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激光加工设备:求解淡水危机 拯救中华文明

西南大旱寻因
从2009年12至2010年4月中旬，西南五省持续大旱，导致大规模山林枯竭,河流几近断流，湖泊水塘干枯，农田免裂，农作物因旱损失惨重，人畜饮水发生严重危机。据不完全统计，至2010年4月1止，西南五省市耕地受旱面积达1.14亿亩,绝收面积2000多万亩,受灾人口6130.6万人,1935万人及189万头大牲畜因旱饮水困难,直接经济损失已达236.6亿元.面对如此惨痛的灾情,政府高层震惊,社会舆论哗然,纷纷反思,寻找灾情原因.
近几年来，大规模的洪涝旱灾频发，给人民生产生活造成巨大破坏，社会财富造成巨大损失。2006年8月，重庆大旱导致766万人饮水危机，直接经济损失近30亿元；四川、贵州、湖南部分地区同时遭遇大旱，农作物严重受损，一千多万人饮水困难。2008年11月下旬至2009年2月中旬，北方12个省份生历史罕见的大规模持续干旱，河北南部、山西东西部、河南西南部达到特旱，全国作物受旱面积达到1.46亿亩，398万人、195万头大牲畜发生饮水困难。
2009年10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视察敦煌，面对干渴的敦煌和沙漠化不断扩展的趋势，发出了“拯救敦煌”的呼吁。“资料显示，上世纪60年代初，敦煌标志性的月牙泉面积22亩，水深7.5米；而5年前泉水已深不足一米。月牙泉的干涸是敦煌生态恶化的预警，资料显示，由于上游水库的建设，以及过量开采地下水用于农业生产，仅1992年至2001年，敦煌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以0.43米的速度下降，累计水位下降超过10米。与水资源短缺相伴相生的是敦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天然林与建国初期相比减少40%，草场减少77%，湿地以每年2万亩的速度消失，绿州湖泊80%不复存在。”（《南方周末》2009年10月22日）。
需要拯救的岂止是敦煌。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干渴的中国。2006年重庆等大旱、2008年底至2009年初北方12省大旱，以及分散在全国农村无数不知名村镇区域的局部严重旱灾，全国114个大中城严重缺水危机，全国江河湖泊水位的不断降低、水域面积的不断缩减，全国湿地沼泽、池塘小溪的不断消失……在不久的将来，需要拯救的将是整个干渴的中国，是中华文明的未来。
谈及这些大旱及缺水的原因，与此次西南大旱一样，部分政府官员和体制内专家学者一致将灾祸完全归咎于气候因素，鲜少向深层反思问策。
1981年9月16日，关于该年8月四川省特大水灾，邓小平同志和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谈话时指：“最近发生的洪灾涉及林业问题，涉及森林的过量采伐。看来宁可进口一点木材，也要少砍一点树，报上对森林的采伐方式有争议。这些地方是否可以听搞间伐，不搞皆伐，特别是大面积的皆伐”。邓小平同志对于自然灾害的反思并不是停留在事物的表象就事论事，也没有将灾害简单地归咎于天灾，而是深入追寻人为因素的影响。
“森林尽伐，水泽湮枯，将来的每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这是鲁迅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留给国人的警训，不幸被今天的重庆大旱、西南大旱所证实。森林资源的大规模破坏已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存环境。
对于此次西南大旱及近年重庆大旱、北方大旱等，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气象性缺水，由于连续近五个月未雨，同时由于森林植被稀薄，持续的晴热、高温大量蒸发植被和土层水份，形成恶性循环。气象因素只是这些大旱的表层原因和导火索。二是资源性缺水，即地表水资源和地下水资源存量稀少，源枯而流竭也；可以说,资源性缺水是造成大旱的主要原因。如果有丰富的水资源存量，抗旱抗灾的能力将会更强。三是工程性缺水，截至去年底，我国水电装机1.9亿千瓦；目前能源局已规划13个大型水电基地，2020年装机容量将达到2.7亿千瓦。近年，西南地区水电站建设密地上马，金沙江上游现在有“一库八级电站”在修建中或将要修建，西南水电开发的总装机容量预计将达到几十个三峡大坝的水平。如此大规模的水电开发，将大规模改变江河流域水资源分布及其生态环境，同时降低地下水位。另一方面，水利工程设施重大轻小，重蓄轻灌，小型水库和高质量的引水灌溉系统严重不足，水资源流失严重，利用率很低；紧邻农田耕地村镇的小型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储水和引水能力薄弱。四是水质性缺水，不少水资源由于工业和生活污染而无法饮用和灌溉。在更深层次，与我们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相关。

森林是水资源之母
资源性缺水是我们解决水危机的首要难题。解决资源性缺水，首先必须丰富水资源的存量，减少水资源的蒸发和流失。众所周知，水资源主要是得之于天而藏之于地。如果说得之于天人力难以左右，而藏之于地则是人力可为也。藏之于地并不仅是兴修水利，主要是育林厚林护林----这将是一场浩大的森林植被恢复和封育工程。山清方能水丰，治水必先治山，治山必先治林。
