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爱 宁子 免费阅读:中国战略型知识分子研究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1月08日11:00  人民论坛杂志

大国复兴与战略知识分子

　　9月18日上午，“大国复兴与战略知识分子”高层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刘应杰，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会长马振岗等10多位知名专家出席会议并分别作主题演讲或发言。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贾立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秦宣分别主持会议。研讨会由人民论坛杂志社与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研讨会围绕“究竟什么是战略知识分子”、“具有什么样的评判标准”、“他们与一般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有何区别”、“如何发现和造就战略知识分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表了重要观点。通过深入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当今中国的发展和民族复兴迫切需要加强战略研究和战略创新，这是各界共同的期待。“战略知识分子”这一重大问题的提出，意义不在于这么一个概念，而是彰显当代知识分子境界、站位与奉献精神的重要性，这才是其价值之所在。

　　虽然“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提法存在争议，但这个问题的讨论，激发了大家的思考，有利于知识界和学界去掉浮华功利的东西，唤起知识分子内在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并不是要求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或都能成为战略家，但期望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历史担当，忧国忧民，有战略眼光，有战略情怀。

　　研讨会上，专家们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展开了热烈的对话交锋，除了就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进行辨析外，还就大国复兴、中国战略等许多话题发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真知灼见，我们将其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供您品读。

　　我们认为，任何科学的提法都是时代的需要，“战略知识分子”不是对知识分子类别划分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特指，一个特称，因为社会中的确存在着其所指的知识分子类型。虽然这个概念还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在社会科学中，所有人都赞同的概念是很少见的，即使一些熟知的概念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求同存异，这本是科学研究及问题探讨应有的态度。本次高层研讨会后，人民论坛杂志将继续对“战略知识分子”问题进行跟踪与研究，欢迎参与，敬请关注。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中国战略知识分子》策划专题反响热烈

　　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9月(上)特别策划《中国战略知识分子》专题共计7篇主要文章，由1篇调查报告《中国是否需要战略知识分子》和6篇专家分析文章《传递出新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意涵》、《知识分子都应“以天下为己任”》、《知识分子与战略问题》、《呼唤战略知识分子 化解“钱学森之问”》、《古代战略知识分子的当前借鉴》、《哈佛的战略学者们》所组成。除此之外，摘要刊发了31位知名专家学者对“战略知识分子”这一问题的看法与精彩观点。

　　在《中国战略知识分子》选题组织、实施与推出前后，这一问题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特别是在专家学者及知识分子群体中激起强烈共鸣。

　　专家学者强烈共鸣，引发知识界热烈讨论

　　据不完全统计，围绕战略知识分子这一话题，已有1226位专家学者给人民论坛编辑部来电、来函或来稿，发表观点、意见建议近20万字。不少专家学者来电询问“战略知识分子”提出的背景。

　　针对这一话题，许多专家学者不仅踊跃参与，而且正反交锋相当激烈。支持者们强调，这一话题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共鸣，必将推动社会发展，引起社会广泛反响；不支持者认为这样区分意义不大，甚至可能起到负面效果，推动知识界的浮躁；还有较少数的专家强烈反对“战略知识分子”提法，认为这是鼓噪概念。

　　而总体调查结果表明，七成多的受调查者“认同”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选择“不认同”或“不好说”的受调查者各仅占一成多一点。这充分说明，战略知识分子这一重大问题的提出，既不是对某一概念进行炒作、吸引眼球，更不是为了鼓噪、引人关注，而是体现了这一问题本身的重要价值与意义，说明它值得关注，值得研讨。

　　媒体广泛关注、评论，有网友建议争做“战略网友”

　　在“中国战略知识分子”选题实施过程中，人民论坛编辑部精心设计问卷，同媒体、高校及地方党政部门20余家机构进行有效合作，进行了广泛调查。调查群体参与面广，覆盖专家学者、党政干部、公司白领及大学生等各类精英群体。调查方法既有网络问卷，也有书面问卷，还有电话采访等各种方式，比如在人民网、新浪网、腾讯网等各大网站推出网络问卷，参与者众。截至9月17日7时，参与调查的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及网友达32800余人。整个调查过程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专题文章推出后，被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及人民网、新浪网、《福建日报》等国内外近100余家媒体予以转载或评论。《新华每日电讯》把“战略知识分子”评为当月“热词”。

　　多家媒体就专题策划的调查数据、观点为由头展开论述；一些媒体就“战略知识分子”话题进行了争锋；一些评论文章还就如何培养出战略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了建议；等等。

　　专题刊发当天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和讨论，几篇专题文章进入转载各大网站的新闻排行榜。人民网强国论坛，天涯社区等一些国内知名论坛开辟战略知识分子讨论专区。网友纷纷对该话题发帖或撰文评论建言。截止至10月9日16时，以“战略知识分子”为关键词在百度进行搜索，相关页面达10，400，000条。

　　大部分反馈意见及网友留言认为“战略知识分子”这一问题的提出，切中了当前社会的期待与要求。不少网友觉得“战略知识分子”提法很有新意，而且也很认同文中所说：“战略知识分子是国家和社会特别宝贵的财富。期待战略知识分子出现。”

　　甚至有网友建议，广大网友也应发挥自己的微薄力量，争做战略网友。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整理)

　　战略谋划需要发挥知识分子作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忠杰：对知识分子作战略上的讨论，实质是提醒大家注意研究战略问题，没有必要在概念上纠缠

　　种种理由和情况都说明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战略研究。社会各方面的战略研究人员，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现实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

　　人民论坛杂志开展战略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当时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我称开展这种讨论“很有意思”，没有说“很有意义”。我估计会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是开展这个讨论可以进一步认识和发挥知识分子在战略谋划中的作用，就此而言，讨论一下是可以的。

　　今天开会是对书面讨论的深化，能够促进交流、推进认识。我的文章是在不知道别人观点的情况下写的。现在，看了其他同志的一些观点，也看了问卷调查后，我没有改变原来的观点。借此机会，我再说几层意思。

　　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战略研究

　　战略是全局性、长远性、基础性、趋势性、乃至带有一定根本性的研究。一个社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大路子走得对，大战略不出错，其他问题相对而言就好办一点，而且可以避免不应该走的弯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也好、后来的领导同志也好，都强调战略问题的重要性。现今，战略这个词在我们国家运用得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深入。党和政府已经制定了很多重要的战略，如“三步走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些战略的制定对推动改革开放和国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重研究、制定战略，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的长处。我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有一次与美洲国家组织的20多个大使交流，他们很羡慕中国能够从长远谋划自己国家的发展战略，而他们这些国家政治变动非常频繁，很难考虑长远发展问题，所以他们都说，很羡慕中国能够考虑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长远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重视研究、制定战略的这个长处应该继续发扬。

　　当今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和机遇。从国内来说，国家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绩，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战略性的谋划。五年战略、十年战略，经济、文化、政治发展战略等等都是需要的。种种理由和情况都说明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战略研究。现在我们的研究有成绩、有进步，也有不足。正因为有不足，党和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战略研究。社会各方面的战略研究人员，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现实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对世界发展、中国发展中很多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我们还没有太深入。所以，如何加强战略研究的组织性，提高研究的效率和水准，是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战略谋划人才”的提法更合适

　　我不太主张对知识分子作“战略型”、“战术型”的划分。但在问卷调查中，之所以有超过七成的人赞同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提法，我觉得，可能主要是被调查者认为中国需要战略、需要发挥知识分子在战略谋划上的作用，因而赞同使用“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但他们可能没有具体研究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构成，不同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意义和价值，以及战略与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关系。

　　首先，何为知识分子，又如何界定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很复杂，历史上讨论过多次，但没有一致的结论。争论之一是以教育经历来划分，还是以个人工作来划分。过去比较简单，在没有别的更好办法的情况下，以受教育程度来划分。政府部门一般都是这么划分的。按照这样的划分，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数量非常庞大，不仅科技教育领域，政府部门官员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其他部门也很多，再这样划分行不行？

　　其次，知识分子内部从事的工作、专业不太一样，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因此很难区分发挥的是战略性作用还是战术性作用。有时候个人从事非常专业、甚至跟政治毫无关系的工作，但一旦有所突破，很难说跟战略没有关系。

　　再次，作战略和战术区分意义不大。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不能完全归结于谋划或者谋略。打仗需要谋略，发展当中也需要区分轻重缓急做一点谋划。但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不能都用谋划、谋略来界定和分类。从谋略的角度把知识分子分成层次，有点牵强。

　　基于上述理由，本人不大赞成以战略战术来划分知识分子。最好使用“战略谋划人才”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和提法，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可以的，大家也能够接受。对知识分子作战略上的讨论，实质是提醒大家注意研究战略问题，没有必要在概念上纠缠。一批人侧重于研究战略问题是可以的，把他们称之为战略谋划人才是适当的。但也要处理好少数和多数的关系，不能说战略谋划与别人就无关了。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对战略提出建议。

　　战略谋划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我看了调查列出的关于战略知识分子的标准。这些标准，多数其实不是所谓“战略知识分子”特有的。如使命感、爱国情怀等等，是所有社会成员包括知识分子都应该有的。从广义上来说，只要擅长战略研究、能够在战略研究中发挥作用，或者就战略问题提出不同类型、不同方面真知灼见的，都可以称之为你们所说的“战略知识分子”，或我说的“战略谋划人才”。其他的只是一些基础性的条件。

　　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能起到先导作用。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曾经犯过很多错误，最大的问题是忽视知识的价值、忽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后，这方面有很大进步，今天还要继续努力。在战略问题上，要承认知识分子由于其视野开阔，考虑问题比较有深度；他们接受了较多人类文明的熏陶，比较能够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角度提出很好的建议；他们既拥有较强的专业基础，也有着比较强列的社会责任感。所以战略谋划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发挥作用不仅仅指专门从事战略研究的这部分人群，不从事战略研究的人群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问题，不能只听战略研究者的意见，也要听一听研究各个专业，如粮食问题、生物问题等等非战略研究者们的意见。

　　战略是由党和政府实施的，所以，战略人才需要党和政府发挥组织作用。党和政府各个部门都应该注意发现战略研究人才，组织社会各方面的战略人才来一起研究一些战略问题，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而提高战略谋划的水平。

　　战略思想家：中国崛起的重要方面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研究员 刘应杰：虽然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不一定合适，但是《人民论坛》通过这场讨论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具有时代敏感性，善于抓住大家关注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全球眼光、战略思维、深刻洞察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思想家，这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方面

　　听了李忠杰副主任的主题演讲，也看了《人民论坛》专门编发的一期讨论文章，受到很大启发，谈几点个人的想法。

　　这个问题具有时代敏感性

　　“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给人感觉有点别扭。我理解提出这个概念的意思，实际上是指关注和研究重大战略问题、具有战略眼光、称得上是战略思想家的知识分子。

　　虽然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不一定合适，但是《人民论坛》通过这场讨论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国战略问题。他们具有时代敏感性，善于抓住大家关注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从调查和争论的情况看，引起了各方面很大的反响。应该说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一点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为什么现在提出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

　　我想现在提出战略知识分子的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最近这些年，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也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的大问题。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既给我国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也给我们带来了历史性机遇。正是由于我们的有效应对保持了快速发展，从而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政治版图，从8国集团峰会到20国集团峰会就是一个重要象征。

　　最近几年，国际上提出了一些新概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提出“中美国”的概念——Chimerica，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提出中美两国命运共同体，虽然我们不一定赞成这样的提法，但说明中国与美国已经具有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许多国际事务需要中国与美国共同解决。

　　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既需要增强经济实力，也需要增强文化软实力。时代呼唤中国产生一批具有全球意识、国际眼光、战略思维、有大视野、大思路的战略型知识分子或者叫“战略思想家”。

　　中国还缺少一些战略型知识分子或“战略思想家”

　　我们经常说，普通西方人对于中国缺乏了解，没有我们对他们国家了解得深。我看到专业研究人员在美国华尔街随机做的一个调查，让碰到的美国人说出3个他们知道的中国人的名字，不少人说不上来；拿一张空白的世界地图，让碰到的人指出中国在什么地方，不少人指出的地方不对，甚至有人把中国指在日本列岛，或者把中国指在非洲。这说明普通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是有限的。但是，另一方面，西方专家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对西方的研究，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也超过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他们产生了不少战略型知识分子或者叫战略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观点影响到全世界。

　　这些年我们看到国外不少研究全球重大战略问题的著作。如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美国俄亥俄大学教授申卡尔的《中国的世纪》、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很长时间。还有“金砖四国”(Brics)概念的提出，美国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奥尼尔2001年提出这一概念，之后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现在已经召开了“金砖四国”领导人峰会，协调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四国的合作关系。这些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都是非常深刻的，而且产生了世界性影响。中国还没有这样研究西方和世界的著作，还没有产生这样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学者。

　　总体上，中国还缺乏这样的战略思想家，缺乏具有全球眼光、战略思维、深刻洞察力、国际影响力的思想大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批这样的人才，这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方面。

　　创造条件培养和造就一批战略型知识分子，或者叫战略思想家

　　培养和造就一批战略思想家，需要一定的条件。人们说时势造英雄，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应该造就一批引领时代风骚的人才。具体来说，还有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个人条件。所谓战略型知识分子，既要深刻了解中国，也要深刻认识世界，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人，具有开阔的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度，活跃在国际舞台，身处国际学术前沿。这需要我们更大程度的开放与交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吸收国外的一切先进成果为我所用，并且创造出融合中西、博采众长的最新思想成果。

　　二是体制条件。中国过去提出经世致用，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但要有丰厚的理论基础，同时还应该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国外大学与社会是开放的、流动的，学者可以到政府、企业工作，政府官员也可以到大学当教授，如布什时期的国务卿赖斯，原先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退下来之后重新回到斯坦福大学当教授；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原来担任高盛公司的总裁；还有现任国防部长盖茨曾担任德克萨斯农业机械大学校长。他们的政界、学界、企业界是贯通的、相互交流的，而我们则是相对封闭的，大学与社会脱节。教企业管理的教授，从来没有在企业干过；教行政管理的教授，从来没有搞过行政管理；给政府出谋划策的，不知道政府是如何运作的，政策可操作性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感觉可能往往是坐而论道，脱离实际，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学习中也有这方面的深刻感受。这样的人才培养体制，如何出得了真知灼见，如何出得了战略思想家？我认为中国要培养创造型人才，最重要的是要把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产生战略思想家的一个重要条件。

　　三是环境条件。思想的创造性应该有创造性的环境，如果限制太多，很多时候不能把自己观点充分表现出来，就不可能产生思想大家。鼓励思想创造，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历史上缺乏这样的传统，过去是科举制，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都往当官的路上挤，现在仍然受到很大影响，大学里也是这样，给一个处长、副处长，不少教授都想去干，大学行政化、学术行政化，谁的官大谁最高明，谁最有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产生大的战略思想家。要创造自由表达思想的学术环境，要创造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要尊崇科学精神、科学品质，鼓励产生更多的思想大家。

　　我们正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改革发展，会创造更多好的体制和环境条件。随着中国的崛起，我相信中国也会产生一批具有国际眼光、具有战略思维、具有世界影响的战略型知识分子或者叫战略思想家，我对此抱有很大的期望。

　　知识分子的“战略”导向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导 许正中：为什么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实际上是一个“战略”导向，呼唤知识分子要重视战略研究

　　广义的战略知识分子不能只关注未来，而是要做到五个“融合”，即：与政界融合、与实业界融合、与学术界融合、与国际融合、与未来融合，努力成为时代性的卓越人才

　　上是一个“战略”导向，呼唤知识分子要重视战略研究。概括起来，有三个背景：

　　一是新技术的突破越来越难，突破后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技术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集成化、专业化特点，这些都是技术分化的集中表现，技术之间、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趋势日渐增长。两个月前美国在实验室成功合成了生命体，两年前大部分科学家还说根本不可能。

　　二是商业模式不断创新、加速成长。美国的金融市场上，平均三个小时就产生出一种新的金融衍生品，一个星期就能推开。当然，中国这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大，主要原因就是金融创新不足。

　　三是社会治理模式不断创新。过去的农业制度延续了三千年；工业革命以后，工业制度延续了三百年；现在的知识社会是一个持续的动态发展的社会，其管理模式需要不断地创新。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最初指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创新态度、具有前瞻意识和技能的人，因而被称作“警世之钟”。我国与欧洲国家“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可追溯至“士”，无论是曾参的“仁以为己任”还是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均可体现其“社会的责任与良心”。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在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从事学术研究与技术开发、创办企业以及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发展的助推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和功能等也处于不断的变迁与演进中。当今的“知识分子”正在向精英化和大众化两个维度延伸发展，需要既能立足于专业，又可自由地跨出专业的边界；既要有世界眼光，又要有战略性思维；既有敏锐、超前的见解，乐于引领时代潮流，又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勇于启迪和助推社会进步。

　　战略知识分子是兼具学术创新、知识创造、引领社会、推动改革多项责任的复合型人才，主要以战略学研究和战略咨询作为主导。托夫勒是专门研究战略的，他可以称得上是纯粹的战略知识分子；但是，广义的战略知识分子不能只关注未来，而是要做到五个“融合”，即：与政界融合、与实业界融合、与学术界融合、与国际融合、与未来融合，努力成为时代性的卓越人才。

