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缘箭法陈长生 lol:当代中国战略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基本特质

当代中国战略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的基本特质

[12465]　(2011-08-22)

早报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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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自我意识的群体和一种近代现象，兴起于17世纪的西欧，他们是随着近代史的开端而登场的。古往今来，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对于知识分子应该做什么以及该承担什么责任，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的争辩，总是不休，对知识分子的内涵和外延也一直尚未达成共识。（刘易斯?科塞：276）从类型上看，知识分子既有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学院派知识分子，也有人文知识分子、技术知识分子等之分,英国学者罗素?雅各比（1996）还根据大学的学术智慧，将知识分子氛围“内部”和“外部”的知识分子（安东尼?史密斯，弗兰克?韦伯斯特主编，侯定凯、赵叶珠译：后现代大学来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3-105）。我国对知识分子角色、地位和作用的争论从来也没例外。2010年8月，陶文昭教授在《人民论坛》首提“我们社会正需要一批务虚的、踱方步的战略知识分子”；9月18日，“大国复兴与战略知识分子高层理论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从此，“战略知识分子”这一命题，作为“精英中的精英”开始进入学界视野。

　　一

　　国内外定义知识分子的不胜枚举。不及久远，作者仅通过国内外几大学术资源网搜索，光知识分子的定义就多达上百种，这些定义既有普遍意义上的趋同性，也有镌刻时代记忆的差异性。当代社会学大师帕森斯（T.Parsons）认为，知识分子是文字的出现和哲学的突破，他们应当是“文化事务专家”，而不仅仅是一般的“脑力劳动者”，或者说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中关心并从事创造、阐发、传播文化价值的那一部分人（Parsons T.(1969). “The intellectual”: a social role category. See Rieff 1969, pp. 3-26）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文化或观念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或是从事公共事务的一个群体”（ Charles Kurzman and Lynn Owens（2002),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Annu. Rev. Sociol. 2002. 28:63–64）。美国著名当代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其名著《理念人》（Men of Ideas: A Sociologist's View）中将知识分子定义为“从来不对现状满意的人”，是“为思想而活，而不是靠思想生活”的群体。他们是理念的守护者和意识形态的源头（刘易斯?科塞著，郭方等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页）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知识分子是文化生产者。他们“必须把他们在特定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和权威用于这一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Bourdieu P.1989b. The corporatism of the universal: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modernworld. Telos 81:99~110）。而当代著名的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Hayek）则指出，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班人来得快”。当代美国重要的文化批评家赛义德（Edward W.Said）认为，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节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这的说法或做法(爱德华?W?赛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25页)。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公共领域做事的人。他（她）们应“为民喉舌，他们的言谈举止也代表/再现自己的人格、学识与见地”。古德纳（Alvin Gouldner）还将知识分子分为“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已，认为往往是各种权力结构中的一员（艾尔文?古德纳著，顾晓辉等译.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将知识分子分为传统的和有机的两种。他在《狱中札记》中论述道，知识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众、道德高超的哲学家----国王，他们构成人类的良心。真正的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知识阶层，他们支持、维护的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真理与正义的永恒标准（ Gramsci A. [1932] 1995. Croce and Julien Benda. In 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Transl. D Boothman, p. 470. Minneapolis, MN: Univ. Minn. Press）。他们“不能仅有口才。。。。。。还应以建设者、组织者、不倦的游说家的姿态积极参与到现实生活中”（Gramsci,1971:10），既是“社会运作中的枢纽”，也是“穿越当下具体经验之屏幕的这种内在需求，表示了每个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存在”（Edward Shils(1959),The Interllectuals and the Powers: Some Perspectuve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 included in Comap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1 (1958-1959), pp.5~22），“是追求真理的战士”。他们或是通过“技术批判”，或是通过“道德批判”，或是通过“意识形态或历史批判”来描绘一个全新社会的蓝图。。。完成自己的使命（雷蒙?阿隆著，吕一民等译：知识分子的鸦片，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18~219页）。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知识分子是指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自我意识，并对社会现实持批判态度的精英。英国学者弗兰克?富里迪（Frank Furedi）定义，知识分子，不是他们做什么工作，而是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以及他们所维护的价值（弗兰克?富里迪著，戴从容译.知识分子都到那里去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30页）。

　　我国有关知识分子定义的争论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初兴起的西学东进运动。尤其是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 两词开始广泛使用。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1933 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脑力劳动者”。他们不只是一个读书多的人，还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同时，还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殷海光，2010）。伴随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无论知识分子的含义怎么扩展，知识分子必须具备知识性、创造性、批判性三个基本特征（宋圭武，2010）。他们既是“对整个社会负有责任的代表”和“集体意识”的凝聚者，也是国家主导价值意识形态化的传播者。

