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恐怖小说家:告别唯GDP论成全国共识

　　别了，GDP崇拜

　　2月中旬，从邻国日本传来消息：中国GDP总量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然而，在刚结束的地方“两会”上，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山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公布的“十二五”经济增速目标悄然调低至个位数。

　　此前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未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性要求。

　　30年前，从文革中走出的中国，开始将经济建设作为自己的中心，GDP一时成为衡量经济发展快慢的“硬指标”，当人们把目光聚焦在“硬指标”的时候，导致了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等现象的发生。

　　人们在重新思考一个常识问题：经济发展到底为了什么？

　　早在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说时就明确提出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温家宝总理近年来也多次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在近期召开的地方两会上，“幸福”成为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十二五”规划中的高频词。

　　告别GDP崇拜，缔造幸福中国。已经到了付诸实践的阶段。“幸福指数”作为一种政治导向的轮廓正在不断清晰，而它如何通过全国“两会”转化为全社会的行动，将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走到尽头的“唯GDP”

　　没有GDP是万万不能的，但唯GDP也是万万不行的

　　本刊记者/李静睿

　　2011年2月14日，情人节那一天，日本内阁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数据，2010年度日本名义GDP总值为54742亿美元，这一数字较中国同期少4044亿美元。几乎所有的国际媒体均在数据发布后迅速发声：持续数十年日本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历史已被终结，新兴的中国，已经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早在2007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的时候，每个人其实都已经很清楚，高速发展的中国超过经济逐步萎缩的日本，仅仅是时间问题。然而由于中日特殊的历史关系与现状，这仍然引发了巨大的波澜。甚至有人撰文考据称，历史上中国的GDP曾经三超日本，分别是直至清末漫长的封建社会、二战刚刚结束以及20世纪60年代初期。

　　事实上，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来自1953年联合国发布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及其附表”，它是这一体系的核心指标。在经过1968年与1993年的两次修订之后，SNA系统已经成为当前国际最主流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被称为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的萨缪尔森对GDP赞誉有加：“虽然GDP和国民经济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们确实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如同人造卫星探测地球上的气候，GDP描绘出一幅经济运行状态的整体图景。”连曾长期执掌美联储的格林斯潘也说，是GDP“把秩序带给了本来是混乱的世界”。

　　然而从GDP诞生的那一天起，对它似乎难以取代的尊崇地位的争议就从未停止，20世纪另外一位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早就警告世人，应远离对GDP的迷信。“GDP是充满穷人的富裕”，在来到中国的一次演讲中，斯蒂格利茨如是说。

　　GDP的光荣与梦想

　　与其他重要经济模式一样，1949年之后的中国最早使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脱胎于前苏联，即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简称MPS，这一体系适用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国家，MPS与西方国家通行的SNA相比的主要区别，是SNA将服务部门与物质生产部门等同看待，而MPS仅核算工业、农业、建筑业、货物运输业和商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

　　但是MPS在中国的推行也并不顺利，现任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许宪春曾专业于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多年，他回忆称，在MPS的平衡表编制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恰逢大跃进时期的反教条主义运动。这些平衡表的编制工作受到了批判，并以过分繁琐为由停止了多数平衡表的编制。”而在随后的文革十年中，“统计机构被撤销，统计工作人员被下放，国民经济核算工作已经完全陷入停顿状态”。

　　改革开放之后，统计工作重新逐步回到正轨，到了1985年，国务院才正式开始在中国探索实行SNA体系，GDP的概念从此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出现，但当时主要的指标概念仍为MPS下的“国民收入”，GDP仅仅作为一个附属性指标存在，一直到1993年，国家统计局才取消了国民收入指标，GDP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并迅速成为社会熟知的热词。

　　细心的人会发现，GDP在中国的地位确立几乎与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同步。在1991年，中国的GDP刚刚突破两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从1993年，即GDP正式成为核心指标的那一年开始，中国GDP持续五年每年都上一个万亿元的台阶，一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前的1997年，中国GDP达到了74462.6亿元。在经济危机的短暂回调之后，2002年GDP首次突破10万亿元大关，在接下来八年中，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则开始以十万亿元为单位实现连级跳，到了刚刚过去的2010年，中国GDP已经逼近40万亿元，到达了以往难以想象的高峰之上。与GDP的光荣与梦想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国崛起”从话语领域进入国际政治的现实层面，以及每个人都难以忽视的物质生活的极大变化。