　　首先要直接融入政府运行，在打通与政界的渠道的过程之中发现机会、达成共识、推动决策、支撑改革。其次要与实业界相对接，既要以企业为基地促成产学研一体化，又要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在真正的科研服务企业的过程中促进新理念、新观点的快速应用与普及，真正做到新技术的产业化、促进产业聚集与升级。再者要在学术界内部相融合，包括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等的相互融合，既能立足于专业，又可自由地跨出专业的边界，练就更广范围内的统筹。另外要与国际融合，通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比对使自身研究和开发具有更强的先进性和实用性，避免步入歧途或低效率重复。最后要面向未来、回到未来，敢于抓住空白，勇作人先，只有使研究的思路和内容保持一定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才能使观点和成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知识分子要识什么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谢志强：对“战略知识分子”的讨论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它已经有了重要的附加值，进一步引起和强化了知识界对战略问题研究的关注；引发了对知识分子定位的思考

　　中国需要战略，中国需要对战略问题进行很好的研究，中国已经开始形成研究战略问题的气候；中国需要产生一批研究战略问题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优雅的称谓，我们说某某是知识分子，脑海里会有一种对其肃然起敬的感觉，这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尊师重教的传统有关。

　　当前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当下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很多，同时战略问题也变得异常突出，两方面的研究都缺一不可，都是推动中国前进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一批既埋头拉车又抬头看路的具有实干精神和志存高远的大专家、大学者，能够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长远发展付出大智慧的知识分子。对于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我的看法是中国需要产生一批研究战略问题的知识分子，但是研究什么问题不一定非要冠上一个什么名称，这显然不合适，这里面有些基本的问题要解决好，我想主要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概念要有一个科学的界定。对一些问题的讨论见仁见智是非常正常的，但有一些争论属于对相关的基本概念界定不清。记得有人曾经对知识分子作过这样的解读，大意是只知不识叫知道分子，既知又识才叫知识分子。我想一字之差则是两种境界。知识分子要识什么？就是要识大局、识长远、识根本、识规律，这些就是战略问题。所以知识分子研究战略问题是在情理之中，是责无旁贷的义务，是应该担负起来的责任，如同本职工作一样，这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社会角色应有的行为规范。古人言，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这样的胸怀和视野。

　　二是分类问题。分类是为了将大千世界繁杂的对象变得条理化，使检索和查阅变得十分方便，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变得清晰和简单。分类是一门科学，我对此没有研究，但任何分类肯定都是有目的的，都要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否则分类就失去了意义，而且还会搅乱人的思维。从知识分子在地区、行业的分布，可以将知识分子分为农村知识分子和城市知识分子，教育系统的知识分子和卫生系统的知识分子等。从知识分子本身研究的问题去划分知识分子的类型不是完全不行，但觉不妥，例如在社会学研究中，有人偏重于理论探索，有人偏重于应用对策，据此是否可以将这些知识分子划分为理论(型)知识分子和应用(型)知识分子呢？显然不行。理论来自实践，实践又需接受理论的指导，二者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关系也大致如此，彼此不能分离，在此基础上划分出战略知识分子和战术知识分子，自然会感到十分别扭。

　　既然“战略知识分子”提法不合适，为什么提出来后引起了一定反响呢？我认为，一是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对战略问题的研究，尽管我们已经提出了不少发展战略，有了一个初步的战略体系，但研究工作远远没有完成。二是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学术上的急功近利、行政化倾向等。“战略知识分子”一语惊醒梦中人，知识分子要认真反思自己的角色，是越来越接近知识分子的本色，起到了既知又识的作用，还是越来越偏离这个本位，甚至异化了。

　　对“战略知识分子”的讨论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它已经有了重要的附加值，进一步引起和强化了知识界对战略问题研究的关注；引发了对知识分子定位的思考，会促使一些人重新观照自己，回归知识分子本位；进一步推动了对大国复兴与知识分子责任之关系的再思考，在创建主流价值和多元文化中，知识阶层应该承担起何种责任？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重要战略成果，是知识分子之“识”中所得。

　　中国需要战略，中国需要对战略问题进行很好的研究，中国已经开始形成研究战略问题的气候；中国需要产生一批研究战略问题的知识分子，中国已经开始积累这方面的人才。

　　对美国有利的战略思想，有些实质是谬论

　　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会长 马振岗：在中国现在的环境条件下，即便有战略知识分子能够提出战略性高见，如果没有顺畅通道，也难起作用

　　刚听到战略知识分子这个词，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新颖、很新鲜，颇有吸引力，或者说诱惑力，没有肯定或否定。后来看了一些有关的文章，包括陶文昭教授最早发表的那篇文章，认真思考了一下，越来越觉得有点不明白，有点迷惑了。主要有三点：战略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实际作用是什么？这个概念在当今社会里有没有现实可能性或者可操作性？

　　战略知识分子如何界定

　　我国处于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确实需要更深入研究战略问题，对国家发展中各种问题提出前瞻性看法和建议。研究战略，不仅限于知识分子，政治家包括政府主要领导更需要有战略思维。这里基本是指研究的方向或研究的类别，而不是从事研究战略的人员的定性。从事研究战略问题的知识分子与“战略知识分子”是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还是大不相同。究竟如何界定战略知识分子，这需要科学的、确切的、能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在我所读到的有关文章中，一直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战略知识分子的明确界定，而更多的是些高谈阔论式的堆砌。陶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有一些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描述，人民论坛在调查选项中也列出了几条标准，我反复思考，总觉得所谓战略知识分子是用文字描绘出来的抽象的高大全形象，实际上很难有人能如此完美。如果综合所有提到的条件作为标准去选拔战略知识分子，不要说一批，恐怕一两个也选不出来。再说，这些要求的尺度怎么衡量和掌握也是个问题。我们现在不乏各种高级的头衔，实际效果如何就难说了。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教训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门类学科繁多、人员千差万别、工作岗位不一的庞大群体，是互相依存、互补互济、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他们分工不同，作用也不一样。这样一个群体里，谁算战略知识分子，谁又不是，谁高谁下，谁重谁轻，实在难以区分。袁隆平教授不是研究战略的，但他解决的问题是真正战略问题，而且是国际战略问题。陈景润一生都研究1+1=2这样一个问题，他却曾站在这个学科的前沿。他们算不算战略知识分子？什么叫战略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难以界定。

　　毫无疑问，我国处于大变革时期，更需要战略思想。实际上我国既有发展的总体战略，也有一些具体的战略策划。邓小平关于我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在21世纪头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等等，都是大的战略。但在世界错综变化的时代，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在我们的社会里，的确需要有一些人具有战略思维，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点，眼睛盯着大局，对有些问题进行高瞻远瞩研究，未雨绸缪，提出想法和建议。比如能源问题、污染问题、气候变化等问题，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我国国际地位提升后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有人从战略角度先行研究，提出及时应对方略。

　　这些人从事的是战略性研究，国家需要这样一批人才。但需不需要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样的概念，还应认真考虑和探讨。如果一定要搞，就必须有科学的界定，公众认可，社会承认，否则将会弊多利少，更不能靠什么推举、公选、赐封。有些人社会名气很大，其实在学术界名气不是很大，这类事并不罕见。

　　对美国有利的战略思想，并不意味着其手中就“掌握真理”，有些实质是谬论

　　整体讲，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具有重大作用，但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一般概念中的知识分子。真正“具有推动发展、影响历史、影响未来的重要作用”的，“有引领时代潮流的精尖的战略预见性人才”，古今中外也没有几个。他们不是“踱方步”的谋士，而是具有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在我国近代，只有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少数几个人称得上。

　　在例举战略知识分子的具体人物中，中国孔子、老子、孟子等人以及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约瑟夫·奈等人被提及。他们是否是“战略知识分子”，恐怕要具体分析。老子是伟大的辩证思想家，但他“小国寡民”的政治主张，总不能算是“引导时代潮流”的战略预见。孔孟都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但孔子的政治主张并不为各诸侯国器重，直到汉朝儒家思想才被“独尊”推崇，后来则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五四运动”中还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帜。

　　美国的几位学者学术上确有一些成就，但对他们的作用应做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既没有“引领时代潮流”，更不是“真理掌握在他们手中”。萨缪尔·亨廷顿最有名气的是他的《文明冲突论》，刚提出时美国国内就有争论，后来发生了“9·11”事件，有人就推崇他的“预见”。用“文明冲突”解释恐怖主义行为是一些美国人的歪曲，企图为美国在中东的错误政策开脱。恐怖主义的深层次的原因是政治，而不是“文明的冲突”。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和国际大局的视角看，“文明冲突论”本质是错误的，世界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态度，奥巴马总统在埃及的讲话实际也否定了这一观点。福山在冷战行将结束时推出《历史的终结》一书，做出世界历史将终结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上的论断，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这实质是对当时世界发展的西方一种过于乐观的误判。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这确实是一个颇有新意的说法。但“软实力”的运用古今早就有之，只不过没有这样生动的用词。美国实际在国际上一直重视“软”“硬”两手，并不是“软实力”这个概念提出后才开始做。

　　我国古代倡导的“王道”和“霸道”，实质就是指“软实力”和“硬实力”。美国很重视战略研究，美国几所名校也盛于此道，提出不少战略报告和文件，有的被政府采用，多数则不被重视。美国等西方国家称强世界，固有具有战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因素，但也不能夸大他们的作用。基辛格博士可算是具有很强战略思想的政治家，但如果没有尼克松的赞赏，恐怕也难发挥作用。英国从“日不落帝国”衰败到现在的境地，不是因为没有懂战略的知识分子，英国的战略研究也是很强的。还应看到，美国的战略研究根本上是为美国的利益和国际地位服务的，我们应从世界人民利益的角度对美国的战略理论加以判断，对美国有利的战略思想，并不意味着其手中就“掌握真理”，有些实质是谬论。

　　既不能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也不能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

　　我认为，既不能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也不能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包括所谓的战略知识分子。要看到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就大多数从事战略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主要起“谋士”的作用，为国家出谋划策。创造出一个“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或头衔，把他们说得神乎其神，究竟有多大现实意义，值得研究。有的学者提出战略知识分子不是政府官员做的，我觉得还是要务实一点。真正为国家、为人民长远谋划、高瞻远瞩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作用一定和社会结合，要和政府结合，要和实践结合。不能只摇着羽毛扇“闲庭信步”，更不能自命清高，自以为是。

　　钱学森向温总理提了个问题，我觉得提的很深刻。钱学森为什么向温总理提，而不向其他学者提出，他很明白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国家的决策，需要改进整个大的环境。提出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当前我国知识界确实存在不少弊病，一些知识分子身上也存在一些毛病。但靠一个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能否改变或改善这一切，我抱有很大怀疑。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一些体制有关，与大的社会环境有关。推动对当今社会知识分子应具备的标准和品质开展讨论，提高大家认识，成一种社会“压力”，可能更有现实意义。

　　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提议我不反对，但也不赞同

　　任何新的提议和概念，只有具备现实意义，才有可操作性。关于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我觉得不好操作。

　　首先，战略知识分子的界定、标准和作用，现在还缺乏明确的解释，认识也不一致。即便支持这个提法的人，看法也是多种多样，角度不同。这可能是操作的最大困难。

　　另外，与我国政治体制、社会氛围、接受程度等有关。研究美国的学者知道，美国学者研究的氛围和条件相对好一些，可以听到各种各样言论，包括一些“奇谈怪论”，而且有人出钱，所以像《文明冲突论》这类的思想才能出来。我国政府现在很重视知识分子作用，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发表意见，但现实生活中仍存在某些局限。说实话，有些见解和观点能否顺利上达，中间会碰到什么梗塞，那就难说了。在中国现在的环境条件下，即便有战略知识分子能够提出战略性高见，如果没有顺畅通道，也难起作用。如被认作“奇谈怪论”，就更难出台了。

　　再就是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我国有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但也有些质量不那么高、品德不那么好的。知识分子优点很多，缺点也不少，比如不实事求是，互相不服气，甚至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提出战略知识分子的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搞不好就可能助长浮躁情绪。

　　基于以上三方面考虑，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提议我不反对，但也不赞同。

　中国不缺所谓的战略家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 竹立家：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战术问题，是如何做并做好的问题

　　现在我们不缺少战略，更不缺 少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所谓“战略知识分子”，而是缺少具体 操作的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战术问题， 是如何做并做好的问题

　　首先，我个人认为《人民论坛》应该是战略性论坛，比较关注中国现状及未来发展的一些话题，既关注热点话题，又注重宏大叙事，所以是典型的战略论坛。但是对战略知识分子这一话题，我持反对意见。

　　什么叫战略？虽然说法五花八门，但一般认为，战略是关于重大的、长远的、全局性目标的研究。这个可能没有什么人反对。战略问题历来很重要，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讲的就是战略的重要性。因此，当我们在界定“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时候，或我们把“战略”这一概念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联系起来使用的时候，我们有必要从逻辑关系上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确切含义和内在的逻辑联系。

　　“公共知识分子”概念更为贴切、更为普遍

　　“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按照一般的理解，是指知识分子中的某种具有典型特征的人，这种人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能是指以“战略”为研究对象的人，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必要把这一类研究者专门罗列出来，凌驾于其他学科门类之上，我们既不会把以哲学为研究对象的人说成是“哲学知识分子”，也不会把以经济学为研究对象的人说成“经济知识分子”，因此我们也不会把以战略为研究对象的人说成“战略知识分子；一类可能是指本身具有“战略思维”或“战略头脑”的人，但文明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任何学科要发展都包涵着战略思维。但这两类人能被称为“战略知识分子”吗？需要认真思考。

　　我个人认为，“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提出，既不是真问题、也不是假问题，而是“伪问题”。什么是伪问题？就是制造一些混乱概念，哗众取宠，企图用这个概念掩盖一个更为贴切、更为普遍的概念，以消解“普遍概念”的典型意识形态特征。这个“普遍概念”就是国内外研究界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

　　“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对我们来说是属于舶来品。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西欧的“红色风暴”和东欧的“民主运动”中，产生出一大批“社会批评家”和“政府批评家”，他们是政府和社会的批评者，倡导与主流价值相反的一些价值，人们称这些人为“公共知识分子”。像法国哲学家沙特、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东欧的一些民主运动人士、甚至科学家爱因斯坦等，虽然他们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和专业特长，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强烈关注人类命运和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批评。目前比较典型的如美国的乔姆斯基，他说美国政府就是一只“饿狼”，他也讲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至今他还是美国政府的批评者。乔姆斯基本人是哲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学家，但也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

　　我看到你们对战略知识分子概括了几条特征，一条都不贴切。大家还是搞不懂究竟“战略知识分子”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任何学者、任何学问都要关注人类命运，关注人类未来，换句话说，都要有某种战略思维，某种战略性思考。否则，这门学科的真理性就值得怀疑，我们也不能因此把进行创造性、重大性、长远性、目的性思考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等各学科的专家称为战略知识分子。因为对于任何学科来说，“战略性”是其学科研究的本质性特征，否则，这门学科就没有其存在的价值。

　　“战略知识分子”不能与智库等挂钩

　　另外，还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战略知识分子”绝对不能与智库挂钩。因为“智库”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已经是一个很稳固的“普遍性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非常明确，这一群人之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学科专家，对来自于“私人”或“公共”委托课题进行对策性研究。其中当然也有战略性研究。但我们不能因此称这些人为“战略性知识分子”，因为这些智库服务于“利益集团”的性质非常明显。其根本特征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技术性”的更为切贴。

　　其次，不要把“战略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联系起来，也不要与我们的“老祖宗”孔孟联系起来，千万不能把他们说成是“战略知识分子”，他们的名头是伟大的思想家，有些人为了论证“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硬是把许多伟大思想家扯到所谓“战略知识分子”堆中，这其实是在降低他们的历史地位。

　　最后，不要把“战略知识分子”与学者、专家联系起来。他们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在研究过程中也或多或少要关注和涉及战略问题，这是科学研究的要求使然，不能因此把他们都叫“战略知识分子”。

　　如果“战略知识分子”不是以上三种类型的人，那他是什么，就要研究。我个人还是比较反对提所谓的战略知识分子概念。

　　现在我们不缺少战略，更不缺少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所谓“战略知识分子”

　　现在，据我个人观察，中国不缺所谓的战略家，也不缺宏观发展战略，中国存在什么问题，得了什么病大家很清楚，我们体制有什么问题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改革方向是什么，应该吃什么药大家也很清楚。我们目前的重要问题是摸着了“病根”开好了“药方”，病人不吃药或药吃不下去，或吃些治标不治本的药，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因此，现在我们不缺少战略，更不缺少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所谓“战略知识分子”，而是缺少具体操作的人。

　　好的理念、好的战略如果没有落到实处，或根本就没有落到实处的制度基础，那么，任何好的战略理念都只能是一句空话。我的结论是，关心中国发展和命运的人，最好不要醉心于热炒一些空洞的理论概念，我们的老祖宗就有这个毛病，“空谈误国”，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战术问题，是如何做并做好的问题。

　　超大型国家的战略研究只能靠自己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室主任、教授 王占阳：中国确实需要一些有眼光、有智慧、有办法的战略知识分子去更多想一想我们正面临着怎样的软硬约束

　　我们需要上升到研究人类文明的高度，需要考虑人类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通过创造一种新文明，即创造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才能度过大型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难关

　　刚才大家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有的意见我们也可以一起讨论。美国学术氛围很自由，邓小平都很赞赏，我们也来点学术自由。

　　在做一些限制以后，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以成立

　　我认为，在做一些限制以后，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战略？战略就是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对策性的思考与行动。上期人民论坛杂志的战略概念里面没有包括对策性，应该补上。战略实质上是实践性的东西，而不是单纯思想性的东西。战略的实践性首先就在于它的对策性。战略对策就是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的大对策。战略的基础是具有这三性的深谋远虑(包括有关的理论思考)，战略的落脚点则就是由此形成的战略对策及其实践。简言之，战略的核心就是战略对策，没有战略对策就没有战略。一位哲学家可以讲得很抽象、很宏观、很深刻，涵盖到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的大问题，但若没有据此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对策，那就是在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在讨论战略问题。哲学是这样，其他学科也都是这样。抽象理论是更高层次的东西，战略则是理论向实践深入延伸的东西，延伸的核心标志就是它的对策性。

