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蓝男色姜皓文激射视频:被劫持的私生活 精神瘟疫吞噬幸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2 02:07:55
被劫持的私生活 精神瘟疫吞噬幸福
www.eastmoney.com紧张与焦躁的气氛弥漫得无处不在。不成功甚至是有罪的，因为不成功，你就是失败者，而在经济至上的社会，规则是赢家通吃，美国教授莱斯特•梭罗(Lester
被欲望劫持。曾有媒体做过一项调查，越来越富裕的中国人，幸福感却在下降。很少有人质疑这一结论，因为人人感同身受，金钱越来越多，物资越来越丰富，但不安全感和挫败感却与日俱增。“欲望经济”驱动的消费主义下，各种商品都针对人们或公开或隐蔽的欲望，用尽一切营销手段和宣传攻势来挑逗、刺激，促使人们产生新的欲望和放大旧有的欲望。
制作精良的广告、油头粉面的时尚读物、现身说法的榜样人士，将个体对物质的欲望煽动到爆棚。消费不再是满足基本的生活所需，而变成了对欲望的不懈追求，这种经济模式使得普通人沦为了商品的奴隶，想要的总是太多，能满足的却太少。即使收入持续增加，幸福感也难以得到提高。
被信息劫持。网络的出现，第一次使得人人都有了平等拥有信息的权利，让每个普通人都得以成为广博的知道分子。在这个信息过剩的时代，成为话题孤儿是件自卑而可耻的事情，你必须要通晓网络上的每个流行语，知道每一个神兽的名字，了解像Zara这样拗口的品牌的正确发音，才会有登堂入室的感觉，才能跟得上身边人每一次的话题，像了解黑帮切口一样清楚他们每一个笑话后的细微含义。
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执著于知道一切，网络、报纸、杂志、电视、手机报，信息前所未有的丰富，也让人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这种疲惫，是信息轰炸下的一种无法避免的不知情权，索尔仁尼琴在21年前就已说过这样的话：“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被娱乐劫持。我们不得不悲观地承认，这个声光电的时代，人们的想象力正在被铺天盖地的电视和网上娱乐埋葬。电视用煽情的剧集、铺天盖地的广告，让人们越来越不愿意阅读，越来越不愿意运动，越来越不愿意思考。网络一度让人寄以厚望，可是在欢呼中国网民数量全球第一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当欧美的网民在用个人电脑发送邮件、搜索信息的时候，中国网民却在联机游戏、网络交友、下载视频和音乐甚至情书。美国《纽约时报》曾撰文写道：中国年轻一代更沉迷于即时短信、网络游戏和虚拟社交，他们喜欢发短信超过发邮件，经常在线打游戏或忙于构建自己的网络社区。有的干脆在虚拟世界里打造一个全新的“自己”，过起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在这个并不存在的世界里，他们自己选择发型、服饰和家具，决定饲养什么宠物及给宠物喂什么食物。在看不到的电视和电脑后面，他们成了无数个或胖或瘦，失去思考能力的沙发土豆。
时空压缩的现代化
新马克思主义者戴维•哈维(David
没有比这更好的概念可以来理解中国30年的现代化进程了。中国人亲眼目睹和体会到了中国“跳空高开”的现代化指数，亲眼见证了这片国土上让人目眩的变化速度。在2008年度，中国航空公司的载客量达到了2亿人次，私人机动车保有量为1亿2900余万辆，而当年的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尽管遭遇金融危机影响，也仍然达到了6.2亿平方米。以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这些数字的人均量可能并不令人吃惊，可是考虑到从无到有只花了30年的时间，那就足够让人感到震撼了。
在美国《财富》杂志日前发布的2009年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上，中国的上榜企业达到了43家，比去年又增加8家。不计入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话，中国内地有34家。排名第一的美国为140家，日本以68家排名第二，这一榜单也从微观上揭示了当今世界经济实力的格局。财经评论人陈季冰据此推算说：“如果根据公司的市值再来另搞一个500强的话，相信情况会大不一样。入围那张榜单的中国企业无论在数量还是在市值总量上，都不会比美国公司少多少，并将肯定远远超过日本公司。
根据沪深交易所披露的数字，几乎在《财富》杂志发榜的同一天，两市A股流通市值重新回到10万亿元之上，在过去半年里增长了一倍多。如果流通市值的绝对数字不足以使人明了背后的含义的话，我们还可以这么直观地说：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市值已经超过了拥有200多年历史的老牌的伦敦证券交易所;而沪深两地的市值加起来，可能已经超过了东京交易所;当然，如果把香港也算在一起，中国3个城市的证券市场的总市值将不会比美国纽约和纳斯达克总市值低很多。”
而在20年前，还几乎没有多少中国人听过股票这个词，如今在菜市场扔个西红柿出去，砸中的不是股民就是基民，要么就是炒房客。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进而进入后现代社会，欧洲等发达世界用了上百年时间，而中国，则是在30年的发展时间里，一下完成了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颠覆性变革。换句话说，在当代中国，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3个本来属于不同时代的东西，实际上是被聚集和压缩到了30年的同一时空之中。
