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法的两面性

初遇佛法，我们面临一个悖论：在智力上，它冷静、现实、非教条，令自由思考者心悦。在世界观与方法论上，它几乎还具有科学性。但是，若我们走进活生生的佛法内部，不久便发现它还有另一副面貌，似乎背离了我们对它的一切理性假设。


我们仍不见刻板的教条与随机的臆测，看见了出离、冥思与崇敬等宗教理想。我们看见了一套教义，阐述那些超越了官感与思维的事物；或许更令人困惑的是，我们看见了一个训练方案，在其中信念被当成一个至关重要的美德，而存疑则是一种妨害、障碍、与羁绊。


我们在尝试决定自身与佛法的关系时，最终都会发现受到挑战，需要对这两副看上去不可调和的面貌作出合理的解释：经验主义的那一面朝向世界，告诫我们对万事亲自作调查与验证，宗教性的那一面朝向超世，告诫我们遣除疑念，信赖尊师佛陀与他的教导。


我们解决这个困境的办法，一个是把佛法的一面作为真法来接受，而把另一面作为伪造或附赘加以排斥。这样一来，在传统的崇拜式佛教里，我们包容了信仰的宗教性与崇敬那一面，却回避了脚踏实地的世界观与批评探索的任务。或者，为现代佛法作辩，我们可以赞扬佛法的经验性与科学的相似性，但在宗教那一面尴尬地踌躇不前。然而在思考了真正的佛教精神必须具备的因素之后，很清楚，佛法的两个面貌都是真实的，必须同时兼顾。如果做不到这点，不仅涉险于只接受部分教导的不平衡性，我们个人的佛法修持，也可能受偏向性与冲突态度的障碍。


然而，怎样协调佛法的这两面同时避免自我矛盾，仍是个问题。我们认为，达成这两面的协调，从而在个人的观念与修持中确保内在一致性，关键在于考虑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佛法教导的目的，第二，为了达到该目的所需的策略。佛法教导的目的，是要从苦中证得解脱。佛法的本意，并非为我们提供有关世界的实际知识，因此虽与科学兼容，其目标与内涵必然有异于科学。


佛法在最主要、最基本的意义上，是一条通往释放心智、摆脱轮回之苦的道路。佛法为我们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解脱之道，非仅寻求智力上的认同，它指定的态度必然有充分的宗教性。它直指内心深处，于存在的终极意义岌岌可危之际，在那里唤醒了相应的信念、崇敬与坚定。但是对佛教来说，信念与崇敬只能促使我们走上这条路、并坚持走下去，它们本身却不能保证解脱。


佛陀教导说，束缚与苦的根源，是对真相的无明。因此佛教的解脱策略中，基本工具必须是智慧，即对真相的如实知见。冷静而不受约束的调查与批判性的探索，构成了通往智慧的第一步，使我们排疑解惑，对解脱所依的真理有一个概念上的把握。但是疑与问不能永久存在。我们一旦决定佛法是通向灵性自由的载体，就得走上前来把存犹置于身后，投身于一个修练过程，它会把我们从信仰引向解脱的洞见。

对那些为了寻求智力或情感满足而接近佛法的人，它不可避免地以双重面貌存在，其中之一必然始终是个难题。但如果我们做好准备，以佛法本身指定的态度，把它作为灭苦之道，则丝毫不存在双面形式。相反，我们看见的是法的单一面貌，它从起始便这般存在，如一切面貌，皆显现互补的两个侧面。
作者：菩提长老


附：《比丘的职责》  根据佛法，一个比丘应该对佛教、对社会尽到什么样的责任。当初，佛陀建立僧团，曾经告诫弟子：“比丘应为人类谋福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比丘要进行自我修持，要修戒、定、慧，要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还应具有丰富的知识，深刻的理解佛法。比丘要对别人进行教诲，自己首先要做出典范，这是出家学佛所必须具备的最根本的一条。


菩萨要修般若波罗蜜多达到解脱的彼岸，从而为人类做出贡献。一个比丘要想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他自己就要有理论修养和品德修养。佛陀创立的僧团组织并没有自己的私有财产。比丘得到某一样东西的时候，这件东西是属于整个僧团的，比丘个人只是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而得到他应得的一部分，谁也不许谋取自己的私利。
   
