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珊史塔克那集有裸体:新华时评：社会管理须多些辩证思维 2011.03.03. BZRXZ zhuantie

新华时评：社会管理须多些辩证思维
2011.03.03.   BZRXZ    zhuantie
2011年03月03日 11:10:39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３月３日电（记者 王甘武）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带来诸多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和思想观念变化。由此导致的社会矛盾多发易发，凸显社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出了新的迫切要求。
从以单位为基本单元的“单位人”管理，到打破单位界限、适应人口自由流动择业的“社会人”管理，社会管理原有工作基础变化，新兴阶层群体出现以及不断增加、日趋多样的利益诉求等等，都让原有社会管理工作面临严峻挑战。种种“不适应症”，反映在社会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和体制机制上，更折射出背后的理念滞后、思维单向等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纵观社会管理中的各种矛盾问题，主要集中在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上。妥善处理不同群体的合理利益诉求，要多用辩证思维、善用辩证方法，及时化解矛盾，妥善解决问题，使社会管理发挥好协调作用，履行好服务职能，有效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
各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探索实践已经和正在表明，以辩证思维为指导，在社会管理中充分运用辩证的方法，刚柔相济、疏堵结合、治防并举，社会管理就能较好地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  如今，一些地方尝试从过去单纯依靠强力手段的刚性管理转变为兼顾柔性服务，通过服务实现柔性管理，前置处理社会矛盾，将矛盾消融在萌芽状态中，促进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多个省市通过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对决策带来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系统、深入的评估论证，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实现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协调推进；有的地方在城市管理中有堵有疏，在依法严格管理的同时，积极为进城谋生的农民和小商贩提供便利服务，找到了规范商贩和保障市容之间的结合点；许多地方还不断坚持并完善“大接访”制度、“大调解”机制，既对已经产生的问题依法秉公处理、取信于民，又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协调解决，消除隐患，前移工作关口，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改革的新任务，也是推动社会建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把辩证思维贯穿社会管理理念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等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社会管理就能不断提高科学化水平，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期待。
两会前瞻：中国试水“柔性社会管理”凸显服务型政府
2011年03月01日 10:48:47 　来源： 新华网



广州市领导在亚运会前接访市民（2010年10月18日摄）。从2005年起，广州市委、市政府就开始举办这项领导接访活动。社会管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创新任务千头万绪。来自基层的实践表明，社会管理重点在离百姓最近的地方创新，在管理难度最大的地方创新。 新华社记者 卢汉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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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广州３月１日电（新华社记者）广州市萝岗区联合街道拥有９．６９万居民。２００４年之前，这里是一片农田。政府征地建设科学城，绝大多数居住在这里的农民转换身份成为城市居民，住进了黄陂等５个社区。因为还有大量的打工仔入住本街道的社区，如何让这些人能够更稳定地生活一直是这个街道办事处的重要工作。
在位于联合街道黄陂社区的“联合一家社区服务中心”一楼大厅，一位背粉色书包的小女孩边跑边问：“今天晚上有活动吗？”还没等工作人员回答，她已经来到通知栏。“晚上７：３０有晚会！我要赶快回去把作业做完，再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说着就蹦蹦跳跳地跑出了门。
社区内的“联合一家”是广州市萝岗区每年花费２５０万元为联合街道所有已经转换身份为居民的失地农民购买的一项社工服务。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段传立说：“这项服务的主要功能是疏导化解尽可能多的微小社会矛盾，为幸福和谐的家园做有益的工作，让老百姓切切实实感受到生活的幸福。”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社会管理注重社会矛盾在萌芽状态中的疏导化解，是中国社会管理向注重以人为本，服务为先转变的一个标志。
近年来，中国出现一批小矛盾累积酿成的悲剧性事件。２０１０年，一位１７岁的少年成为Ａ级通缉犯，据一些媒体报道，这位名叫白中杰的少年通缉犯在成长过程中，因为没得到足够的家庭关爱等原因，走上不幸的人生道路。
