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日期：2011-09-12 作者：曹泳鑫;朱威烈;王义桅;张幼文;黄仁伟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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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生性
    
    黄仁伟
    
    《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完整体系和深刻内涵。其中很重要的理论创新就是“由内及外”地阐述这条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来自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艰苦探索，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来自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中华文化理念的精髓。这些由中国历史和现实发展所决定的各种要素组合，构成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内生性。它不是任何外部力量强加于中国、也不是中国人迫于外部环境而作出的无奈选择，而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实现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自觉选择。
    
    其一，白皮书概括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鲜明特征“六个发展”，即“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将“和平发展”寓于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中。中国的发展首先是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
    
    中国发展的基点和重心在国内，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于中国内部发展。这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同以往大国崛起模式的最大区别。同时，中国的发展又是“开放、合作、共同”的，这就为和平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大的外部空间。中国自身发展越好，与外部的关系就越稳定，与各国的合作就越紧密，可以共享的共同利益也就越大。
    
    其二，白皮书指出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是基于对本国及各国的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反思，是基于对中国基本国情和国家定位的根本判断，是基于对中国国家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的深刻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间，由于外部和内部、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和平不够，发展不够，滞后了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进程。这是中国共产党总结的基本经验教训之一。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同志提出“坚持和平、坚持发展的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起点。同时，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资源不足，生态脆弱，发展极不平衡，“既是大国，又是小国”。这决定了中国现代化进程只能是一个和平发展、逐步累积国力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现代化，这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决定了中国长期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基于以上认识和判断，中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就是实现“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就是为这个目标提供长期稳定的和平发展环境。即使到2050年后，中国也需要世界的和平繁荣，和平发展道路更不可能改变。这些就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内生动力。
    
    其三，白皮书明确地把“实现国家现代化和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和平发展的总目标，把对内求发展求和谐与对外求合作求和平结合起来，并把这个目标作为国家意志和战略意图向全世界宣示。
    
    其四，白皮书指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为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深厚底蕴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其政治、外交、人文的宝贵理念和丰富经验，为当代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提供了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蕴。其中“和”与“合”的理念，就是当代中国主张“和平、和谐、合作”理念的精神来源之一。这些概念是指导中国人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理念，它们成为中国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核心理念也是顺理成章的。中华民族具有包容、吸纳、融合外来文化的胸怀，在当代世界依然具有现实的价值意义。因此，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具有政治、经济的内生性，更具有文化、精神上的内生性。
    
    其五，白皮书把“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汇合点，促进各国共同发展”作为和平发展道路的具体体现，也是和平发展的内生性和外延性的统一。白皮书以很大篇幅论述了和平发展道路与“共同利益”及“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从而揭示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变化。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发展的外溢效应越来越显示出来。中国发展越来越离不开世界的同时，世界的发展也越来越离不开中国。中国自身的稳定和发展成为亚太地区和世界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既是对中国自己负责，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
    
    中国要为国际社会作贡献，就必须将自身的发展放在首位，积累必要的物质基础，推进国内的社会治理和制度建设。这就把中国的国家利益同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在和平与发展的基点上统一和融合起来了，实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内生性向外延性的转化。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实现发展
    
    张幼文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清晰表明，中国所走的是一条立足国内，同时通过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发展的道路。因此，中国越是发展，中国与各国的经济联系就越是紧密，共同利益越是扩大，世界和平也就越是得到维护和促进。
    
    1978年开始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道路。为了让全党、全国人民更加清晰地认识发展的外部环境，邓小平同志作出了我们正处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重要战略论断。这一论断在于提醒全党、全国人民要认识和平的国际条件和世界的发展潮流，把国家的战略重点迅速转移到经济发展、脱贫致富上来。中国要抓住和平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要以维护和平来维护自己的发展环境。
    
    中国的发展立足国内，同时通过对外开放努力利用国际条件。30多年来，各国资本流入中国，中国产品走向世界，形成中国与世界各国高度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与世界各国构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维护稳定持续的发展环境成为共同的需要。中国越是发展，就越是需要稳定的世界市场，各国企业在中国的机遇也越多，这就从经济上进一步增强了世界和平的基础。这是经济全球化及中国参与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是中国发展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方式。
    
    经济全球化为所有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形成了动力与空间，因为新兴经济体普遍在全球化中获得了产业向内转移、外部市场扩大等有利于增长的条件。中国是新兴经济体增长中的杰出代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不仅通过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分工体系，而且通过加入国际经济组织融入世界经济的规则体系，接受而不是挑战已有体制规则，从而使自己成为这一体系中的一员，建立了与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良性竞争关系。现行的国际经济体制与规则基本上是二次大战以后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形成的，其基于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更适合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公正合理上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但中国不是首先致力于改变这一体制，而是通过融入其中来推进自己的市场化道路和发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这一道路的典型表现。在改革开放后不久中国就提出了入世的申请。中国为入世在市场开放上作出了大量承诺，不断推进国内体制改革以符合世贸规则。中国入世增强了世贸组织的代表性，在这一组织中履行义务、遵守规则又增强了这一组织的权威性。毫无疑问，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运行秩序和各国共同发展的贡献是积极的和重要的。
    
