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万安质询林全:毛泽东是否说过自己就像个"执伞孤僧"?

毛泽东邀请斯诺夫妇上天安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友好人士埃德加-斯诺曾三次访华。第三次是在1970年8月至1971年2月。这是他最后一次访华，见闻观感收入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漫长的革命》。

本文作者熊向晖先生，曾作为周恩来助理参与当时中美重大外交活动。他认为这些年来一些有关斯诺最后一次访华的记述颇多讹误，本文例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证之一———关于毛泽东是否说过“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进行剖析，借以澄清所涉及的史实。

政论片“严肃精选客观存在史料”？

1990年有关单位拍摄了一部轰动一时的“电视政论片”，其中有这样一段解说词：

1970年，毛泽东再一次见到老朋友斯诺……北京天安门上，毛泽东已被人们尊崇为“神”，就在千百万人流着泪，淌着汗向他山呼万岁的时候，毛泽东忽然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社会主义要改革，但路子怎么走？地动山摇的欢呼却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艰难、孤独和不安。当年，从他面前走过的你、我、他啊，有谁曾体察过这位伟人的心境。

一位评论家发表文章，称赞这部电视片的“艺术特色”，并说它“严肃地精选客观存在的史料”。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

斯诺对“和尚打伞”的误读

斯诺确曾在1970年访华。这年10月1日，他应邀参加新中国成立21周年庆典，毛泽东确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和他谈过话。这次谈话的内容，新华社未作报道，但斯诺作了记载，其中并无这部电视片解说词所写的那些话。(此书《漫长的革命》中文版于1975年出版，译者伍协力)

毛泽东确曾向斯诺讲过“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时间是1970年12月18日，地点是中南海毛泽东住处，在场的有担任英文翻译和记录的唐闻生，担任中文记录的王海容。这次谈话长达5小时(曾印发过正式记录)，现只介绍与本文有关的内容。斯诺提到个人崇拜问题。毛泽东说，你们美国人才是个人崇拜多呢！你们的国都就叫“华盛顿”。在中国，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崇拜过分了，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要降温了。斯诺问：搞个人崇拜的人是不是真心？毛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第三种是假的。

斯诺提及两位定居北京的美国进步人士，说他们的谈话不像毛主席那样坦率。毛主席说(据正式记录)：“他们有点迷信，还有一点恐惧，怕说错了话。我不怕说错话，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

对“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一语，唐闻生先直译，后解释，说明“无法无天”意为无所畏惧(在这里，毛主席是针对有人“还有一点恐惧”而说“我是无法无天”，其含义是无所畏惧更为显然)。事后，唐闻生奉命给斯诺一份英文记录。美国《生活》杂志1971年4月30日的一期，发表了斯诺写的题为《同毛泽东的一次交谈》的文章。文中介绍了这次交谈的主要内容。这里只引用该文倒数第二段(斯诺将这段一字不漏地收入《漫长的革命》第七节)。这段(据伍协力的译文)全文如下：

“当他亲切地送我到门口时，他说他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实在是很简单的。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

这样，斯诺对“和尚打伞”作了“艺术加工”，以致面目全非。伍译的“云游”二字“雅而不信”，其余均符原文。若按原文的句法和语气，应译为：“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孤单的和尚，带着把破伞，漫步在世间”。“孤单的和尚”或“孤僧”，可看作是对“实在是很简单”的描写或延伸。

电视片创作者的灵活“运用”

毛泽东对斯诺讲的那句话，有两种记载：一是正式记录，二是斯诺的文章。两者大相径庭。如作“严肃地精选”，理当去伪存真，但被誉为“运用了一百多年来的有关文献资料”的这部电视片的创作者，却将这两种互不相容的史料融为一体，加以灵活“运用”———且看是如何“运用”的：

(一)该电视片让“毛泽东忽然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忽然”二字似非闲笔，姑不置论。问题是：“说”字之后有两句。第一句末尾加上句号。第二句是不是毛说的？由于那个句号，就有两种可能：是。不是。

先看第一句：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这一句半文不白，长达16字，不会是口语(不信？你说说看)，更不会出自一向反对党八股的语言大师毛泽东之口，这显然取材于斯诺的文章，但又作了加工。为便于对照，重引伍协力的译文：“他说，他不过是一个带着把破伞云游世间的孤僧罢了”。该电视片解说词把“不过是”改成“就像”，相应地删去“罢了”；把“带着把破伞”改成“手持雨伞”；把“云游世间”改成“云游四方”。这些改动还不打紧，关键是把主词“他”改成“我”。斯诺采用“他说，他……”的表达方式，因非直接引用，留下余地；尽管有错，自己负责。该电视片改成“我”，一变而成毛泽东的原话。如此这般地“再创作”，就不好让逝世多年的斯诺负责了。

再看第二句：“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显然取材于正式记录，但截头去尾，并把“无发(法)无天”改成“无法无天”。作为口语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一旦写在纸上，总要在“发”后加上“(法)”，这是常识。若问该电视片为何这样改？先需弄清第二句是不是被当作毛说的话。如是，与第一句相联，就显得毛语无伦次，愚味无知。如不是，就成为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和尚打伞”可能是用来为生造的第一句打圆场；“无法无天”可能是逆毛泽东的原意而用之。《辞海》对“无法无天”的解释是“胡作非为，肆无忌惮“，《官场现形记》第十五回：”……一个个无法无天，我们苦头也吃够了，实在说不出一个‘好’字。“倘创作者意不在此，还可另作解释：据《辞海》，“天”也指“所依存或依靠”，则“无天”可指“无所依存”或“无所依靠”，这与“无法”的通常含义“没有办法”是一个意思。是否如此，且看下文。