　　由此，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也就可以明确了：所谓战略知识分子就是在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对策性的重大问题上比较用心、比较求真务实、比较深谋远虑、头脑比较清晰而灵活、进而能够提出比较切实的战略对策的知识分子。按照这种定义，所谓“战略知识分子”实际就是拥有这种思维类型、研究取向和研究能力的人士。所以“战略知识分子”应该是广义的，即凡是具有这种特征的人士都是“战略知识分子”。

　　不能做排他性的、等级的、职业性的分类

　　虽然“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以成立，但也要避免一些误区。

　　一是不能做排他性的分类。即不能把知识分子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战略性的，其他都是战术性的。譬如，如果把哲学家说成是“战术知识分子”，那就很荒唐。

　　二是不能做等级分类。即不能认为战略知识分子就是最高档的，其他知识分子则是较低层次的。按抽象度来说，抽象理论的层次高于战略思维。按实用性来说，战术研究的实用性也是战略研究不可取代的。形象思维与战略思维不是一个类型，更无所谓高低之分。

　　三是不能做职业性的分类。战略知识分子可以存在于不同的机构、职业、职称群体之内，并不是特定机构、职业、职称群体范围内的专有人才，所以不能根据这些职业性因素判定哪些人是战略知识分子，哪些人则不是。比如不能说只有智囊机构里的人才是战略知识分子。

　　如果把这些误区都排除掉的话，“战略知识分子”概念实际上指的就是一种类型的人，一种类型的智者，这些智者不一定是专门研究战略问题的人士，他们也有可能是既做理论研究，又做战术研究，但又在战略问题上有见长的学者。他们也不一定是专职学者，也有可能是政治家、政府官员、企业家、律师、民间研究者等等。总之，凡是这种类型的智者，都是“战略知识分子”，或曰战略思想家、战略人才等等。我认为，如果“战略知识分子”只是指这种思维类型的人才的话，这个概念就是可以成立的。

　　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特别需要战略研究

　　我认为，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意义不在于提出这么一个词，而是在于强调战略研究的重要性，这才是其实质性意义之所在。中国现在既缺战术研究，又缺战略研究，还缺理论研究，样样都缺，就是不缺学术垃圾。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好就好在可以引导和鼓励拥有战略研究潜能的各界智者静下心来研究真正的战略问题，而不是被浮躁的社会风气所俘虏。

　　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是从大国复兴的视角讨论战略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题目出得好。我们作为一个大国，而且特别是作为洲级规模的超大型国家，特别需要战略研究，但我们的战略研究相当弱，亟待大力加强。

　　邓小平绝对是超一流的大战略家，他提出了长达70年的大战略，真正做到了深谋远虑，而且整个战略思路非常切合实际，只要真正理解，认真落实，至少在最主要的大方向、大步骤、大方略上就不会有问题。但我们现在又有多少领导人、多少知识分子能够认真地考虑未来几十年的大问题，能够从国家的长远发展需要制定和实施现阶段的方针政策？现在有些所谓智囊目光短浅，根本就没有战略思维，似乎中国只要能以技术性手段解决眼前的应急性问题就够了，所提出的也都是些急功近利的政策建议，根本就是在误导国家，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之所在。

　　我们现在首先就有一个继续深入学习、理解和贯彻落实邓小平战略思想的大问题。面对21世纪，邓小平至少是提出了两大战略遗嘱，一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是想尽办法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目前在民主与民生的关系问题上争论很大，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先民生后民主，二是先民主后民生，三是民主民生相结合。这就是当前的最大战略问题，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问题。某些人士希望以民生拖延或绕过民主，继续让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邓小平则主张民生与民主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那么，究竟哪一种观点更科学、更高明，这难道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吗？

　　邓小平虽然是大战略家，但也不可能提出和解决身后的全部战略问题。他总说后代比我们聪明，实际就是要我们继续探索和前进。

　　中国大战略： 创造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才能度过资源约束难关

　　超大型国家自有其特殊的重大战略问题，特别需要认真研究。这里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这种国家规模的现代化面临越来越大的资源供应量约束。我国是人均国内资源匮乏的国家，依靠国内资源根本不可能实现发达国家现在已经实现的那种现代化。如果我们是中小型国家，那还可以通过利用国际资源解决问题。但我们是拥有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这种成功经验就在我国无法复制，因为13亿人口所需要的资源实在是太多了，不仅国内无法满足，而且国际资源也无法满足。

　　有学者估算，如果中国人都像美国人一样生活的话，就得有6个地球的资源。但我们到哪里去弄6个地球呢？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仍按这种传统的现代化道路走下去，再走个二、三十年，肯定就会走不下去了，因为首先就是大部分国内主要矿产资源都开采完了，而国际资源又不可能供得上。这件事外国智囊团和政府早已知道，而我国学者却还普遍不知道。显然，我们已经处在了一种莫大的战略险境之中，而我们却仍在往这条路上奔。

　　比如我们按照美国方式发展私人小轿车，这在我国的能源、环境、土地、空间的硬约束之中，就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后提出的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发展战略，固然能在相当的程度上使这种困境得到缓解，但这仍然不可能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了。

　　解决如此之大的战略问题，显然就需要上升到理论研究的层次了，即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向和道路。我认为，我们需要上升到研究人类文明的高度，需要考虑人类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通过创造一种新文明，即创造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才能度过这个难关。

　　人的终极需要是幸福，实现幸福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并不那么多，这就有可能形成以适度消费和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社会和谐为特征的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并以此取代以普遍追求物质贪欲的满足及其所带来的普遍过度消费为特征的普遍富裕主义的灰色文明。这种文明问题既是中国的大问题，也是世界性的大问题，因为全球资源谁都不能没完没了地挥霍下去。

　　所以，今年3月份我到美国演讲的题目就是《普遍幸福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未来》，美国等国的学者也都普遍赞成。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世界前沿讨论问题，必须站在人类发展的战略高度上研究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解决我们的这种重大战略问题，因为这种战略问题本身就是人类的发展战略问题，而我们是人类中现在就无法回避这种重大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群体。

　　超大型国家的战略问题研究只能靠我们自己，而不能依靠外国人

　　这就表明，至少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大型国家的战略问题既是一个相当特殊的问题，又是与人类的全局性、普遍性问题紧密相联的。这种战略问题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因而很需要展开多方面、多视角的战略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地只能靠我们自己，而不能依靠外国人。这种研究必须开动脑筋，解放思想，而不能简单地把中小型国家的经验视为普遍规律。比如，中小型国家依靠“大进大出”就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超大型国家则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中小型国家有可能到经济现代化基本实现之时再一举实现民主化，超大型国家则是必须在经济现代化的半途中就开始推进颇有力度的民主化，否则它就会被腐败、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所击倒。

　　所以，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必要的。我们中国确实需要一些有眼光、有智慧、有办法的战略知识分子去更多想一想我们正面临着怎样的资源约束、世界市场约束、国际环境约束、价值观约束、体制制度约束、文明传统约束等等软硬约束，想一想我们怎样才能突破这些约束而达到理想境界，想一想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以至更久远的发展战略问题。超大型国家的战略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所以超大型国家的战略研究也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延伸阅读

　　当前中国 战略研究特点

　　中国大国战略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这是与中国整个战略研究环境紧密相关的。当前中国大国战略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证研究多，理论研究少。

　　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战略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引进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因此中国学者在战略研究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多是就某一国家、某个问题进行现实分析，很少从理论高度进行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或是将现实问题纳入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基本上都是就事论事，现实分析。这一特点的好处是比较浅显、容易理解，但缺陷是缺乏理论深度，从长期看对中国战略研究的发展不利。

　　(二)理论方面主要是介绍西方的战略理论，没有中国自己的理论构架和理论模式。

　　检视当前中国的战略研究，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大而化之的宏观判断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细节分析，缺乏理论框架层面的构架是一个通病。中国对西方战略理论引进很多，但是多停留在使用借鉴的层次上，深入分析不够，更不要说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自己的理论构架和模式了。

　　(三)“战略”还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只是战略研究领域和大国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交叉课题。

　　大国战略研究首先是战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从现实状况看，大国战略研究的成果很多都是体现在一些研究大国关系的著作和文章中。

　　(四)大国战略的研究内容比较单一，研究的国别对象比较固定。

　　大国的对外战略应该包括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文化战略、意识形态战略等等，而当前的研究成果中最多的集中在了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等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领域中。研究的国家集中在五大力量中心，对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和一些地区性大国的战略研究较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金灿荣)

　“五个滞后”困扰大国复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 高祖贵：“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界定，要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来看，更多地突破已有思维框架的限定

　　“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正是响应国家发展迫切需要和各界热切期待，为解决当前“五个滞后”作出的积极重大尝试和努力

　　“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一提出就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说明它触及到了一个跨越理论和实践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仔细分析，可以看出，有关这个概念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尽管对具体的表述意见不一，但观点背后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当今中国的发展和民族复兴迫切需要加强战略研究和战略创新，这是各界共同的期待。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五个重要的背景性原因，或者可以概括为“五个滞后”：

　　一是战略研究滞后于国家发展的需求。尽管战略研究已经在各界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有的方面的战略研究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国家也在加紧制定各类不同形式的战略，但是，由于我们的国家发展变化太快，世界的发展变革和调整太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化太快太大，这对战略研究和战略谋划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要求。现有的战略研究和战略谋划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滞后于需求。我们党历来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当今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对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搞理论工作的需要更多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不断快速变化的实践，从事实际工作的需要提升理论思想水平，善于从更高站位和更宽广视角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为什么以往有很多争论，我觉得就是结合的问题。如果战略实施肯定要结合，很多理论需要实践，但是实践和理论脱节。

　　三是理论和实践的全面系统滞后于需求。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当今世界演变的系统性和国家发展的系统性均已达到新的更高水平。这要求理论研究在专业化深入发展的同时更多注重综合、交叉、集成和提升，要求实际工作在遵循规律深入做好具体工作的同时要兼顾全局联动。

　　四是理论和实践的中外结合滞后于需求。当今中国的复兴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展开的，是在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向全世界扩展的背景下展开的，是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高度紧密互动背景下展开的，这意味着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无论是哪个领域和方面，都需要在更加全面深入掌握国情的同时，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搞好内外结合。

　　五是理论和实践的科学、理性和深刻滞后于需求。这表明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和紧迫。“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以及《人民论坛》就此进行调研、刊载文章和举办高层论坛，正是响应国家发展迫切需要和各界热切期待，为解决上述“五个滞后”作出的积极重大尝试和努力。这至少将在两个方面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一是有利于激发思考、推进讨论、提高认识，推动各界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形成比较广泛、理性、负责的共识，进而从各自不同角度为更好地适应上述国家发展的需要作出更大努力。

　　二是有利于形成更多的中国概念、中国主张、中国思想，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对内有助于引导舆论健康发展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外有助于提升政治影响力、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

　　至于“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界定，要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来看，更多地突破已有思维框架的限定。总体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未来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和即将为“战略知识分子”的形成和壮大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利条件，为其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任何科学的提法都是时代的需要

　　——关于“战略知识分子”之我见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邹东涛：必须肯定，战略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大于非战略知识分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

　　战略的特色是“高瞻远瞩，宏观规划”，战术的特色则是“脚踏实地，微观落实”。显然，战略是主宰和决定战术的，战略上的失误是全局、根本性的失误。而没有战术(策略)支撑和落实的战略则是一纸空文

　　我旗帜鲜明地赞同“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提法。任何科学的提法都是时代的需要，而时代需要的东西必然会推向时代前沿。因为大国崛起需要大战略，而大战略需要战略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这种知识分子，实践必然地会创造出这样的知识分子。

　　“战略知识分子”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战略知识分子”指各个行业和专业从事战略研究的知识分子，比如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科技战略、改革战略、发展战略、重大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等等。我想，《人民论坛》提出的战略知识分子则相对狭义一些，不含重大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主要是指社会科学界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和走向世界大国战略思维有关的知识分子。

　　之所以我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情有独钟，因为自改革开放伊始迄今，无论是在基层的陕西安康，还是西安、北京，我自己大量的思考、研究和著述主要集中在国家和社会的宏观层面，亦即战略层面，其中有经济问题，也有非经济问题。而这种思考、研究和著述，大部分不是任何组织的派遣，而是自觉自愿自主的行为。应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即自改革开放伊始就加入研究队伍的知识分子，大多属于这种类型。

　　战略是主宰和决定战术的，战略上的失误是全局、根本性的失误。而没有战术支撑和落实的战略则是一纸空文

　　战略原本是研究战争的用语，是相对于战术(策略)而言的。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关于全局性、未来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重大决策。而战术(策略)的基本含义则是实现战略目标而制定的近期、局部的手段、举措和方法。战略的特色是“高瞻远瞩，宏观规划”，战术的特色则是“脚踏实地，微观落实”。显然，战略是主宰和决定战术的，战略上的失误是全局、根本性的失误。而没有战术(策略)支撑和落实的战略则是一纸空文。

　　中国和世界自古就产生了一大批著名战略家，如商鞅变法战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诸葛亮的《隆中对》从战略上分析了东汉末年群雄纷争中的天时、地利、人和大势，助刘备建立了蜀汉。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和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略论》，都是世界历史上的著名战略经典。

　　毛泽东则是世界公认的大战略家，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主要著作，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指路明灯。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与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如果没有战略上的正确设计和决策，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邓小平同志尊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总设计”就是“战略规划”。如改革先农村后城市、先简单后复杂、先温饱后发展、先试点后推广、先经济后政治、先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渐进式推进，以开放促进改革的“倒逼机制”、经济发展阶段的“三步走”、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等等。而这些战略又包含着一系列正确战术的落实。

　　我们必须看到，邓小平的“总设计”和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离不开一大批战略知识分子的群策群力，因为所有战略规划和决策都创造性地吸纳、集合了一大批战略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的战略探讨和战略思维。

　　战略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大于非战略知识分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

　　必须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一大批战略知识分子。什么是战略知识分子？我想，无非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行战略思维和研究的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不掌握公权力，但自主忧国忧民，高瞻远瞩地思考和研究中国长治久安和民富国强的大战略问题。

　　这就客观上对战略知识分子有着更高的要求：要有博大的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心胸和抱负；要有广博的知识结构，不仅要有较深的经济学、哲学、法学修养，也需要文化、社会、中外历史的修养，如同我多年前提出的“十字型人才”，即既具有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也需要在某一方面有较深的思考，从而能够和善于创新的人才；要有战略思维的兴趣和能力。

　　必须肯定，战略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大于非战略知识分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然而，我们必须以平常心看待战略知识分子，不要以为谁有战略思维就更伟大，就高人一等。有人善于搞战略思维，有些人善于搞战术思维。战略知识分子与非战略知识分子是思维和研究的分工，而不是身份的分等。

　　国家和社会需要战略思维，也需要非战略思维；需要有研究长远、重大问题的，如长远发展规划、宏观经济稳定，但并不需要大批人从事此项研究；也需要有研究短期、局部、具体问题的，如价格、市场竞争、楼市、企业管理等，而且需要更多的人从事此项研究。

　　因此，我认为，固然要承认和肯定战略知识分子的存在、地位和作用，但不宜于刻意单方面评选战略知识分子，更不能专门评选“优秀”战略知识分子。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知识分子内部的对立与分裂。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团结和凝聚比某个方面“评优”对国家、社会更加重要。

　　识别那些话语的圈套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李德顺：我们中国现在的形势，是出思想大家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出大家，也能够出大家

　　要理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还是要用科学、民主、法治的眼光，要多琢磨“理”，少算计“人”，更要识别那些话语的圈套

　　我不主张热炒“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这里透露出的是一种文化浮躁的信息。如果以提高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推动中国社会的振兴为目的，那么这种热炒则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战略”的重要性与“战略知识分子”概念并不相干

　　在我看来，围绕“战略”两个字已经说的太多，而对“知识分子”却思考得太少、太不够了。对“知识分子”概念缺少深入思考和反思，却出于某种需要而反复炒作，这是近些年社会上急功近利、文化浮躁中的一个典型迹象。实际上，如同道德的重要性并不是实行“以德治国”的合理根据一样，“战略”的重要性也与提出“战略知识分子”概念并不相干。怎么看知识分子，需要一点客观冷静的精神。

　　我们过去曾有一个偏向，就是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看成是“皮上之毛”，总是要给它找张“皮”来依附。这意味着知识分子是没有独立性的存在，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权利和责任，完全是一个依附性的社会阶层。当然，这是“左”的时期的旧观念。这个观念在文化大革命后被邓小平纠正了。纠正以后又出现了另一个偏向，就是追求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标榜知识分子要充当社会良知的代表和道德权威，充当裁判者、社会批判者甚至是反政府主义者的角色，等等。

　　有些人热炒“知识分子”概念，或把它转化成什么“知道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等，现在又提出了“战略知识分子”。我理解，这些仍不过是在同一个旧的思路上走极端的表现，并不代表科学、严谨、求实的精神。

　　关于知识分子，不仅有一个科学认识问题，也有一个价值追求问题。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开始，去探索怎样理解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地位和作用。我在90年代曾为这个问题写过文章，后来收进《话语的圈套》这本书里。我认为，在现代社会，知识、科学、文化越来越成为公共领域、公共财产、公共权力；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就在于他是人类知识、精神文化成果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生产者和开创者。在这种情况下，对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根本的态度，是充分理解、尊重他们，发挥知识、科学、思想、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是问题的“理”之所在；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些个人，则是在社会分工中，承担这些作用的具体“人”。一般说来，理是不变的，而人是多变的。所以要理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还是要用科学、民主、法治的眼光，要多琢磨“理”，少算计“人”，更要识别那些话语的圈套，排除那些误导人、诱惑人的虚假概念。