　　但是中国的GDP高速列车在行进之中，始终没有摆脱轨道上那些恼人的障碍栏：人均GDP呢？社会公正程度呢？环境的牺牲呢？资源的过度开发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数据本身的可信度呢？

　　早在好几年前 ，就已经有不少人笑称，“GDP是个水货”，因为已经多次发生过这样的怪现象：地方公布的GDP总和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数据。以去年为例，全国31省市GDP加总之和为43.0038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GDP为39.7983亿元，高达3.2亿元的差距占全国GDP数值的比重8.05%。

　　在扭曲的数据之下，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甚至曾经极端地建议，“由于统计科学性和地方干部扭曲的政绩观，应该取消地方政府GDP的统计”。但是看起来，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国家发改委已经在全国“两会”前确认，“十二五”规划中依然有关于GDP增速的硬性要求，正因如此，大部分专家均认为地方很难不提GDP指标，“如果地方都说不要求GDP，那么中央目标怎么实现？”

　　肯尼迪的疑问

　　很多学经济学的学生大概都还记得，在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中，他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的言论：

　　“(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因为曼昆的大名，这段话广为人知，经济学家梁小民正是它的译者，也是最早把曼昆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在他看来，GDP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年正式使用GDP，是理论界的一大进步，“因为马克思是反对把服务业算入经济总量的”。梁小民坚持认为，对GDP的追逐带给中国的贡献不可抹杀，当前所谓的GDP反思，所需的只把“唯GDP”中的这个“唯”字去掉而已，“GDP是基础，没有它什么都谈不上，GDP也是一座桥，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桥那边通往哪里。”

　　这样的反省也已经在官方话语中出现，在官方热推的“可持续发展”和“和谐社会”概念之下，更多官员开始敢于公开批评GDP的局限性。2010年4月，许宪春以官方身份在《求是》上撰文名为《GDP：作用与局限》，文中称“仅凭GDP这一指标来评价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能得出全面正确的结论”，理由列举了不能全面反映社会进步、不能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差异、不能反映资源环境的变化等等。文章一出，即刻引发了外界对于中国经济转向的各种揣测，但许宪春迅速通过官方媒体做出了回应，称媒体曲解了他的本意，他再次引用了萨缪尔森将GDP称作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话语，又强调“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更科学的指标能够取代它”。

　　隔着时空，许宪春也许是曼昆的追随者。在上述那段肯尼迪话语的后面，曼昆做出了自己同样精彩的回答：“GDP没有衡量我们孩子的健康，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孩子更加好的医疗保健。GDP没有衡量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但GDP高的国家负担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没有衡量我们的诗歌之美，但GDP高的国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阅读和欣赏诗歌。”

　　梁小民也同意这一观点：“GDP不是万能的，但没有GDP却是万万不能的”。

　　谁能取代GDP

　　回溯几年前，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加入环境因素的绿色GDP概念曾红极一时，却迟迟未能进入操作层面，几乎已被确定“胎死腹中”。早在2006年，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提出，中国应当实行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的GDP核算方式，将发展中涉及的自然和社会成本都考虑进去，比如应当扣除安全生产事故、突发事件以及司法腐败带来的各项损失。

　　谁能取代GDP，这一直是经济学界的老话题。萨缪尔森提出了一个“纯经济福利”的概念，即在GDP中减去污染、环境破坏这些对社会福利有负面作用的项目，再加上家务劳动、闲暇价值这些有福利贡献却没有计入GDP的项目。但也有很多人认为，这种方式在操作上根本不可能实现。

　　同样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直关注福利经济学的阿玛蒂亚·森认为，目前不大可能发明一种全新指标取代GDP，他认为只可能以GDP为关键性指标，再将环境和生活质量等因素加入其中，建立综合指标库。

　　事实上，联合国早已开始这样的尝试，1990年，联合国在《人文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这是一个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组成的综合指标，阿玛蒂亚·森正是HDI编制者之一。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2010年，联合国发布第二十个报告，中国在169个国家的HDI排名中仅名列第89位，这一年的报告首席撰稿人库鲁格曼在提及中国的时候说：“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一定能自动带来医疗和教育的改善”。

　　作为当前世界几乎唯一一个抛弃了GDP模式的国家，不丹在1970年就提出“国民幸福指数(GNH)”，这个小国甚至有一个“不丹全民幸福快乐委员会”，委员会的重要工作，是将“幸福社会”的模式分成4个支柱、9个区域和72项指标，每隔两年会通过全国性的问卷调查重新做一次评估。