(二)下文紧接着是：“社会主义要改革，但路子怎么走？”———这是毛泽东的内心独白？还是毛向斯诺或其他人提出的问题？若是前者，创作者怎会知道？若是后者，有什么“有关文献资料”作依据？这是重大的“政论”问题，不宜一笔带过。据我所知的文献资料，“社会主义要改革”这一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酝酿、到1980年代才逐步明确的。如果毛泽东在1970年就探讨“社会主义要改革，但路子怎么走”的问题，则从那以后的中国历史就得重写了。

(三)这段解说词的主旨在于提示毛泽东晚年的“心境”，但笔法曲折，写成“地动山摇的欢呼却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艰难、孤独和不安”。自1949年开国大典到1970年国庆节前，在天安门广场多次举行过数十万军民参加的集会游行，毛泽东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地动山摇的欢呼”。但创作者告诉我们，毛“从未有过”这种心境。可见，这种心境和这种欢呼不相干(从1971的林彪叛逃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毛再也未在天安门上听到那样的欢呼)。可是在1970年国庆节，毛泽东却忽然“感到从未有过的艰难、孤独和不安”了。这部电视片不是故事片，而是政论片，政论总要有论据。这有论据么？有的。1970年来了个斯诺。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忽然”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孤僧。孤僧当然“孤独”。但“艰难”和“不安”同云游四方、超凡脱俗的孤僧对不上号。这有论据么？也有的。毛泽东“无法”解决“社会主义要改革，但路子怎么走”的问题。

鉴别史料真伪的工作不容忽视

临末，我也谈点“体察”吧。该电视片这一段解说词编织出这样的图像：以1970年国庆节的天安门为典型环境，在“人”与“神”之间划出一道鸿沟，并用“艺术语言”作了鲜明对比———天安门下，“千百万人”向“已被人们尊崇为神”的毛泽东“山呼万岁”，而且是“流着泪，淌着汗”，“地动山摇的欢呼”；天安门上，被尊为“神”的毛泽东“却感到从未有过的艰难、孤独和不安”。为此，就让毛泽东说出他从未说过，也决不会那样说的话，就代毛泽东提出他从未提出而至今也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创作者创作出已被尊为“神”的“这位伟人的心境”，还要“当年从他面前走过的你、我、他”去“体察”；并通过电视，还要当年未从他面前走过的千百万观众去“体察”。从艺术上看，是很有“特色”了，但从政治上看呢？(这是“政论片”呀！)对此，且借用某评论家的两句赞辞提问：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立场”、“严肃地精选客观存在的史料”吗？是“没有把历史当做任意打扮的天真小姑娘”吗？

不久，听说胡乔木发现《世纪行》(即该电视政论片，编者注)存在的错误，在他的建议下，成立了由当时中宣部王忍之部长负责的小组，核对史实，修改了解说词，重新配音播放。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敬佩胡乔木，也赞成中宣部知错即改的做法。遗憾的是，刊登过《世纪行》原解说词的报纸，没有刊登修改后的解说词。不久前，仍有人引用杜撰的那句话来贬损乃至丑化毛主席。

四年后，《党的文献》副主编田松年向我约稿，我把1990年写成而未能发表的《毛泽东是否说过“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一文稍加修改交给他，开头只说“1990年有关单位拍摄了一部轰动一时的电视政论片”，文中未提片名、单位名、报纸名及评论者名。该文在《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发表。这里则着重提供有关史料。从中可以看出，连斯诺这样高尚的人，在特殊情况下也写过不实之词。因此，鉴别史料真伪的工作不容忽视。当然，也不能因此而怀疑一切。

旁读

龚育之对此事的一点补充

熊向晖同志的文章中讲到《世纪行》解说词中一度出现过一个令人难解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90年最初拍成的《世纪行》，其解说词只是说：1970年国庆节在北京天安门上，“毛泽东忽然对斯诺说：我就像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明明是亿万人簇拥着他，他却感到孤独；明明是地动山摇的欢呼，他却听来悲凉。当年，从他面前走过的你、我、他啊，有谁曾体察过这位伟人的心境。”

我看了电视片，听到这段解说词，给这部电视片的总策划和总监制分别写了同样内容的信，一方面称赞这部片子，一方面告诉他们，所谓“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是斯诺对毛泽东所说的“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这个歇后语的误解。而且毛泽东不是在天安门上向斯诺说的，是后来在同斯诺长谈时说的。因此，不合事实，必须删去。我还说，我查过原始的记录，我这个判断是绝无疑问的。然而，我没有收到任何回音。

后来报上发表的《世纪行》解说词，是经过了修改的，仍然保留了那句执伞孤僧，但是，在那句话之后加了八个字：“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我猜这是对我那封信的回应。然而，我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不相信我提供的材料，那就没理由加上这八个字。如果承认毛泽东讲的是这八个字，那么，斯诺所说的执伞孤僧云云，只能是误解，没理由再引用。

于是，我又写了一封信，给全文发表了修改后的《世纪行》解说词的那家报纸的主编，请求发表。依然是没发表，而且没有回信。然后，就有了熊向晖同志文章所说的胡乔木同志对《世纪行》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批评以及对《世纪行》认真的修改。不过，还是没在相应报刊上对此事加以澄清。

这一年12月26日，电视台放映了一部讲毛泽东的短片(不是《世纪行》)，其中又说，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手执雨伞云游四方的孤僧。这个不是事实的、基于误解的所谓毛泽东对自己心境的自白，仍然在中国流传着！

为此，我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希望这样的误解不要继续在中国流传。很高兴，也很感谢，《人民日报》发表了这封信。以上这些经过，写下来，算是对熊向晖同志文章的一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