中山大学社工服务中心总干事张良广博士说：“每一个社会悲剧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有改变的潜质，而此时社会能否提供其改变的渠道和资源则显得尤为必要。”
本月１９日，在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在即将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热议话题的中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中也明确提出，健全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的组织工作，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作用，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综合平台。
从深圳到广州，如今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尝试改善社会管理模式——从过去单纯依靠强力手段的刚性管理转变为兼顾柔性服务，软化社会管理的身段，通过服务实现柔性管理，前置处理社会矛盾，实现政府提出的将矛盾消融在萌芽状态之中，为飞速发展的经济创造柔性社会机制。
“区政府第一年总共拿出４００万元左右的资金，用于‘联合一家’的场地建设和购买‘联合一家’服务，这样大的力度为一个街道购买专业的社工服务不多见。”段传立说。与传统的信访、维稳综治和司法调解等事后处理社会矛盾的机构不同，“联合一家”这样的社工机构更注重事前防范，构建和谐人际关系，最大限度创造稳定的社会氛围。
这样一个拥有十几名工作人员的社工服务机构可以为半径３公里范围内的居民们提供老人儿童和残障人士的康复娱乐服务、孵化社区组织、家庭个案辅导、提升家庭应对自身危机能力、动员邻里之间的互助关爱、为出走儿童提供庇护所等社工服务内容。黄陂社区的“联合一家”开业至今已开展专业社工服务覆盖近１万人次，其中不少服务对象程度不同的心理阴影都得到了及时的矫正。
广州市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尤其是外籍人士的管理服务更进一步凸显了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社会管理向以提供更多服务为标志的柔性机制转变。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石牌派出所辖区内，居住着近８０００名境外人员，但却实现了三年来境外人士的犯罪为零的纪录。
派出所所长洪声明说：“外籍人士聚居区的社区民警就是‘维和警察’，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好的管理。我们以服务来促进管理。”这个派出所招聘大学英语四级以上的大学毕业生，率先在全广州市成立了外国人管理服务站，管理登记实行送证上门，使民警的上门走访更为和谐，了解境外人士的生活状况更为顺畅。这促进了石牌派出所对境外人士的日常服务和管理工作。
广东警官学院副教授孔雯等一些学者认为，完全依靠政府的公共安全管理和应急模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的社会形势。若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行政管理就不能停留在监督、管理等职能上，不能总是习惯于使用以行政强制力为后盾的执法方式。“柔性管理”最大的意义在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采写记者张泽远杨定都　王攀　刘景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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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文章：社会管理考验“中国智慧”
《瞭望》文章：社会管理考验“中国智慧”
2011年01月08日 18:31:43 　来源： 《瞭望》新闻周刊


正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其名著《风险社会》一书中所揭示的，在后工业化时代，人类正步入“风险社会”。当今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交织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遭遇社会转型拐点。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教育、医疗、住房、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征地拆迁、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生态环境等热点领域不断积聚能量，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消极腐败现象和严重犯罪活动影响严重，还有一系列天灾人祸给公众内心带来的颠簸、震动，无不令中国人对于“风险社会”的体味更加深刻。
而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不协调、不科学、不可持续的负面效应和社会断裂，集中投射、释放于社会层面，对社会管理的压力重负不言而喻。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能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和谐稳定的发展局面，几乎决定了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的中国发展前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有着超高的风险系数。
一面是无“主管机构”的新单位、社会人不断增加，人口流动加剧，网络行为活跃，需要大幅增加社会管理和服务资源投入；另一面是社会管理体制中多头管理与管理真空并存，管理队伍“质”、“量”告急。
