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楂fit人 种子:从制度到文化,再到素质——梁启超的两次转变

从制度到文化,再到素质——梁启超的两次转变 民主顶个球 于 2011/3/4 13:01:40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猫眼看人　　１，从制度到文化

　　戊戌变法前的梁启超师从康有为，这时的梁启超受康有为的影响颇深，自言“无一字不来自于吾师”。康有为也极喜欢梁启超，视这个天资聪慧的弟子为自己最得意的门生。康有为带给梁启超的不止是与他以前所学的完全不同的知识学问，还有其忧国忧民的情操深深地感染着梁启超。当时的中国正是风起云涌之际，外有西方列强之辱，内有破烂欲坠之忧，变法以强国，拯救民众于，康梁之志也。此时梁启超已不再是那个读着四书五经追求金榜题名的少年儿郎，虽然这是家人寄予于他的厚望和自己儿时的梦想。自从听闻康有为的思想，梁启超自言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个新的视野被打开了，他自己也焕然一新了，义无反顾地踏上全新的道路。此后道路曲折，无数荆棘，梁启超从不曾改变自己的梦。

　　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从办报著文到向光诸亲述政见，变法改制、向西方和日本学习现代民主制度，是康梁共同目标。中国之大厦已是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唯有从根本上去改变它才来迎来曙光，在康梁的眼里，这实是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在之前，历史已经证明洋务运动救不了中国，比技术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制度的改变，这才是一个国家之根本。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往日本，开始了长达１４年的亡命生涯。激愤、优患、君恩、友仇、国破家亡、民族危难，这些通通压在了“飘然一身如转蓬”的梁启超身上，可以想象这１４年的身在日本的他是如何的难熬，但这也迎来了梁启超思想上的第一次转变。

　　梁启超初到日本深感寂寞，于是开始学习日语。到了他可以通过字典翻看日文书时，梁启超吃了一惊：原来日本人翻译了这么多好书，真是读之不尽。梁启超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这些书籍，于这过程一些思想上的变化也就慢慢发生了。梁启超这样总结那时的自己，“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与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但此时的梁启超，还是康门下的梁启超。思想的道路实在崎岖而漫长，一个有着独立主见的梁启超的出现，还需要假以时日。

　　在日本前期，梁启超开办学堂，向学生介绍西方文明，从哲学到经济，从柏拉图到亚当史密斯，梁启超和他的学生一起热烈地讨论。同时梁启超办了他在日本的第一份报纸《清议报》，梁启超通过报纸毫不留情地抨击清延的腐败、昏庸、卖国和独裁，也向读者介绍西方的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天赋人权”之思想，这在当时还是新鲜的，无数青年人在梁启超文字的影响下开始了思考并反思中国的现状，走上了反对清朝的革命道路。梁启超本人也极看重“天赋人权”，把提倡民权作为办报的第一要义，以为只有民权思想的普及人心，才有可能维新图强。他写道“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匆措也。”

　　这时一些变化已经发生在梁启超思想中了，制度已不再是最紧要的，最紧要的是文化。《清议报》办了１００期后停刑，改办《新民丛报》。梁启超开始向读者介绍他的“新民说”，他说道：“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介绍新知识、新思想、新工艺、新法律、新世纪、新社会等等，都是“维新吾民”的手段，改变民众以旧转新是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的第一要务。这也是对百日维新失败的一次反思：由上至下的变法败得如此之惨，实乃民众基础的缺失。倘或全国民众群起支持，而不是只是几个高层人物的决策，维新还会败吗？维新派的失败实在是脱离了广大民众啊。芸芸众生怎可小视？民心看似无形，但却有无人能挡的摧枯拉朽之能量。

　　自上而下的变革，绝不能和自下而上的启蒙相比，因为后者的基础牢固无比而必将事半功倍，只有这样才是最彻底的转变，其它的都留有后患。梁启超认为“中国之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民智不开”，而开民智立公德，唯有文化上的启蒙也。       此时的梁启超醉心于西学，他迫不及待地阅读西学之书，也迫不及待地通过报纸把西学输入到中国。梁启超提出教育为本、教育立国的思想，以期通过学习开民智立公德。梁启超的心态也逐渐平和下来，由激进转向渐进，梁启超这时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坐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