　　划分和推选什么“公共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知道分子”之类，原本是一些学者自己提出来的。当然，学者个人研究什么问题的都有，提出什么概念的也都有，这些应由学界自己去探讨和澄清之，不要轻易拿到学术以外去解决。一旦动用国家社会的行政权力和媒体的公共权力来干预和炒作，就会图了一时的热闹，而丢失了科学、民主、法治的文化精神，甚至导致一些人心态失衡。从真正战略高度思考问题，我们应该强调知识的重要、科学理论文化的重要，不要让知识分子心态失衡。

　　所以说到“战略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提法总体上给人的文化感觉并不好。如果按照“战略”这个概念的严格定义，古往今来的大哲学家都不应该算战略知识分子，而应该是“超战略知识分子”！问题是，戴上这顶帽子有什么意义？我想，假如人家给我戴“战略知识分子”的帽子，我会觉得不是光荣，而是耻辱。为什么？就像我本来有自己的一身衣服，一直穿着，你偏跑过来说有一套更好的衣服，结果让我穿上一身花里胡哨的新衣服，这就让人很不舒服了。我为什么要按你的标准穿衣服呢？这就是我一再强调要“多讲理、少琢磨人”的意思。

　　时代呼唤思想大家，但切记南辕北辙

　　我们中国现在的形势，是出思想大家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出大家，也能够出大家。但是怎么出大家？不是你想要出，号召出，就能够出大家的。近年来中央和各级政府扶持出大家的政策很多，如“跨世纪人才”、“百千万工程”、“长江学者”、“211”、“985”、各个层级的“大师”培训班等等，投入的力度很大，钱也花了不少。效果怎样呢？我觉得，有些做法本身是有问题的。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瓜农，想让自己地里长出又大又好的瓜来，但他不是好好经营整块瓜地，而是到地里去挑选出几个瓜来，指定它们长成大瓜，并且把水肥等资源只向这几个瓜倾斜，还不时去拨弄这几个瓜，看它长得怎样，那么他能够收获很多又大又好的瓜来么？

　　思想文化领域里真正的大家、大师是怎么成长起来的？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远的不说，我们不妨就近研究一下马克思：马克思是如何能够写出《资本论》来的？除了他个人的天才和勤奋，有哪些社会条件对他是有利的保证？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的国家社会，现在就可以致力于把那些有利的保证条件都充分供应出来；再研究一下：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写完《资本论》？因为他实际上是穷死、累死在半路的。那么，我们的国家社会，能不能把使马克思完不成《资本论》的所有不利条件统统加以改善呢？改善以后，让现在的“马克思”们能够安心完成他们的“资本论”。如果这两方面的条件齐备了，我相信就迟早会出当代的马克思，出当代的大师。国家社会在提供了上述保证之后，就可以坐等大家、大师出现了。是不是呢？

　　所以，要出大家(“战略知识分子”)的愿望是好的，但不要干南辕北辙的事，不要干欲速则不达、起反作用的事，否则就会犯战略性的错误。

　　延伸阅读

　　究竟该如何界定“知识分子”

　　对于“知识分子”，历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与对待方式。迄今我们看到的最典型的界定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政治社会学的界定。如《辞海》1989年版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

　　第二种界定方式，其涵义属于文化社会学的界定。它主要是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种理解方式。《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是指十九世纪俄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这样一些人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对国家的落后状况、沙皇的专制独裁产生不满，并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也包括了一些官僚、地主和军官。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

　　我个人认为，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还是应该回到对“知识生产”的理解上来。不妨这样说：“知识分子是掌握并运用人类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从事精神生产的人”。这个简单定义包含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对“知识”概念的广义解释。在这里用“精神文化成果”来表述“知识”，意味着不再把知识仅仅等同于对外部对象的认识，如自然科学的成果；而且把人类关于自身生活的精神成果，如道德、艺术、哲学等人文科学的成果和文化精神本身也包括在内。

　　其次是用“精神生产”取代“脑力劳动”。仅仅用脑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殊标志，致力于(广义)知识的发展、积累和传播，即从事精神生产活动，才是其本质。

　　最后，这个定义把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作用的理解，落脚于对“精神生产”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如果人们重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现实的启示，那么就会知道，对“精神生产”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李德顺/文)

　战略知识分子是一个特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陈红太：“战略知识分子”不是对知识分子类别划分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科学分类的概念，它是一个特指，一个特称

　　“战略知识分子”不是对知识分子类别划分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科学分类的概念，它是一个特指，一个特称。知识分子应该注重在知识的内涵上，在知识分子本身实质内涵上多思考，不要在这些标签上下功夫

　　我非常赞成李德顺教授的思考，知识分子应该注重在知识的内涵上，在知识分子本身实质内涵上多思考，不要在这些标签上下功夫。我虽然赞同李老师的思考，但是我和他的观点不一样。我谈点看法。

　　“战略知识分子”不是对知识分子类别划分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特指，一个特称

　　一是中国确实需要重视战略问题研究，这个方面研究相对滞后。并且正如邹东涛教授所言，战略研究有官有化趋向，我们知识界在这方面承担责任少。实际上，一个大国的崛起需要软实力的提升。软实力怎么提升？如果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不能创造理论和文化，那是不行的。所以我非常赞同对战略问题的研究和关注。

　　二是中国应创造更加优化的体制和学术环境，为成就战略大家和学术大师创造条件。但我更赞同这样的看法，真正大师的出现，并不是我们创造条件创造出来的，而是时代造就的。所以我并不认为假如条件不好就出不了大师，只要历史到那里，需要一个大师出来，他就一定能出来。

　　三是不要过于纠缠这个概念。这个问题的讨论，它的意义在于引起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正确定位和大国兴起责任的一种反思，去掉知识界和学界浮华功利的东西，唤起知识分子内在的良知、人格和社会责任。

　　我非常赞成这个概念的提出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战略知识分子”不是对知识分子类别划分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科学分类的概念，它是一个特指，一个特称。如果变为对知识分子类别划分的概念，那就麻烦了。战略、战术、基础研究、实证研究、思政知识分子等等，就乱套了。所以就是一个特称，并且只能限于极少数人。我们鼓励要造就这样的大师，我们要提倡这个东西，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扮演这么个角色。战略知识分子实际是我们心中对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一种召唤。

　　战略知识分子的实质内涵

　　从上述对战略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特指的理解出发，我认为，仅仅有战略思维、关注国家发展大势的知识分子和从事有关发展战略研究的知识分子，还不能称之为战略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应该是能够比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历史发展大势和大格局变化的知识分子。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有战略思维是不够的，还要有战略判断所必需的知识和能力。这种战略判断的知识和能力，我把它归于“三个一”：第一，能够发现现实政策与实际主导文化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同一性，就是政策和现实主导意识形态之间同一的东西；第二，能够发现书本知识或教条与现实实践和需要之间的同一性；第三，能够发现纷繁的社会现象和需要与社会发展大势之间的同一性。能够准确把握这三个“同一性”的人，可以称得上“战略知识分子”。也就是能够通晓传统中国人所说的“政教合一、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知识分子，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战略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

　　成为合格的战略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六性：公益性，以人类、民族和国家的兴亡为己任，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历史性，通古今之变以判断大势和曲折；世界性，具有世界眼光和文明比较的知识和视野以分辨异同和影响；实践性，必须对发生的社会现象有比较准确的认知和掌握，必须有切身的实地考察和调研；综合性，具有交叉学科的知识，而不仅仅被一种学科的学术视野和方法所限，可以从多维度思考和判断问题；创新性，仅仅传授知识和运用知识，不可能形成对未来和规律作出相对准确判断的能力；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是战略知识分子必备的素质之一。

　　战略知识分子不是一个标签和口号，也不是对知识分子进行分类的一个概念，切记不要把知识界和学界的浮躁从一个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

　　战略知识分子的来龙去脉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陶文昭：许多东西不是概念搞清楚了才能用，而是只要是现实存在的，就可以先提出来加以探讨

　　我认为“大国复兴”几个字，鲜明地点出了战略知识分子提出的背景。大国要有战略，无战略不足以兴起，更难以长盛。当下中国是正在兴起的超级国家，尤其需要战略眼光

　　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我先用的。使用这个提法，既是有心栽花，也是无心插柳。说有心栽花，是指对此有所考虑。在学术上，我以前做过知识分子研究，出版过一些书籍和文章，对知识分子概念以及背景知识比较熟悉。在政治上，近年来强烈感觉到中国崛起过程中，需要知识分子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且也注意到近期关于领导干部要有战略眼光的提法。从以上这些，提出这个概念不是随意的灵动，算是有感而发。说无心插柳，是指具体写作《战略知识分子的标志》的短文时，并无特别的考虑。只是无意中抛了一块砖，是《人民论坛》杂志发掘了此概念，进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既然引起了热议，也促进我注意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各种看法。通过再思考，我有三个基本看法。

　　一是中国需要战略知识分子。中国需要思考宏大的、长远的战略问题，这应该是共识。战略眼光落实到具体阶层，首当其冲是政、企、学三界，他们是社会的中坚。政是官员，高级官员需要有战略眼光，这一点无须多解释；企是企业家，中国的大企业家也要有战略眼光。如果经济长期增长，GDP之类上去了，却没有民族品牌，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国家也谈不上是崛起；知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有学术上复兴的责任，即创造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而且要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提供战略支持。在政、企、学三界中，知识分子是靠知识、脑袋吃饭的人，在功能上更侧重于做冷静的、长远的思考，有时间、有能力更有责任去“踱方步”。知识分子的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能为政府官员、企业家出谋划策，能对全社会的思维起到引导作用。

　　二是这个概念可以用。有关知识分子概念的使用，很复杂。西方语境中常用“公共知识分子”乃至“独立知识分子”。谈公共知识分子，多强调其批判精神。批判一词，有时在中文中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知识分子不仅是批判性的，也是建设性的。又如独立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见风使舵，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如果延伸到政治上，尤其将“独立”二字特指政治上的异议或持不同政见，就难以取得社会的共识。战略知识分子也要求浓郁的社会关怀，也要有学术上的创见，这些似乎也在讲究公共性、独立性，与公共知识分子之类也有交集。但是，战略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所指是不同的，范围不同、要求不同，语境不同。如果西方话语的公共知识分子之类的词能用，那么战略知识分子也可以用。当然，究竟如何准确定义和定位战略知识分子，还需要探究。但社会中的确存在着其所指的知识分子类型。在社会科学中，所有人都赞同的概念是很少见的，即使一些熟知的概念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我的看法是，许多东西不是概念搞清楚了才能用，而是只要是现实存在的，就可以先提出来加以探讨。战略知识分子问题，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从概念推导出来的，而是从实际中提出来的。

　　三是呼唤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提战略知识分子，也是针对知识界存在的问题，鞭策知识分子奋发。士不可以不弘毅，为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当鞠躬尽瘁。当然，战略知识分子只是知识群体中的少数。提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并不是要求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或都能成为战略家，但期望所有知识分子都要忧国忧民，有战略眼光，有战略情怀。

　　讨论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秦宣：战略知识分子这个讨论不管沿着什么方向发展，不管这个概念是否成立，但讨论此问题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

　　不管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否成立，但讨论此问题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这一问题的讨论凸显了时下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是研究重大战略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二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这一讨论凸显了时下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时下，我们正在讨论“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预计这种讨论还将继续下去。也许这个概念会慢慢流行开来，也许这个概念很快会被人们淡忘。不管这个讨论沿着什么方向发展，不管这个概念是否成立，但讨论此问题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这一讨论凸显了时下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是研究重大战略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二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当代中国正处在大改革大转型之中。我们原以为，冷战结束后，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太平，人们的交往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方便，但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并没有太平，人们的交往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原以为中国发展起来后，人们的生活质量会更高，社会发展会更加健康平稳，但事实是发展起来后比没有发展面临的问题更多，人们面临的思想认识问题更多，未来预期并不美好。

　　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可今天的世界，变化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于哲学家解释世界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所以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家，需要学术大师。至于这样一些人，到底是叫战略知识分子，还是公共知识分子，还是用其他何种称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确实需要一批胸怀宽广、志趣高远，有着雄才伟略的大专家、大学者。

　　当代中国需要“四有”知识分子

　　——当代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必须时刻关注当今世界形势的变化，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全球化已将世界各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但目前的全球化并不是扁平的，“你”与“我”之间的地位并非平等的。东西之间意识形态的矛盾、南北之间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宗教文化上的冲突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并不完美的画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发展必须融入世界。中国要融入世界，就必须了解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有责任和良心的知识分子，必须心怀天下，深入分析研究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应对之策；必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必须研究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挑战，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必须立足中国，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问题意识，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重大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无数事实表明，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的提出是理论创新的起点。知识分子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注重研究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促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国情，立足当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系统周密地研究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获取理论创新的浓厚源泉和强大动力，勇敢地开拓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以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全局观念，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业的整体性研究。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许多发展中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许多旧问题解决之后，新问题又暴露出来；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往往带来其他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必须考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必须考虑如何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创新型国家。要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就必须更好地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还必须解决好包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看病、子女上学、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在内的一系列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必须考虑城乡、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在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基本实现小康之后，必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问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何构建和谐文化，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些问题都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需要知识分子做理性分析和科学研究，找出问题的症结，拿出可行的对策。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具有战略思维。真正的学术大师，除了具有远大的抱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浓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外，还需要具有战略思维，具有长远发展、宏观发展眼光。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告诉我们：“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知识分子不是先知先觉者，也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考虑十几代人，更不考虑几十代人之后的事情，但“几代人”延续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比如说，再过十年，我们将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2020年到2050年，是中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最后30年，关键30年。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阶段性特征，会遇到哪些难以避免的问题，我们的优势在哪？我们的困难在哪？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事先研究和考虑的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这是当代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善于从战略上思考和研究问题，紧紧抓住关系国家发展的关键，找到解决问题、推动科学发展的正确路径和最佳方案。

　　延伸阅读

　　美国战略流派和思想渊源

　　美国在战后建立国际秩序和发挥领导作用时同时追求两个战略。一是现实主义的战略，其核心是均势、遏制、威慑和首要地位。这个战略随着冷战而降生，又随着苏联崩溃而失去了一定的存在意义。另一个战略可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大战略，它关注的焦点在于推动市场开放、推进民主、促进制度合作和多边联系，并把这些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础。这两种战略一起为美国的安全职责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具体议程。这两种战略方向仍然是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的主流。

　　如今，又出现了另外两种战略趋向，一是新保守主义的大战略。由于受到畏惧恐怖主义、被欧洲反战主义蔑视以及冒险精神等因素驱使，又受到美国单极力量凸显的激励，这些“新原教旨主义”思想家们正在鼓吹美国全球统治时代的到来，鼓吹美应大胆、单边地运用美国军事力量、逐步摆脱多边主义的羁绊、向有邪恶潜伏的国家积极推进自由和民主。对伊拉克的占领是新保守主义的既定目标，也是他们的重大成果。

　　另一种不太引人瞩目的大战略可称为新孤立主义，它自“9·11事件”以后已逐渐淡出。这是一种战略超脱的民族主义态度，认为美国力量应撤回美国本土，以起一个“离岸平衡”的作用。新保守主义战略和新孤立主义战略看似对立，但实际上它们在两个方面相互补充。新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思想家都支持伊拉克战争。新保守主义者想改造中东，而民族主义者只是简单地想除掉一个威胁然后回家。他们赞成战争的这一观点是一致的，而分歧在于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卷入战后伊拉克事务。民族主义者不想要一个帝国，但如果使用武力能为保障美国本土安全铺路的话，他们会使用武力。

　　9月18日上午，“大国复兴与战略知识分子”高层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刘应杰，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会长马振岗等10多位知名专家出席会议并分别作主题演讲或发言。人民论坛杂志社总编辑贾立政、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秦宣分别主持会议。研讨会由人民论坛杂志社与中国人民大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研讨会围绕“究竟什么是战略知识分子”、“具有什么样的评判标准”、“他们与一般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有何区别”、“如何发现和造就战略知识分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发表了重要观点。通过深入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认为：

　　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当今中国的发展和民族复兴迫切需要加强战略研究和战略创新，这是各界共同的期待。“战略知识分子”这一重大问题的提出，意义不在于这么一个概念，而是彰显当代知识分子境界、站位与奉献精神的重要性，这才是其价值之所在。

　　虽然“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提法存在争议，但这个问题的讨论，激发了大家的思考，有利于知识界和学界去掉浮华功利的东西，唤起知识分子内在的荣誉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并不是要求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或都能成为战略家，但期望所有知识分子都有历史担当，忧国忧民，有战略眼光，有战略情怀。

　　研讨会上，专家们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展开了热烈的对话交锋，除了就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进行辨析外，还就大国复兴、中国战略等许多话题发表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真知灼见，我们将其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供您品读。

　　我们认为，任何科学的提法都是时代的需要，“战略知识分子”不是对知识分子类别划分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特指，一个特称，因为社会中的确存在着其所指的知识分子类型。虽然这个概念还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在社会科学中，所有人都赞同的概念是很少见的，即使一些熟知的概念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求同存异，这本是科学研究及问题探讨应有的态度。本次高层研讨会后，人民论坛杂志将继续对“战略知识分子”问题进行跟踪与研究，欢迎参与，敬请关注。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

　　《中国战略知识分子》策划专题反响热烈

　　人民论坛杂志2010年9月(上)特别策划《中国战略知识分子》专题共计7篇主要文章，由1篇调查报告《中国是否需要战略知识分子》和6篇专家分析文章《传递出新的价值取向和精神意涵》、《知识分子都应“以天下为己任”》、《知识分子与战略问题》、《呼唤战略知识分子 化解“钱学森之问”》、《古代战略知识分子的当前借鉴》、《哈佛的战略学者们》所组成。除此之外，摘要刊发了31位知名专家学者对“战略知识分子”这一问题的看法与精彩观点。

