在当下的比较中最容易引发人的忧虑和痛苦。也就是说，人往往不会单单因为自己拥有某样东西而感到满足和快乐，而会因为自己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或者比别人拥有更多的东西而感到满足和快乐，反之则会感到不满。

　　就像美国有一句谚语叫：“与邻居琼斯家保持一致”，意思是说如果你的邻居比你有钱，你就会感觉自己不幸福，但如果你比你邻居有钱，你一开始会感到幸福，但很快你就不愿意再与那些比你穷得多的邻居为伍，你会觉得自己高他们一等，于是就搬去了更高级的社区。但在那个社区中，你又发现有许多比你更有钱的邻居，于是你又感到不幸福了，你又要想方设法让自己赚更多钱，去与邻居保持一致……然而，除非你是世界首富，否则你总能在世界上找到一个比你更有钱的人。

　　由此可见，虽然今天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条件都要比改革开放前好得多，但人们对物质条件的期望值也在不断提高，在一轮又一轮的造富运动中，许多人没有搭上财富快车，就会产生强烈的挫折感，有些人虽然搭上了财富快车的边，但也因此看到了更多乘坐在舒适的财富快车车厢里的那些富人们的生活，于是就产生了更加强烈的挫折感。

　　根据萨缪尔森的幸福公式，在不能很快积累财富的情况下，要让自己活得幸福，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的欲望增长速度慢一点。政治家、经济学家是教育人们怎么样让财富的积累赶上欲望的增长；而宗教采取另外一个办法，不管财富积累，而是要你欲望的增长速度慢一点，或者让你欲望的结构发生变化，让你的欲望增长的方向发生变化。比如让你去关爱别人，把这个欲望增长，而把吃肉的欲望减少。所以你不必让你的财富奔跑，而应该让你的欲望停下来，那就要祈求宗教，祈求伦理，祈求你其他价值观的改变，能把你的欲望管理好。如果有一天你能管理好你的欲望，即使金钱增长的速度不快，你的幸福感也会增加。所以，在金钱社会特别应当学会管理欲望，管理你的欲望增长速度和发展的方向，以及欲望的构成，这样才会使幸福感不断上升。

　　在社会恒定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幸福感取决于财富或权力和欲望，当财富或权力越大，欲望不变，就会获得幸福；当财富或权力不变，欲望越小，也会获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