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之花乌兰图雅图片:红军女战士用生命诠释坚忍与忠贞

亲历地下党哥哥被杀

1913年，谢小梅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父母靠手工制作蚊香为生，三位哥哥都曾参加过福建地下党的活动。

1928年，谢小梅小学毕业，考进福建石码镇国民党当局开办的电话公司当话务员。地下党组织安排她窃听国民党警察局有关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情报。

1930年的酷夏，17岁的谢小梅生平第一次切身体会到革命的惨痛：她的大哥谢仰周在石码镇开了一个小店铺，作为福建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由于敌人破坏，大哥被捕第三天就被国民党当局枪杀，并暴尸三天，不准家人收尸。谢小梅也被关押了十多天。这是她第一次坐牢。敌人没有从她的口中得到任何东西，最后把谢小梅和她母亲驱逐出石码镇。之后，谢小梅来到秘密印刷厂、省委秘书处继续参加革命。这年8月，谢小梅加入中国共产党。

陶铸夫人牵线搭姻缘

谢小梅还在石码镇工作时，经常有地下党人到她家里开秘密会议。一天，家里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的陌生男子，身上有伤，发着高烧。小梅负责照顾他。第二天，这个男子烧没退，却执意要走。他说，“组织上让我在这住一天，我就只能住一天。”这句话，烙在少女小梅的心底——这个男子，叫罗明，是福建党组织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时任福建省委书记。1931年初，经陶铸夫人曾志牵线搭桥，不满18岁的谢小梅与罗明在厦门结为伉俪。此后谢小梅追随罗明在闽西开展游击斗争，却没料想，一场厄运降临了。1933年1月，罗明彻夜写出《对工作的几点意见》，谢小梅帮忙抄正，以书面形式向省委报告。罗明在这个报告中总结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经验，分析斗争形势和任务。报告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写的，与当时王明的“左”倾路线格格不入。中央局随之发动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一夜之间，罗明从声名赫赫的福建省委代理书记，跌落成党内被批斗的对象。在反“罗明路线”的斗争中，有的受到打击党员的妻子选择了离婚。谢小梅却还是坚定地与丈夫站在一起。她跟随罗明调到瑞金中央党校工作。

送别骨肉踏上长征路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组织决定：罗明夫妇也跟随中央红军出发。在关于谢小梅的人物传记中记载，长征出发前一天，谢小梅还在医院，怀里抱着尚未满月的女儿。这位初为人母的女红军，忍痛将骨肉送给了瑞金附近的一个红军家属，踏上漫漫不可知的长征路。长征开始时，罗明分配在后勤政治部当宣传联络员。谢小梅则被安排在红一方面军中央纵队干部团休养连，成为长征部队中红一方面军30名女红军中的一员。干部休养连是一个特殊连队，全连300多人，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老同志，以及邓颖超、贺子珍等几位首长夫人，还有在战斗中负伤的红军师团以上领导同志都在这里。刚生完孩子，谢小梅虚弱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但她没有获得骑马、坐担架的优待，只能凭自己的双脚背着行李和粮食袋行军。疲劳得实在走不动时，她就拉着马的尾巴走。由于丈夫的问题，谢小梅动辄招来“不遵守组织纪律”的严厉批评。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内有了发言权，罗明重新被起用，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在二渡赤水后的娄山关战斗中，罗明在指挥部队隐蔽时，被敌机炸成重伤，送到了干部休养连治疗休养。夫妇俩终于相聚在一起，谢小梅的负担也更重了，除了要完成连队领导交给的工作，作为妻子，她还要悉心照顾罗明。

多次被捕死里逃生

在红军挺进北盘江之前，党中央派陈云找罗明谈话，要他和谢小梅留在贵阳郊区开展农民运动。陈云把一位叫朱祺的人介绍给罗明，嘱咐罗明以后在朱祺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对于这项任务，谢小梅有些想不通，但也只能接受。夫妻俩站在北盘江边，依依不舍地目送着战友们继续前进。另一番惊心动魄的“长征”正在等候着他们。离开部队才两天，夫妻俩随朱祺跟着一个当向导的老人走到关岭县城门口就被逮捕了。朱祺受审完，即和向导一起，带着组织给的全部经费出了监狱。被丢下的罗明和谢小梅遭到了严厉审讯。后来，谢小梅用自己一直藏着备用的金戒指贿赂了法官，才得以出狱。夫妇俩化名后扮成难民，几经周折来到了贵阳。谢小梅在当地当起了女佣。罗明在街上扫马路。因劳累过度罗明吐血，染上肺病，两人的生活陷入困顿。

几个月后，夫妇俩打算离开贵阳。可刚出城，就被巡逻的军警扣住了。罗明被怀疑为共产党，抓进牢狱严刑逼供。几天后，两人才被释放出来。

夫妻俩风餐露宿，辗转千里，从广西、广东、香港，最终到达上海，希望在上海能够找到党组织。谁料罗明的堂弟为了得到300元赏钱向国民党警察局告密，谢小梅和丈夫又一次被捕入狱。狱中，曾被指定为他们在贵州开展工作的上级——朱祺，指着罗明说：“他们都是共产党，男的就是‘罗明路线’的那个罗明。”夫妻俩被押送南京监狱。罗明的病越来越重。幸好上海的广东同乡商人多方奔走斡旋，罗明被保释出狱治病。谢小梅在上海靠糊信封，勉强维持二人生活。1949年6月，国民党败局已定，他们才又回到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