　　在《中国战略知识分子》选题组织、实施与推出前后，这一问题引起了强烈反响，受到媒体和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特别是在专家学者及知识分子群体中激起强烈共鸣。

　　专家学者强烈共鸣，引发知识界热烈讨论

　　据不完全统计，围绕战略知识分子这一话题，已有1226位专家学者给人民论坛编辑部来电、来函或来稿，发表观点、意见建议近20万字。不少专家学者来电询问“战略知识分子”提出的背景。

　　针对这一话题，许多专家学者不仅踊跃参与，而且正反交锋相当激烈。支持者们强调，这一话题引起了我们的强烈共鸣，必将推动社会发展，引起社会广泛反响；不支持者认为这样区分意义不大，甚至可能起到负面效果，推动知识界的浮躁；还有较少数的专家强烈反对“战略知识分子”提法，认为这是鼓噪概念。

　　而总体调查结果表明，七成多的受调查者“认同”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选择“不认同”或“不好说”的受调查者各仅占一成多一点。这充分说明，战略知识分子这一重大问题的提出，既不是对某一概念进行炒作、吸引眼球，更不是为了鼓噪、引人关注，而是体现了这一问题本身的重要价值与意义，说明它值得关注，值得研讨。

　　媒体广泛关注、评论，有网友建议争做“战略网友”

　　在“中国战略知识分子”选题实施过程中，人民论坛编辑部精心设计问卷，同媒体、高校及地方党政部门20余家机构进行有效合作，进行了广泛调查。调查群体参与面广，覆盖专家学者、党政干部、公司白领及大学生等各类精英群体。调查方法既有网络问卷，也有书面问卷，还有电话采访等各种方式，比如在人民网、新浪网、腾讯网等各大网站推出网络问卷，参与者众。截至9月17日7时，参与调查的党政干部、专家学者及网友达32800余人。整个调查过程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专题文章推出后，被新华社、中央广播电台及人民网、新浪网、《福建日报》等国内外近100余家媒体予以转载或评论。《新华每日电讯》把“战略知识分子”评为当月“热词”。

　　多家媒体就专题策划的调查数据、观点为由头展开论述；一些媒体就“战略知识分子”话题进行了争锋；一些评论文章还就如何培养出战略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了建议；等等。

　　专题刊发当天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和讨论，几篇专题文章进入转载各大网站的新闻排行榜。人民网强国论坛，天涯社区等一些国内知名论坛开辟战略知识分子讨论专区。网友纷纷对该话题发帖或撰文评论建言。截止至10月9日16时，以“战略知识分子”为关键词在百度进行搜索，相关页面达10，400，000条。

　　大部分反馈意见及网友留言认为“战略知识分子”这一问题的提出，切中了当前社会的期待与要求。不少网友觉得“战略知识分子”提法很有新意，而且也很认同文中所说：“战略知识分子是国家和社会特别宝贵的财富。期待战略知识分子出现。”

　　甚至有网友建议，广大网友也应发挥自己的微薄力量，争做战略网友。 (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整理)

　　战略谋划需要发挥知识分子作用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李忠杰：对知识分子作战略上的讨论，实质是提醒大家注意研究战略问题，没有必要在概念上纠缠

　　种种理由和情况都说明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战略研究。社会各方面的战略研究人员，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现实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

　　人民论坛杂志开展战略知识分子问题的探讨，当时约我写一篇文章，我写了。我称开展这种讨论“很有意思”，没有说“很有意义”。我估计会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是开展这个讨论可以进一步认识和发挥知识分子在战略谋划中的作用，就此而言，讨论一下是可以的。

　　今天开会是对书面讨论的深化，能够促进交流、推进认识。我的文章是在不知道别人观点的情况下写的。现在，看了其他同志的一些观点，也看了问卷调查后，我没有改变原来的观点。借此机会，我再说几层意思。

　　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战略研究

　　战略是全局性、长远性、基础性、趋势性、乃至带有一定根本性的研究。一个社会的发展、一个国家的发展，大路子走得对，大战略不出错，其他问题相对而言就好办一点，而且可以避免不应该走的弯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也好、后来的领导同志也好，都强调战略问题的重要性。现今，战略这个词在我们国家运用得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深入。党和政府已经制定了很多重要的战略，如“三步走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些战略的制定对推动改革开放和国家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重研究、制定战略，某种程度上也是我们的长处。我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有一次与美洲国家组织的20多个大使交流，他们很羡慕中国能够从长远谋划自己国家的发展战略，而他们这些国家政治变动非常频繁，很难考虑长远发展问题，所以他们都说，很羡慕中国能够考虑未来五年、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长远发展的问题。所以，我们重视研究、制定战略的这个长处应该继续发扬。

　　当今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和机遇。从国内来说，国家在改革发展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绩，也遇到了很多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有战略性的谋划。五年战略、十年战略，经济、文化、政治发展战略等等都是需要的。种种理由和情况都说明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战略研究。现在我们的研究有成绩、有进步，也有不足。正因为有不足，党和政府需要进一步加强战略研究。社会各方面的战略研究人员，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现实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对世界发展、中国发展中很多重大战略问题的研究，我们还没有太深入。所以，如何加强战略研究的组织性，提高研究的效率和水准，是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战略谋划人才”的提法更合适

　　我不太主张对知识分子作“战略型”、“战术型”的划分。但在问卷调查中，之所以有超过七成的人赞同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提法，我觉得，可能主要是被调查者认为中国需要战略、需要发挥知识分子在战略谋划上的作用，因而赞同使用“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但他们可能没有具体研究知识分子的地位、作用、构成，不同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意义和价值，以及战略与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关系。

　　首先，何为知识分子，又如何界定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很复杂，历史上讨论过多次，但没有一致的结论。争论之一是以教育经历来划分，还是以个人工作来划分。过去比较简单，在没有别的更好办法的情况下，以受教育程度来划分。政府部门一般都是这么划分的。按照这样的划分，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数量非常庞大，不仅科技教育领域，政府部门官员基本都是知识分子，其他部门也很多，再这样划分行不行？

　　其次，知识分子内部从事的工作、专业不太一样，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因此很难区分发挥的是战略性作用还是战术性作用。有时候个人从事非常专业、甚至跟政治毫无关系的工作，但一旦有所突破，很难说跟战略没有关系。

　　再次，作战略和战术区分意义不大。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不能完全归结于谋划或者谋略。打仗需要谋略，发展当中也需要区分轻重缓急做一点谋划。但知识分子所做的工作不能都用谋划、谋略来界定和分类。从谋略的角度把知识分子分成层次，有点牵强。

　　基于上述理由，本人不大赞成以战略战术来划分知识分子。最好使用“战略谋划人才”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和提法，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可以的，大家也能够接受。对知识分子作战略上的讨论，实质是提醒大家注意研究战略问题，没有必要在概念上纠缠。一批人侧重于研究战略问题是可以的，把他们称之为战略谋划人才是适当的。但也要处理好少数和多数的关系，不能说战略谋划与别人就无关了。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对战略提出建议。

　　战略谋划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我看了调查列出的关于战略知识分子的标准。这些标准，多数其实不是所谓“战略知识分子”特有的。如使命感、爱国情怀等等，是所有社会成员包括知识分子都应该有的。从广义上来说，只要擅长战略研究、能够在战略研究中发挥作用，或者就战略问题提出不同类型、不同方面真知灼见的，都可以称之为你们所说的“战略知识分子”，或我说的“战略谋划人才”。其他的只是一些基础性的条件。

　　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能起到先导作用。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曾经犯过很多错误，最大的问题是忽视知识的价值、忽视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以后，这方面有很大进步，今天还要继续努力。在战略问题上，要承认知识分子由于其视野开阔，考虑问题比较有深度；他们接受了较多人类文明的熏陶，比较能够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角度提出很好的建议；他们既拥有较强的专业基础，也有着比较强列的社会责任感。所以战略谋划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发挥作用不仅仅指专门从事战略研究的这部分人群，不从事战略研究的人群也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问题，不能只听战略研究者的意见，也要听一听研究各个专业，如粮食问题、生物问题等等非战略研究者们的意见。

　　战略是由党和政府实施的，所以，战略人才需要党和政府发挥组织作用。党和政府各个部门都应该注意发现战略研究人才，组织社会各方面的战略人才来一起研究一些战略问题，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从而提高战略谋划的水平。

　　战略思想家：中国崛起的重要方面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研究员 刘应杰：虽然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不一定合适，但是《人民论坛》通过这场讨论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他们具有时代敏感性，善于抓住大家关注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批具有全球眼光、战略思维、深刻洞察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战略思想家，这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方面

　　听了李忠杰副主任的主题演讲，也看了《人民论坛》专门编发的一期讨论文章，受到很大启发，谈几点个人的想法。

　　这个问题具有时代敏感性

　　“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给人感觉有点别扭。我理解提出这个概念的意思，实际上是指关注和研究重大战略问题、具有战略眼光、称得上是战略思想家的知识分子。

　　虽然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不一定合适，但是《人民论坛》通过这场讨论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大国战略问题。他们具有时代敏感性，善于抓住大家关注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从调查和争论的情况看，引起了各方面很大的反响。应该说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一点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为什么现在提出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

　　我想现在提出战略知识分子的大的背景，就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崛起，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最近这些年，中国的发展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也面临着转变发展方式的大问题。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既给我国发展带来了严峻挑战，也给我们带来了历史性机遇。正是由于我们的有效应对保持了快速发展，从而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加快了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演变，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政治版图，从8国集团峰会到20国集团峰会就是一个重要象征。

　　最近几年，国际上提出了一些新概念。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弗格森提出“中美国”的概念——Chimerica，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提出中美两国命运共同体，虽然我们不一定赞成这样的提法，但说明中国与美国已经具有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许多国际事务需要中国与美国共同解决。

　　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既需要增强经济实力，也需要增强文化软实力。时代呼唤中国产生一批具有全球意识、国际眼光、战略思维、有大视野、大思路的战略型知识分子或者叫“战略思想家”。

　　中国还缺少一些战略型知识分子或“战略思想家”

　　我们经常说，普通西方人对于中国缺乏了解，没有我们对他们国家了解得深。我看到专业研究人员在美国华尔街随机做的一个调查，让碰到的美国人说出3个他们知道的中国人的名字，不少人说不上来；拿一张空白的世界地图，让碰到的人指出中国在什么地方，不少人指出的地方不对，甚至有人把中国指在日本列岛，或者把中国指在非洲。这说明普通西方人包括美国人对于中国的了解是有限的。但是，另一方面，西方专家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对西方的研究，日本对中国的研究也超过中国对日本的研究。他们产生了不少战略型知识分子或者叫战略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观点影响到全世界。

　　这些年我们看到国外不少研究全球重大战略问题的著作。如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美国俄亥俄大学教授申卡尔的《中国的世纪》、英国学者马丁·雅克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他还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很长时间。还有“金砖四国”(Brics)概念的提出，美国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奥尼尔2001年提出这一概念，之后产生了重要的国际影响，现在已经召开了“金砖四国”领导人峰会，协调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四国的合作关系。这些对中国和世界的认识都是非常深刻的，而且产生了世界性影响。中国还没有这样研究西方和世界的著作，还没有产生这样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学者。

　　总体上，中国还缺乏这样的战略思想家，缺乏具有全球眼光、战略思维、深刻洞察力、国际影响力的思想大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培养和造就一批这样的人才，这是中国崛起的重要方面。

　　创造条件培养和造就一批战略型知识分子，或者叫战略思想家

　　培养和造就一批战略思想家，需要一定的条件。人们说时势造英雄，中国处在这样一个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应该造就一批引领时代风骚的人才。具体来说，还有以下三个条件：

　　一是个人条件。所谓战略型知识分子，既要深刻了解中国，也要深刻认识世界，是一个学贯中西的人，具有开阔的胸怀、海纳百川的气度，活跃在国际舞台，身处国际学术前沿。这需要我们更大程度的开放与交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吸收国外的一切先进成果为我所用，并且创造出融合中西、博采众长的最新思想成果。

　　二是体制条件。中国过去提出经世致用，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但要有丰厚的理论基础，同时还应该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国外大学与社会是开放的、流动的，学者可以到政府、企业工作，政府官员也可以到大学当教授，如布什时期的国务卿赖斯，原先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退下来之后重新回到斯坦福大学当教授；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原来担任高盛公司的总裁；还有现任国防部长盖茨曾担任德克萨斯农业机械大学校长。他们的政界、学界、企业界是贯通的、相互交流的，而我们则是相对封闭的，大学与社会脱节。教企业管理的教授，从来没有在企业干过；教行政管理的教授，从来没有搞过行政管理；给政府出谋划策的，不知道政府是如何运作的，政策可操作性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感觉可能往往是坐而论道，脱离实际，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学习中也有这方面的深刻感受。这样的人才培养体制，如何出得了真知灼见，如何出得了战略思想家？我认为中国要培养创造型人才，最重要的是要把理论和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是我们产生战略思想家的一个重要条件。

　　三是环境条件。思想的创造性应该有创造性的环境，如果限制太多，很多时候不能把自己观点充分表现出来，就不可能产生思想大家。鼓励思想创造，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历史上缺乏这样的传统，过去是科举制，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都往当官的路上挤，现在仍然受到很大影响，大学里也是这样，给一个处长、副处长，不少教授都想去干，大学行政化、学术行政化，谁的官大谁最高明，谁最有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很难产生大的战略思想家。要创造自由表达思想的学术环境，要创造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环境，要尊崇科学精神、科学品质，鼓励产生更多的思想大家。

　　我们正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改革发展，会创造更多好的体制和环境条件。随着中国的崛起，我相信中国也会产生一批具有国际眼光、具有战略思维、具有世界影响的战略型知识分子或者叫战略思想家，我对此抱有很大的期望。

　　知识分子的“战略”导向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导 许正中：为什么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实际上是一个“战略”导向，呼唤知识分子要重视战略研究

　　广义的战略知识分子不能只关注未来，而是要做到五个“融合”，即：与政界融合、与实业界融合、与学术界融合、与国际融合、与未来融合，努力成为时代性的卓越人才

　　上是一个“战略”导向，呼唤知识分子要重视战略研究。概括起来，有三个背景：

　　一是新技术的突破越来越难，突破后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技术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集成化、专业化特点，这些都是技术分化的集中表现，技术之间、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趋势日渐增长。两个月前美国在实验室成功合成了生命体，两年前大部分科学家还说根本不可能。

　　二是商业模式不断创新、加速成长。美国的金融市场上，平均三个小时就产生出一种新的金融衍生品，一个星期就能推开。当然，中国这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不大，主要原因就是金融创新不足。

　　三是社会治理模式不断创新。过去的农业制度延续了三千年；工业革命以后，工业制度延续了三百年；现在的知识社会是一个持续的动态发展的社会，其管理模式需要不断地创新。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最初指受过相当教育、对现状持创新态度、具有前瞻意识和技能的人，因而被称作“警世之钟”。我国与欧洲国家“知识分子”涵义相近的概念可追溯至“士”，无论是曾参的“仁以为己任”还是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均可体现其“社会的责任与良心”。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在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从事学术研究与技术开发、创办企业以及致力于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是“发展的助推器”。不同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知识分子的身份、特征和功能等也处于不断的变迁与演进中。当今的“知识分子”正在向精英化和大众化两个维度延伸发展，需要既能立足于专业，又可自由地跨出专业的边界；既要有世界眼光，又要有战略性思维；既有敏锐、超前的见解，乐于引领时代潮流，又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勇于启迪和助推社会进步。

　　战略知识分子是兼具学术创新、知识创造、引领社会、推动改革多项责任的复合型人才，主要以战略学研究和战略咨询作为主导。托夫勒是专门研究战略的，他可以称得上是纯粹的战略知识分子；但是，广义的战略知识分子不能只关注未来，而是要做到五个“融合”，即：与政界融合、与实业界融合、与学术界融合、与国际融合、与未来融合，努力成为时代性的卓越人才。

　　首先要直接融入政府运行，在打通与政界的渠道的过程之中发现机会、达成共识、推动决策、支撑改革。其次要与实业界相对接，既要以企业为基地促成产学研一体化，又要重视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在真正的科研服务企业的过程中促进新理念、新观点的快速应用与普及，真正做到新技术的产业化、促进产业聚集与升级。再者要在学术界内部相融合，包括自然科学界、社会科学界等的相互融合，既能立足于专业，又可自由地跨出专业的边界，练就更广范围内的统筹。另外要与国际融合，通过与世界先进水平的比对使自身研究和开发具有更强的先进性和实用性，避免步入歧途或低效率重复。最后要面向未来、回到未来，敢于抓住空白，勇作人先，只有使研究的思路和内容保持一定的前瞻性和预见性，才能使观点和成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知识分子要识什么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副主任、教授 谢志强：对“战略知识分子”的讨论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它已经有了重要的附加值，进一步引起和强化了知识界对战略问题研究的关注；引发了对知识分子定位的思考

　　中国需要战略，中国需要对战略问题进行很好的研究，中国已经开始形成研究战略问题的气候；中国需要产生一批研究战略问题的知识分子

　　在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非常优雅的称谓，我们说某某是知识分子，脑海里会有一种对其肃然起敬的感觉，这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尊师重教的传统有关。

