蕾法和成步堂:我新闻生涯中的几个"第一次"

作者： 曹仁义
我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事新闻工作已36年。如今60有余，到了退休的年龄。"老年人爱谈既往，少年人爱说将来"，近年来，我常常想起往事。可是，36年新闻生涯，许多事都记不清了，惟有几个"第一次"，在脑海中还留有清晰的印象。.
第一次播出
我1963年7月在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采专业毕业，9月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工作，成为《祖国各地》节目组一名青年编辑。
当时，中央台有一个规矩，新来的大学生必须由一名老同志带，半年内只做"学徒"，编写的稿件不能播出，只是由老同志改，改后重抄，抄好自存，让这些刚进门的新手在 这个过程中稳步提高，并记住：在中央台播出是不容易的!
我被认为是有"灵气"并勤奋努力的一类，所以我编的稿件破格在上班两个月后就可以播出了。那是1963年11月4日，我编的一篇讲革命传统的稿件，经我的老师李宜同志修改后播出。我当时兴奋极了。3日下午，我去录音间将稿件录好，播音员是梁钊。录好后，按规定在录音机复听一遍。我十分得意，觉得自己的劳动成果变成声音，真是好听。
那时单身，晚上无事，我到办公室来，又将录音带放到室内机器上听了一遍；没听够，倒回来又听，听着听着，机器出了毛病，带子卷入盘芯底下，"喀嚓"一声断了!糟了，影响明早播出怎么办?我即刻出了一身冷汗。忽然，我想起了在广院上学时曾学过用胶条粘接磁带的技术。于是，找来剪刀、胶条，将断带两端理好重叠，斜剪出两个茬口儿，对好，用胶条固定，再剪整齐。心中默念：老天保佑，千万别剪掉了字。放回重听，真是万幸，剪掉的正好是句子之间的空白处，丝毫未影响带子所录内容。我老老实实将带子放回盒内，填好播出单，发往节目组(负责节目播出的单位)。
参加广播新闻工作36年来，所编所写稿件不计其数，惟独这第一次播出印象最深。一名初入门槛的年轻广播人的稚嫩的喜悦之情，那种初见成果的职业激动，尽现其中。
第一次采访
1964年"五一"节首都各大公园全天开放，群众举行游园庆祝活动，中央台拟作一个大型录音报道，并为此成立了报道组。我是这个报道组中最年轻的一员。
采访在"五一"前十几天就开始了。给我的任务是采访 中山公园的一个演出点。为了了解在这个点演出的各单位的准备情况，一天早晨，我带上介绍信，到北京某机关大院采访。这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单独采访。一身学生装束，满脸拘谨神情，来到这大院门口，向门卫递上介绍信并言明来意。 没想到这门卫打量我有半分多钟说："你不能进。"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不是记者。"我说："那我是什么?"他说："你是学生。"我说："不是有介绍信吗?"他说："有介绍信也不行。"就这样，我被碰了回来。可是，我总得完成任务呀!我掏出钱包，当月的46元工资还未往家寄，上个月还剩点，于是下决心买一套衣服。午休时间，我直奔王府井，花70元买了一套混纺咔叽中山装。
第二天，换了装的我又出现在那个机关大院的门口，递上介绍信，门卫没再说什么。我顺利地来到游园活动筹备处，了解到所需情况。
"五一"当天，报道组要求我务必把中山公园演出的一个舞剧的伴唱录好，因为这段伴唱已设计到录音报道中，是 重点音响，其他音响随便录点什么都可以。当时，我们使用 的是一种笨重的背包录音机，侧面有个摇把，动力靠手摇。天下着小雨，磁头发潮，尽管我不断地摇着，录下的歌还是像跑了调似的，效果很差。报道中勉强使用了。
这就是我三十多年前的第一次单独采访，任务算是完成 了，但完成得不漂亮。
第一次出声音
1965年夏天，陕西出了个女英雄，名叫冯煜萍。她在大火中抢救国家财产，烧残了一只手。10月份，趁她来北京参加活动的机会，组里派我采访了她。
我从青年时起，做节目就喜欢创新，总想搞一点跟别人 不同的花样。这次采访完冯煜萍之后，我打算搞一个和采访 对象的"对谈"节目。这类节目今天看来没什么新鲜可言，但在当时广播中使用的并不多。经组长同意后，我将问题和回答一起写入稿中，然后将冯请到中央台录音间，一问一答录到一盘磁带上，做成一次15分钟的节目。那时 的《祖国各地》节目是一周一周的安排，这次"对谈"节目排定播出日子时，离实际播出还有一周时间。这时，我给远在东北吉林师大工作的爱人宛常珍写了一封信，告诉她几月几日几点几分，从收音机里能听到我的声音。
记得是10月下旬的一天早晨5点多钟播的这个节目。后来，宛常珍同志来信告诉我，那天早晨她真的从广播中听到了我的声音，不过，并不那么容易。
原来，那时我们还没有买收音机。为听这次节目，宛常珍起了个大早，10月下旬的东北，天气已经很冷，她抱着我们刚满六个月的女儿，走了十分钟，来到一位朋友家，弄 得朋友家早晨5点多就和她一起听广播。以后的日子，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不仅广播中多次出现 我的声音，而且我在电视中也露过几次面。可是，再也没有"第一次"的那份激动了。
第一次上天安门城楼转播
那是1967年5月1日晚，在天安门城楼上转播首都军民在广场庆"五一"晚会实况。