这当然让人侧目。尤其对“缓慢而优雅”发展的西方来说，中国这样的发展速度赋予了他们更多的机会，英国《每日电讯报》评价这一发展速度时比较了中印两国修一座桥所花费的时间：“印度人修一座桥要用多少人?多少年?答案是3000人和8年，这还是给他们留面子的。其他报道说，其实从提议到开通用了46年。这里说的是孟买新近竣工的跨阿拉伯海大桥，这是东南亚最长的桥。而在印度修建这座跨海大桥的8年时间里，中国已建造了7座桥，包括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杭州湾大桥。这座桥要比孟买大桥长6倍，修桥时间仅用了4年——是后者的一半。”对一直试图摆脱100多年来屈辱地位的中国来说，这样的速度更是值得骄傲和振奋，毕竟，不是所有的后发国家都有赶超发达国家的雄心和实力，人均GDP从不足200美元到2500美元，主要的西方国家实现这一过程用了140多年，中国当然有理由充满信心。
但是对个体的生活来说，生活在一个经历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复合转型的时代，必然要面临许多的问题。中国在压缩发展的同时，也把西方国家上百年时间中不同阶段产生、不断解决的问题，以复合型、压缩型的形式集中到了这一时空当中，使矛盾和问题十分尖锐和严峻。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在‘压缩式现代化’背后潜藏着的病理一举喷涌的时代”。
新闻联播的一代
1978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首次播出，几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了长达30年的经济腾飞。我们把生于1976年至1989年的这一代人称为“新闻联播的一代”，这一代人出生之时，贫困和饥饿还困扰着大部分的中国人，如今他们中的年长者已过而立之年，开始承担起强大的生活压力;最年轻的也已满20，开始迈入社会。他们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坚。
这是经历新鲜事物最多的一代，电视时代，电脑时代，网络时代;电话时代，寻呼机时代，手机时代;摩托车时代，电瓶车时代，轿车时代;筒子楼时代，商品房时代。这是曾经被社会定义为幸福的一代，独生子女、小皇帝含着蜜糖出生，经济改革带来的财富，使得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不再像祖辈和父辈那样坎坷，物质生活的富足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代人;他们也是被定义为幸运的一代，大学扩招让他们中的更多人接受了高等教育，跻身社会的白领阶层;在他们的世代，信息的自由流通超过了以往，网络从无到有，成为生活的重要部分。
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欣欣向荣景象显示他们似乎没有理由对未来感到悲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代人的整体困境，正是中国社会在理想上集体沦落的现实。就像他们的标签一样，这是一代精神上的贫民。在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一切的理想都灰飞烟灭了，现实的生存才是头等动力。
等到他们成年时，中国人口的膨胀已近顶峰，他们就处于高峰的峰尖上，而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使得资本能够不断提高生产效率，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残酷。在这种压力面前，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形成固有的模式，除了继续向上攀登，没有余地。这个模式就像举重，你必须不断增加并举起新的“重量”，才能实现所谓的价值。
在这种模式下，全国3000万抑郁症患者的数量也许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无孔不入的竞争机制，工作和生活的压力，加剧了抑郁的流行。一个“压力型社会”正在形成，有一条流行短信清晰道出了这种心态：表面风光，内心彷徨;容颜未老，心已沧桑;似乎有才，实为江郎;成就难有，郁闷经常;比骡子累，比蚂蚁忙;比鸡起得早，比狗睡得晚;比猪吃得差，比牛干得多;比岳飞忠良，比赖昌星紧张。
由于压力太大，许多年轻人觉得自己已经未老先衰了。
刚参加工作，就渴望退休，是这一代人最真实的想法。一家调查机构所做的调查表明，相当一部分工作5年以内的人最大的理想是“赶紧攒够足够的钱，然后不用去上班”，提早退休成为人生的全部和唯一目标。在孔子的时代，他说三十而立，而在今天，已经被新一代人改成了“三十而休”。
这样的理想显然很难实现，于是心灵心汤式的心灵书籍大行其道，告诉人们要“遇见最好的自己”，或者，认识“不抱怨的社会”。各式各样供人释放情绪垃圾的“发泄餐厅”、“心灵超市”也层出不穷，写着“暂停”或“让你没压力”等字样的心灵道具畅销得一塌糊涂。
但是，它们真的有用吗?