　　以不丹反观中国，当“幸福”成为今年地方两会的热词，已经有委员大胆提出应以“幸福指数”取代GDP之时，它的热度会持续至刚刚召开的全国两会之上吗？甚至，更为大胆的揣测是，有一天我们也会拥有自己的“幸福部”或者“幸福委员会”吗？★

　　幸福美丽——GDP转型的宁波样本

　　“十二五”期间，宁波将围绕政府规划进一步完善政绩考核体系，民生、民意指数权重必然增加

　　本刊记者/赵杰  (发自宁波)

　　早春的东海之滨，集装箱已上船，万吨巨轮开始缓缓起航，背后是繁忙的北仑港码头，如山的货箱，还有如梭的运货车??一个好消息经海风传来：去年北仑港的东家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跃居世界第一。

　　听到这个消息，宁波人李冉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他依旧安静品茗、听戏。这位来自事业单位的主管似乎和百余年前他的老乡陈鱼门性格喜好相仿：渔港船帆忙碌进出时，陈喝着茶，琢磨出了108张代表航海业各种特点的牌，并用宁波话名之以“麻雀”(音同麻将)。

　　麻雀环绕家门不远飞。陈鱼门以麻将安慰或提醒船员，家门不远，行海千里不忘家。

　　李冉对宁波“十二五”规划中的几个关键词情有独钟：幸福美丽、智慧、生活品质。“这些词更符合宁波人务实顾家、注重生活的个性”。

　　从“幸福美丽”说起

　　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一度厌烦官场辞职归乡，以毕生精力将自己爱好藏书的兴趣发挥到极致，留下了名扬天下的藏书楼“天一阁”。

　　经其后人打造的家园恬淡美丽，成为江南园林艺术的缩影。李冉对前人范钦率性而生、淡然而居的理念颇为赞叹。

　　但是，在现代中国经济、社会以电光石火般的速度发展数十年后，“幸福”似成雾中花难以琢磨。2月27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线和网民互动时，“幸福”更成为热词。

　　两个月前，温家宝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与网民互动时，对幸福一词下过定义：所谓幸福，就是要通过我们不断的发展生产和改革开放，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每一个人都能过上更加体面的生活。

　　“幸福美丽”出现在宁波“十二五”规划首页目录当中，对象是新农村。当然，不仅仅是农村。规划提出，要加快构筑现代都市，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其中重要内容既包括建设“幸福美丽”新农村，也包括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形态。    

　　自2007年连续三年被评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且于2009年独夺该奖金奖的宁波，似乎有充分的理由定位幸福。根据该市资料，同样是连续三年，宁波城市综合竞争力均跻身全国十强，下辖县(市)全部进入百强县行列。

　　“‘十二五’期间宁波促进社会进步有自身优势”，主笔该市“十二五”规划的刘兴景博士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老百姓要幸福，就需要社会进一步走向公平、公正；政府更加透明，服务意识更强。而在社会进步方面，宁波具有较好的物质基础，更有条件进一步提升底层群众生活水平。

　　根据2007年15个副省级城市经济发展排名情况，宁波的地区生产总值和一般预算收入分居第五位和第四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居第三和第一，外贸进出口(自营)总额第三。

　　根据该市资料，去年，其城乡差距为2.1：1，小于其所在浙江省2.3:1的比例，更远小于同年全国3.3:1的数据。而浙江省以上述数字成为全国城乡差距最小的省份。

　　“智慧”转型

　　去年5月15日，世博会首场主题论坛“‘信息化与城市发展’主题论坛”选址宁波，这场旨在探讨工业化、信息化与城市发展关系的论坛刚一闭幕，打造“智慧城市”战略即被宁波市委、市政府提上日程。

　　“会议结束后，市里就开始成立专项小组进行调研。”宁波市信产局综合规划处处长顾德道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信产局局长吴胜武亲自牵头主编《智慧城市  技术推动和谐》一书，提出智慧城市理念包含公共服务管理、交通管理、突发事件管理和城市管理四个智慧系统。

