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我并不愿漂泊 渴望“落地生根”

http://edu.cyol.com 2011-03-03 08:50:11

2月16日，四川省华蓥市，一位即将赴广东打工的新生代农民工。邱海鹰摄

　　2月20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布的一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报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面临的困难，提出了助其发展的对策。作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既和传统农民工一样面临共同的问题，同时又具有自身的新特征和新诉求。

　　“我生活、工作在这个城市，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够真正融入到这个城市。”在我国人口流动第一大省广东打工的郑洪德说，与上一代人不同，现在出来打工的人，不仅希望多挣钱，还希望永久扎根于这个城市。当今，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已经发生了诸多变化。

　　“漂”一代的心声

　　苟活着、失落着、坠落着，

　　期求着、企求着、祈求着，

　　自信着、自强着、自怜着……

　　这是一位郑州大学生农民工写给自己的诗句。在杭州、重庆、郑州，当记者走进城中村，叩开出租屋门，听到的是同样的心灵回声。

　　“我一直在努力，为何路越走越窄？”“生在乡村，漂在城市，我们是谁？哪里是家？”“生存以上，生活以下，坐标在哪儿？”当整个中国社会在城市化列车上高速前行之际，这些年轻人迷茫地发出追问。

　　他们跳出农门，考上大学，背着账单，揣着理想；他们几经奋斗，想融入城市，却碰到城乡分割深处最坚固的墙；漂浮在社会转型的深水区里，他们的存留与沉浮，已成一个紧迫的时代课题。

留在城市，才有机会

　　元月十五日，河南叶县一个小村里，鞭炮和唢呐声透过寒气传来暖意，毕业于河南科技学院的樊自举和毕业于新乡学院的小李在这里举行婚礼。

　　樊自举的父亲在外打工20多年，去年收了手，花5万多元翻盖了房子，还花6000多元给儿子买了新婚家具。可他明白，虽然儿媳也是农村出来的，但这里不是他们的“家”。

　　2008年，学了5年动物医学专业的樊自举走出校门，却一直没找到稳定的工作。近半年来，他在郑州城中村街上摆摊卖小商品，一天挣个三五十元；加上在补习学校代课的小李一月千元的收入，勉强度日。

　　在樊自举租住的屋里，只有一张大床和一个长条桌，空地上放着七八个纸提袋。由于没有衣柜，他和小李的衣物，分放在这些纸袋里。

　　樊自举说：“过了春节，还得回来，留在城市，才有机会。”

　　和樊自举同租一套房子的，是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李太白。近半年来，李太白靠批发“山寨手机”，沿街推销维持生计。“在街上，问10个人，可能没一个人买，问100个人，至少有2个要买。”李太白说，“城里人多，机会就多，回到农村，没有这么多人。”

　　来自贵州农村的小熊研究生毕业已半年多了，还借住在浙江大学学生宿舍里。毕业时，他本想去贵州省烟草公司，可竞争激烈，连第二轮复试都没有进。至今，小熊没找到一份稳定工作，他给一家策划公司帮工，同时零零散散地做一些杂活，如给考研辅导班带课、当家教、帮老师监考等。

　　小熊无奈地说：“我找的工作，都是学校期间一些事情的延续，或与学校时的人脉有关，比如有的是老师或师兄、师姐临时找我帮忙，有的是勤工俭学时积累的资源，这样的工作只能暂时作为生活来源，不长久，也不正式。”

　　“农村回不去，城里容不下。”已从郑州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毕业10年的李彦辉这样描述自己的境况。一直怀揣理想在郑州打拼的他，当过推销员、调酒师、卖过刨冰、凉皮，开过加盟店，可现在，人生之路越走越窄。

　　“2007年，一位安阳师专毕业也在郑州打工的女孩走进我的生活。结婚生子后才感觉到，在城市，我们无力支撑一个家，只能让妻子带着小孩先回内黄县农村老家。”

　　李彦辉说：“对农村出来的孩子，社会给的资源太少太少了，城市生活就像个陷阱；但回到县里又如何，送礼托关系，花两三万元找一个工作，每月也只有五六百元的工资。”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月24日发布的“部分城市2010年企业春季用工需求和2009年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就业情况调查分析结果”显示，“用工荒”局限于一定范围和特定时间段，但局部地区的“用工荒”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新生代农民工更关注职业生涯

　　企业方为招工忙寻人，而工人面对企业开出的优厚条件则精挑细选，择优而栖。从各大招聘会现场来看，“买卖双方”似乎来了个身份调转，不是雇主挑工人，倒有点工人挑雇主的味道。尤其是一些“80后”农民工，不仅在职位选择上更加“挑剔”，很多雇主表示，这一代农民工“即使是被招聘回去，也很难留住。”