可不可以不成功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潜意识里，对金钱扮演的角色一直是心存怀疑的，圣人说君子固穷，君王说士农工商。像马克斯•韦伯所发掘的“努力挣越来越多的钱才是上帝优秀子民”的清教徒式的价值观，从来就不曾成为过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即使是商贾巨富，也需要通过子孙的及第之道，来迎合主流的价值观。而在人欲横流的今天，谈钱已经不再是中国人羞于启齿的事情了，人脉、资源成为口头禅，整合、运作，成为个人能力的表征。
在中国与世界经济秩序对接的今天，成功概念第一次与世界流行达成了空前一致：仅仅达到自我设定的目标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令人瞩目的财富。财富成了成功的唯一表达。
就像以前人们避讳谈钱一样，现在人们也羞于承认自己是不成功的。励志书籍、成功学教程、各种技能培训班，都在刺激着人们对成功的追求，敏锐的企业更是注意到了这种心态。做食品的旺旺集团在电视上播出的广告词是：“吃了旺旺今年才会旺，不吃旺旺今年不会旺哦!”这种恐吓性的话语居然使得购买旺旺产品的人数因此急剧增多，直至被政府部门紧急叫停。
潘石屹在被问到自己登上富豪榜的看法时说：“这个社会一定是多元的，一个医生、一个老师可能对我们的贡献特别大，但他们没有上榜，如果我们的价值观只用钱来衡量，你可以设想一下，谁当老师和医生?如果没有老师，没有医生，没有科学家，只有商人，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社会中评价体系应该是多元的，哪怕是老师，哪怕是厨师给我们做一顿好饭，也是一种贡献。”我们愿意相信这是潘石屹真实的想法，可惜的是，这种论述的话语权只能掌握在“成功者”的手里，对于不成功者来说，潘的话语只能被斥为站着说话不腰疼。
就像托马斯•卡莱尔所说，金钱成了唯一的连接点，成功和失败者之间，甚至不拥有共同的天空。尽管人人都知道，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富裕阶层都不过只是少数派，绝对多数者都不可能拥有煊目的财富。但在成功的诱惑面前，人人都坚信自己是那个幸运儿，是股市里的赢家，是彩票的宠儿，是未来的rich-to-be。
在这种“成功/失败”二元对立的语境下，不成功的人生通通都是不幸福的。潜心做学问是迂腐，满足现状是不求上进，哪怕你淡泊名利，也会被周围的人视为从竞争中失败下来。这就是中国的普世价值观：每个城市都要拥有巨大的广场和高耸的大楼，要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每个企业都要力争挤进一个榜单，不是500强就是全球市场份额第几名;所有的父母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能负担得起的最好的幼儿园，从3岁起就学习英语舞蹈音乐钢琴高尔夫等十八般武艺;所有的媒体都希望采访到当年的首富，从他(她)的致富故事中找出可供复制的品质或传奇，供大众意淫和八卦。
所以，对不起，你不可以不成功。
只有成功，才可以光耀父母的脸面;只有成功，才可以保障未来的生活;只有成功，才可以在同事亲友面前昂首挺胸;甚至，只有成功才能拥有幸福的婚姻。有人在网上问，没有房子，我们的婚姻会幸福吗?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选择了否定答案。理由是，连房子都不能负担的人生，怎么可能会幸福。幸福的人生，必定得如广告所说，是一种“高尚的生活”，住高档的小区，开进口的私家车，衣着光鲜，出手阔绰。
但是，人生真的非如此不可吗?是谁断定了不成功的人生就是没有价值的人生?是谁告诉我们“求上进”才是人生正道?成功人生除了成功或者失败，就没有其他的路可走了吗?
