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丝羽家纺四件套多钱:廉政公署：改变港人生存状态

中国剪报 >廉政公署：改变港人生存状态 Date： 2011年3月7日 15:11:6
廉政公署：改变港人生存状态
编辑：  日期：2011-1-17 14:01:00  点击：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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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公署：改变港人生存状态
香港是全球最廉洁的地区之一。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清廉指数》2010年的报告指出：在世界178个国家或地区的排名中，香港名列第13位。2010年夏天，香港廉政公署的官员曾首次走进中央党校，向内地的400多位市级纪委书记介绍廉政公署的经验
廉政公署的英文名为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缩写为ICAC），意为“独立反贪公署”。而在1997年香港回归前，廉署的中文名称为“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
只需向最高长官负责
廉署执行处（政府部门）黄世照处长告诉记者：“廉政公署是拥有独立地位的法定机构，廉政专员只需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专员的法定责任，就是以‘调查、预防及教育’三管齐下打击贪污。”
这个“独立地位”的意义是：除了政府最高长官以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无权干涉廉署专员的工作，任何人都在ICAC的调查范围之内。
“透明国际”认为，成功的反腐败机构应该具有四个特点：在政府的最高层中赢得支持；在政治上和操作上有独立性，这样甚至就可以调查政府最高层的腐败；要有足够的权力来查阅文件和询问证人；领导层看起来是高度清廉的。
为了寻找这“四要素”，香港花了22年时间。1952年组建的“反腐败组”，隶属于警署内的刑事侦查处之下，地位相当于一个“科室”。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马岳告诉记者，当时香港警队贪腐成风，听说谁调到反腐败组任职，众人即抱拳道贺：“恭喜，恭喜，肥缺，肥缺！”
面对严峻的贪腐现状，当局最初只想在原有的体制框架内解决，不断地提升反腐败组负责人的职级，从警长一直提升到警察总长、助理署长乃至副署长，但这招无济于事；然后又将反腐败组升格为反腐败办公室，与刑事侦查处平起平坐，但仍隶属警署。当时的警署署长认为，如果建立一个独立于警署以外的独立反贪机构，只会严重打击香港警队的士气，从而危及香港的秩序和稳定。
尽管反腐败办公室颇为努力，但体制的桎梏注定其难以达成使命。1973年，总警司葛柏案的曝光终于引爆了民众的怨愤。成千上万的香港民众走上街头猛烈抨击警方的腐败。一个专责反贪的独立机构——廉政公署，在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的推动下，终于由当时的港督麦理浩批准成立了。
1974年，廉政公署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其使命就是挑战潜伏在人内心深处的贪腐。
反腐策略“三管齐下”
廉政公署成立前，也曾考虑过别的名称，如“反贪污公署”、“贪污罪行调查署”。但这两个名称都没有能反映出廉署应有的“防止贪污”和“社区教育”这两项重要使命，只能被放弃。
《廉政公署条例》规定，廉署采用的是“全面肃贪”的反腐策略，包括执法、预防及教育三方面，即：透过严谨的执法，积极鼓励举报，打击惩治违法舞弊行为，令贪污分子“不敢贪”；实行健全的监控制度，并不时检讨，堵塞贪污漏洞，使心有贪念的人士“不能贪”；加强教育宣传工作，提升反贪意识和个人操守，巩固廉洁文化，达致“不想贪”。
黄世照告诉记者，廉署刚成立时，民众曾担心廉署“会不会是第二支警队反贪部”？但今天，廉署不仅赢得了尊敬，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还已经成功扭转了香港的社会风气。
他说，廉署成立之初，举报人愿意提供个人资料的“具名（实名）举报”比例仅为35%；而近年来“具名举报”的比例上升到平均约为70%。这一数据变化，表明了市民对廉署的信赖，包括对廉署为举报人保守秘密承诺的认同——“廉署保密，密密实实”。
走进廉署大楼
香港北角渣华道303号——25层的廉政公署新大楼所在地。它的背后，就是风光旖旎的维多利亚港。
记者发现，与普通商务楼不同的是，底层大堂通往电梯间的走廊上，设置着只有廉署人员门禁卡方可开启的闸机。大堂正面的墙上，则展示着《廉政公署的诞生》等展板，当年香港大学生上街集会游行要求“反贪污，捉葛柏”的大幅黑白照片，格外醒目。
“黑暗岁月”的警告
所有的廉署访客必去之地，是廉署二楼的廉署展览厅。
时光在这里悄然倒流回到上个世纪，廉署尚未成立前的20世纪70年代之初——