　　当前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的关键时期，当下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很多，同时战略问题也变得异常突出，两方面的研究都缺一不可，都是推动中国前进的重要因素。我们需要一批既埋头拉车又抬头看路的具有实干精神和志存高远的大专家、大学者，能够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长远发展付出大智慧的知识分子。对于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我的看法是中国需要产生一批研究战略问题的知识分子，但是研究什么问题不一定非要冠上一个什么名称，这显然不合适，这里面有些基本的问题要解决好，我想主要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概念要有一个科学的界定。对一些问题的讨论见仁见智是非常正常的，但有一些争论属于对相关的基本概念界定不清。记得有人曾经对知识分子作过这样的解读，大意是只知不识叫知道分子，既知又识才叫知识分子。我想一字之差则是两种境界。知识分子要识什么？就是要识大局、识长远、识根本、识规律，这些就是战略问题。所以知识分子研究战略问题是在情理之中，是责无旁贷的义务，是应该担负起来的责任，如同本职工作一样，这是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社会角色应有的行为规范。古人言，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这样的胸怀和视野。

　　二是分类问题。分类是为了将大千世界繁杂的对象变得条理化，使检索和查阅变得十分方便，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变得清晰和简单。分类是一门科学，我对此没有研究，但任何分类肯定都是有目的的，都要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否则分类就失去了意义，而且还会搅乱人的思维。从知识分子在地区、行业的分布，可以将知识分子分为农村知识分子和城市知识分子，教育系统的知识分子和卫生系统的知识分子等。从知识分子本身研究的问题去划分知识分子的类型不是完全不行，但觉不妥，例如在社会学研究中，有人偏重于理论探索，有人偏重于应用对策，据此是否可以将这些知识分子划分为理论(型)知识分子和应用(型)知识分子呢？显然不行。理论来自实践，实践又需接受理论的指导，二者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关系也大致如此，彼此不能分离，在此基础上划分出战略知识分子和战术知识分子，自然会感到十分别扭。

　　既然“战略知识分子”提法不合适，为什么提出来后引起了一定反响呢？我认为，一是中国面临的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对战略问题的研究，尽管我们已经提出了不少发展战略，有了一个初步的战略体系，但研究工作远远没有完成。二是知识分子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学术上的急功近利、行政化倾向等。“战略知识分子”一语惊醒梦中人，知识分子要认真反思自己的角色，是越来越接近知识分子的本色，起到了既知又识的作用，还是越来越偏离这个本位，甚至异化了。

　　对“战略知识分子”的讨论不管最后结果如何，它已经有了重要的附加值，进一步引起和强化了知识界对战略问题研究的关注；引发了对知识分子定位的思考，会促使一些人重新观照自己，回归知识分子本位；进一步推动了对大国复兴与知识分子责任之关系的再思考，在创建主流价值和多元文化中，知识阶层应该承担起何种责任？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珍惜的重要战略成果，是知识分子之“识”中所得。

　　中国需要战略，中国需要对战略问题进行很好的研究，中国已经开始形成研究战略问题的气候；中国需要产生一批研究战略问题的知识分子，中国已经开始积累这方面的人才。

　　对美国有利的战略思想，有些实质是谬论

　　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中国委员会会长 马振岗：在中国现在的环境条件下，即便有战略知识分子能够提出战略性高见，如果没有顺畅通道，也难起作用

　　刚听到战略知识分子这个词，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新颖、很新鲜，颇有吸引力，或者说诱惑力，没有肯定或否定。后来看了一些有关的文章，包括陶文昭教授最早发表的那篇文章，认真思考了一下，越来越觉得有点不明白，有点迷惑了。主要有三点：战略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实际作用是什么？这个概念在当今社会里有没有现实可能性或者可操作性？

　　战略知识分子如何界定

　　我国处于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确实需要更深入研究战略问题，对国家发展中各种问题提出前瞻性看法和建议。研究战略，不仅限于知识分子，政治家包括政府主要领导更需要有战略思维。这里基本是指研究的方向或研究的类别，而不是从事研究战略的人员的定性。从事研究战略问题的知识分子与“战略知识分子”是不是一个概念，我觉得还是大不相同。究竟如何界定战略知识分子，这需要科学的、确切的、能被广泛接受的定义。在我所读到的有关文章中，一直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战略知识分子的明确界定，而更多的是些高谈阔论式的堆砌。陶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有一些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描述，人民论坛在调查选项中也列出了几条标准，我反复思考，总觉得所谓战略知识分子是用文字描绘出来的抽象的高大全形象，实际上很难有人能如此完美。如果综合所有提到的条件作为标准去选拔战略知识分子，不要说一批，恐怕一两个也选不出来。再说，这些要求的尺度怎么衡量和掌握也是个问题。我们现在不乏各种高级的头衔，实际效果如何就难说了。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教训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门类学科繁多、人员千差万别、工作岗位不一的庞大群体，是互相依存、互补互济、共同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他们分工不同，作用也不一样。这样一个群体里，谁算战略知识分子，谁又不是，谁高谁下，谁重谁轻，实在难以区分。袁隆平教授不是研究战略的，但他解决的问题是真正战略问题，而且是国际战略问题。陈景润一生都研究1+1=2这样一个问题，他却曾站在这个学科的前沿。他们算不算战略知识分子？什么叫战略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难以界定。

　　毫无疑问，我国处于大变革时期，更需要战略思想。实际上我国既有发展的总体战略，也有一些具体的战略策划。邓小平关于我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的战略，在21世纪头20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等等，都是大的战略。但在世界错综变化的时代，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在我们的社会里，的确需要有一些人具有战略思维，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点，眼睛盯着大局，对有些问题进行高瞻远瞩研究，未雨绸缪，提出想法和建议。比如能源问题、污染问题、气候变化等问题，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我国国际地位提升后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有人从战略角度先行研究，提出及时应对方略。

　　这些人从事的是战略性研究，国家需要这样一批人才。但需不需要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样的概念，还应认真考虑和探讨。如果一定要搞，就必须有科学的界定，公众认可，社会承认，否则将会弊多利少，更不能靠什么推举、公选、赐封。有些人社会名气很大，其实在学术界名气不是很大，这类事并不罕见。

　　对美国有利的战略思想，并不意味着其手中就“掌握真理”，有些实质是谬论

　　整体讲，知识分子对社会进步具有重大作用，但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不是一般概念中的知识分子。真正“具有推动发展、影响历史、影响未来的重要作用”的，“有引领时代潮流的精尖的战略预见性人才”，古今中外也没有几个。他们不是“踱方步”的谋士，而是具有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在我国近代，只有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少数几个人称得上。

　　在例举战略知识分子的具体人物中，中国孔子、老子、孟子等人以及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约瑟夫·奈等人被提及。他们是否是“战略知识分子”，恐怕要具体分析。老子是伟大的辩证思想家，但他“小国寡民”的政治主张，总不能算是“引导时代潮流”的战略预见。孔孟都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但孔子的政治主张并不为各诸侯国器重，直到汉朝儒家思想才被“独尊”推崇，后来则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障碍，“五四运动”中还举起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帜。

　　美国的几位学者学术上确有一些成就，但对他们的作用应做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既没有“引领时代潮流”，更不是“真理掌握在他们手中”。萨缪尔·亨廷顿最有名气的是他的《文明冲突论》，刚提出时美国国内就有争论，后来发生了“9·11”事件，有人就推崇他的“预见”。用“文明冲突”解释恐怖主义行为是一些美国人的歪曲，企图为美国在中东的错误政策开脱。恐怖主义的深层次的原因是政治，而不是“文明的冲突”。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和国际大局的视角看，“文明冲突论”本质是错误的，世界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态度，奥巴马总统在埃及的讲话实际也否定了这一观点。福山在冷战行将结束时推出《历史的终结》一书，做出世界历史将终结在资本主义的体制上的论断，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看，这实质是对当时世界发展的西方一种过于乐观的误判。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这确实是一个颇有新意的说法。但“软实力”的运用古今早就有之，只不过没有这样生动的用词。美国实际在国际上一直重视“软”“硬”两手，并不是“软实力”这个概念提出后才开始做。

　　我国古代倡导的“王道”和“霸道”，实质就是指“软实力”和“硬实力”。美国很重视战略研究，美国几所名校也盛于此道，提出不少战略报告和文件，有的被政府采用，多数则不被重视。美国等西方国家称强世界，固有具有战略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因素，但也不能夸大他们的作用。基辛格博士可算是具有很强战略思想的政治家，但如果没有尼克松的赞赏，恐怕也难发挥作用。英国从“日不落帝国”衰败到现在的境地，不是因为没有懂战略的知识分子，英国的战略研究也是很强的。还应看到，美国的战略研究根本上是为美国的利益和国际地位服务的，我们应从世界人民利益的角度对美国的战略理论加以判断，对美国有利的战略思想，并不意味着其手中就“掌握真理”，有些实质是谬论。

　　既不能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也不能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

　　我认为，既不能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也不能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包括所谓的战略知识分子。要看到知识分子的局限性，就大多数从事战略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主要起“谋士”的作用，为国家出谋划策。创造出一个“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或头衔，把他们说得神乎其神，究竟有多大现实意义，值得研究。有的学者提出战略知识分子不是政府官员做的，我觉得还是要务实一点。真正为国家、为人民长远谋划、高瞻远瞩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作用一定和社会结合，要和政府结合，要和实践结合。不能只摇着羽毛扇“闲庭信步”，更不能自命清高，自以为是。

　　钱学森向温总理提了个问题，我觉得提的很深刻。钱学森为什么向温总理提，而不向其他学者提出，他很明白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国家的决策，需要改进整个大的环境。提出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当前我国知识界确实存在不少弊病，一些知识分子身上也存在一些毛病。但靠一个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能否改变或改善这一切，我抱有很大怀疑。因为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一些体制有关，与大的社会环境有关。推动对当今社会知识分子应具备的标准和品质开展讨论，提高大家认识，成一种社会“压力”，可能更有现实意义。

　　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提议我不反对，但也不赞同

　　任何新的提议和概念，只有具备现实意义，才有可操作性。关于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我觉得不好操作。

　　首先，战略知识分子的界定、标准和作用，现在还缺乏明确的解释，认识也不一致。即便支持这个提法的人，看法也是多种多样，角度不同。这可能是操作的最大困难。

　　另外，与我国政治体制、社会氛围、接受程度等有关。研究美国的学者知道，美国学者研究的氛围和条件相对好一些，可以听到各种各样言论，包括一些“奇谈怪论”，而且有人出钱，所以像《文明冲突论》这类的思想才能出来。我国政府现在很重视知识分子作用，鼓励知识分子畅所欲言，发表意见，但现实生活中仍存在某些局限。说实话，有些见解和观点能否顺利上达，中间会碰到什么梗塞，那就难说了。在中国现在的环境条件下，即便有战略知识分子能够提出战略性高见，如果没有顺畅通道，也难起作用。如被认作“奇谈怪论”，就更难出台了。

　　再就是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我国有很多优秀的知识分子，但也有些质量不那么高、品德不那么好的。知识分子优点很多，缺点也不少，比如不实事求是，互相不服气，甚至沾染了一些不良习气。提出战略知识分子的本意也许是好的，但搞不好就可能助长浮躁情绪。

　　基于以上三方面考虑，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提议我不反对，但也不赞同。

　中国不缺所谓的战略家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 竹立家：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战术问题，是如何做并做好的问题

　　现在我们不缺少战略，更不缺 少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所谓“战略知识分子”，而是缺少具体 操作的人。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战术问题， 是如何做并做好的问题

　　首先，我个人认为《人民论坛》应该是战略性论坛，比较关注中国现状及未来发展的一些话题，既关注热点话题，又注重宏大叙事，所以是典型的战略论坛。但是对战略知识分子这一话题，我持反对意见。

　　什么叫战略？虽然说法五花八门，但一般认为，战略是关于重大的、长远的、全局性目标的研究。这个可能没有什么人反对。战略问题历来很重要，我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讲的就是战略的重要性。因此，当我们在界定“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时候，或我们把“战略”这一概念与“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联系起来使用的时候，我们有必要从逻辑关系上搞清楚这两个概念的确切含义和内在的逻辑联系。

　　“公共知识分子”概念更为贴切、更为普遍

　　“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按照一般的理解，是指知识分子中的某种具有典型特征的人，这种人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可能是指以“战略”为研究对象的人，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有必要把这一类研究者专门罗列出来，凌驾于其他学科门类之上，我们既不会把以哲学为研究对象的人说成是“哲学知识分子”，也不会把以经济学为研究对象的人说成“经济知识分子”，因此我们也不会把以战略为研究对象的人说成“战略知识分子；一类可能是指本身具有“战略思维”或“战略头脑”的人，但文明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任何学科要发展都包涵着战略思维。但这两类人能被称为“战略知识分子”吗？需要认真思考。

　　我个人认为，“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提出，既不是真问题、也不是假问题，而是“伪问题”。什么是伪问题？就是制造一些混乱概念，哗众取宠，企图用这个概念掩盖一个更为贴切、更为普遍的概念，以消解“普遍概念”的典型意识形态特征。这个“普遍概念”就是国内外研究界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

　　“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对我们来说是属于舶来品。从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在西欧的“红色风暴”和东欧的“民主运动”中，产生出一大批“社会批评家”和“政府批评家”，他们是政府和社会的批评者，倡导与主流价值相反的一些价值，人们称这些人为“公共知识分子”。像法国哲学家沙特、一些后现代主义者、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东欧的一些民主运动人士、甚至科学家爱因斯坦等，虽然他们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和专业特长，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强烈关注人类命运和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批评。目前比较典型的如美国的乔姆斯基，他说美国政府就是一只“饿狼”，他也讲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组织”，至今他还是美国政府的批评者。乔姆斯基本人是哲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学家，但也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知识分子。

　　我看到你们对战略知识分子概括了几条特征，一条都不贴切。大家还是搞不懂究竟“战略知识分子”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任何学者、任何学问都要关注人类命运，关注人类未来，换句话说，都要有某种战略思维，某种战略性思考。否则，这门学科的真理性就值得怀疑，我们也不能因此把进行创造性、重大性、长远性、目的性思考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等各学科的专家称为战略知识分子。因为对于任何学科来说，“战略性”是其学科研究的本质性特征，否则，这门学科就没有其存在的价值。

　　“战略知识分子”不能与智库等挂钩

　　另外，还有几点需要说明。首先，“战略知识分子”绝对不能与智库挂钩。因为“智库”在国际国内学术界已经是一个很稳固的“普遍性概念”，其内涵与外延非常明确，这一群人之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学科专家，对来自于“私人”或“公共”委托课题进行对策性研究。其中当然也有战略性研究。但我们不能因此称这些人为“战略性知识分子”，因为这些智库服务于“利益集团”的性质非常明显。其根本特征与其说是“战略性”的，不如说是“技术性”的更为切贴。

　　其次，不要把“战略知识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研究联系起来，也不要与我们的“老祖宗”孔孟联系起来，千万不能把他们说成是“战略知识分子”，他们的名头是伟大的思想家，有些人为了论证“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硬是把许多伟大思想家扯到所谓“战略知识分子”堆中，这其实是在降低他们的历史地位。

　　最后，不要把“战略知识分子”与学者、专家联系起来。他们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在研究过程中也或多或少要关注和涉及战略问题，这是科学研究的要求使然，不能因此把他们都叫“战略知识分子”。

　　如果“战略知识分子”不是以上三种类型的人，那他是什么，就要研究。我个人还是比较反对提所谓的战略知识分子概念。

　　现在我们不缺少战略，更不缺少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所谓“战略知识分子”

　　现在，据我个人观察，中国不缺所谓的战略家，也不缺宏观发展战略，中国存在什么问题，得了什么病大家很清楚，我们体制有什么问题大家也都看得很清楚。改革方向是什么，应该吃什么药大家也很清楚。我们目前的重要问题是摸着了“病根”开好了“药方”，病人不吃药或药吃不下去，或吃些治标不治本的药，这是我们需要研究的问题。因此，现在我们不缺少战略，更不缺少说起来头头是道的所谓“战略知识分子”，而是缺少具体操作的人。

　　好的理念、好的战略如果没有落到实处，或根本就没有落到实处的制度基础，那么，任何好的战略理念都只能是一句空话。我的结论是，关心中国发展和命运的人，最好不要醉心于热炒一些空洞的理论概念，我们的老祖宗就有这个毛病，“空谈误国”，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战略问题，而是战术问题，是如何做并做好的问题。

　　超大型国家的战略研究只能靠自己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教研室主任、教授 王占阳：中国确实需要一些有眼光、有智慧、有办法的战略知识分子去更多想一想我们正面临着怎样的软硬约束

　　我们需要上升到研究人类文明的高度，需要考虑人类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通过创造一种新文明，即创造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才能度过大型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资源约束难关

　　刚才大家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有的意见我们也可以一起讨论。美国学术氛围很自由，邓小平都很赞赏，我们也来点学术自由。

　　在做一些限制以后，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以成立

　　我认为，在做一些限制以后，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可以成立的。

　　这里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战略？战略就是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对策性的思考与行动。上期人民论坛杂志的战略概念里面没有包括对策性，应该补上。战略实质上是实践性的东西，而不是单纯思想性的东西。战略的实践性首先就在于它的对策性。战略对策就是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的大对策。战略的基础是具有这三性的深谋远虑(包括有关的理论思考)，战略的落脚点则就是由此形成的战略对策及其实践。简言之，战略的核心就是战略对策，没有战略对策就没有战略。一位哲学家可以讲得很抽象、很宏观、很深刻，涵盖到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的大问题，但若没有据此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对策，那就是在讨论理论问题，而不是在讨论战略问题。哲学是这样，其他学科也都是这样。抽象理论是更高层次的东西，战略则是理论向实践深入延伸的东西，延伸的核心标志就是它的对策性。