森林是陆地生态的核心。森林对于淡水资源的涵养、对于陆地生态环境的维系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功能。森林具有复杂的垂直层次结构，高大茂盛的乔木树冠层、中高浓密的灌木层、低矮丰富的草本植物层、肥厚的枯枝落叶层，能够有效截留降雨，避免雨水对地表的直接冲刷，抑制地表径流的形成；能够有效分配和储存降雨，使降雨一部分被森林枝叶及枯枝落叶吸持，一部分沿发达的森林根系缓缓渗入土壤深层以致岩石深层。一般意义上的一场暴雨，可以被森林完全吸收；森林浓密丰厚的多层林冠层、林下灌草层、枯枝落叶层、林地土壤层等通过拦截、吸收、蓄积降雨，涵养了大量水源。同时，茂盛的森林植被又能遮盖烈日对土层的曝晒，阻挡大风对土层的劲吹，减少林中和土壤水份的蒸发，保护雨水在森林及土层中的储存，形成丰富的地表和地下水资源。森林生态对于净化水质、防风固土、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大气碳氧平衡、调节区域局部气候等均具有重要作用。
森林是江河湖泊、湿地沼泽、泉水池塘的水资源之母。每一片广袤的森林便是一座巨大的天然水库。森林茂盛则水沛物丰、气候优良、环境宜人。与其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毋宁说一片森林养一方人。森林毁灭，淡水和物种危机随之而至，食物能源随之断供，江河湖泊随之枯竭，泉水不再涌流，荒漠化或沙漠化也随之将人类文明吞噬。历史上曾经有文明古国和文明中心因森林的毁灭而淹没于风沙之中，“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的衰退与消亡，印欧大陆的民族大迁移，4世纪和5世纪日尔曼部落流浪，1500年前楼兰古国、14世纪西非马里文明的消失，都与森林的毁灭、人类活动对森林的大规模破坏密切相关。”（注①）
一片森林育一方文明
我国文明史的发展始终与森林植被息息相关。我国远古时代丰富茂盛的森林资源，孕育了灿烂的远古文明。然而，公元前5000元至公元前2500元，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由于乱砍滥伐、盲目垦殖以及由此导致的大洪水，毁灭了炎黄古国，包括公元前5000年左右传说中的伏羲、神农时代的章丘文化、裴李岗文化、大地湾文化、老官台文化、河姆渡文化、北辛文化，以及以传说中黄帝为主脉的炎黄文明，包括公元前4800年左右的半坡、姜寨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诸文化、大河村文化、三星堆文化等。黄河流域的西北地区已是我国沙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也是我国最为干旱和贫穷落后的地区。（注②）
史前时期，我国华北四省市、东北三省区、华东八省市、中南六省市、西南五省市、西北五省区的森林覆盖率分别为60-70%、90%、30-80%、63-90%、50-80%和20%；新中国成立前，上述地区的森林覆盖率分别下降为5%、45%、26-55%、17%、12-25%、1.7-1.79%（宁夏和新疆）；其中：云南由80%降至40%，贵州由45-50%降至9%，四川由80%降至20%，新疆由10-15%降至1.7%，陕西由40-45%降至1.7%。同时，我国的人口规模从远古时代的140万发展到隋唐时代的8300万，明代的15000万，新中国成立前的54167万。至公元前221年，我国的森林覆盖率仍达到46%；至唐朝末年的公元907年，我国森林覆盖率为33%。（注③）
我国森林植被资源及人口与文明演变的历史表明，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及人口的不断增长，人类对森林资源和林地资源大量需求，导致乱砍滥伐和育目垦殖，从而导致森林的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人类文明起源于森林，古代人类的生存栖居之地，都选择在森林茂密之地；古代都城更是如此，古都西安与北京所处的区域，曾经覆盖茂盛的森林植被，并孕育了灿烂的中古文明，而目前这些区域的生态环境日渐堪忧。
新中国成立后，在“赶英超美”、“以钢为纲”、“以粮为纲”、“以GDP为纲”等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森林经历了三次较为严重的大规模砍伐，即20世纪50年代的“抗美援朝”战争、“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60年代的“三线建设”、十年动乱；80年代初集体林区实行林业“三定”政策，导致森林资源管理失控。据资源清查，仅1978-1988年，我国天然林成过熟林中用材林面积和蓄积量就锐减了1/3。（注④）
1998年完成的第五次森林资源清查数据湿示：中国林业用地面积为26329.5万公顷，森林面积为15894.1万公顷，活立木蓄积量为124.88亿立方米，森林蓄积量为112.67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16.55%。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达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7%；荒漠化土地面积为267.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9%。新中国成立50年来，全国累计生产木材22亿立方米，竹材73亿根，人造板材9223万立方米、锯材6亿立方米、松香1200万吨。