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公英秋天长什么样子:拜火教在中国的文化印记——中原器物的“胡化”现象-资讯-雅昌艺术网—中国艺术门户网站

　　统治阶级的“胡化”也会影响到一般的平民百姓，于是出现了晋唐时代一个多彩的、多元的、东西合璧的、互相浸染交融的文化，使这个时代的文学艺术、工艺美术达到一个巅峰。下面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例证来证实这一观点。

　　生活用具——

　　马其顿东征后中亚地区曾出现“希腊化时代”，希腊故事题材的胡瓶应出于中亚。唐人元稹《感石榴二十韵》诗云：“何年安石国，万里贡榴花。迢递河源道，因依汉使槎。”胡瓶非中国人发明，但有选择地吸收外来文化，使之在实用和观赏上相结合，是唐代接受外来文化的恢宏态度。胡瓶有把有流，使用方便，尤其对于水资源缺乏，而宗教礼仪上又有需要的地区是极有用处的，很快成为唐人日常生活的新器类。于是大量的陶瓷金银胡瓶走进寻常百姓家，请看饰安娜希塔女神的萨珊银瓶(图21)，唐白釉贴方块型执壶(图22)和唐白釉净瓶(图23)。李贤墓出土的“波斯鎏金银壶”(图24)上以精巧的工艺浮雕三组人物图像，表现了希腊神话中审判帕里斯及掠夺海伦回归的场面。1965年太原市石庄头村出土的唐代仿波斯白瓷人首柄执壶(图25)。

　　1981年太原五部村出土的北齐娄睿墓内有青釉瓷灯(图26)。器身有莲花、忍冬青、联珠、新月灯典型祆教纹饰。这种高足灯在此多认为是“灯”，本人认为历史教科书中所认定的这个所谓的“灯”，其实是拜火教祭火时祭司所持的高足祭器。此种器物在诸多粟特墓葬中有见到，是准确无误的。犹如把西晋“莲花尊”同认为容器一样，我们可以同理证实两晋时期的莲花尊并非实用容器，而是受火祆教祭祀文化影响所仿制的类似“火坛”的陪葬器物。

　　还有银制八棱联珠人物把杯(图27)、唐蓝彩小酒杯(图28)。

　　西安何家村还发现一件极为奇特的玛瑙兽首杯(图29)，这种被西方称为“耒通”的器物，早在西亚的土库曼旧尼萨古城中就发现过公元前二世纪象牙制作的同类产品。“耒通”产于中亚，见粟特的金银“耒通”——饮酒的角杯(图30),但十分奇怪的是出现在唐代表现贵族生活的场景中。无独有偶，友人也藏有一只同样造型奇特的象鼻唐三彩杯(图31)。

　　“耒通”是角杯的一种，很像现在蒙古民族使用的酒具牛角杯。但“耒通”底端有孔，液体可流出。而后仿的兽首杯多无孔。

　　开放的唐文化以追求新奇为时尚，奇异优美的器物成为模仿的物件，表现了一个开放民族对外来文化的态度。

　　音乐舞蹈——

　　“胡旋舞”

　　北朝时代的粟特文化还经常浸染于古器中的乐舞图饰上。河南安阳北齐范粹墓的“乐舞扁壶”有典型的胡舞纹饰(图32)，壶体印有胡腾舞场面：高鼻凹目的人着窄袖广衫、戴胡帽、登靴，一人物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于一莲花状舞台上，周围有以乐器附和者多人。再看1985年宁夏盐池县苏步井乡窨子梁唐墓出土了两扇雕刻有“胡旋舞”图案的石刻墓门(宁夏博物馆藏，图33)。每扇石门正中浅雕一“胡旋舞”男伎。所刻男伎为典型的胡人形象：虬髯卷发，深目高鼻，肩宽腰细，体魄健壮。身着圆领窄袖衫，下着紧腿裙，脚穿长筒皮靴，站立在一块编织精美的小圆毯上，双人对舞。据史料记载，“胡旋舞”主要来自中亚“昭武九姓”中的康国、史国和米国等，这几个西域方国都属隋唐时期的粟特人。这些纹饰图案还同时出现在中国的陶瓷产品上，如长沙铜官窑贴塑人物执壶(图34)的形制就是如此。对胡腾舞的描述，唐诗中有记载，刘言史《王中丞宅夜观舞胡腾》一诗中说：“石(史)国胡儿人见少，蹲舞尊前急如鸟。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氎胡衫双袖小。手中抛下葡萄盏，西顾忽思乡路远……乱腾新毯雪朱毛，傍拂轻花下红烛。”诗中十分明确指出这种舞蹈源于中亚“胡邦”，与上述陶瓷制品图画面相近。