　　由此，战略知识分子的概念也就可以明确了：所谓战略知识分子就是在具有根本性、长远性、全局性、对策性的重大问题上比较用心、比较求真务实、比较深谋远虑、头脑比较清晰而灵活、进而能够提出比较切实的战略对策的知识分子。按照这种定义，所谓“战略知识分子”实际就是拥有这种思维类型、研究取向和研究能力的人士。所以“战略知识分子”应该是广义的，即凡是具有这种特征的人士都是“战略知识分子”。

　　不能做排他性的、等级的、职业性的分类

　　虽然“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可以成立，但也要避免一些误区。

　　一是不能做排他性的分类。即不能把知识分子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战略性的，其他都是战术性的。譬如，如果把哲学家说成是“战术知识分子”，那就很荒唐。

　　二是不能做等级分类。即不能认为战略知识分子就是最高档的，其他知识分子则是较低层次的。按抽象度来说，抽象理论的层次高于战略思维。按实用性来说，战术研究的实用性也是战略研究不可取代的。形象思维与战略思维不是一个类型，更无所谓高低之分。

　　三是不能做职业性的分类。战略知识分子可以存在于不同的机构、职业、职称群体之内，并不是特定机构、职业、职称群体范围内的专有人才，所以不能根据这些职业性因素判定哪些人是战略知识分子，哪些人则不是。比如不能说只有智囊机构里的人才是战略知识分子。

　　如果把这些误区都排除掉的话，“战略知识分子”概念实际上指的就是一种类型的人，一种类型的智者，这些智者不一定是专门研究战略问题的人士，他们也有可能是既做理论研究，又做战术研究，但又在战略问题上有见长的学者。他们也不一定是专职学者，也有可能是政治家、政府官员、企业家、律师、民间研究者等等。总之，凡是这种类型的智者，都是“战略知识分子”，或曰战略思想家、战略人才等等。我认为，如果“战略知识分子”只是指这种思维类型的人才的话，这个概念就是可以成立的。

　　中国这样的超大型国家特别需要战略研究

　　我认为，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意义不在于提出这么一个词，而是在于强调战略研究的重要性，这才是其实质性意义之所在。中国现在既缺战术研究，又缺战略研究，还缺理论研究，样样都缺，就是不缺学术垃圾。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好就好在可以引导和鼓励拥有战略研究潜能的各界智者静下心来研究真正的战略问题，而不是被浮躁的社会风气所俘虏。

　　我们这个会议的主题是从大国复兴的视角讨论战略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题目出得好。我们作为一个大国，而且特别是作为洲级规模的超大型国家，特别需要战略研究，但我们的战略研究相当弱，亟待大力加强。

　　邓小平绝对是超一流的大战略家，他提出了长达70年的大战略，真正做到了深谋远虑，而且整个战略思路非常切合实际，只要真正理解，认真落实，至少在最主要的大方向、大步骤、大方略上就不会有问题。但我们现在又有多少领导人、多少知识分子能够认真地考虑未来几十年的大问题，能够从国家的长远发展需要制定和实施现阶段的方针政策？现在有些所谓智囊目光短浅，根本就没有战略思维，似乎中国只要能以技术性手段解决眼前的应急性问题就够了，所提出的也都是些急功近利的政策建议，根本就是在误导国家，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之所在。

　　我们现在首先就有一个继续深入学习、理解和贯彻落实邓小平战略思想的大问题。面对21世纪，邓小平至少是提出了两大战略遗嘱，一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二是想尽办法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目前在民主与民生的关系问题上争论很大，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先民生后民主，二是先民主后民生，三是民主民生相结合。这就是当前的最大战略问题，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问题。某些人士希望以民生拖延或绕过民主，继续让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邓小平则主张民生与民主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那么，究竟哪一种观点更科学、更高明，这难道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吗？

　　邓小平虽然是大战略家，但也不可能提出和解决身后的全部战略问题。他总说后代比我们聪明，实际就是要我们继续探索和前进。

　　中国大战略： 创造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才能度过资源约束难关

　　超大型国家自有其特殊的重大战略问题，特别需要认真研究。这里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我们这种国家规模的现代化面临越来越大的资源供应量约束。我国是人均国内资源匮乏的国家，依靠国内资源根本不可能实现发达国家现在已经实现的那种现代化。如果我们是中小型国家，那还可以通过利用国际资源解决问题。但我们是拥有13亿人口的巨大国家，这种成功经验就在我国无法复制，因为13亿人口所需要的资源实在是太多了，不仅国内无法满足，而且国际资源也无法满足。

　　有学者估算，如果中国人都像美国人一样生活的话，就得有6个地球的资源。但我们到哪里去弄6个地球呢？这个问题实在是太大了。如果仍按这种传统的现代化道路走下去，再走个二、三十年，肯定就会走不下去了，因为首先就是大部分国内主要矿产资源都开采完了，而国际资源又不可能供得上。这件事外国智囊团和政府早已知道，而我国学者却还普遍不知道。显然，我们已经处在了一种莫大的战略险境之中，而我们却仍在往这条路上奔。

　　比如我们按照美国方式发展私人小轿车，这在我国的能源、环境、土地、空间的硬约束之中，就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后提出的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的发展战略，固然能在相当的程度上使这种困境得到缓解，但这仍然不可能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了。

　　解决如此之大的战略问题，显然就需要上升到理论研究的层次了，即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向和道路。我认为，我们需要上升到研究人类文明的高度，需要考虑人类文明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需要通过创造一种新文明，即创造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才能度过这个难关。

　　人的终极需要是幸福，实现幸福所需要的物质财富并不那么多，这就有可能形成以适度消费和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社会和谐为特征的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文明，并以此取代以普遍追求物质贪欲的满足及其所带来的普遍过度消费为特征的普遍富裕主义的灰色文明。这种文明问题既是中国的大问题，也是世界性的大问题，因为全球资源谁都不能没完没了地挥霍下去。

　　所以，今年3月份我到美国演讲的题目就是《普遍幸福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未来》，美国等国的学者也都普遍赞成。所以我们必须站在世界前沿讨论问题，必须站在人类发展的战略高度上研究问题，否则我们就无法解决我们的这种重大战略问题，因为这种战略问题本身就是人类的发展战略问题，而我们是人类中现在就无法回避这种重大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群体。

　　超大型国家的战略问题研究只能靠我们自己，而不能依靠外国人

　　这就表明，至少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超大型国家的战略问题既是一个相当特殊的问题，又是与人类的全局性、普遍性问题紧密相联的。这种战略问题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因而很需要展开多方面、多视角的战略研究。这种研究主要地只能靠我们自己，而不能依靠外国人。这种研究必须开动脑筋，解放思想，而不能简单地把中小型国家的经验视为普遍规律。比如，中小型国家依靠“大进大出”就能基本实现现代化，超大型国家则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中小型国家有可能到经济现代化基本实现之时再一举实现民主化，超大型国家则是必须在经济现代化的半途中就开始推进颇有力度的民主化，否则它就会被腐败、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所击倒。

　　所以，提出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必要的。我们中国确实需要一些有眼光、有智慧、有办法的战略知识分子去更多想一想我们正面临着怎样的资源约束、世界市场约束、国际环境约束、价值观约束、体制制度约束、文明传统约束等等软硬约束，想一想我们怎样才能突破这些约束而达到理想境界，想一想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以至更久远的发展战略问题。超大型国家的战略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的大问题，所以超大型国家的战略研究也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延伸阅读

　　当前中国 战略研究特点

　　中国大国战略研究有其自身的特点，这是与中国整个战略研究环境紧密相关的。当前中国大国战略研究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证研究多，理论研究少。

　　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战略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引进西方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存在先天不足的问题，因此中国学者在战略研究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多是就某一国家、某个问题进行现实分析，很少从理论高度进行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或是将现实问题纳入理论框架进行研究，基本上都是就事论事，现实分析。这一特点的好处是比较浅显、容易理解，但缺陷是缺乏理论深度，从长期看对中国战略研究的发展不利。

　　(二)理论方面主要是介绍西方的战略理论，没有中国自己的理论构架和理论模式。

　　检视当前中国的战略研究，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大而化之的宏观判断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细节分析，缺乏理论框架层面的构架是一个通病。中国对西方战略理论引进很多，但是多停留在使用借鉴的层次上，深入分析不够，更不要说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自己的理论构架和模式了。

　　(三)“战略”还没有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只是战略研究领域和大国关系研究领域的一个交叉课题。

　　大国战略研究首先是战略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从现实状况看，大国战略研究的成果很多都是体现在一些研究大国关系的著作和文章中。

　　(四)大国战略的研究内容比较单一，研究的国别对象比较固定。

　　大国的对外战略应该包括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经济战略、文化战略、意识形态战略等等，而当前的研究成果中最多的集中在了安全战略、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等国际关系研究的传统领域中。研究的国家集中在五大力量中心，对巴西、印度等新兴大国和一些地区性大国的战略研究较少。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 金灿荣)

　“五个滞后”困扰大国复兴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所长 高祖贵：“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界定，要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来看，更多地突破已有思维框架的限定

　　“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正是响应国家发展迫切需要和各界热切期待，为解决当前“五个滞后”作出的积极重大尝试和努力

　　“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一提出就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讨论，说明它触及到了一个跨越理论和实践各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仔细分析，可以看出，有关这个概念的反对者和支持者尽管对具体的表述意见不一，但观点背后其实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当今中国的发展和民族复兴迫切需要加强战略研究和战略创新，这是各界共同的期待。之所以如此，至少有五个重要的背景性原因，或者可以概括为“五个滞后”：

　　一是战略研究滞后于国家发展的需求。尽管战略研究已经在各界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有的方面的战略研究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果，国家也在加紧制定各类不同形式的战略，但是，由于我们的国家发展变化太快，世界的发展变革和调整太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化太快太大，这对战略研究和战略谋划提出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要求。现有的战略研究和战略谋划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滞后于需求。我们党历来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当今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变化，对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搞理论工作的需要更多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不断快速变化的实践，从事实际工作的需要提升理论思想水平，善于从更高站位和更宽广视角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为什么以往有很多争论，我觉得就是结合的问题。如果战略实施肯定要结合，很多理论需要实践，但是实践和理论脱节。

　　三是理论和实践的全面系统滞后于需求。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大背景下，当今世界演变的系统性和国家发展的系统性均已达到新的更高水平。这要求理论研究在专业化深入发展的同时更多注重综合、交叉、集成和提升，要求实际工作在遵循规律深入做好具体工作的同时要兼顾全局联动。

　　四是理论和实践的中外结合滞后于需求。当今中国的复兴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深入发展的条件下展开的，是在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和向全世界扩展的背景下展开的，是在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高度紧密互动背景下展开的，这意味着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无论是哪个领域和方面，都需要在更加全面深入掌握国情的同时，尽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世界和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搞好内外结合。

　　五是理论和实践的科学、理性和深刻滞后于需求。这表明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和紧迫。“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提出以及《人民论坛》就此进行调研、刊载文章和举办高层论坛，正是响应国家发展迫切需要和各界热切期待，为解决上述“五个滞后”作出的积极重大尝试和努力。这至少将在两个方面产生积极促进作用：

　　一是有利于激发思考、推进讨论、提高认识，推动各界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形成比较广泛、理性、负责的共识，进而从各自不同角度为更好地适应上述国家发展的需要作出更大努力。

　　二是有利于形成更多的中国概念、中国主张、中国思想，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这对内有助于引导舆论健康发展和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外有助于提升政治影响力、形象亲和力和道义感召力。

　　至于“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界定，要用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来看，更多地突破已有思维框架的限定。总体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未来进一步的改革开放发展，当今中国正在和即将为“战略知识分子”的形成和壮大提供越来越多的有利条件，为其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任何科学的提法都是时代的需要

　　——关于“战略知识分子”之我见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邹东涛：必须肯定，战略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大于非战略知识分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

　　战略的特色是“高瞻远瞩，宏观规划”，战术的特色则是“脚踏实地，微观落实”。显然，战略是主宰和决定战术的，战略上的失误是全局、根本性的失误。而没有战术(策略)支撑和落实的战略则是一纸空文

　　我旗帜鲜明地赞同“战略知识分子”这一提法。任何科学的提法都是时代的需要，而时代需要的东西必然会推向时代前沿。因为大国崛起需要大战略，而大战略需要战略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这种知识分子，实践必然地会创造出这样的知识分子。

　　“战略知识分子”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战略知识分子”指各个行业和专业从事战略研究的知识分子，比如军事战略、外交战略、科技战略、改革战略、发展战略、重大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等等。我想，《人民论坛》提出的战略知识分子则相对狭义一些，不含重大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主要是指社会科学界与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和走向世界大国战略思维有关的知识分子。

　　之所以我对战略知识分子的提法情有独钟，因为自改革开放伊始迄今，无论是在基层的陕西安康，还是西安、北京，我自己大量的思考、研究和著述主要集中在国家和社会的宏观层面，亦即战略层面，其中有经济问题，也有非经济问题。而这种思考、研究和著述，大部分不是任何组织的派遣，而是自觉自愿自主的行为。应该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即自改革开放伊始就加入研究队伍的知识分子，大多属于这种类型。

　　战略是主宰和决定战术的，战略上的失误是全局、根本性的失误。而没有战术支撑和落实的战略则是一纸空文

　　战略原本是研究战争的用语，是相对于战术(策略)而言的。战略的基本含义是关于全局性、未来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重大决策。而战术(策略)的基本含义则是实现战略目标而制定的近期、局部的手段、举措和方法。战略的特色是“高瞻远瞩，宏观规划”，战术的特色则是“脚踏实地，微观落实”。显然，战略是主宰和决定战术的，战略上的失误是全局、根本性的失误。而没有战术(策略)支撑和落实的战略则是一纸空文。

　　中国和世界自古就产生了一大批著名战略家，如商鞅变法战略，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诸葛亮的《隆中对》从战略上分析了东汉末年群雄纷争中的天时、地利、人和大势，助刘备建立了蜀汉。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和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略论》，都是世界历史上的著名战略经典。

　　毛泽东则是世界公认的大战略家，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主要著作，成为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指路明灯。

　　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功与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如果没有战略上的正确设计和决策，是不可思议的。我们把邓小平同志尊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总设计”就是“战略规划”。如改革先农村后城市、先简单后复杂、先温饱后发展、先试点后推广、先经济后政治、先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渐进式推进，以开放促进改革的“倒逼机制”、经济发展阶段的“三步走”、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等等。而这些战略又包含着一系列正确战术的落实。

　　我们必须看到，邓小平的“总设计”和几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深化改革的战略决策，离不开一大批战略知识分子的群策群力，因为所有战略规划和决策都创造性地吸纳、集合了一大批战略知识分子对改革开放的战略探讨和战略思维。

　　战略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大于非战略知识分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

　　必须承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一大批战略知识分子。什么是战略知识分子？我想，无非是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进行战略思维和研究的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不掌握公权力，但自主忧国忧民，高瞻远瞩地思考和研究中国长治久安和民富国强的大战略问题。

　　这就客观上对战略知识分子有着更高的要求：要有博大的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心胸和抱负；要有广博的知识结构，不仅要有较深的经济学、哲学、法学修养，也需要文化、社会、中外历史的修养，如同我多年前提出的“十字型人才”，即既具有比较全面的知识结构，也需要在某一方面有较深的思考，从而能够和善于创新的人才；要有战略思维的兴趣和能力。

　　必须肯定，战略知识分子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大于非战略知识分子，其贡献也是巨大的。然而，我们必须以平常心看待战略知识分子，不要以为谁有战略思维就更伟大，就高人一等。有人善于搞战略思维，有些人善于搞战术思维。战略知识分子与非战略知识分子是思维和研究的分工，而不是身份的分等。

　　国家和社会需要战略思维，也需要非战略思维；需要有研究长远、重大问题的，如长远发展规划、宏观经济稳定，但并不需要大批人从事此项研究；也需要有研究短期、局部、具体问题的，如价格、市场竞争、楼市、企业管理等，而且需要更多的人从事此项研究。

　　因此，我认为，固然要承认和肯定战略知识分子的存在、地位和作用，但不宜于刻意单方面评选战略知识分子，更不能专门评选“优秀”战略知识分子。因为这样容易引起知识分子内部的对立与分裂。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团结和凝聚比某个方面“评优”对国家、社会更加重要。

　　识别那些话语的圈套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李德顺：我们中国现在的形势，是出思想大家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出大家，也能够出大家

　　要理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还是要用科学、民主、法治的眼光，要多琢磨“理”，少算计“人”，更要识别那些话语的圈套

　　我不主张热炒“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这里透露出的是一种文化浮躁的信息。如果以提高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推动中国社会的振兴为目的，那么这种热炒则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战略”的重要性与“战略知识分子”概念并不相干

　　在我看来，围绕“战略”两个字已经说的太多，而对“知识分子”却思考得太少、太不够了。对“知识分子”概念缺少深入思考和反思，却出于某种需要而反复炒作，这是近些年社会上急功近利、文化浮躁中的一个典型迹象。实际上，如同道德的重要性并不是实行“以德治国”的合理根据一样，“战略”的重要性也与提出“战略知识分子”概念并不相干。怎么看知识分子，需要一点客观冷静的精神。

　　我们过去曾有一个偏向，就是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把知识分子看成是“皮上之毛”，总是要给它找张“皮”来依附。这意味着知识分子是没有独立性的存在，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权利和责任，完全是一个依附性的社会阶层。当然，这是“左”的时期的旧观念。这个观念在文化大革命后被邓小平纠正了。纠正以后又出现了另一个偏向，就是追求知识分子的特殊地位，标榜知识分子要充当社会良知的代表和道德权威，充当裁判者、社会批判者甚至是反政府主义者的角色，等等。