　　梁启超默默无闻地做着启蒙的工作。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所设专栏多达２５个，一个接一个的西方名人，一种接一种的西方思想源源不断地介绍给读者，它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梁启超写的《卢棱学案》令海内外的中国人拍案叫绝，他谈培根、谈康德，举凡西方有大影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学家、科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文学家，梁启超几乎无一遗漏地介绍给读者；各种思想和学说，古希腊哲学、法国的民主政治理论、德国的哲学流派、自由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等，梁启超也不遗余力地把他们介绍给了读者．

　　谁能想象，在上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动荡不安，而自己又流亡海外的情况下，梁启超以一支笔奉献给读者的是如此之丰厚呢。这是一个转变后的梁启超，也是一个在文化上兼收并蓄，拥有博大胸怀的梁启超。当康有为仍然热衷于掀倒慈禧营救光绪继续未竟的自上而下的维新时，梁启超并未作出响应，气得康有为大骂他为叛徒。梁启超仍然尊重和敬佩他的老师，但思想上他和康有为已经渐行渐远了，正如他自己所说“思想与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康有为未变，而梁启超已变了。

　　但梁启超的再次变化又会于不久后到来。梁启超在日本醉心于西方文化和制度，想着去西方亲自考察一番，又因海外华侨相邀，梁启超来到了向往已久的美国。这次激动人心的游历，他的朋友从头都能预料到必将带给梁启超更多新的启迪和思考，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之游后的梁启超会推翻之前他在日本的政治理念。梁启超宣布，从此他将告别共和，而这正他去日本后一直所追求的目标并努力将它传播到中国大地上。这一转变让梁启超和康有为的关系有所缓和，之后再次走到一起为清朝君主立安宪而奔忙；这也让他和孙中山的关系破裂，从欲合作救中国到互相对抗，此后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和革命党人派展开激烈的笔战。梁启超自言“死战革命党”以示自己绝不退让的态度，在给康有为的信中他写道：“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命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二，从文化到素质

　　梁启超和孙中山，中间插了个康有为，交往起来颇不便。当初在日本时，随着康有为的离去，梁启超和孙中山开始接触起来。共和宪政是他们共同的理想，虽梁启超对孙中山的革命道路从心里来说是反对的，却未必没有与之合作的打算，只是深知康有为绝不会同意，梁启超不敢向孙中山承诺什么。此后孙中山的确立了建国方针，“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梁启超并不以为然，尤其是驱除鞑虏和平均地权，梁启超更是反对。梁启超是个心胸宽广的人，心中绝无偏见与歧视，不管是文化上的还是种族上的，都持平等待之的想法。而平均地权则是共产主义思想，与他向往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实是背道而预驰了。而关于革命，梁启超更是坚决反对。梁启超把革命党人的理念称为“复仇主义”，认为如果施行它必然招致亡国之祸，梁启超说“复仇则必出于暴动革命，暴动革命则必继以不完全的共和，不完全共和必致亡国”。革命的本身无疑是破坏而无建设，它宣扬的是仇恨而不是爱，“中国无革命者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山川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最后必然军事干政，走向绝对的军人专政中。随着梁启对革命的不断思索，从美国返回后梁启超再也顾不上与革命党人的友谊，断然宣布“反对破坏主义”，“死战革命党”了。

　　而梁启超的“与共和永别”呢？是梁启超与革命党人激烈的论战引发的意气之言？还是梁启超已经不再向往共和了？都不是。梁启超并不反对共和本身，而是认为了此道路暂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于是退回到君主产宪或者开明专制中去了。这实是梁启超的又一次思想转变，他不再只醉心于西学，对那些现代政治理念抱有深信不疑的宗教式的感情，他开始把这些理念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思考。照搬西方的那一套美则美矣，但是否适合于当时的中国，则不可绝对待之。梁启超有些无奈地感叹道“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