一面是征地拆迁、劳资矛盾、就业压力等社会矛盾大量产生，社会阶层固化、对立趋势渐成，部分社会成员道德失范、年轻一代价值取向“神马都是浮云”；另一面是社会管理老方法不管用、新方法不会用，执法无力与执法暴力、行政傲慢与行政无能并行
面对现实，要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需要首先弄清社会管理事务中哪些是政府该管的，哪些是不该管的？该管的用什么方式管，该放的肯不肯放，放了交给谁？还有，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中哪些价值观念应该继续秉持？哪些管理方式可以率先起效，起到减压阀、出气口的作用？
从另一个维度看，政府已然无法延续“一方独大”的管理模式，需要社会力量及时融入，使“大社会”名副其实。但政府放权了，社会力量能顶上吗？这也需要政府给予时间、空间，孵化、扶持、培育，扶上马再送一程，分散的社会力量才能实现健康有序的“自组织”，其间还不可缺少精英阶层的实际参与。
也许，通过摸爬滚打，在社会管理实践中能摸索出一些有效手段、技术，但这还不等于就拥有了社会管理的智慧，让人民顺心。
相对于“管理”，老百姓更需要的是“服务”。俯下身去倾听，人民群众会告诉我们，大家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管理服务，怎样才能管理好社会。“诚意＋技术”，才是开出社会管理智慧之花的基础。□(文/杨琳) 　《瞭望》文章：社会管理考验“中国智慧”
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处在“亚健康”状态，急需对症下药，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里，让社会管理走到健康的轨道上来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新华社江苏分社副总编辑 郭奔胜
带着愿景，具有特殊时间坐标的2011年走进了中国人的生活：物价还会涨吗？房价能降吗？拆迁能依法了吗？治堵能见效吗？收入分配能公平些吗这些被带入新年度的问号能否拉直，相关因素很多，但社会管理能否给力成为关键。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社会管理面对的新挑战、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社会管理积累的矛盾和风险依然燃点较低。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相对于经济建设而言，社会管理的“表情”绷得较紧。无论是已开启的“十二五”，还是在战略机遇期的下一个10年，社会管理的成败直接考验着“中国智慧”。
“四个维度”折射社会“表情”
“纠结”，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管理“心情”的生动写照，由此而产生的“表情”自然轻松不起来。以下四个维度更能折射出社会管理的“表情”。
“宁信访不信法”。信法是调解一切社会纷争的基础。然而，现实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信访不信法”倾向。不管是民与官的矛盾，还是民与民的矛盾，信访似乎成为解决矛盾的一种习惯心理。行政资源比法律资源有限，大量的信访案件难以得到及时处置，积案迅速增加，处置难度加大。法律资源虽然丰富，但分享法律资源的成本却很高，尤其是时间长、费用高的打不起官司现象，与人情案、金钱案的打不赢官司现象并存，加剧了社会“不信法”的程度。
“公权强私权弱”。公权力与私权利达成相对平衡，是减少社会矛盾的内因。但目前部分领域、地区、环节，却存在公权力频繁损害私权利的严重问题，在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中尤为突出。与私权相比，公权力本就处在强势地位，需自我约束、自我规范。但少数行使公权力的部门或干部，却屡屡侵犯私权利，引起社会矛盾，甚至导致命案发生。公权力肆意妄为不仅破坏了平等、法治的精神，还诱发了负面社会情绪，导致社会管理难度增大。
“个体诱发群体”。近些年来，一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引起社会管理者的警觉，事件的起因只是源于一个个体矛盾，但最后却酿成了大规模冲突。最典型的是安徽池州事件，起因是一个孩子用石块划了一位老板的汽车，老板生气打了孩子。一个简单的纠纷，但却导致上万人参与，发生打砸行为。个体矛盾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反映了“无直接利益冲突”升级的新趋势。个体靠群体来维权，群体拿个体来说事，这无疑给社会管理提出了新挑战。
“网下冒烟网上燃烧”。社会从来都不会是风平浪静的，更何况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社会阶层深刻变动，社会结构深刻调整，社会心理深度撞击。在传统的社会条件下，社会矛盾往往是物理隔断的，彼此之间“串烧”的少，社会群体之间也很难实现大范围的沟通，社会情绪的传染烈度较低。但在网络时代，局部冲突易被放大，社会矛盾交织难辨，社会情绪加速感染，出现“网下冒烟网上燃烧”的新势头。“日记门”“香烟门”“报销门”“回扣门”，这些网下“不轨行为”经网络迅速传播后，变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在成为社会管理新工具的同时，也正成为社会管理的难点。 “表情”背后的四个“不适应症”
这些社会“表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阶段的社会心理。从已经发生的事件不难看出，一些滞后的社会管理理念也在加剧着“新表情”的出现。面对“新表情”，社会管理者却出现了不适应症状。
“守法不适应症”。依法行政是各级政府自身建设的首要目标，然而法治意识淡薄却是少数政府人员、公职部门的典型症状，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管理事务中，他们不是法治精神至上，而是长官意识、部门意识占上风，随意决策，主观臆断，导致一些公共管理政策或行为严重偏离群众意愿，甚至完全背离社会管理规律，结果越管理越乱，越管理群众越不满意。