有人不服，成功关乎人生意义。人活着追求的是幸福，而不是财富。所以，成功，不是积累财富，而是获得幸福。问题不在于是叫做成功还是称为幸福。问题在于谁来定义成功，谁来定义幸福。成功从来就是个社会概念，判定成功与否，从来只有社会标准。仅仅自己觉得成功不是成功，大家觉得成功才是成功。但幸福完全不同，幸福是个体的内心体验。别人觉得我们幸福，我们不一定真幸福;别人觉得我们不幸福，我们不一定真不幸福。当我们自己定义幸福，自己可以把握幸福时，成功就不再是名利场上用做炫耀的名词，而是规划自我人生的动词。
无底洞的欲望消费
1775年，欧洲进行工业革命时，世界人口大约为6.7亿，而今天的世界人口为66亿。当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扰和破坏较少，所产生的废弃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今天，每个人所产生的废弃物大约相当于当时的100倍，甚至更多。对环境的伤害正是消费主义不可逆转的恶果，大量生产、大量消费，无休止的淘汰和购买的轮回，这种扭曲的生活方式，加剧了人类对这个星球的破坏。
和以前不同，地球上的这一次物种灭绝危机，就是由人类对环境无节制的破坏而引起的。农业开始了对动植物生长环境的破坏，政治和商业的发展又加剧了这种破坏，而现在的罪魁祸首，则是由美国输出的，已经全球化的消费主义。普通人对生活的维持越来越取决于他们的支付能力，而不是生产或创造生活必需品的能力——换句话说，某个毫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完全可以过上顿顿鱼翅的生活，而不需要他学会捕杀鲨鱼的技巧。这种高度的社会分工下的消费主义，使得物种正在以高于过去几千倍的速度而灭绝。
消费主义的罪恶还在于，它扭曲了生活本来的面貌，变成了对欲望粗暴的满足。比如传统的农业，已经脱离了土地的实际基本情况，变成了服从城市消费的附庸：现代技术可以把禽畜放在铁笼子里像种庄稼一样种出来，从小到大，几乎不用挪窝就可以长大，如同栽花种树;食物不再是满足身体健康所需的必需品，人类发明了数千种的食品添加剂，来使食物变得更漂亮，更诱人，也更美味;即使中国手机拥有量已经超过6亿部，商家仍然在各种广告里推出新的款式，鼓励消费者赶紧更换新机，以追上新的潮流。
在消费主义的理论下，人类所有行为的目的，都是为了追求快乐。它将人类追求快乐的天赋人权，混淆成人类的终极目标，而消费，就是人们快乐生活的源泉。在支持消费主义的经济学家看来，越鼓励消费，人们的消费额越高，经济就越活跃，也就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多的就业机会，又会促进人们的经济生活变得更好。这种主张迎合了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使得消费主义以美国富裕生活的形象，传播到世界各地。1957年出版的《隐藏的诱因》一书中提到百老汇一幕剧的场景，很好地诠释了它对人类欲望的放纵：主人公的儿子呼喊着“我要的东西很多，简直要疯了??金钱就是生命”。
电视开始流行开来，商人们发现，电视广告是塑造消费者的最好手段。法国学者布西亚说：19世纪塑造出了工人，20世纪塑造出消费者。19世纪前全世界大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完全不一样，农业社会没有那么强的钟点，那么强的纪律，没有那么大的约束，大家不需要密集在一个厂房里，很有纪律地合作。电视广告培养出了一代新人，这些新人患有一种疾病，叫做嗜新症。
节俭成为落伍的意识形态，消费，不停地消费更新、更时髦的商品才是人们崇尚的生活。劳动与积累成为消费的手段，享乐才是根本。“人们在休闲、消费和感官满足中接受了新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这就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形成。”这正是今日中国的现实写照，消费主义和现世享乐主义成为整个民族的信仰，人们纵情物欲，不关心公义，对一切都失去敬畏之心。
奢侈品被被当成了生活的必需品，品格、学识、理想、尊严，都无法彰显个体的存在，人人都奉行我花故我在(spending