　　基于上述学者对知识分子的不同定义，本文认为，当今中国战略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应该是站在全球的高度，以历史的和前瞻性的思维审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发现者、组织者、贡献者、真理的战士、知识的传播者和知识的创造者”（弗?兹纳涅茨基著，郏斌祥译.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40~141页），“是把意见或利益转化为某种理论的人”，是一群心系国家和民族利益的批评家、新政出台的诠释家和未来发展的谋略家，是执政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执政为民的“智囊团”和“思想库”，是在理论创新和解决现实问题中铸就“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话语文化体系的构架者、开拓者和民族利益的捍卫者，也是为国家、为民族利益献身的掌舵导航者和我们这个伟大时代风气的书写者。

　　二

　　特质（traits)是指个人和群体的人格特点。从对知识分子历史和现实的释义来看，他们拥有的特质常与历史责任、道德与真理、思想与创新、独立与自我意识、批判精神、理念生产等紧密相连。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具有优良的特质，无论是从先秦时期孔子周游列国向君主谏言，到诸子百家独立的自由表达，战国后期司马迁所推崇的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气度，汉武帝从董仲舒独尊儒家之后，在道统上儒家学说统治的两千年，还是从近代西学东渐后的新文化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再到改革开放以后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中国古代的“士”到今天的知识分子，无不拥有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重名节，讲骨气的品质（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第7~15页）。

　　今天，伴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的和平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了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挑战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难以用常规思维预测的新问题，我们的时代迫切需要一大批具有“全球意识、国际眼光、战略思维、有大视野、大思路”的“战略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特质应该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应该在政治上冷漠，思想上被动，对时代发展毫不在意，而应该是站在国家和民族立场上以批判的眼光客观分析实现，前瞻性地审视未来，谋划解决问题的方案。要具备这种特质，战略知识分子就必须具有民族责任感、政治方向感和认识力、思考力、创新力、谋划力。

　　民族责任感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与宗教信仰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一种把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尊严看作比自己存亡与荣辱还重要的社会责任意识；它也是一种历史担当的动力，是一种驱使自己不断成长，为国家和民族发展做出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信念。就其角色而言，他们必须是“协助民族的社群更感受到共同的认同感，而且是很崇高的感受”（ Matthew Arnold,Culture and Anarchy, http://www.blackmask.com,pdf.1~5）。为此，他们必须与民族利益紧密相连，“以一种特有的敏感体验到自己祖国的命运”，自觉地把养成的思维习惯带到政治领域。也正因为如此，无数中外知识精英为我们树立了榜样。青年周恩来立誓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国的独立和强大尽奉献；马丁·路德·金博士怀着一个“梦”，为饱经苦难和歧视的美国黑人族群赢得平等自由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用生命冲破种族隔离制度，成为南非的民族英雄；圣雄甘地以绝食抗击残暴的帝国主义，用自己的信念带领印度人民走出了被殖民统治的黑暗时代……。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睿智、勇气、谋略和民族责任感正是当代中国战略知识分子应该拥有的最基本的品质。

　　 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认为，知识分子“归根到底要以服务于政治目标为导向”（刘易斯?科塞著，郭方等译.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77页）。这个导向其实就是政治方向感。在全球化的今天，政治方向感是战略知识分子的必须拥有的基本政治素养。只有拥有正确的政治信仰，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战略知识分子才能 “把他们在特定文化领域里的特殊专长和权威用于这一领域之外的政治活动”（Bourdieu,1989:99），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作出前瞻性的思考，谋划出战略图景。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有这“三个代表”，一个满目疮痍的旧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成一个不断强大的新中国，一个倍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因此，作为生活在这个伟大时代的战略知识分子，应该把自己的智慧奉献给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脱离了这个政治方向，即使再有谋略和睿智，也不可能得到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认同。

　　“四力”是指中国战略知识分子应该拥有的认识力，思考力、创新力和谋划力。 首先，认识力是一个战略知识分子必须拥有的一种综合能力，它包括对国际时局发展及其对本国的影响、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发展现状的分析力、判断力和预测力。成就这种综合力，战略知识分子尤其就应当是某一个领域的专才，只有熟练掌握自身专业领域知识，才能对该专业领域的发展情况进行科学地分析，合理地判断和准确的预测。相比于传统的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更加强调的是一种宏观的对自身熟悉领域的判断与预测能力，能够准确把握和预测该领域发展方向，而非仅仅局限于某领域的某专业知识，做出的微观研究。好比划船的水手和掌舵的船长，水手让船不断前行，而船长要根据船吃水的深浅，船的大小，船的速度来驾驶船只朝着目的地顺利前行。