原定中央电台不转播这场晚会的实况。离"五一"只有三天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广电部前身)总编室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让中央电台转播这场晚会。当时在局总编室工作的 张振东同志找到我和白谦诚同志，说要赶一个二万余字的转播稿。于是，我们三人开了两个夜车，写出了这个稿子。
5月1日晚6时，张振东同志带领方明、李娟和我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技术人员一起做转播前的准备工作。8时前，毛泽东同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城楼。令我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同志在经过我们所在位置时停下脚步，并微笑着看我们几人。这时，主席身后一位军人说："小同志，毛主席在看你们。"李娟和我立刻跑上去，和毛主席握手， 李娟先我一步握住了毛主席的右手，我晚一步也去握这只手，结果只握到了主席的手腕。我俩一边握着，一边跳着，一句话也说不出。等主席离开我们时，我发现上衣小兜中装着的工作证、饭票等统统掉在了地上…
第一次作现场报道
1979年9月30日，首都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30周年文艺晚会。台领导决定采制录音报道。时任新闻部副主任的杨伟光同志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和赵慧同志(现为中央台纪检组组长)，并要求我们两人现场说，现场录，不用播音员配解说。
于是，我们两人构思了一个提纲：怎样开头、怎样结尾、重点采录哪几个点等。到了现场之后，我们首先在大会堂一楼前厅将报道的开头录好，然后分别采录了一个演出点、一个乒乓球表演点、一个游艺点、一个国画点(当场作画)和小礼堂的京剧演出。在前几个点，我们都坚持现场解说，即直观直说，音响和解说自然混成。可是，到了小礼堂，由于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警卫人员不让我们在现场解说，我们只好采录音响后，在小礼堂门外作解说，这一段的口气也变成了转述。主体内容都采录解说完毕之后，我们走出大会堂，站在台阶上准备录结尾的解说。放眼四望，天正下小雨。这样，我们原准备的结尾的话就不能用了。于是，我们立刻编词，将细雨蒙蒙中的广场夜景及节目气氛，描述一番作了结尾。
回台后，我们将这个现场采录解说的报道，从盒式带翻 录到开盘带上。翻录时稍加剪辑，便在次日一一10月1日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头条播出了。播出后，收到许多 赞扬和鼓励信件。
若干年后，有研究者指出，这是共和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历史新时期，中央台播出的第一个规范的现场报道。
第一次去南沙采访
标题中用"第一次"，实际上不很确切，因为我只去过南沙一次，并没有第二次。
南沙群岛在祖国版图南海的最南部。有道是"出国容易，去南沙难"，因为它距祖国内地比一些邻国还远，而且行程方式一直是在海上乘船。
那是在1995年4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借951补给舰去南沙补给之机，组织中央新闻单位的记者去南沙采访，要求中央电台去四人。台领导决定由我带队，记者中有军事部王兴功、杨振声同志，新闻中心裴建萍同志(女)。
南沙群岛，实际上有许多并不是我们想像中的岛，而是隐在水面下的礁盘。在礁盘上建造起水泥结构的哨所，称做礁堡，是战士们生活和执行防卫任务的地方。我们在南海一共航行、采访17天，访问了6个礁堡的战士。礁堡很小，多数没有记者住的地方。由于礁堡周围水浅，951舰无法靠近，所以我们每次上礁堡采访，都需从951舰上下来，乘坐舰上随带的小汽艇前往。这小艇没有舱，我们都坐在平面上，如此在海上奔驰，有危险性，我们每个人都要穿上救生衣。采访完毕，再乘小艇回到舰上住。
这次赴南沙采访，电视记者没去，只有广播记者和报纸记者。我们广播记者每次乘小艇上礁堡采访，都要保护好录音机，生怕大浪打来，弄湿了机器。我们中央台记者组的任务是：采制一篇反映南沙守礁战士生活的录音报道，以王兴功同志为主；采制10集的现场报道《南沙行》，以杨振声同志为主；采制5集的现场报道《南沙风情录》，以裴建萍同志为主；写一篇赞扬南沙战士爱国主义情怀的评论，以我为主。在运作时，裴建摔同志希望我和她一起担任《南沙风情录》的现场解说，她认为有男女声解说，可使报道更活泼些。这样，每到一个礁堡，小裴和我就要抓紧观察，尽快寻找采访对象，录下访问谈话，并尽可能地在礁堡现场录下解 说。陪同我们的海军同志惊讶地说："你们可真行，一边看，一边录，一边说，而且出口成章。"我们回答说："广播记者就得这样。"
记得一次我们从一个礁堡采访完毕乘小艇返回951舰，裴建萍同志对我说："老曹，咱们解说一段海上景象吧，或许报道能用上。"于是，她启动录音机，我们两人就对着话筒你一句我一句地说了起来。正说得起劲儿，一个大浪掀起来，"哗"地一声，从我们头顶上压过……幸好，话筒和录音机被小裴迅速地隐蔽到救生衣里，没有丝毫损伤。我们的海上解说只好作罢。裴建薄同志告诉我，她至今还保存着这段解说的录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