特别是在50年代，林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曾位列国民经济各部门前5位。（注⑤）林业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虽然建国后曾多次大规模开展植树造林运动，近十年来进行三北防护林、长防林和退耕还林等大规模林业工程建设，但由于资源战略并未进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层面，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战争祸乱和新中国60多年的高消耗型高速发展，自然生态环境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指出，我国正处于以历史上最严峻的资源状况承载着历史上最大数量人口的危急时刻。如果不及早采取相应的对策与有效的措施，将会出现资源的全面危机。他指出，到21世纪20至30年代，人口总数将达到或超过15亿。按现在实有耕地面积20亿亩计算，那时人均耕地将下降到1.2亩，人均占有水资源将只有1800立方米（2009年，人均水资源实际为1784.9立方米），以水为中心的农业资源将接近或达到其承载力的临界状态。如果今后地质勘探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将有1/2以上的矿产资源不能满足需要，中国关键矿种资源与石油能源资源形势将走向全面严峻。周光召指出，面对以上情况，中国必须选择一条与发达国家不同的资源组合方式，即非传统的现代化道路，其核心就是建立一个低消耗资源的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信息日报》1993年10月15日）。时至今日，周光召警示的危机已近来临，但我们的发展战略和路径依然如故。
面对大规模的惨痛灾情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我们必须痛定思痛，深入反思寻策，充分作好准备；我们必须正视现实，正视真相，勇于改变我们的发展战略、发展方式、管理机制和政策体系，使中华文明真正走上科学发展、持续发展的轨道。
转变国家发展战略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与环境代价。面对我国资源与环境的严峻挑战，必须彻底转变国家发展战略，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确立“资源主导、民生本位”型国家发展战略，从战略上理顺保护资源、保障民生、生产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以“十二五”规划为契机，彻底改变规划的指导思想、价值理念、目标取向、指标体系及规划内容，同时相应转变管理机制及政策体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确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使我国走上国富民强、文明进步、资源丰富、环境优良的发展道路。
一要确立“资源主导、民生本位”型发展战略。要彻底消除GDP崇拜，树立资源崇拜的价值理念。目前，各地方政府普遍奉行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是“GDP主导、财政本位”，因此导致了拼资源、损环境、高消耗、低效益、轻民生、弃公正的粗放型发展方式，导致国强民不富；经济发展、财政增收，但资源耗竭、环境恶化、收入分配不公，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目前，我国资源匮乏、人口众多、生态环境较差，贫困和半贫困人口仍然不少，因此，消GDP崇拜和财政本位理念，确立资源主导和民生本位战略，确立绿色和谐、生态文明的发展路径，是适应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与发达国家的对比，我们不仅仅要比较人均GDP的差距，更要比较人均林地面积和森林蓄积量、人均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人均淡水资源拥有量、人均能源拥有量等主要生态资源和战略资源的差距。资源是社会财富的最初形态，是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基本依托，保护和培育资源、科学使用资源、合理分配资源效益是保障民生、促进发展的基本立足点，资源主导和民生本位是有机结合的。
结合“资源主导、民生本位”型发展战略，积极调整“教书育人”战略和文化宣传战略。普及生态文明教育，加强生态文明宣传，在全社会树立生态文明、持续发展的理念。根据生态文明理念及森林与人类文明演变的历史脉络，尽快组织编写人类文明史和中华文明史教材，初中、高中及大学教育均有相应的文明史教材，使全社会对我国严峻的资源状况有清醒明确的认识，确立资源文明公德，使生态文明理念普及社会、深入民心。
二要调整区域和产业发展战略。我国人口众多、地域广博，资源类型多样、自然环境复杂。在区域发展上要调整城市化战略，不盲目追求人口城市化率，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适度扩展中小城市规模，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针对不同区域的经济与资源现状，制定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分类规划、分区施策、扬长避短，合理布局区域经济结构，强化区域经济的分工与互补。在产业发展上要调整工业化战略，不盲目追求产业结构中工业化的比例，针对资源与环境现状对不同产业的承载能力，要分类规划、分类调控，按照资源节约、持续发展的路径，科学引导和布局产业结构，科学规划并适度控制高能耗、高污染等重化工业，大力发展环保型、科技型、服务型产业，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新材料产业。