    作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中国在各方面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原则确定对外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中国注重增强周边合作、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积极与各国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通过国内加快转变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发展的资源能源瓶颈；从注重出口、引资的单向开放向进出口并重、资本同时流出入的双向开放转变；面对国际传统产品的市场竞争加剧，立足国内发展，努力在国内形成新增长极，扩大市场空间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压力；以自身加快脱贫并对各国提供发展援助，积极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危机中努力保持高增长和汇率稳定，以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参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危机冲击；以增加国际采购和进口支持危机国家，等等。各方面的发展表明，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在稳定与增长上的贡献是全面的和有效的。
    
    在实现高速发展后，中国又高度重视自身发展对世界的包容性，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发展理念，明确自身发展模式与世界共享繁荣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强调“包容性发展”，注重自身发展不损害他国，不对他国构成不利。中国明确以科技进步实现经济的结构升级，发展绿色经济，实现“包容性发展”。中国积极改变粗放型发展方式，致力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扩大内需应对危机，一系列战略调整都体现了“包容性发展”的理念与实践。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发展模式转型升级的指导思想，因而正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包容性发展”观。中国指出，要通过“包容性发展”使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也共同应对发展中的挑战；求同存异，实现共同安全。“包容性发展”观也正是和平发展观的一个方面。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三重超越
    
    王义桅
    
    国务院新闻办最近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国际社会应该超越国际关系中陈旧的‘零和博弈’，超越危险的冷战、热战思维，超越曾把人类一次次拖入对抗和战乱的老路。”
    
    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就是实践这三重超越的鲜明例证，既超越了自身，也超越了西方，更超越了一般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是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一）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超越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首先是超越了中国历史成就。历史上，中国曾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然而生活在相对独立和封闭的环境中，当时并没有世界经济的概念。因此，中华民族在鼎盛时期的经济总量超过世界的三成，与当今经济总量占据世界的不到一成，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以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五成而言，是历史上任何鼎盛时期所无法比拟的。今天，中国利益和影响遍布全球，国际责任重如泰山，无论贞观之治，还是康乾盛世，均无法望其项背。
    
    其次是超越了中国文化传统。作为农耕文明、大陆文化的产物，中国的文化传统具有内敛的特征。比如，“和而不同”的防御性思维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乱世，其目的在于恢复理想的周公时代的秩序。当今世界业已成为地球村，“趋同”而非“不同”成为主旋律；“和”的对立面也不再是“冲突”或“战争”，而是各层次的威胁。为应对全球性挑战，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正在将内敛式的“和为贵”外交哲学观升级为积极作为的国际责任观，将“和而不同”升级为“殊途同归”，以命运共同体理念，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换言之，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开放体系下实现和平发展，意义超越了“协和万邦”的文化传统。
    
    （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超越了西方理论体系。首先是超越了西方中心论。清末，李鸿章感叹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今天，西方有识之士也在感慨，西方正遭遇“六百年未有之变局”。以中国为领头羊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正在终结西方单边主义的神话；当今国际关系体系，正以多元包容的开放体系取代西方中心的封闭体系。
    
    其次是超越了西方理论思维。按照西方历史传统和理论思维，国强必霸，霸权稳定。无论是力量霸权（均势和平论）、制度霸权（国际制度和平论）还是观念霸权（民主和平论），都是西方经验和思维逻辑的折射。中国和平发展及其倡导的世界整体观、人类共赢观、国际共生观等三维和谐世界观，以及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从根本上超越了国际关系的二分法，超越了西方的零和思维，以及以己度人的权力转移理论、文明冲突论等理论陷阱。
    
    （三）中国和平发展道路超越了一般国家的现代化模式。首先，超越了旧式工业化道路。旧式工业化道路实行的是资源环境消耗性、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选择了一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道路，将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内在需要，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坚持探索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
    
    其次，超越了依附性现代化模式。作为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归根结底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从本质上要超越战后以来许多新兴国家的依附性现代化模式，对内从本国国情出发，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将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通过合作求发展，以发展促进合作，最终追求共同发展。
    
    白皮书指出，“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探索出的一条新型发展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条道路已经并将进一步显示出其世界意义。”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上述三重超越，鲜明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
    