　　胡腾舞后来遍及中国，莫高窟初唐220窟中的壁画生动地记录了这优美的难度极大的舞姿(图35)。

　　2009年4月，福建泉州六朝古墓群考古发掘，发现有大量的随葬品以及一大批刻有精美纹饰的墓砖。墓砖上刻着一种乐器——“阮咸”。这种奇怪的乐器究竟想向我们表达什么信息呢?其实，它传递的就是琵琶在中国经过改造演变后的形态。

　　琵琶又称“枇杷”，在古代，敲、击、弹、奏都称为“鼓”。当时的西域游牧人骑在马上好弹琵琶，因此为“马上所鼓也”。大约在魏晋时期，由于西域人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中原，随之把琵琶等乐器也带到了中原，此时琵琶被正式称为“琵琶”。

　　南京西善桥六朝墓出土的竹林七贤砖刻画中有执此种乐器演奏的图像。相传魏晋时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善弹此乐器，后人便称它为“阮咸”，今简称“阮”。由此可见，中原的乐器琵琶是由古代西域的乐器逐渐演变发展而来的。

　　1992年初，陕西彬县底店乡二桥冯家沟发掘的五代冯晖墓，墓中彩绘砖雕东西两壁均有弹琵琶的画面(图36)。安伽墓的火祆图、虞弘墓的宴饮图中也有琵琶的身影。

　　“束腰鼓”

　　同样是在后周冯晖墓中，东西两壁都有击腰鼓的画面。鼓腔两头大、中间细，圆形鼓面(图37)。

　　1999年出土的虞弘墓志以及虞弘墓主人宴饮图。在画面的第三层次，在主人面前一块空地上，有六名粟特男乐者，分左右跪坐于两侧，每侧三人。右边三人手中各持一种乐器，其中一人拿的就是束腰鼓。

　　无独有偶，2006年8-12月间，在东海之滨的福建南安丰州皇冠山六朝古墓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陪葬品和纹饰墓砖。墓砖上有莲花、束腰鼓纹饰等。

　　墓葬中的“束腰鼓”纹饰和唐代巩县窑生产的花白釉瓷腰鼓(图37-1)造型极为相似，这个全世界都闻名的唐花白釉瓷鼓正是源于萨珊风格的器乐原型，它反映了在音乐方面中西两种文明的碰撞和互补。

　　玻璃器

　　玻璃在《魏书》中称为“颇梨”、“瑠璃”。

　　中国古代玻璃自东周或者更早以来就异同于外国玻璃，它的化学成分钾钠钙钡含量也与外国玻璃不同。但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中世纪以来，丝绸大陆桥开通，大批粟特商人往返于撒马尔干与长安之间，把西亚玻璃引入中国。中国工匠西为中用、仿制创新，生产出中国风格的玻璃器，并将此类风格推广到其他工艺品之上。

　　本文列出的五件具有萨珊风格的古代玻璃器皿，它们出土的地点在中原的不同省份，但它们肯定是从西亚流入中国，是粟特商人通过丝绸之路进行商贸活动时带入中国的。

　　陕西西安清禅寺出土的隋代贴饼玻璃瓶。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贴饼玻璃碗(图38)。