三要将森林植被资源保护和培育进入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层面。森林生态是陆地生态的核心载体；森林资源为人类文明提供了丰富的淡水资源、生物资源、木竹薪碳资源、食物资源和中草药资源等，人类文明是仰仗森林资源的支撑而走到今天。林茂山清必将水沛物丰，反之必将水枯物乏，民将何以寄生，国将何以昌盛。因此，必须尽快制定国家森林植被资源发展战略，编制国家森林植被资源保护、培育和使用规划。战略规划的主要目标为：一是全面转变林业职能，林业发展从以木材供应为主转向以生态功能为主，并据此调整木竹加工利用发展战略，走节约资源，精深加工的发展路径，并将森林资源划为生态公益林区和商品经济林区两大类别，分类管理和经营。二是提高森林植被覆盖率，并据此科学规划林地、草原、耕地、牧场等生态资源用地和农牧生产用地面积及主要区域，据此明确划定退耕还林区域、退牧还林还草区域。设想到2050年，我国森林面积达到3.2亿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33.3%（公元2000年，全球森林覆盖率为30%，其中欧洲为46%），即达到唐朝末年的水平；耕地面积仍保持1.2亿至1.3亿公顷。三是提高森林蓄积量和森林植被生态功能，大规模植树造林、封山育林、封草禁牧，改革林木采伐政策法规，并据此明确划定禁伐禁牧封育区和商品林区；所有生态公益林区均列为禁伐封育区，确保禁伐封育区面积达到法定林地面积的66%以上，即达到2.15亿公顷，其中林业自然保护区面积达到1.8亿公顷；明确划定草原禁牧区。四是大规模恢复原生态天然林，最大程度地提高人工林的混交水平，避免形成单一物种的“绿色沙漠”。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一要转变宏观调控和政绩评价的目标与重点。适应“资源主导、民生本位”型发展战略，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绩评价指标要突出资源保育、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社会和谐、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和公益事业等方面，积极引导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要转变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方式。经济发展要从粗放外扩型量的增长转变为精深集约型质的提升，提高资源利用效益和经济发展质量。积极发展壮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创新策划、工艺和产品设计、科技推广服务、产业组织及营销服务网络建设等产业高端价值环节，完善提升产业链价值体系，提高经济发展的组织化程度和经营管理水平，提高变革创新和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尤其要加强产业应用领域核心技术的研究，加强知识产权在产业领域的使用和保护。加强资源保育产业的发展。资源保育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该产业的稳健发展也是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三要确立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生产和消费机制。我国现代化道路的特点，其核心思想是低度消耗资源的生产体系和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同时应发挥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要采取有力措施，积极调整生产经营结构和生活消费结构，倡导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倡导绿色生产、绿色消费。彻底整顿直接或间接以木竹为原料的生产经营行为，如制桨造纸、印刷出版、报刊杂志、广告包装、家俱制造等行业，控制生产经营规模，提倡精深加工和循环利用，寻找和创新替代消费品，力求从生产经营和生活消费的源头控制资源的耗用。清理整顿大中型水力发电设施，修复完善现有水力发电设施所处流域及周边生态，科学论证、严格控制大型水力发电设施增量。增加并完善工业企业及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力求生产生活用水全部清洁排放。加强环保节能科技创新及应用技术的推广，加强废旧物资和资源的循环利用。
转变资源管理机制