“当我们在苦苦轮候一个公屋单位时，邻居却透过贿赂政府官员分配到5个单位”；“我只是一个街边小贩，但即使赚钱很少，仍然要向贪污集团献上‘茶钱’”……
当年香港底层民众的控诉，历历在目。
这段历史记者早有所闻，但展览厅对当年的称呼，还是让人感到意外——“黑暗岁月”。黑暗和光明的分界，我们已经习惯以政权的更替来标定，但在香港却并非如此。廉署用这四个字，表达了廉署、其实是全体香港市民对当年社会贪腐成风的憎恶和唾弃。
每一个展台展品，都述说着廉署成立近37年来最经典的反贪案件：
当年香港总警司葛柏的笔记本。总警司相当于内地一级警监，是香港警衔的最高级，葛柏将收受的贿赂分门别类一笔不漏地记得清清楚楚，收受的单位遍布香港、九龙、新界，多达3000多家，其受贿总额在430万港元以上，是他从警22年总薪金的6倍。
一张写着1200万港元的巨额支票。当年“四大华人探长”案震动全港，其中一个罪名成立的华人探长被判充公1600万港元贿款，他第一笔开出的支票就是如此惊人的数额。
看似生肖图案的“猪、羊、狗”标贴。九龙交通部操控的贪污集团，在勒索收受贿款后，在小巴、白牌和货车的挡风玻璃上贴上这些“免控标贴”，显示已经收取了保护费，车辆可以在违规违章后不再受到追究。此案共有16人被捕。
可翻开的佳宁股票价格牌。1980年11月5日股价是17.9港元，转眼之间跌到0.63港元，害惨了大批香港小股民。廉署为佳宁案花了17年的时间，香港政府诉讼费用高达2.1亿港元。
一卷“神仙尺”和一真一假两根桩柱。2001年，沙田两座公屋的36根建筑桩柱，只有4根符合规定的长度，有的整整短了25米。皮尺被人剪去10米后再接上，“5米”后马上跳到“15米”，为打桩商省去了数百万元。这使两栋公屋推倒重建，8名被捕的人犯中有3名是房屋署的官员……
尊重任何人
位于11楼的廉署审讯室，正式的名称是“录影会面室”。录影会面室门外有一个屏幕，只要廉署官员进入工作，门上的红灯就会自动亮起。
录影会面室的面积大约12平方米，始终保持着24℃～25℃的室温，其特点是可以全程、全景地录音录像。当廉署官员开始审讯嫌疑人时，有3部摄像机同时开始摄录，通过对面墙上的一面反光镜，摄像机镜头可以没有死角地拍摄到室内的每个角落，包括时间和温度显示屏在内，为的是防止嫌疑人在法庭上指控廉署在受审时受到了殴打、恐吓，或者温度太高太低的虐待。其实，在审讯中，嫌疑人可以根据自身的感受，要求调高或调低室温。在讯问结束后，3个录影的光碟，一个当着嫌疑人的面密封，由廉署交法庭作为呈堂证供，一个由廉署封存备用，另一个则交给嫌疑人。
但是，通常决定是否录影的不是廉署官员，而是嫌疑人。如果嫌疑人不同意录影，可以只做笔录。
这样的审讯制度，真要做到其实并不难。它使廉署成立36年来，从来没有受到“刑讯逼供”的指控。
录影会面室的中央是一张近似三角形的桌子。为什么不是方桌或是圆桌？原来，这是请英国心理学家设计的：方桌的“对抗性”太强，而圆桌又缺乏权威感，对嫌疑人的心理形成不了压力，所以只有三角形的桌子最合适。
而廉署的辨认室，正式的官方名称是“列队认人室”。认人室是一间20多平方米的长方形房间，地上共有1～9号总共9个号牌标明的站位，面对着的是一面单向镜。需要辨认嫌疑人时，廉署会安排另外8名外貌与嫌疑人相似的“临时演员”一起站在号牌后，由站在单向镜后的辨认人一一辨认。如果同时要辨识2名嫌疑人，则安排12名“临时演员”出场。在室外辨认的廉署官员和辨认人不必担心里面的人看见或听见他们，所有的视觉图像和声音都是单向传输的。他们可以看见和听见里面的一切，但室内的人却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为了保证公平，辨认时，廉署每次还要邀请一位“太平绅士”现场监督。
廉署官员告诉记者，廉署早在1987年就使用单向镜，是东南亚和香港最早使用单向镜的执法部门，为的是保护辨认人的安全。
公平地对待嫌疑人，不贬低侮辱嫌疑人的人格和侵犯其合法权益，是廉署依法办案的原则。廉署可以拘留嫌疑人的时间是48小时，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车轮大战”式地连续审讯嫌疑人48小时。在嫌疑人提出身体不适，或需要休息时，有获得休息的权利。
廉署拘留中心留置嫌疑人的房间并不是“肮脏的牢房”，而是十分整洁。廉署拘留中心保证嫌疑人每天使用的床单是干净的，嫌疑人的早餐有中式和西式两种可供选择，西式的有果汁、牛奶、火腿煎蛋和面包，而中式的有粥和中式点心。廉署还向嫌疑人提供免费的午餐和晚餐。
“廉署请喝咖啡”
“廉署请喝咖啡”，早已成为到廉署接受调查的代名词，因此蒙上了一层不祥或神秘的色彩。
有的香港人到廉署来办事，为了避讳“不吉利”，无论如何不肯喝咖啡。出去之后，还要向亲友同事郑重声明：“廉署咖啡我没有喝啦！”
也正因为如此，出于好奇，几乎所有来廉署参观的市民、访客和记者，都会提出要尝一尝“廉署咖啡”。
记者未能免俗。前往9楼廉署员工餐厅用膳时，迫不及待提出尝尝“廉署咖啡”的要求。在餐厅东南角的柜台，一位餐厅阿婶问记者“是要8元的咖啡，还是要12元的咖啡？”
8港元的是速溶咖啡，12港元的是现磨咖啡。
当然，嫌疑人在录影会面室里被审问时，没有这么好的享受，只能喝速溶咖啡，但一定是免费的。而市民在开放日来廉署参观时，花11港元就可以品尝到一杯现磨咖啡，少付1元是廉署对来访市民的优惠。
【本版文章摘自1月10日《文汇报》，郑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