消费主义还滋生了新的社会思潮——“竞争性消费”：差距越来越大，人们却一心想要达到和别人一样的消费水平。“渐渐地，你身上穿的服装品牌和你不穿的服装品牌就可以决定你这个人的本质及你在社会中的地位了。”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使得欲望鸿沟越来越大，而个体就一步步沦为追逐商品的牺牲品。
信息超载和无知时代
曾经稀缺的信息，现在已经泛滥了。
生活在信息过载的时代，无所不在的电视广告、网络、即时聊天工具、楼宇广告、垃圾短信，正吞噬着我们的眼球和精力，毁掉我们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知道分子越来越多，而知识分子越来越少，广告告诉我们，外事不决问谷歌，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但也仅仅是知道，信息没有转化成知识，知识没有转化成智慧。我们知道得越来越多，我们就变得越来越无知。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不幸的时代。信息过剩，这真让人讨厌，讽刺的是，我们又一点都离不开它们。每一天我们都不得不面对相同的高密度信息轰炸，上班路上是路况通报和地铁广告，进入写字楼是分众传媒大大小小的电视屏，到办公室马上收发邮件，浏览新闻，这时候垃圾短信来了，某个楼盘告诉你他们又加推新盘了，信用卡银行说刷卡送好礼，证券公司说他们推荐的股票又涨了。还没来得及处理完邮件，QQ或MSN上的话痨们已经跳出来了，告诉你Twitter挂掉了，法航空难的机长他老婆的表弟的朋友和萨科奇原来是同班同学，可你惦记的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尸检报告到底怎么样了。
如今，全世界每年出版近70万种期刊，60余万种新书，登记40多万项专利，新增期刊近万种向你源源不断地输出层出不穷的新观点;900多万个电视台、几十万个微波通讯塔、几万个雷达站、30多万个民用电台，以及随时在增加的移动电话和终端电脑时刻提醒你注意全球任一角落发生的大事件。这些信息过剩得令人发指，成为污染人们精神的垃圾，阻碍了普通人自我学习和自由思考的能力。所以索尔仁尼琴才感叹说：“过度的信息对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英国路透社下属的一家公司曾对1300名欧洲各国的企业经理进行调查，有40%以上的被调查者承认，由于每天要处理的信息超过他们的分析和处理能力，使他们的决策效率受到影响，收集信息所耗费的成本已超过了信息本身的价值。在英国，由于信息过剩导致的工作效率下降，每年就要浪费3000万个工作日，折算下来，相当于30多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对普通人来说，信息过剩带来的最直接恶果就是注意力下降，人的创造力被大大降低了。
更可怕的是，人们已经在麻木中适应了这样的泛滥，并且把它作为自己生活充实的必要内容。那些每天从电脑里跳出的大大小小的新闻窗口;电梯、地铁、楼宇、公车无处不在的广告，被一次次重复，最终被我们“自由”地吸收，直到变成没有思想、制造欲望和满足欲望的赚钱工具，而生命的本真就在一次次的重复中被剥夺了。这些信息甚至篡改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广告说“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它用欢乐的结婚礼堂、漂亮的一对恋人和亮晶晶的钻石灌输了所谓的“幸福”，臆造了没有钻石就没有“幸福”的观念，成功为大众洗脑，让他们拼命工作赚钱来获得钻石及所代表的“幸福”。信息的垃圾还会造就心情的垃圾，因为当太多的杂质涌入一个人的领地，一定会使他的精神失序，内心浑浊，而唯独“我”被淹没在信息的汪洋里，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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