一是统筹整合资源环境立法，实行资源法治。目前，我国资源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条例不少，均由相关职能部门草拟制订，如《森林法》、《水法》、《野生动植物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义务植树条例》、《防沙治沙法》、《水土保持法》、《环境保护法》等等，其主要特点是将互相联系密切的资源分项立法、分项治理，法律理念和原则多，法律规范的实务简单，法律程序不够严密，导致法定自由裁量空间过大，执法处置裁决随意性强，严重影响法律的公正、效能和权威。必须统筹整合资源环境立法，确立“资源主导、民生本位”型法律框架，强化法律的导向性、规范性、操作性和实效性。整合互相联系密切的相关法律法规，如将《森林法》、《义务植树条例》、《森林采伐更新管理办法》、《野生动植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防沙治沙法》等整合为《森林植被资源法》；将《水法》、《环境保护法》等整合为《水土和空气资源保持法》。
二是统筹整合资源环境管理，强化资源保护。目前，我国的资源管理职能分属于林业局、国土资源部、农业部、水利部等职能部门。同时，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密切相联，资源与环境相辅相生；一般情况下，破坏资源即是破坏环境，保护资源即是保护环境。必须强势整合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职能，组建资源环境部，统筹管理陆地资源和海洋资源，地表资源和地下资源，林地资源、牧草资源和耕地资源，森林资源、生物资源和淡水资源，统筹资源决策、资源立法提拟、资源权属、资源行政许可和审批、环境保护与监察、资源保护与监察等职能，理顺资源和环境管理机制，确立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框架。
三是统策整合资源环境执法。归并、整合分散于各有关部门关于环境资源方面的执法职能，组建资源环境公安局，由公安部管辖，使环境资源决策、管理和监督职能与环境资源执法职能相分离，使对资源的经营利用职能和执法执纪职能相分离。提升执法效能和执法的公正性。同时，整合农林牧渔产业发展、技术推广等产业服务职能，组建农林畜牧水产事务局，使之与资源管理、资源执法职能相分离，使决策管理职能、执法监察职能、指导服务职能分体运行、互相制约与促进，力图从制度安排上遏制体制性腐败。执法罚没收入全部进入“民生公益财务局”设定帐户。
四是法定森林植被封育区，铁腕管住资源底线。根据森林植被资源发展战略，法定林地、草原、耕地、牧场区域和面积，并在此基础上法定森林植被封育区。对于江河源头及其入河支流两岸设定里程之内，大中型湖泊四周设定里程之内，生态脆弱区、生态恶劣区（如西北等）、荒漠化、盐碱化核心区及其周边设定里程之内，均应列为法定森林植被封育区；所有防护林、生态公益林、自然保护区均应列入法定森林植被封育区。封育区设定年限之内不准进行任何采伐、开垦和猎捕，设定年限之外只能进行技术性采伐和猎捕。封育区居民能迁移的尽可能迁移，不能迁移的由政府发放生活补贴，同时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如森林旅游，资源管护，野生动物养殖，有机食品、中药材和食用菌生产等）。
转变宏观财经政策
转变宏观财经政策的重点，在“保主权、保运转、保稳定”的前提下，突出“保资源、保民生、促创新、促发展”，确立可持续发展的财经政策支撑体系，使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建立在资源丰富、生态优良、民生和谐、创新活跃、结构合理的基础之上。
一要调整财政收支结构，改革国家财政秩序
首先，调整财政收入结构。精简、整合税种和规费，建立以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印花税、关税等八大税种为主体的税收体系，整合土地、林地、耕地、草场、矿产、水域等资源税种，统称为资源税，加大资源税的征收比率；设立资源生态专项基金。
其次，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确立事权与财权相适应、决策与责任相匹配的财政秩序，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从而提高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事务的决策权限和决策责任，并从制度上消除向中央部委“跑项目、争资金”的消极腐败土壤。2008年全国财政收支决算资料显示，全国财政总收入61330.3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收入33626.93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54.8%。全国地方财政总收入51640.55亿元，其中，地方本级收入28649.79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46.7%，中央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22990.76亿元，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44.5%。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中央对方的税收返还和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明显偏高，这既是地方向中央部委“跑项目、争资金”的制度性原因，也是影响财政分配公正性的制度性原因，必须尽快调整改革。中央财政支出主要用于保障国防外交和公共安全、生态安全、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重大科技研究、收入分配调节等，其他事务均由地方财政承担。