　　其次，战略知识分子的思考力重点强调的是一种对中国现实和未来发展战略构建的思考能力。有别于常规的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的全局观更为突出，它需要一个更为宏观全面的思维空间，能以全球化视角准确谋划出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国防布局战略，政治外交战略，经济发展战略，社会统筹战略、矛盾破解战略等等，他们面临的不单是军事或者政治斗争的战略决策，而是考虑全盘的系统战略工程；他们不仅需要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更需要把各个领域的知识结合起来，进行宏观的谋划。正如下一盘棋，不仅要考虑每一步如何走，如何走好，而且要思考这步棋与整个棋局的关系，走棋的步骤，否则“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再次，战略知识分子还应该拥有一种探索的创新力。创新既是人类进步的永恒灵魂，也是历史赋予当代战略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这种探索创新能力，既是他们战略实践的阶段性成果，又是对客观环境分析后的一种理性的“再造”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创新劳动是劳动的阶段性发展，是对于同质劳动的超越。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无论是西方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人类历史上几次重大的工业革命，还是中国的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除自身的素质外，远见卓识的战略思想家们无不善于凝聚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智慧，汇聚诸多“思想库”、“智囊团”的创新成果，这些思想的“再造”和最新理论成果的导航，才改变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航程。今日之中国，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等一脉相承的创新理论成果，才铸就了中国发展的灵魂，成就了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模式”。因此，战略知识分子应该“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固步自封”。

　　最后，战略知识分子的还应当具备把自己思想准确表达和转化为政策和制度层面的一种宏观谋划力。这种谋划力强调战略知识分子能够进行比较长远的发展计划，对未来全局性、长期性、基本性做出一套行动方案的整体考量。从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隆中对”到上个世纪美国复兴的“罗斯福新政计划”，从“马歇尔计划”再到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是在总结人类发展历史经验、客观分析时局、把握未来发展方向基础上所谋划的一种战略图景，这些庞大思想系统无不体现出“智库”和远见卓识的战略思想家和战略知识分子的谋划力。

　　三

　　战略知识分子要想真正具备民族责任感、政治方向感和认识力、思考力、创新力、谋划力的基本特质，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客观上讲，由于历史的局限和自身的原因，知识分子也常常表现出一些政治方向的偏离感，政治意识形态观淡化，缺乏全球思维和创新思维，“依旧坚持反成规（anticonformisme）的传统”，其行为影响与公共讨论和政治生活的潮流不能很好地相呼应，有的还不能“以一种特有的敏感体验到自己祖国的命运”，过于强调“意志自由的自豪”（Bourdieu P. 1989a. An interview with Pierre Bourdieu: for a socio-analysis of intellectuals:On Homo Academicus Transl. LJD Wacquant.Berkeley J. Sociol. 34:1~29）和追逐个人名利价值，常常表现出一种文化生活的平庸化和社会行为的世俗化，致使看起来“更像小技术官僚”，“降低了社会对智力升华（intellectual clarification）的尊重， 这些都是与战略知识分子的特质格格不入的。战略知识分子“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重要成员”，只有“保持批判的能力，与日常工作保持一定距离，并培养其对终极价值的兴趣，而不是关心切近的价值时，他们才能充分地服务于社会”（Bourdieu P. 1989b. The corporatism of the universal: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modern world. Telos 81:99~110）。因此，提高战略知识分子的“二感”和“四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在审视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中，注意不断强化战略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感和政治意识形态观。伴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当今世界正在经历一次历史性的变革，全球体系加速转型，全球贸易治理不断加强，解决全球贫困与不公平成为各国和人民的共同努力，金融危机带来的连锁反应还在延伸，全球政治责任急需强化等。（Sophie Coughlan,Frabric Lehmann and Jean-Pierre Lehmann,Inclusive Growth:The Road for Global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The ICC CEO Regional Forum,New Delhi,4 December 2009.pdf.2~3）。再从国内的现实来看，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重要的新型工业化国家，软实力也在不断提高，但我国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外部安全环境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隐患和突发性事件增多；意识形态话语权依然较弱，外部典论环境的压力和挑战较大；西方制造事端的“议题”一波接一波，“围堵”中国的战略企图更加明显；国内发展中阶段性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根本改变，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城乡、区域、贫富之间的“数字鸿沟”加深，“高风险”的社会矛盾凸显，有关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公平教育、收入分配、居民住房、安全生产等民生事务，以及粮食、公共卫生、文化、人口等非常规安全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势必会影响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和崛起。因此，战略知识分子必须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最高意识形态，以全球思维和前瞻性的思考，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历史的借鉴，勇敢地承担历史责任，“将事实建议和价值判断混合在一起”（雷蒙?阿隆著，吕一民等译.知识分子的鸦片，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45页），为破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难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大智谋略。