社会的成熟程度，决定着社会管理的质量，成熟的社会要求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赋予的权限里审慎履行职责。但现状离群众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比如部门利益时常侵占公共利益，部门立法还没有彻底纠正，公职人员权力寻租时有发生，等等。守法，是社会的底线，也是社会管理的基石。如果社会管理者自身还存在“守法不适应症”，必将贻害无穷。
“限权不适应症”。当前，社会矛盾滋生的一个诱因就是社会管理者不当行权，在一些领域、一些环节，社会管理者的权力膨胀得很厉害，“强权”色彩十分浓厚。近年来屡屡发生的跨省逮捕所谓“诽谤者”的行为就是一个有力例证。这些公职部门或公职人员动辄挥舞着权力大棒，不允许公众有半点“不敬”，面对舆论监督，他们不是内省而是千方百计通过“抓人”来消除所谓“负面影响”。
社会管理中还存在大量权力不受制约的现象，比如拆迁补偿协议还没谈妥，拥有推土机指挥权的人就野蛮地把房屋给推倒了，如此霸道的权力怎能管出和谐社会来？对那些习惯了不受约束的管理者来说，限制他们的权力无疑是“革他们的命”，他们会百般抵制、极端不适应，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化小不适应症”。矛盾化解在小、化解在萌芽，是低成本管理社会的前提。当前，社会利益主体多元、人员构成多元、价值判断多元，出现小规模矛盾冲突实属正常，社会本可以通过“把矛盾化解在小”的办法来调解矛盾，维持社会的动态稳定。但目前社会管理者发现和处置“小矛盾”的能力尚缺。
客观上说，一些小矛盾的确难发现，但一些基层领导干部主观上的确存在不重视小矛盾的思想倾向，通常凭人数多少、冲突强弱来看待矛盾的大小，而不是从潜在风险和关联度来认识矛盾。比如社会普遍用“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等这样的名称来表达对社会分层的理解，其中蕴藏着对机会不公的不满。在这样的社会心理中，一个家庭富裕的学生与一个农村学生之间的矛盾，就很有可能演变成为一起群体性事件。但在不少社会管理者中，这样的警惕和判断是麻木的，甚至是缺失的。
“监督不适应症”。监督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手段。对于社会管理者而言，尤其是那些手中握有公共权力的管理部门或管理人员来说，监督是保证他们手中权力不变形、不寻租、不滥用的利器。但实际上，一些管理者却对监督很不适应。近两年来，网络曝光了一批“官二代”定向招录公务员或提拔行为，引起社会反响。但有些管理部门或管理者却对此不以为然。从这些行为的实施过程中不难发现，社会管理者带头破坏了社会公平规则，用隐蔽的方式排斥监督。要不是网络介入，这些行为恐怕很难被发现和纠正。
探寻社会管理三剂“良方”
社会系统犹如人的肌体，而社会管理如行医术。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处在“亚健康”状态，急需对症下药，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时间里，让社会管理走到健康的轨道上来。
摸准新时期群众工作脉搏。群众工作丢不得，这是全社会的共识。但新时期如何做好群众工作，却需要在实践中探索。首先要变“车下去”为“心下去”，跟群众交朋友，倾听群众的心声，把群众放在心坎上。一段时期以来，干部出门有车坐，虽然下基层更便捷了，但却与群众隔着车窗玻璃。群众反映，路通了，干群之间的心却离得远了。因此，光“车下去”、“身下去”还不行，干部的“心下去”才最重要。
二是变“灌输”为“协商”。“通不通三分钟”，这样灌输式的群众思想工作在特定时期管用，但是今天的群众工作不是单纯的思想工作，还包含利益分配、权益保障等内容。因此，与群众坐下来一起协商，一起讨论，形成体现多数人意愿的决策，是群众工作的新内涵。
三是变“为民作主”为“让民作主”。在解决社会矛盾、研究发展问题上，尊重群众意愿、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非常重要，管理者要改变“为民作主”的传统思维，创造“让民作主”的条件和氛围。
四是变“送温暖”为“送公平”。对生活困难的群众，送温暖、解燃眉之急非常必要。但从总体上看，群众更需要公平的发展机会、发展环境和保障条件。社会管理者既要送温暖，更要“送公平”，以公平为主线的社会管理必然会得到群众拥护。
让尊严看得见、摸得着。尊严不是凭空存在着，而是在以下环境中看有无。一是在公共政策中体现尊严，当今社会仍存在体制内与体制外、农村与城市、收入高与收入低等差异，公共政策正是缩小这些差距的有力手段。比如社会保障，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区域的人，都应该分享到社会保障的公平；又如基础教育，无论生活在什么样家庭的孩子，都应该拥有受教育的机会。“让每一个人生活得更有尊严”，正是社会建设加速的着力点。
二是在管理的严与宽中体现尊严。以城市管理为例，城市管理的最高理想状态是，大家都彬彬有礼、生活富足，按照规则来生活和工作，但现阶段的中国城市还不得不面对尊严的拷问。比如当城市管理与摆地摊为生的小商贩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是城市管理秩序至上，还是以人为本至上？显然，在特定的阶段和特定的人群中，后者的尊严高于城市的秩序，从这个角度来说，城市管理如何把最困难群体的尊严嵌入进去，值得深思。
三是在保护私权中体现尊严。每个人的合法权益都受到法律保护，神圣不受侵犯。但客观上看，私权在今天的社会中仍然容易受到忽视和损害。管理者依法管理社会和被管理者依法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同等的地位，这一点管理者必须心中有数。
对风险保持敬畏。不知道哪里有风险，就是不知道如何维护稳定。从社会现实看，哪里的社会情绪积累得多，哪里的社会不稳定风险就高。贪污腐败、机会不公、贫富差距、资源占有、利益受损等等领域或方面，都积累着较高的社会风险。
当前尤其要警惕决策不当催生的管理风险。社会越多元，对决策的要求就越高，社会越开放，对民主管理的需求就越旺盛。但从管理实践看，不少地方在决策中缺少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动辄拆迁几百万平方米，动辄让数万农民集中居住，动辄宣布新的管理政策，等等。这些决策往往缺少科学论证和民主决策过程，因此在具体执行中存在不少风险，有的还会酿成重大群体性事件。对风险保持敬畏，是社会管理者应有的态度。评估风险不是让管理裹足不前，而是让管理更具科学，更符合民意，更体现活力。□
《瞭望》文章：五大社会管理“跷跷板”
谈及社会管理问题，基层政府部门最多的抱怨是：办事无“腿”、说话无“嘴”、执法无“权”、调控无“手”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新华社广东分社副总编辑 钟玉明