　　吴胜武认为，构建这些系统是治理“城市病”的内在需求。一方面可推进新兴产业的勃兴；一方面可增强政府的服务和管理效能。

　　加快构建智慧城市同样被写入宁波“十二五”规划，其中提出要推进十大智慧应用体系建设，包括智慧公共服务、健康保障、交通等五大应用系统建设和智慧社会管理应用体系建设等。

　　宜高(中国)电气技术有限公司的人事行政总监傅伟群感受到了城市变化，“市、区政府给我越来越多的是服务而不是要求”。

　　傅伟群此前加入了由宁波市人事局和鄞州区人事局发起的网上聊天群，“人事局会经常发放一些信息给我们企业”，包括培训、人才市场、人才福利等多方面内容。

　　她刚刚获得通知，下个月其所在公司高管将参加由宁波市经贸干部培训中心举办的“工业产品设计与品牌战略高研班”，“本期培训费、资料费、证书费、中餐全免”。

　　傅伟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样免费的培训和午餐很多，“都是有针对性地进行，并且培训内容都很实在”。另外，免费的活动还有人才市场招聘会。

　　类似培训项目成为宁波“十二五”规划中的十大重点人才工程之一。根据规划，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和紧缺专门人才培训等，在今后五年间或将更多出现在政府服务活动中。

　　当然，顾德道也坦言，这一切距离真正的智慧城市差距尚大，“或者说一切刚刚开始”。刘兴景则认为，宁波转型包含着港口、城市、产业、社会等全方位的转型。就社会转型而言，应“尽快完善社会管理”。

　　“唯GDP？早已过时！”

　　当宁波市发改委处长李献增激动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市荣膺2010年度中国政府透明度排行榜首位的消息时，该市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安平在思考如何通过更科学有效的政绩考核体系，以推动“十二五”宁波新发展。

　　面对《中国新闻周刊》关于GDP考核的问题时，陈安平一挥手说：“唯GDP？早已过时了！”

　　曾经学过管理的陈安平早在1995年任职乡镇“一把手”时就提出要推进“科学管理”，从党建，到经济、社会和行政实施全面系统的管理，并打破传统单一的管理模式。

　　如今，他仍旧一再强化党员干部的科学管理意识，认为要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完善政府机构设置，实现机构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办事效率。建立完善目标责任体系和干部实绩考核体系，强化行政问责。

　　陈安平提出科学管理理念十年后，就亲历了宁波市委组织部课题组关于政绩考核体系的研究。该课题组最终形成《以“两观”为指导构建政绩考核体系研究报告》(下称“报告”)，其中提出“唯经济增长论英雄”的考核指标实际上成为唯GDP增长论，忽视了社会、自然、区域以及不同群体协调发展，从而使得越来越多的矛盾和问题随之显现。

　　《报告》认为，对于一个国家、政党甚至一个地区而言，有怎样的发展观，就有怎样的政绩观。“要真正实现其发展战略及目标，关键要有一套与之配套、科学有效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做保证”。

　　现在的考核体系更显多元和复杂。目前，在宁波乡镇领导班子已全面实施的职位说明书需涵盖职位内容、任期要求、工具设计等等。该说明书由市委组织部统一给出并予以考核。

　　据悉，根据新考核标准，已有数名部门、地方相关负责人被调整职务。该市鄞州区在2009年乡镇、区级机关部门届中考察中，一次性将11名考核基本称职者改任非领导职务。

　　“‘十二五’我们会围绕政府规划进一步完善考核体系，民生、民意指数权重必然会增加。”陈安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随着“十二五”开局，宁波市委组织部在近期连续出台新的政绩考核办法。今年2月，出台《突出科学发展导向 创新政绩考核办法》(下称“办法”)，其中要求进一步扩大社会参与面，从各方面评判干部政绩。并提出考核指标的设置坚持质量与数量统一，速度与效益并重，“弱化片面追求GDP指标，引入环保、政府负债、发展服务业和社会保障等指标”。

　　就考核体系的构建，浙江省委发布《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15年初步建立符合不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点的考核评价体系，形成较完善的考核评价机制。

　　其实，告别“唯GDP论”已成全国上下一致共识。据悉，全国范围内新的发展考核指标体系也在酝酿生成中。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牵头的“构建民生指数”课题组，从去年底开始，正在构建一整套旨在改变GDP导向的地方政绩评价系统的科学指标体系。

　　该课题组成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绍杰介绍说，民生指数的构建，是为了实现衡量人民基本福祉的现状和发展变化，评价、引导各级政府围绕改进人民福祉开展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