　　有些人热炒“知识分子”概念，或把它转化成什么“知道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等，现在又提出了“战略知识分子”。我理解，这些仍不过是在同一个旧的思路上走极端的表现，并不代表科学、严谨、求实的精神。

　　关于知识分子，不仅有一个科学认识问题，也有一个价值追求问题。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开始，去探索怎样理解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地位和作用。我在90年代曾为这个问题写过文章，后来收进《话语的圈套》这本书里。我认为，在现代社会，知识、科学、文化越来越成为公共领域、公共财产、公共权力；知识分子的特殊性，就在于他是人类知识、精神文化成果的继承者和传播者、生产者和开创者。在这种情况下，对待知识分子最重要的、根本的态度，是充分理解、尊重他们，发挥知识、科学、思想、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是问题的“理”之所在；而知识分子作为一些个人，则是在社会分工中，承担这些作用的具体“人”。一般说来，理是不变的，而人是多变的。所以要理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还是要用科学、民主、法治的眼光，要多琢磨“理”，少算计“人”，更要识别那些话语的圈套，排除那些误导人、诱惑人的虚假概念。

　　划分和推选什么“公共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知道分子”之类，原本是一些学者自己提出来的。当然，学者个人研究什么问题的都有，提出什么概念的也都有，这些应由学界自己去探讨和澄清之，不要轻易拿到学术以外去解决。一旦动用国家社会的行政权力和媒体的公共权力来干预和炒作，就会图了一时的热闹，而丢失了科学、民主、法治的文化精神，甚至导致一些人心态失衡。从真正战略高度思考问题，我们应该强调知识的重要、科学理论文化的重要，不要让知识分子心态失衡。

　　所以说到“战略知识分子”，我觉得这个提法总体上给人的文化感觉并不好。如果按照“战略”这个概念的严格定义，古往今来的大哲学家都不应该算战略知识分子，而应该是“超战略知识分子”！问题是，戴上这顶帽子有什么意义？我想，假如人家给我戴“战略知识分子”的帽子，我会觉得不是光荣，而是耻辱。为什么？就像我本来有自己的一身衣服，一直穿着，你偏跑过来说有一套更好的衣服，结果让我穿上一身花里胡哨的新衣服，这就让人很不舒服了。我为什么要按你的标准穿衣服呢？这就是我一再强调要“多讲理、少琢磨人”的意思。

　　时代呼唤思想大家，但切记南辕北辙

　　我们中国现在的形势，是出思想大家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出大家，也能够出大家。但是怎么出大家？不是你想要出，号召出，就能够出大家的。近年来中央和各级政府扶持出大家的政策很多，如“跨世纪人才”、“百千万工程”、“长江学者”、“211”、“985”、各个层级的“大师”培训班等等，投入的力度很大，钱也花了不少。效果怎样呢？我觉得，有些做法本身是有问题的。打个比方：如果一个瓜农，想让自己地里长出又大又好的瓜来，但他不是好好经营整块瓜地，而是到地里去挑选出几个瓜来，指定它们长成大瓜，并且把水肥等资源只向这几个瓜倾斜，还不时去拨弄这几个瓜，看它长得怎样，那么他能够收获很多又大又好的瓜来么？

　　思想文化领域里真正的大家、大师是怎么成长起来的？要想回答这个问题，远的不说，我们不妨就近研究一下马克思：马克思是如何能够写出《资本论》来的？除了他个人的天才和勤奋，有哪些社会条件对他是有利的保证？弄清楚了这一点，我们的国家社会，现在就可以致力于把那些有利的保证条件都充分供应出来；再研究一下：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写完《资本论》？因为他实际上是穷死、累死在半路的。那么，我们的国家社会，能不能把使马克思完不成《资本论》的所有不利条件统统加以改善呢？改善以后，让现在的“马克思”们能够安心完成他们的“资本论”。如果这两方面的条件齐备了，我相信就迟早会出当代的马克思，出当代的大师。国家社会在提供了上述保证之后，就可以坐等大家、大师出现了。是不是呢？

　　所以，要出大家(“战略知识分子”)的愿望是好的，但不要干南辕北辙的事，不要干欲速则不达、起反作用的事，否则就会犯战略性的错误。

　　延伸阅读

　　究竟该如何界定“知识分子”

　　对于“知识分子”，历来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与对待方式。迄今我们看到的最典型的界定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政治社会学的界定。如《辞海》1989年版对知识分子的界定是：“有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教师、医生、编辑、记者等。

　　第二种界定方式，其涵义属于文化社会学的界定。它主要是来自西方、特别是欧洲的一种理解方式。《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知识分子”一词最早是指十九世纪俄国中产阶级的一个阶层。这样一些人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对国家的落后状况、沙皇的专制独裁产生不满，并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也包括了一些官僚、地主和军官。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

　　我个人认为，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界定，还是应该回到对“知识生产”的理解上来。不妨这样说：“知识分子是掌握并运用人类已有的精神文化成果从事精神生产的人”。这个简单定义包含以下几方面：

　　首先是对“知识”概念的广义解释。在这里用“精神文化成果”来表述“知识”，意味着不再把知识仅仅等同于对外部对象的认识，如自然科学的成果；而且把人类关于自身生活的精神成果，如道德、艺术、哲学等人文科学的成果和文化精神本身也包括在内。

　　其次是用“精神生产”取代“脑力劳动”。仅仅用脑并不是知识分子的特殊标志，致力于(广义)知识的发展、积累和传播，即从事精神生产活动，才是其本质。

　　最后，这个定义把对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作用的理解，落脚于对“精神生产”的性质和意义的理解。如果人们重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现实的启示，那么就会知道，对“精神生产”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李德顺/文)

　战略知识分子是一个特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所长助理、研究员 陈红太：“战略知识分子”不是对知识分子类别划分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科学分类的概念，它是一个特指，一个特称

　　“战略知识分子”不是对知识分子类别划分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科学分类的概念，它是一个特指，一个特称。知识分子应该注重在知识的内涵上，在知识分子本身实质内涵上多思考，不要在这些标签上下功夫

　　我非常赞成李德顺教授的思考，知识分子应该注重在知识的内涵上，在知识分子本身实质内涵上多思考，不要在这些标签上下功夫。我虽然赞同李老师的思考，但是我和他的观点不一样。我谈点看法。

　　“战略知识分子”不是对知识分子类别划分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特指，一个特称

　　一是中国确实需要重视战略问题研究，这个方面研究相对滞后。并且正如邹东涛教授所言，战略研究有官有化趋向，我们知识界在这方面承担责任少。实际上，一个大国的崛起需要软实力的提升。软实力怎么提升？如果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不能创造理论和文化，那是不行的。所以我非常赞同对战略问题的研究和关注。

　　二是中国应创造更加优化的体制和学术环境，为成就战略大家和学术大师创造条件。但我更赞同这样的看法，真正大师的出现，并不是我们创造条件创造出来的，而是时代造就的。所以我并不认为假如条件不好就出不了大师，只要历史到那里，需要一个大师出来，他就一定能出来。

　　三是不要过于纠缠这个概念。这个问题的讨论，它的意义在于引起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正确定位和大国兴起责任的一种反思，去掉知识界和学界浮华功利的东西，唤起知识分子内在的良知、人格和社会责任。

　　我非常赞成这个概念的提出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战略知识分子”不是对知识分子类别划分的一个概念，不是一个科学分类的概念，它是一个特指，一个特称。如果变为对知识分子类别划分的概念，那就麻烦了。战略、战术、基础研究、实证研究、思政知识分子等等，就乱套了。所以就是一个特称，并且只能限于极少数人。我们鼓励要造就这样的大师，我们要提倡这个东西，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扮演这么个角色。战略知识分子实际是我们心中对知识分子理想人格的一种召唤。

　　战略知识分子的实质内涵

　　从上述对战略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特指的理解出发，我认为，仅仅有战略思维、关注国家发展大势的知识分子和从事有关发展战略研究的知识分子，还不能称之为战略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应该是能够比较准确的分析和判断历史发展大势和大格局变化的知识分子。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有战略思维是不够的，还要有战略判断所必需的知识和能力。这种战略判断的知识和能力，我把它归于“三个一”：第一，能够发现现实政策与实际主导文化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同一性，就是政策和现实主导意识形态之间同一的东西；第二，能够发现书本知识或教条与现实实践和需要之间的同一性；第三，能够发现纷繁的社会现象和需要与社会发展大势之间的同一性。能够准确把握这三个“同一性”的人，可以称得上“战略知识分子”。也就是能够通晓传统中国人所说的“政教合一、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知识分子，如司马迁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战略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

　　成为合格的战略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六性：公益性，以人类、民族和国家的兴亡为己任，强烈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历史性，通古今之变以判断大势和曲折；世界性，具有世界眼光和文明比较的知识和视野以分辨异同和影响；实践性，必须对发生的社会现象有比较准确的认知和掌握，必须有切身的实地考察和调研；综合性，具有交叉学科的知识，而不仅仅被一种学科的学术视野和方法所限，可以从多维度思考和判断问题；创新性，仅仅传授知识和运用知识，不可能形成对未来和规律作出相对准确判断的能力；创造性思维的能力是战略知识分子必备的素质之一。

　　战略知识分子不是一个标签和口号，也不是对知识分子进行分类的一个概念，切记不要把知识界和学界的浮躁从一个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

　　战略知识分子的来龙去脉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陶文昭：许多东西不是概念搞清楚了才能用，而是只要是现实存在的，就可以先提出来加以探讨

　　我认为“大国复兴”几个字，鲜明地点出了战略知识分子提出的背景。大国要有战略，无战略不足以兴起，更难以长盛。当下中国是正在兴起的超级国家，尤其需要战略眼光

　　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我先用的。使用这个提法，既是有心栽花，也是无心插柳。说有心栽花，是指对此有所考虑。在学术上，我以前做过知识分子研究，出版过一些书籍和文章，对知识分子概念以及背景知识比较熟悉。在政治上，近年来强烈感觉到中国崛起过程中，需要知识分子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并且也注意到近期关于领导干部要有战略眼光的提法。从以上这些，提出这个概念不是随意的灵动，算是有感而发。说无心插柳，是指具体写作《战略知识分子的标志》的短文时，并无特别的考虑。只是无意中抛了一块砖，是《人民论坛》杂志发掘了此概念，进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既然引起了热议，也促进我注意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各种看法。通过再思考，我有三个基本看法。

　　一是中国需要战略知识分子。中国需要思考宏大的、长远的战略问题，这应该是共识。战略眼光落实到具体阶层，首当其冲是政、企、学三界，他们是社会的中坚。政是官员，高级官员需要有战略眼光，这一点无须多解释；企是企业家，中国的大企业家也要有战略眼光。如果经济长期增长，GDP之类上去了，却没有民族品牌，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国家也谈不上是崛起；知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有学术上复兴的责任，即创造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构建中国话语体系，而且要为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提供战略支持。在政、企、学三界中，知识分子是靠知识、脑袋吃饭的人，在功能上更侧重于做冷静的、长远的思考，有时间、有能力更有责任去“踱方步”。知识分子的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能为政府官员、企业家出谋划策，能对全社会的思维起到引导作用。

　　二是这个概念可以用。有关知识分子概念的使用，很复杂。西方语境中常用“公共知识分子”乃至“独立知识分子”。谈公共知识分子，多强调其批判精神。批判一词，有时在中文中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知识分子不仅是批判性的，也是建设性的。又如独立知识分子，在学术上强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见风使舵，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如果延伸到政治上，尤其将“独立”二字特指政治上的异议或持不同政见，就难以取得社会的共识。战略知识分子也要求浓郁的社会关怀，也要有学术上的创见，这些似乎也在讲究公共性、独立性，与公共知识分子之类也有交集。但是，战略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所指是不同的，范围不同、要求不同，语境不同。如果西方话语的公共知识分子之类的词能用，那么战略知识分子也可以用。当然，究竟如何准确定义和定位战略知识分子，还需要探究。但社会中的确存在着其所指的知识分子类型。在社会科学中，所有人都赞同的概念是很少见的，即使一些熟知的概念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分歧。我的看法是，许多东西不是概念搞清楚了才能用，而是只要是现实存在的，就可以先提出来加以探讨。战略知识分子问题，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从概念推导出来的，而是从实际中提出来的。

　　三是呼唤知识分子的时代责任。提战略知识分子，也是针对知识界存在的问题，鞭策知识分子奋发。士不可以不弘毅，为了国家的发展、民族的振兴、社会的进步，知识分子当鞠躬尽瘁。当然，战略知识分子只是知识群体中的少数。提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并不是要求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或都能成为战略家，但期望所有知识分子都要忧国忧民，有战略眼光，有战略情怀。

　　讨论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秦宣：战略知识分子这个讨论不管沿着什么方向发展，不管这个概念是否成立，但讨论此问题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

　　不管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否成立，但讨论此问题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这一问题的讨论凸显了时下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是研究重大战略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二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这一讨论凸显了时下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时下，我们正在讨论“战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预计这种讨论还将继续下去。也许这个概念会慢慢流行开来，也许这个概念很快会被人们淡忘。不管这个讨论沿着什么方向发展，不管这个概念是否成立，但讨论此问题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这一讨论凸显了时下两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一是研究重大战略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二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当代中国正处在大改革大转型之中。我们原以为，冷战结束后，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太平，人们的交往会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变得越来越方便，但事实上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并没有太平，人们的交往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原以为中国发展起来后，人们的生活质量会更高，社会发展会更加健康平稳，但事实是发展起来后比没有发展面临的问题更多，人们面临的思想认识问题更多，未来预期并不美好。

　　马克思有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可今天的世界，变化速度如此之快，以致于哲学家解释世界都面临着极大的困难。所以我们这个时代，需要伟大的思想家，需要学术大师。至于这样一些人，到底是叫战略知识分子，还是公共知识分子，还是用其他何种称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确实需要一批胸怀宽广、志趣高远，有着雄才伟略的大专家、大学者。

　　当代中国需要“四有”知识分子

　　——当代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国际视野，必须时刻关注当今世界形势的变化，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全球化已将世界各国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但目前的全球化并不是扁平的，“你”与“我”之间的地位并非平等的。东西之间意识形态的矛盾、南北之间经济发展上的差距、不同民族国家之间宗教文化上的冲突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并不完美的画面。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发展必须融入世界。中国要融入世界，就必须了解世界大势，顺应时代潮流。有责任和良心的知识分子，必须心怀天下，深入分析研究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提出切合中国实际的应对之策；必须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必须研究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挑战，不断探索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必须立足中国，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问题意识，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重大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爱因斯坦曾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因为解决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的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无数事实表明，重大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的提出是理论创新的起点。知识分子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深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注重研究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促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立足国情，立足当代，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系统周密地研究中国改革和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获取理论创新的浓厚源泉和强大动力，勇敢地开拓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以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具有全局观念，要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事业的整体性研究。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许多发展中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许多旧问题解决之后，新问题又暴露出来；这些问题的解决又往往带来其他问题。比如说，我们要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就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必须考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必须考虑如何提高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建立创新型国家。要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就必须更好地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还必须解决好包括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看病、子女上学、生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在内的一系列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还必须考虑城乡、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问题。在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人民生活基本实现小康之后，必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问题，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如何构建和谐文化，如何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些问题都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需要知识分子做理性分析和科学研究，找出问题的症结，拿出可行的对策。

　　——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具有战略思维。真正的学术大师，除了具有远大的抱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浓烈的忧国忧民情怀外，还需要具有战略思维，具有长远发展、宏观发展眼光。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曾告诉我们：“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知识分子不是先知先觉者，也不是算命先生，不可能考虑十几代人，更不考虑几十代人之后的事情，但“几代人”延续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比如说，再过十年，我们将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2020年到2050年，是中国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最后30年，关键30年。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会呈现出什么样的阶段性特征，会遇到哪些难以避免的问题，我们的优势在哪？我们的困难在哪？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事先研究和考虑的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这是当代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当代知识分子应该善于从战略上思考和研究问题，紧紧抓住关系国家发展的关键，找到解决问题、推动科学发展的正确路径和最佳方案。

　　延伸阅读

　　美国战略流派和思想渊源

　　美国在战后建立国际秩序和发挥领导作用时同时追求两个战略。一是现实主义的战略，其核心是均势、遏制、威慑和首要地位。这个战略随着冷战而降生，又随着苏联崩溃而失去了一定的存在意义。另一个战略可被称为“自由主义”的大战略，它关注的焦点在于推动市场开放、推进民主、促进制度合作和多边联系，并把这些作为国际秩序的基础。这两种战略一起为美国的安全职责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提供了具体议程。这两种战略方向仍然是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的主流。

　　如今，又出现了另外两种战略趋向，一是新保守主义的大战略。由于受到畏惧恐怖主义、被欧洲反战主义蔑视以及冒险精神等因素驱使，又受到美国单极力量凸显的激励，这些“新原教旨主义”思想家们正在鼓吹美国全球统治时代的到来，鼓吹美应大胆、单边地运用美国军事力量、逐步摆脱多边主义的羁绊、向有邪恶潜伏的国家积极推进自由和民主。对伊拉克的占领是新保守主义的既定目标，也是他们的重大成果。

　　另一种不太引人瞩目的大战略可称为新孤立主义，它自“9·11事件”以后已逐渐淡出。这是一种战略超脱的民族主义态度，认为美国力量应撤回美国本土，以起一个“离岸平衡”的作用。新保守主义战略和新孤立主义战略看似对立，但实际上它们在两个方面相互补充。新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思想家都支持伊拉克战争。新保守主义者想改造中东，而民族主义者只是简单地想除掉一个威胁然后回家。他们赞成战争的这一观点是一致的，而分歧在于美国应在多大程度上卷入战后伊拉克事务。民族主义者不想要一个帝国，但如果使用武力能为保障美国本土安全铺路的话，他们会使用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