其三，转变财政支出政策的目标与价值取向。明确界定预算支出的目标对象和政策功能。国家财政支出在保主权的前提下，主要用于保运转与稳定、保资源与民生、促创新与发展三大方面，从预算支出结构中体现“资源主导、民生本位”的战略导向。加大资源环境预算、社会保障与民生预算、社会公益事业预算，加大科技创新及技术推广预算，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预算，控制直接用于生产建设和一般公共服务预算，提高预算支出的科学性和公正性。对财政支出结构中的预算项目进行改革和整合，并相应调整预算项目的支出比例。法定地方财政预算项目和部分项目预算的支出比例。根据2008年全国财政支出决算中支出项目的比例，笔者设想，未来的财政支出项目和支出比例应该作如下调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含城乡社会事务）占20%以内（2008年为22.37%，下同），国防外交和公共安全支出占15%以内（13.52%），。科教文卫体等社会公益事业支出占25%以内（23.9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15%以内（10.87%），生态安全（森林植被保育）支出占7%左右（1.38%），农业基础设施（主要为水利灌溉设施）支出占3%以内（1.8%），公共污染和垃圾处理（环境保护）支出占2%以内，交通运输（主要为交通基础设施）支出占3%左右（3.76%），工业商业金融事务支出占4%以内（9.95%），其他支出占2%以内（4.7%），预备费项单列，控制在3%以内（1.58%）。
突出资源保护和民生保障，对目前财政支出中环境保护预算、农林水事务预算进行改革、整合并重新分类；2008年，全国财政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为1451.36亿元，其中对于森林植被恢复和保护资金仅为441.67亿元（其中有326.44亿元属于退耕还林及退草还牧项目资金）；用于农林水事务的预算为4544.01亿元，其中农业2278.92亿元，林业424.01亿元，水利1122.65亿元。将上述预算项目改革为森林植被恢复保育预算（其中分为森林植被封育区移民安置和民生保障人头费、植被工程恢复建设费）、农业基础设施预算、公共污染和垃圾处理预算三大项，突出生态安全预算并提高其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设想达到7%），取消直接用于农业生产和农业综合开发预算。
其四，与分项预算相适应，建立完善复式预算及运转机制，使各主项预算分道运行，分别设立“公共服务财务局”、“民生公益财务局”、“投资建设财务局”，并使之分属不同的职能部门管理，使预算管理源流清晰、职责分明、机制科学、程序严密。公共服务财务局主要承担“一般公共服务”和“公共安全”预算项的财务管理。民生公益财务局主要承担“科教文卫体等社会公益事业”预算项和“生态安全”预算项中用于人头费及机构运转部分、“社会保障和就业”预算项的财务管理。投资建设财务局主要承担“农业基础设施”预算项、“交通基础设施”预算项、“公共污染和垃圾处理”预算项以及其他各预算项中用于投资建设的财务管理。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各部门不再划分预算切块，也不再直接管理相关项目的公共财务。
二要建立完善资源与生态补偿机制。设立资源生态专项基金，对于耗用木竹资源、淡水资源、煤碳电力资源、石化资源及其他相关矿产资源的用户，按产品价格（或规定额度）分别征收一定比例（或一定数额）的资源与生态补偿基金（农林畜牧水产业除外）；这些基金专项预算、专项提取、专项存储和管理，主要用于森林植被封育区、水利水电建设区、矿产开采区的居民补助、移民安置及生态修复。通过该专项基金的筹集与发放，将保护资源、保护生态、保障民生、促进发展有机结合，平衡资源封育保护区与资源耗用区利益关系，平衡资源保育产业与资源耗用产业的利益关系，确保资源与生态保障政策顺利实施。
三要改革完善资源价格政策。长期以来，在我国生产经营体系中，资源性初始产品价格偏低，加工环节和销售环节增殖偏高，一方面导致资源的粗放利用，另一方面影响收入分配的公正性。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积累了大量资本，同时也导致了农林矿产等资源的过度耗费。要以资源类产品价格改革为切入点，逐步改革和理顺我国的价格体系，适度提高粮食资源、木竹资源、淡水资源、石化资源等战略性基础资源初始产品的价格，促进资源的精细利用和生产保护，促进生产和消费方式的转型，并引导社会投资向资源保护和资源性产品的生产或其替代产品的生产转移，优化投资和生产结构。
四要改革完善资源权属政策。粮食生产资源、森林植被资源、淡水资源、煤碳石油等矿产资源，均属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其权属应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有为主，集体所有为辅；其使用权应严格控制，防止因权属的分散而导致无序占用或流转耕地和林地、乱砍滥伐林木、乱采滥挖矿产等现象的蔓延；同时改革完善资源权属收益分配政策，使资源收益主要用于资源保护和民生保障，防止因资源垄断而导致的收益垄断。
注：①②③④⑤，均见《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总论》，中国林业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