　　新疆库车县森木塞姆隋代石窟出土的贴饼玻璃杯(图39)。

　　内蒙古奈曼旗陈国公主墓出土的两件乳钉高颈玻璃瓶(碗)(图40)、乳钉玻璃盏(图40-1)。

　　上述玻璃器的鬼斧神工令人叹绝。然而真正让人叹绝的是，在萨珊贴饼玻璃器皿类型中，居然在中国瓷器上也能发现仿制吸收，风格相似，惟妙惟肖。请看北宋汝窑的鼓钉盏，又名贴饼炉(图41)。此种罕见的汝窑器皿显然是受西亚玻璃器的风格影响所致，成为北宋皇宫用品。此物为上海鉴藏家梁志伟先生收藏。

　　再看东方收藏馆收藏的一对北齐黄釉鼓钉碗(图42)，同样是受西亚玻璃器影响的陶瓷精品。

　　聪明的中国工匠西为中用、仿制创新，把萨珊风格的器物造型和纹饰移植于瓷器、金银器之上，同时移植于丝绸之上。从近年丝绸考古不断发现的具有西亚风格纹样的丝绸残件中可以印证这一点。

　　1972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联珠胡王锦”(图43)，纹样以四叶纹为中心，外有四个自成单元的联珠纹圈构成的菱形花边，有胡人执鞭牵驼纹，绣有“胡王”二字，另有昂首卧狮纹，色彩斑斓，十分生动。同时出土的还有南北朝时期的“联珠双凤锦”(图44)。主题纹样为联珠圈内双凤展翅扬尾相对而立，上部饰宝瓶和忍冬青纹，联珠圈外饰有“飞马”、“对鹿”，纹饰迥异，富有动感。另外还有“对鸟对羊灯树锦”(图45)。主纹饰为塔形灯树，树边缘饰光芒，灯树上部间以葡萄树，下部间以长角对羊。

　　不难看出，上述丝绸纹样中的极鲜明的萨珊风格，印证了当时的西亚文化东渐华夏的现实。请看丝绸中的“联珠”纹、“忍冬青”纹、“宝瓶”纹、“灯树”纹、对称形“瑞兽”纹、鸟纹等图案都是拜火教器物中最常见不过的纹样了。读者仔细留心还可以看到，所谓的带火焰的“灯树”纹，其实就是波斯拜火教最常见的火坛祭器的变形。

　　及至唐宋时期，上述风格仍然在中国丝绸中屡见不鲜。1973年出土的唐代“菱格柿蒂纹双面锦”(图46)，图案以不闭合的联珠纹组成四方连续菱形盒子，格内填四叶柿蒂纹。

　　在1960年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联珠猪头纹锦”(图47)。主纹饰是联珠纹圈中饰猪首纹，联珠圈与联珠圈之间以四叶纹小联珠圈相连接。同墓发掘出唐显庆六年的墓志铭。

　　金银器

　　陕西法门寺地宫曾出土20只十字折枝花鎏金五曲小银碟(图48)，碟沿为联珠纹莲瓣。银碟的造型、加工工艺和纹样均反映出晚唐金银器的流行风格。五曲葵口是古代粟特银器造型风格。公元六、七世纪，粟特的碗碟类器物多做花瓣形分曲，以锤揲工艺使之凹凸起伏，这些银碟和1958年耀县背阴村出土的“敬晦进”折枝花银碟(图49)一样，技法先进，纹饰一改波斯以瑞兽为主要题材的局面。

　　1970年在西安何家村出土的波斯风格银瓿(图50)，有浓郁的异域风格，反映了唐代金银器与粟特萨珊金银器的文化影响。粟特金银器对唐代金银器的最大影响是带把杯，杯把一侧呈环形。上部有指垫，下带指鋬，这是粟特金银器的特色造型。一般粟特杯指垫有人头纹和花纹。何家村出土的这件带把银壶与上述粟特带把杯极为吻合，而在中国传统器物中却无相应造型，可证它是受粟特金银器影响的结果。

　　综上，我们认识到，丝绸之路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提供了机遇，外来器物的新颖造型与纹饰，特别是粟特火祆文化及西亚器物刺激了中国工匠的创造热情。他们实际上最先把外来文化引到中土百姓的面前。以中原器物“胡化”现象为标志的中西文化的交融揭示了一个伟大开放的民族所以立于世界之林的根本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