从党的十六大确定政府职能转变的总体方向，社会管理被明确列入政府的目标职能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社会管理的任务日益繁重，社会矛盾的日趋复杂，使社会管理的难度加大；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刚性需求，也在催促着社会管理快点儿“硬起来”。
然而，原有的社会管理力度却未能同步提升，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跛脚也一直没能跟上。种种发展不平衡、政策法规不配套，导致当前社会管理领域出现了五大“跷跷板”。
“四无”政府很尴尬
谈及社会管理问题，基层政府部门最多的抱怨是：办事无“腿”、说话无“嘴”、执法无“权”、调控无“手”。
办事无“腿”。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地方政府的钱袋子真的是鼓起来了，向市民派送“大礼”的新闻不绝于耳。部门做个经费预算，开个新闻发布会一宣布，便觉大功告成。但是如何让“大礼包”落实到“每一个市民”呢？
2010年，是广州“亚运年”。政府推出了“健康亚运、健康广州全民健康活动——限盐限油项目”，计划向全市户籍居民免费发放的250万套油壶、盐勺。这些油壶盐勺，很快由生产企业配送到居委会。然而8个月过去，仍有70万套无人认领。可谓“好心办出了糟心事”。
而后，广州市政府派发亚运交通补贴，户籍居民每户150元，集体户、持有居住证或暂住证的非户籍常住人口，每人50元。吸取了“油壶盐勺”教训，政府反复向社会征集发放法案，最终任务还是落在居委会身上。不过这次学精了，不再“派发”，而是改为居民自行在“上班时间”到居委会领取，且限定了两个多月的发放期限，逾期作废。
同在2010年，为庆祝特区建立30周年，深圳市政府计划向深圳市民派发1500万张电话卡。最初的发放方案，依旧是由居委会发放。但居委会这条“腿”实在已经扛不起政府庞大的身躯，方案迟迟实施不了。一些网民误认为政府反悔，批评为“不诚信”。最后，还是委托给三大手机运营商办理。但居民必须先向运营商发送手机短信，申报个人资料。最终电话费送出1000万份，只完成计划的2/3。
建立“横到边纵到底”全覆盖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政府的豪迈口号。给公众送“大礼”，尚且难以找到高效快捷的“腿”送出去，给公众“添麻烦”的社会管理事务，诸如食品安全、生产安全、消防安全等等，没有“腿”的政府又如何实现“到边到底”？
说话无“嘴”。管理，先要知晓。基层政府除了一份党委机关报、地方电视台每天半小时的电视新闻以外，不知道该怎样才能让千百万群众听到自己的声音。四平八稳、干巴巴地挂点政务信息的政府官网，又怎能在海量网页中突围，吸引到网民的眼球？久而久之，便成了自说自话、沟通困难。
执法无“权”。法制建设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府行政权力一步步被限制的过程。面对着浩如烟海的社会管理对象，当群众或企业发生违法行为，政府职能部门先发整改通知、不听的就开罚单。“两板斧”用完，而对方既不整改也不交罚款，职能部门往往这样塞责：“我们没有执法权，只能发整改通知，他拒不整改，我们没有办法。”如何在公共权力和个人私权之间界定范围，既充分保护私权又能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又给政府出了一道新题。
调控无“手”。该市场调节的还给市场，但当市场机制失灵，需要宏观调控，政府有什么手段去与市场有形和无形的手较量较劲，纠正市场偏差？在刚刚过去的2010年，收入分配是宏观调控、缓和社会矛盾的主旋律。在初次分配环节提高劳动报酬所占比例，是中央既定方向。但是，本刊记者采访收入分配问题时，在基层政府听到最多的说辞，却是“政府没有手段”，反反复复一味地强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加大社保投入”，别无他法。 　立法执行差距大
近年来，我国社会领域立法成果可观。《物权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还有即将实施的《社会保险法》等，都对调节社会群体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大有裨益。然而，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执行，法律越完善、标准越高，客观上导致被侵权者越多，矛盾纠纷、冲突越多，公众对政府的不满也越多。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性和不平衡性背景下，越来越“上档次”的法律法规，遭遇越来越弱的执行力和羸弱的维权。一些有名无实的所谓制度建设、法律建设，反而徒增被侵权群体的怨气，削弱了群众对政府的信心。
我国的法定工作时间，是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绝不逊色于任何发达国家。但是《200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却显示，九成农民工每周工作超时。工人迫于就业压力，忍气吞声。有的在离职后立即通过劳动仲裁、法院申诉讨要加班费，有的则埋下了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线。
2010年9月1日，广州市开始实行号称“史上最严”的控烟条例。明确规定，餐厅、网吧、公园、游乐场、机场、火车站、体育馆、咖啡厅，以及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的办公室等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条例制订之初，广州就确立了由一个机构综合组织协调，包括市卫生局、公安局、教育局、市地铁总公司等在内的15个部门分工负责的管理体制。但是多头管理却陷入了“无人管理”的真空。声势浩大的立法宣传之后，市民既没见到有谁去制止违法吸烟，更没听说有谁因违规而被处罚。有人调侃道，“一支烟”难倒了15个部门。
如果说，过去市民们只能肚子里暗骂吸烟者不文明，如今这执行软弱的“严厉”控烟条例，却把市民的怨气怒火引向了政府 　经济社会管理问题联动
市场经济发展成熟，政府好像可以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了。但是从广东的实践看，社会管理只有主动紧跟经济生活步伐，社会才能稳定和谐。