　　“80后”、“90后”是改革开放后出生并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工，目前正逐步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他们在就业观念、处事风格上与父辈们大不相同，因为他们接受了更多的教育同时融入了更多追求自我的观念，职业期望值高，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他们不愿意成为流水线上的生产工具，而是希望成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个体，追求体面劳动，追求生活质量。

　　翰威特咨询公司人力资本情报中心副总裁张宏在接受中新网财经频道采访时说，目前农民工年龄结构中，“80后”所占比例大概是53%，对这群新生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对工作的诉求已不仅限于赚钱，他们会考虑到福利，会考虑工作之余的文化娱乐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渴望被肯定，被认可。

　　渴望“落地生根”

　　演愈烈的“用工荒”不仅成为招工企业的难题，而且直接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来自浙江的一份调查显示，“用工荒”折射出当今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现实困境。相关人士则认为，破解“用工荒”的治本之策，在于进一步深化城镇化进程中的系列制度改革。

　　在远去他乡与就近打工之间徘徊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与往年相比，今年“用工荒”的一个新现象，是一些农民工输出大省开始以“方便子女就学”、“就近照顾老人”等理由，劝农民工留在本省就业。

　　而令许多农民工在远去他乡与就近打工之间徘徊的，还有城乡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差距以及长期以来农民工普遍遭受的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权益难保障等不公平境遇，有着许多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现实鸿沟。

　　记者最近拿到一份由团浙江省委主持的《在浙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与对策建议》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2261位青年中，有46.67%未办理养老保险的、39.23%的人没有医疗保险、40.29%的人没有工伤保险、58.32%的人没有失业保险、64.04%的人没有生育保险。在待业期间，71.44%的人没有得到过失业救助。

　　这份《报告》的调查对象是1980年后出生、户籍在农村、离开原籍在外打工、年龄在16~30周岁的青年，他们已是目前企业用工的主力。调查涉及浙江省11个地市，通过问卷、座谈，从生活状态、收入就业、职业提升、文化娱乐、人际交往、婚姻家庭、子女培养、社会保障等多个角度调查反映青年在当地社会的融入程度。

　　除了社会保障，在对这些新生代农民工交往对象的调查中，被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交往对象基本为同乡、同事和同学的“三同”。也因此，当他们有困难时，35.74%的人首先想到的是同乡同事，仅有12.81%想到的是找政府组织机构。

　　调查者认为，这表明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交往范围不广、程度不深。而事实上，也仅有23.86%的人对自己的人际交往表示“满意”。

　　新生代农民工的年龄特点使得他们在城市工作的同时，也进入婚恋和养育子女期，但从调查结果看，在1202个独自离家外出打工的青年中，仅有161人与当地居民结婚。

　　子女教育也是当前打工者最为看重的一个方面，调查者告诉记者，目前农民工子女上学被差别化对待，这成为阻碍他们融入城市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调查显示，在有子女的新生代农民工中，子女在打工地的仅占3.64%。

　　显然，令他们困扰的还有收入问题。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月平均收入在1001~2000元的占62.53%，2001~3000元的占16.69%，3001元及以上的仅占7.74%。

　　“缓解招工难，首要在于让在外打工的人安心工作，但这样的收入，在目前城市高房价、高生活成本的背景下，显然有些免为其难。”

　　招工难，原因众说纷纭。浙江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在招聘中，他们常常碰到这样的求职者：要不要加班？福利怎么样？有住宿吗？有没有工作餐？企业环境怎么样？是否有活动的地方？

　　狄永华说，这一系列的发问，这种利益诉求的多元化，表明“民二代”和“民一代”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巨大变化。年轻一代大多不愿意过“年轻在城市、年老回农村；工作在城市、保障靠农村”的“候鸟生活”，不愿意抛却年迈的父母、稚嫩的儿女背井离乡，这迫使企业需要提高的不仅仅是人力资源成本。

　　团浙江省委的调查也发现，与第一代农民工比较，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务农经历，家庭的压力小，他们凭兴趣选工作，对工作比较挑剔，希望得到工作轻松、收入多、社会地位高、有趣的岗位。也因此，年轻一代跳槽的频率颇高，一个月不到就跳槽和一年内流动的占到35.75%。

　　调查也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平均每人每年换工作0.45次，而第一代农民工仅为0.08次，其跳槽频率是其父兄辈的近6倍。

　　浙江省职业介绍服务指导中心也就此提醒浙江企业，更关注企业软实力的培养，在环境的改善和管理的人性化上给予更多重视，“员工要求被尊重，要求有娱乐权，希望企业有良好的企业文化，能关注打工者个人的职业发展空间等，这些以前可能不怎么被重视的东西，都可能成为企业是否能招到人，留住人的关键。”

