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大县也遇到类似的困惑。进入“十一五”后，国家将三峡库区主体功能定位于生态保护区、限制开发区，但是库区很多县市为了发展，仍积极招商发展工业，甚至发展重化工业。

　　各地的县委书记们纷纷反映：没有科学正确的政绩考核体系，科学发展观很难落到实处。湖北省洪湖市市委书记辛敬华说：“湖北省近年逐步完善县域经济的考核指标，分三大块27条，涉及发展、经济增速、生态等各个方面。但提拔干部仍是‘统计局＋组织部’，考核分是重要的前提条件。”

　　“上挤下压”“条块割裂”导致县官多“黑脸”

　　上面千条线，到下一根针。当前我国正进入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群众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多，中央的要求越来越高，各种压力集中到县市一级。然而，在解决社会矛盾和民生问题时，往往是“上面请客，县里埋单”。有些民生政策没有考虑到县级的实际承受能力，此时“县官”就成了“上挤下压”的“黑脸”。

　　湖南衡东县县长程少平分析上级惠民政策与基层实际“打架”的现象，他说：“以种粮补贴为例，本来应发给种粮的农民，以保护种粮积极性，但是上面一方面规定直接把补贴转到农户的存折上，实际上不管种不种粮都可以得到补贴；另一方面又规定，凡是连片5亩以上撂荒的要追究行政责任。在两相挤压下，我们县乡两级只能再拿1000多万元，请人对撂荒地代耕代种。还有新农合，上面规定了参保率，又规定严格杜绝政府为个人代交，但是对特别贫困的人群或全家外出打工的怎么办呢？县里只能私下里变通。”

　　在民生问题上，“部门打架”更是让县一级莫衷一是。河南省一位县委书记讲了一件“荒唐”的事：针对一个大型水利工程移民用地，上级水利部门强调要特事特办，可以先占后批。但是占地后，土地监察部门认为是违规占地。官司打到省政府，最终的结论是“属于违规占地，但不追究责任”。

　　他感慨地说：“现在县一级被收走的部门越来越多，被一票否决的却越来越多，不少惠民的事，看得着够不着！”

　　如今，惠民政策资金部门化、惠民部门设置重叠化让“县官”们很头疼。比如中央的各类惠农资金不少，但是分解到国土、农业、林业等部门的十几个项目中，无法形成合力，以解决地方最突出的农业问题。再比如，同是医疗保险，新农合归卫生部门，城镇医保归社保部门；同是计划生育，各个乡镇既设立中心卫生院归口卫生局，也有计生服务站归口计生委。

　　“条块割裂严重制约县一级的积极性。”程少平说，“事权无法统一，财权各归各线，人事无法做主，一旦工作细节没处理好、沟通不到位，县官往往落得‘上面不认可，百姓不理解’的尴尬结果。”

　　县域经济必将告别“唯GDP”时代

　　山西省省级贫困县蒲县历时两年建起一座总投资超亿元的文化中心，气派豪华、酷似“鸟巢”。因为这个县财政收入每年只有3亿多元，这一工程被指为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半月谈记者来到当地采访，大部分百姓认为，在县里还不是很富裕的情况下，首先考虑的民生工程应是扶贫、教育等。但县委书记乔建军却说：“这项工程是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的爱民工程，不是形象工程。文化宫外观形象很好，我们引以为自豪。”他特别强调，临汾市领导来参观，曾给予了高度评价。

　　同一件事情，为何群众与“县官”看法大相径庭呢？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贫困县修建豪华文化宫，是打着民生幌子搞的政绩工程。而一位中部省份的县委书记认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虽发病在基层，但根子在上面。上级领导来县里考察，说的都是‘民生’，实际看的、表扬的都是工业园区、高楼、广场等GDP工程，一些并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超前’增长也成为提拔官员的依据。而真正的民生比如给低收入人群上保险、完善农田水利设施等，上面却看不到。”

　　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为何屡禁不止？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王长江从“县官”提拔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这与县乡干部的升迁机制有着很大关系。1名公务员从乡科级到县级，再到副省级，平均大概需要18个或明或暗的台阶，就算3年一个台阶，也要60年。而‘县官’恰恰手中有一定的权力，要拼命缩短这个过程，形象工程便产生了。”

　　“只有确立正确的考评体系，才能落实科学的政绩观。”刘朝瑞建议，应尽快从上到下，设立新的目标考核体系，比如要用具体可行的办法考核县域内人民幸福感强不强、劳动者的体面是否得到满足、人均收入增长是否和GDP增长同步、社会保障覆盖率等。只有这样，才能让一个县委书记真正思索经济社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中央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没有提及有关GDP增速的量化要求。在采访中，不少县委书记注意到这一变化。他们欣喜地认为，这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重大信号，意味着对每个地方政府的评价将从根本上转向“人民满意不满意”，中国政坛也将告别“唯GDP”时代。(半月谈记者 刘健 林嵬 周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