国际金融危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看似纯粹的经济事件，最终无一不衍生出社会管理事件：企业停产、减产、倒闭，必然带来职工失业，诱发欠薪；经济复苏，“招工难”接踵而至。物价上涨，收入分配矛盾更加突出，推高加薪浪潮
本田汽车系列罢工，富士康系列职工自杀，是2010年广东引起全球关注的两大事件。两大企业危机事件的最终化解，都离不开地方党委、政府和工会的强力干预。尤其是拥有40多万名员工、几成独立王国的富士康，在连续多起职工自杀事件之后，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亲自带队的中央调查组入驻调查。巨大压力之下，资方最终作出让步，除大幅度加薪之外，在职工管理方面进行了重大调整。
这一桩桩一件件，令“企业经营问题让企业自己去解决”、“政府不应干预企业事务”的时髦观点，再一次受到挑战。在劳动者集体协商制度尚未建成、集体维权行为尚不规范的情况下，政府的这一只手还真的难以放开。
一个令人欣慰的现象是，公安系统是广东各地方政府部门中最早紧盯着经济问题衍生的社会管理危机并及早部署应对的部门之一。国际金融危机刚刚发生，当经济界还在为它对中国冲击有多大而争执不休的时候，广东公安系统已经敏锐地察觉到金融危机可能带来的社会管理危机。基层干警提前介入，有的通过调查乡村杂货店的食盐销量变化，有的通过调查出租屋租客变化，直观地把握工厂开工情况变化，并对可能发生的欠薪、失业安置等等问题作好应对准备。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和难得的执行力，为社会管理的转型和创新，提供了良好的样本。　“精英”群体缺席
面对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有差距，但作为普通市民，你为社会管理做过什么？很多广州人无法给出响亮的回答。尤其是“三高”人群——高官、高知、高管，以及被称为“白骨精”的主流人群——公务员、医师、教师、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记者编辑、企业经营者管理者。
上海世博会志愿者，被称作“小白菜”；广州亚运会志愿者，被称作“绿羊羊”。这些昵称本身，就透着稚嫩与草根气息。在校大学生，做一些文字资料、指路咨询、端茶送水之类的简单劳动，这是许多人心目中志愿者的形象。然而无论是自家的社区事务，还是城市管理，精英人群的缺席，无疑是当今社会管理中最遗憾、最无奈的一环。
一些意见领袖、文人墨客，在拿国际先进范例作对比，批评中国文体明星、企业家缺席公益事业的时候，很少把自己摆进去。一些专家学者，可以很起劲地“联名上书”、写博客、发微博，但当政府就某项政策法令、社会管理事务公开征求意见时，却未必愿意“掺和”，认认真真地贡献智慧，除非相关部门专门邀请，或者聘任为顾问，或者购买他的服务，把“公众参与”变成职务行为。
由于掌握着最多资源的精英人群的缺席，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常常表现为“草根服务草根”。如何提高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水平，真正“管”得其所？是我们每个人在抱怨之余应该认真思考的事情。
网络民意难吸取
在网友对被网帖拉下马的官员津津乐道的时候，更多的网络监督事件，汹汹扰攘几天，就淡出网民视野、最终销声匿迹。
比如深圳住房管理中心被“晒”工资，发帖者挂出包括财务报表在内的连串证据，相关单位轻描淡写地解释几句，对证据不予理睬，没了下文。
《晒晒最牛烟草局长的出入境记录》，曝出广东汕尾烟草局局长持有两张身份证、两本护照、近些年共进出港澳65次、一个月吃喝招待费206万元。爆料者挂出了一系列图文证据，包括5张“出入境记录表”，详细罗列其进出港澳的情况。然而除了其上级广东烟草局回应“正在调查”之外，并未见其他执法部门跟进。
网络之所以具有“眼球经济”的特点，就是源于网民会因一个热点事件快速聚合，又因另一个热点转移而快速解体。被监督的单位，只要给个不咸不淡的回应，“硬扛”几天，网民没有新的证据，没了新“段子”，风波也许很快就会过去。这已经成为一些部门应对网络质疑的有效法宝。
当网络监督、网络问政被当作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通道，被寄予重望之时，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遭遇相关部门不“接招”，网民如之奈何？最终难免一声叹息。
总书记为何强调“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
2011年02月24日 13:35:20 　来源： 中工网


2月19日上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中央党校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在讲话中强调，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据2月19日新华网）
过去在长期的社会管理中，一些人着重强调人民群众的工具理性，过多地强调对“人”的管理而忽视对“人”的服务，一些领域或者地区偏重经济发展而忽视人民的需求，过多强调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简单地把整个人民群众当作社会发展所依靠的力量，而忽视了人民群众的价值实现，忽视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价值目标。
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的新要求，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到现在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管理的主体，体现了“以人为本”在本质上由简单“依人”向“依人”和“为人”融合的转变，也充分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这次胡总书记强调“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更是有机结合了以人为本的双重含义，既看到了管理的主体和对象是人，需要依靠人来管理，强调了社会管理“依人”，看到了人民群众是立党之本、发展之源、执政之基；同时也注重社会管理必须以满足“人”为目的，强调了社会管理“为人”，看到了执政的首要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让人民群众在共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共享发展成果。