　　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专家认为，破解“用工荒”，除了企业，更需要政府的努力，要在农民工融入城市方面下功夫，如打破户籍门槛、优先安排农民工子女入学，保障农民工享有与城市人口一样的社会保障和福利。

　　要使农民工的生存状况确实得到改善，留得下、留得稳，让他们从流动状态转为稳定状态，在城市落地生根。“这是解决经济发展与普通劳动力供求紧张的最根本途径，也是一种科学发展的明智选择。”（中国青年报，记者 董碧水）

　　农民工作为流动人口主体：我们不愿漂泊

　　“动态监测显示,在劳动年龄人口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占到42.8%,逐步成为主体。”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在加强和创新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暨全国“一盘棋”机制建设会议上透露,2010年流动人口总量为2.21亿人,占到世界流动人口总量的四分之一多,成年流动育龄妇女总量接近8000万人。未来30年,还将有3亿多农村人口进入城镇。

　　另外,当前人口流向出现新变化,人口分布呈多元聚集态势。李斌介绍,据统计,2010年跨省流动人口所占比重比2009年下降近两个百分点,内陆城市群和中心城市成为新的人口聚集区。这一变化是产业转移、结构调整、劳动力供求变化及政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城镇化健康发展影响深远,凸显了人口分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加强人口迁移分布的预测、规划和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

　　“进入新世纪以来,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流动人口生存发展状况及其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需求出现新的变化特点。”李斌指出,随着流动迁移人口生活方式的变化,他们对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公共服务需求急剧增加,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更加繁重。

　　郑洪德告诉记者,他1992年从四川老家来到广东,做城市保洁工,每天工作八小时左右。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135元,如今已经涨了十倍还多。对于未来,他的心中早有期待,就是在这个城市拥有自己的家,然后把全家人都接过来团聚。

　　有着郑洪德这样想法的人还很多。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超过半数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3年以上,流动人口携配偶、子女、父母一同流动的已占66%。接近六成的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一同流动。李斌指出,流动人口就业分布集中,虽然收入有所提高,但劳动权益保障仍是薄弱环节。

　　当前我国城镇化率虽然达到47%左右,但没有城市户籍的农民工高达1.6亿人。他们大多在制造、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社会服务、建筑等行业就业,劳动时间长,强度大,而收入水平、劳动合同签订率和五险参保率均较低。

　　加上留守老人、妇女、儿童生产生活困难等问题,由于社会保障缺失,他们抗击意外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因此,这些家庭十分期待改善教育、居住、社保、医疗等待遇,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迫切。

　　此外,多数流动人口希望融入当地社会。在调查的流动人口中,六成以上希望未来三年继续留在流入地,接近九成愿意融入现居住地生活,很多人都希望农转非,其中67.8%希望落户于大城市。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思想活跃、精力充沛、社会影响力较上一代加大,提高收入、融入城市的愿望更为迫切。

　　全国“一盘棋”有待推进

　　“当今我国人口流动迁移规模之大,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指出,由于流动人口规模庞大,而且对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强,他们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给服务管理带来了巨大压力。

　　“流动人口为城市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要摒弃那种把流动人口当包袱、当累赘的偏见”,李斌表示,流动人口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产物、是与城镇化进程伴生的人口现象,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支生力军,因此我们应转变工作理念,坚持以人为本,使流动人口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从广西来到广东打工的覃瑶苗,在走之前,曾在家乡办理了流动人员生育证明,工作人员一再提醒她,到了别的城市,一定要到当地的相关部门登记。工作人员还告诉她,登记后可以享受一些疾病的筛查,孩子也可以定期享受免费检查。她在广东海珠区租了房子安顿下来后,就主动到居委会报到。

　　由此可见,加强宣传教育和政策引导,丰富手段、搭建平台,让流动人口都能认识到,主动登记不仅是方便政府管理,还可享受服务,那么,更多像覃瑶苗一样的人也许都会乐于接受服务管理。

　　李斌认为,当前,流动人口底数及其生存发展状况不清、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系不完善、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缺失等问题突出,必须从体制机制上下功夫,破解难题,推动事业跨越发展。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机制,针对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分布状况,有针对性地建立全国“一盘棋”服务管理机制和人口迁移分布管理机制。同时,还应大力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

　　此外,要构建全员流动人口统计监测和决策支持体系,进一步完善全员流动人口统计制度,健全流动人口生存发展和人口分布动态监测网络,并开展中国未来人口空间布局的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探索人口迁移分布管理的有效途径。（光明日报，记者田雅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