　　第二，强化“问题意识”，夯实理论基础，增强战略知识分子破解难题的文化自觉。战略知识分子要想提高破解问题的能力，提升谋划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就必须紧密围绕中国和平发展和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以问题导向为文化自觉，准确梳理现实，客观分析成因，用创新理论成果构建破解问题路线图。同时，鉴于战略知识分子多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精英，具有跨多科学的理论视野，这为建立合作平台，联合攻关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也可以充分体现他们“和学术机构在有助于形成核心的社会理想上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爱德华?希尔斯著，李家永译. 学术的秩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1页）。因此，在解决现实问题，预测国家未来发展走向的过程中，战略知识分子需要抛开学术成见，营造良好的批判氛围，采取共同立场的深层动机，超越历史赋予的相对主义，建立紧密的团队合作机制，以理论创新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最佳切入点，以政策构建为驱动、以跨学科交叉为载体，优化学科建设体系，突破西方“文化霸权”支配地位，走出“西方化倾向”和“移植性”、“诠释性”研究的误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知识体系和“根据中国的理想图景”，用创新理论成果破解经济社会发展难题，服务于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

　　第三，战略知识分子的成长有赖于自身素养的提高，更需要营造一种宽松的社会氛围，建立起科学、可行的成果评价体系和转化机制。如前所述，历史责任、道德与真理、思想与创新、独立与自我意识、批判精神、理念生产与传播等是战略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素养。但这些特质除自身修炼外，其实良好的社会氛围、成果评价体系和转化机制也十分重要。这是因为，无论是一种批判精神，还是一项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预测，即使圣贤也少不了有偏颇和失误的地方。出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过多的责备，那既不利于学风、学派的形成，也不利于战略知识分子的成长。因此，全社会对那些战略知识分子在观点表达、理论探索、时局预测、批判态度与方式等方面，应该更加宽容和包容，形成一种“不怕出错”、“敢于直言”、“勇于批判”的良好社会氛围和学术环境。同时，对战略知识分子的创新成果的评价和转化也要有一套科学的机制，使其成果能够很便捷地直接服务于国家宏观战略制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在服务中提升战略知识分子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变政府单一项目资助为多元资本参与资助格局，真正构建起由战略知识分子主导的、“不与权力调情”的“国家智库”、“地方智库”和“民间智库”。

　　第四，高等院校既是发展和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场域，也是战略知识分子主要聚集地，因此，大学的功能不仅仅是教育，它应该更好地发挥一个“多功能的组织”的作用，为战略知识分子服务国家战略搭建好的平台。从宏观层面来看，国家应该加大对一些综合性的重点大学的科研投入，突破“知识门类化”屏障，凝聚国内精英，组建像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学会、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卡耐基和平研究所等那样的“智库”机构，通过平台搭建、研究机制创新，重大项目支撑、社会资本参与等，打造具有国际声誉和权威性的“智库”机构，用独特的话语体系来消解西方社会的“话语霸权”。同时，从国家到大学应该出台可操作性强的政策和措施，营造一种“以学术为业”的良好学术秩序，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和问责制以及监控系统，允许那些致力于战略研究的大学教授或是群体等，成立相对独立的研究机构，通过市场化运作，推出具有独特见解和独立性的系列咨询品牌，作为国家“智库”的重要补充，这样的“机构”不能完全成为大学的附属物，要让那些具有战略眼光的大学教授“免于分心”地从事研究工作。再从自身内在要求来看，身居大学讲坛的战略知识分子应该加强自我理论修养和才智的培养，拓展全球视野，展开“问题导向”的无学科的综合研究，尤其是要摒弃学术传统的“西方化倾向”以及“唯学科化倾向”（邓正来.回顾与前瞻，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三十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14页），时刻注意通过各种渠道将自己的理论成果转化为政策文本，使自己成为“才思泉涌”的谋略家，而不仅仅是“通才”和“智者”。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观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谱写的，而历史人物对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有着巨大的作用。当今战略知识分子可以自己是历史杰出人物，也可以是杰出人物背后的智囊团。他们不仅是历史进程中的“预见者”，更是这些任务的“开启者”、“践行者”。在中国，他们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更是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代言者”和“导航者”。今日之中国，机遇与挑战并存，无疑给作为“智库”的战略知识分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感，在理论创新和服务国家民族利益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认识力、思考力、创新力和谋划力，应该成为当代战略知识分子每时每刻都要夯实的基本功。

　　王志章 作者是中国西南大学教授、管理学博士；中国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提高哲学社会科学社会服务能力”首席专家《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