一个良性社会的管理，必须要把“依人”和“为人”有机结合，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不是牺牲人民来保证经济发展。当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果时，要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通过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只有当人民作为社会价值主体，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享有社会成果，这才是真正的和谐社会。
李培林：创新社会管理是我国改革的新任务
2011年02月22日 08:57:38 　来源： 《人民日报》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价值理念等都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原有的权力高度集中、政府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现实要求。这也是大量社会矛盾易发多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如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理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构建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既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重要前沿课题，也是人们关心的重大现实问题。有鉴于此，本报理论版今天在“前沿关注”专栏刊发有关专家的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阐述。
——编者
社会管理通常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包括其他社会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管理主体在法律、法规、政策的框架内，通过各种方式对社会领域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有的权力高度集中、政府统管一切的社会管理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仍难以适应快速而深刻的社会变迁的需要。这就要求我们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更新社会管理观念，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构建社会管理新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当前经济社会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保持总体稳定、社会问题多发凸显。社会问题多发凸显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快速而深刻的变化。这就迫切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格局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现有的社会管理体制面临一些重大变化的挑战。一是阶层结构的变化。原有的利益分化较小的、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干部和知识分子组成的简单阶层结构，已经转化成利益分化较大的、由许多不同利益群体组成的复杂阶层结构。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整合和协调好各阶层的利益，形成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相处的秩序，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二是城乡结构的变化。先后有2亿多农民离开耕作的土地和生活的村庄，转变为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工人，而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渴望过上不同于父辈的生活。如何使转变了职业的农民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的新生活，成为社会管理的重大挑战。三是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衡量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的基尼系数逐步攀升，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一些分配不公现象引起群众不满。如何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成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需要解决的深层问题。四是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我国几千年来家庭代际的金字塔结构，在城市里随着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开始出现倒金字塔家庭结构，社会流动的加强和代际关系的转变使城乡家庭小型化、居住人少化趋势明显，很多过去可以由家庭和代际帮助解决的问题如养老、单亲抚养、疾病照顾等逐渐成为社会问题。这些都是我国社会管理面临的新任务。