　　这种无奈，是根植于中国之现状的。梁启超久居日本又游历美国，当他把日本社会和美国社会同中国作对比时，这种无奈更是清晰地显现出来。尤其是对美国华人社会的观察，几乎让人绝望。这些华人的聚集地就如同广州的某一街区，随地吐痰、乱丢垃圾、沿街骂娘、赌馆鸦片馆等等，让当地的行政官员为之头疼极了。法国的一位学者说：举凡一国这国民心理、素质，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海外，都会有相同的表现。这一点梁启超是深深地领教了，尤其是纽约的华埠层出不穷的斗殴、仇杀、秘密结社，梁启超“不禁长太息者矣”。

　　梁启超又想起了日本。日本的成功难道不是依靠着日本人的素质吗？一次无意之间，梁启超读到日本文部省颁发的中学伦理道德课程的一个训令，顿时惊呆了。日本在中学生中提倡的伦理道德范围之广，远超中国伦理学家所提倡的全部。梁启超被震撼了。自诩为礼仪之邦的中国，相比日本的道德说教，实在是不足和残缺不全的。梁启超认识到，宽广的伦理道德教育，意味着生命和生命力的宽广，是与他人、他物、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博大。从这宽广和博大的路上走出来的人，所具有的胸怀、眼界和见识，便组成了一国之国民的素质。这就是梁启超眼见的日本及日本教育的某一侧面。

　　现在面对着海外的华人社会，梁启超岂能无感。“吾观全地球之社会，未有凌乱于旧金山之华人者。此何以故？曰自由耳”。以旧金山华人社会观之，整个中国又能好到哪去呢？梁启超说：“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若采多数政体，是无异于自杀其国也”,“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

好个梁启超，在那个疯狂传播西方文化，知识分子热烈向往现代文明的年代，跳将出来反共和反自由反平等，与进步的浪潮逆流而行，真个大胆也；好个梁启超，完全推翻了自己以前的所思所想所赞所持，来了个１８０度的大转弯，如康有为者快，更多的人恨矣。

　　从文化论者变成素质论者，没变的是梁启超的启蒙国民的初衷，难道启蒙不包括国民的素质吗？不，相对于新思想新理念的吸取，一国之国民的伦理道德显得更为重要。知识再多，理论再好，人的素质不改变，又与文明何干呢？梁启超在某些人眼里是向后退了，这对于形式的迷恋者来说是令人心疼和惋惜的，但梁启超认为人才是最重要的，而制度需要去适应于这个社会中的人，而不是相反，不然就本末倒置了。梁启超非不爱自由平等这些外来理念，然这些理念对中国现实的贡献少之又少，“自由之说人，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说人，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人，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人，不以之图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人，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灭国粹”，何也？问题不在于这些理念，而在于人的素质。所谓工具,本无结果而言,全看人怎么去使用它了,用好则益,用错则损.梁启超认为现在最紧要做的事，非变制度，也非学习西文，而是改变人的气质。梁启超借用了美国总统罗期福在一次演讲上的发言，罗期福说到，今日之美国国民最要紧者，是“脱去村落思想”，意在提升“各省，各市人民的爱省之心，爱市之心”。中国同样如此，做不到这一点，就如美国的华人一样，虽“来往于最自由之都市”，然“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

　　至于政体，更可缓行，等至国民之素质提高，才方可行多数人之制度，而之前梁启无奈地向共和告别，向自由告别。一个社会倘没有其内在也就是人的素质的支撑，共和、自由带来的是混乱和破坏，而不是秩序和建设。人才是一个社会的质地，而制度只是社会的形式，梁启超写道“政治无绝对之美，政在一人者，遇尧舜则治，遇桀纣则乱；政治在民众者，遇好善之民则治，遇好暴之民则乱，其理同矣。若必谓以众为政，期长治久安即可操券，则天下岂复有乱危之国哉？”

　　回顾一百前梁启超思想的这两次转变，我赞梁启超思想之活跃进取，不抱守一念，不循旧守故，而是敢于更新自己，不惧推翻自己的前见，甚至打倒过去的自己，留给他人笑柄。坚持己见，很容易做到，但敢于怀疑自己，于不疑处有疑，时时反省时时更新，对万事万物没有成见，自由而独立的思考，则非有大智慧者不能办到的了。至于其中的种种思考的对与错，后人自有评价，各人也有各人的思索，过去的梁启超们，现在的我们，以后的他们，这些思考将长久地继续下去，智慧将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堆积，这就很好了，而对和错实在不那么重要了。(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