当时佛陀有六十名大弟子，他们经过佛的教诲，成为适合于弘传佛法的有知识的人。佛陀对他们说：“我已得到了解脱，你们也应得到解脱。你们还应使更多的人得到解脱。为此，你们应到各个地方去弘传佛法。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不要两个人在一起。因为仅有六十名弟子，一人一处，就可以到六十个不同的地方去。”为了整个人类的福利，他们到各地去弘传佛法。这是佛教诞生后，第一批弘扬佛法的僧伽。因为他们所宣传的教义适合于当时社会的需要，所以佛教很快得到了发展。

佛陀是反对神的。大家知道，当今世界上有许多宗教，几乎所有的宗教都主张有一个造物主，有一个神。他们认为世界是神创造的，有神的存在，才有这个世界存在。佛陀反对这种说法。他主张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有情，创造世界、统治世界的神是不存在的。我们的人类社会不是由神来统治，而是由人自己来管理自己。社会的进步或衰退，发展或消亡，不是取决于别的，而是取决于人类本身。


佛陀在世的时候，印度盛行种姓制度(现在也还有)。在当时的印度，一个人生下来就属于一个种姓。最高的种姓是婆罗门，受人供养，专修净行；第二个种姓是剎帝利，掌握政治大权，统治人民；第三个种姓的吠舍，是从事商业、农业、畜牧业的人；第四个种姓是首陀罗，他们是奴隶，最贫穷，最卑贱，没有社会地位。


种姓制度规定一个人从出生那天起，就决定了他一生高低贵贱的社会地位。佛陀坚决反对这一套理论。他认为一个人的出生，完全不能决定他社会地位的高低贵贱。人的高低贵贱是由他品德和行为决定的，不是由他的出身决定的。所以佛陀是印度第一个反对种姓歧视、反对阶级歧视的人。
  
佛陀还教诲大家，一个人的进取有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经济方面的富裕是外在的，精神方面的修养是内在的。佛教认为一个人应该有一定的经济力量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具备衣、食、住、行等一些基本的生活条件，一个人应该依靠自己的劳动独立生存于社会，不应欠外债。如果能赚取些钱财，也不应该专为自己享受，专为自己发家致富，应该拿出来发展社会生产和兴办社会事业。这是讲的外在的、经济方面的进取。


一个人的心灵纯净比起经济富裕更为重要。《经藏.长部》里有一部《善生经》，这部经讲的是做一个在家佛教徒应该具备的道德规范，子女对父母和父母对子女，师长对弟子和弟子对师长各应尽怎样的责任，亲戚朋友之间，主子和仆人之间各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都讲得非常透彻、非常清楚。
   
为了佛法住世，佛陀派了不少弟子到各地去弘扬佛法。他们用这些朴实的处世做人的方法在人群中进行教化。因为这些道理，能够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所以能够对社会起促进作用。直到现在，那些佛教国家的比丘都还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们生活在人民群众之中，给人们指出高尚的精神生活道路。他们是人们灵魂的工程师，是人们的指路明灯。比丘的责任很重大。他们首先应该加强自己在戒、定、慧三个方面的修养，否则就不能胜任弘传佛法、教化人群的工作。指导人们过一种高尚的道德生活，是人们进取的内在层面。就生活方面来说，道德生活的充实比经济生活的富裕更为重要。

中国是个大国，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要达到劝人弃恶从善的目的，中国需要有很多良好修养和知识丰富的优秀比丘。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佛教可以适应社会主义的条件。一个比丘能尽到自己的责任，将有助于社会的发展。佛陀的教导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很多方面是没有矛盾的。中国需要有这样一些比丘来进行工作。


青年僧伽对佛教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如果认为佛教仅仅是念念经、拜拜神，那么他们的认识就错了。我们应当明白地告诉他们，佛教还有它更高超、更深奥的理论。比丘要把这些高超深奥的理论随时随地向信众们进行宣传，这是比丘义不容辞的职责。所有这些职责都落到你们青年学僧的肩上。所以，你们应该好好学习，既要学习佛法，还要学习现代科学，特别要着重修养，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上面讲的这些，就是比丘应尽的职责。
斯里兰卡罗睺罗尊者于1986年在南京栖霞山寺传戒法会上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