    （作者为同济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中国制造的公共产品
    
    朱威烈
    
    中国在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历史阶段的重要时刻，再次发表和平发展白皮书，不仅对中国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经验作了系统全面的总结和提炼，将其上升到理论和战略高度，而且对国际社会而言，它准确反映的中国理念与中国主张所具有的代表性、均衡性和务实性，也是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对当前世界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型、国际治理的深刻变革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首先是有利于增进政治互信。伴随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秩序重建全过程的，是要推进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基础条件是各国在政治上的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均取得长足进步，影响力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国际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之一。但西方国家炮制的“中国威胁论”却也始终充斥视听，它们至今仍在质疑中国的防御战略目标具有模糊性，说中国发射国际空间站是追求“制太空权”，把中国与非洲国家的经济合作定性为“侵略”，是“新殖民主义”等等。这些言论一方面是为它们遏制中国的军事外交政策制造口实，另一方面也旨在曲解和损害中国的形象。对此，作为当今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中国一直坚持立足于多做工作，通过对话而非对抗，用事实来澄清是非，以正视听。多年来，我们已连续发布中国人权白皮书、国防白皮书等权威性报告，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而今第二次通过和平发展白皮书对中国外交战略和政策作进一步的正面阐述。这对我们方兴未艾的公共外交、人文外交而言，无疑是一份具有重要文献意义的指南。
    
    其次是有利于加强发展合作。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是在当前世界经济结构转型和全球问题治理的过程中逐步推进并实现的。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21世纪初期，加强经济上的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朝着均衡、普惠和共赢方向发展，正越来越成为大小国家的重要共识。这份白皮书，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特征作了明确界定，即科学发展、自主发展、开放发展、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共同发展，其中，合作理念也寓于其他各类发展之中，是中国和平发展的最主要的关键词之一，在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双边关系中均已凸现。中国强调合作，包含了同舟共济、互利共赢、惠及全球等内涵。白皮书所作的政策宣示，明确规定了我国对外合作的这些原则，国内的部门、企业、个人都应恪守，而且其实践效果也必然经得起国际社会的检验，为丰富国际合作内涵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三是有利于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白皮书强调“各国国情千差万别，世界上不存在最好的、万能的、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只有最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中国选择和平发展，是基于中国的文化文明传统、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理想追求。世界上存在多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长处，它们也都会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处在转型期间的国际体系，在制度改革、权力结构调整和机制创新方面，对世界文明体系的核心国家和组织，都应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因为只有重视文化上的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并维护世界的多样性，才能创造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国在反恐政策上坚持不把恐怖主义与特定的民族、宗教挂钩；在对阿拉伯国家政策上强调相互尊重，加强人文合作，促进文明对话，深化教育、新闻、青年、旅行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等，是正在谱写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上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中国对阿政策的实际意义已超越了双边关系，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各大国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上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即正确处理好与阿拉伯国家、伊斯兰世界的关系，让这个数量众多的国家群体在现存的国际体系中发挥作用和影响。
    
    中国的这份白皮书包含着丰富的人文理念和政策主张，成为可供借鉴、共享且不具排他性的经验和原则，今后还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发展和完善。可以相信，将有越来越多的人会体察到它所具有的公共产品的价值。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
    
和平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曹泳鑫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主观抉择与客观条件的内在统一所规定的。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国内的变革，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平的社会主义，是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选择走和平、合作、发展的改革开放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的英明决策，也是顺应世界历史变革潮流，具有特定的世界历史场景，国际关系、国际共运和中国历史背景，也因此，这条道路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可持续性。
    
    首先，20世纪后期殖民主义时代彻底画上句号，世界性民族独立革命运动基本结束，广大发展中国家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挑战也发生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所要求的科技和国内生产力的加速发展迫在眉睫，现代化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追求的发展目标。对中国来说，战争和冷战氛围下形成的革命外交路线结束的条件逐渐成熟和明朗，包括国际战略调整在内的改革举措及其改革时代就因此到来了。暴力政治逐渐被和平政治所代替，经济依赖关系成为人们的普遍关注和可以利用的良机，国家战略更多地围绕它而生成和变化。
    
    其次，人类历史进程的任何巨大变革总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为动力源。20世纪后期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由一系列的科技革命所推动，这些新科技革命适逢主权国家全球林立的新时代，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促使人类普遍交往更充分实现，从而大大推动了世界历史进程。它使国际依赖加大，使闭关自守成为不可能，也给发展设定了条件，即发展需要科学技术，需要商品经济，需要和平环境。这一切成为中国领导人得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跟上科技革命的步伐”、“赶上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抓住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等结论，从而推进国内改革、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的客观动因。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国际关系局面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加困难，反对霸权主义和为国家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纲领。
    
    第三，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创造和平友好的国内建设和国际关系环境，通过国际合作互通有无引进世界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非常重视创立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在制定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战略基础上，明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虽然在冷战阴影下，但不同制度并存方式并不只是冷战或冲突，也不是一直处在敌对和隔离状态。常态应当是，在一个不同制度长期共存的世界，和平共处、合作发展、共同发展是必然选择。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和平、开放、自主、合作等发展战略选择，就是要回到这种常态。《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承诺，中国绝不搞侵略扩张，永远不争霸、不称霸，中国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是继承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立足中国国情的必然选择，是民心所向，符合民族振兴、富民强国、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等一系列国家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为此，《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明确提出，中国和平发展的不懈追求是，对内求发展、求和谐，对外求合作、求和平。中国倡导并致力于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既是长期目标，又是现实任务。总之，中国的发展道路形成于、立足于本国国情，中国深刻认识到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性和长期性，更加注意研究前进道路上的新问题、新挑战，为和平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