社会组织方式的深刻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随着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组织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可以概括为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变化。一方面，随着“住房自有化、就业市场化、社会保障社会化、后勤服务市场化”等改革的推进，作为传统管理体制基础的“单位组织”把社会问题解决在基层的能力弱化，有些单位组织则彻底解体；另一方面，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使社会流动加快，改革开放后大量新产生的就业组织大都采取了“非单位”的管理体制。在城市就业总人口中，“单位人”由过去占95％以上下降到现在占25％左右。在政府和分散的“社会人”之间，原有的单位管理网络在弱化，而新的社区管理网络还不够完善，导致出现社会整合的缺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人，加大了治理的成本，自上而下社会事务的落实和自下而上社会问题的解决受到阻碍。同时，基层的一些社会纠纷和社会矛盾无法解决在基层，导致上访案件增多；在一些地方，有些社会问题由于多年积累，形成民怨，很容易因意外事件造成群体性事件。因此，加强和改善社会管理，需要进行新的探索，走出一条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管理的新路。
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的变化要求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市场取向的改革促进了经济发展，显著地改善了民生，也带来社会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的变化。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获得了正当性和合理性，但约束、监督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规范系统还不完善；社会生活和生产行为的复杂性大大提高，但适应这种复杂性的社会管理技术还没有得到相应提高；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理念发生深刻变化，但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的社会道德和诚信体系建设明显滞后；等等。因此，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不仅要重视硬件建设，而且要注重软件建设。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新社会管理的理念，完善与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相适应的道德秩序、诚信体系和行为规范。
改革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目标和路径
现代社会管理是一个以政府干预和协调为主导、以基层社区自治为基础、以非营利社会组织为中介、动员公众广泛参与的互动过程。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社会管理的基本体制是政府承担着几乎全部社会职能，以单位为基础对社会实行总体控制，社会运行成为政府运行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行政吸纳社会或社会运行行政化的管理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组织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行政化单位体制逐步弱化，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单位承担社会职能的组织基础，同时强调在改革中剥离单位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以及某种程度的市场化）。但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明显滞后，在一段时间里仍然习惯于以行政化手段进行社会管理。这样，一方面国家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时努力把组织社会生活的职能转移给社会，而另一方面社会却因为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延续而不能有效地自我发展和组织起来，难以承接这种职能转移。要解决好这一矛盾，就必须在社会建设过程中构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从宏观上说，这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科学认识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建设的主要目标。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一般而言，现代社会管理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依法对有关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调节的过程，也是社会自我服务并且依据法律和道德进行自我规范和调节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更不能相互替代。因此，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建设就包含着两个基本目标，即一方面要不断提高政府的社会管理能力和成效；另一方面要加快社会的自我发育，增强社会自我管理的能力，扩大社会自我管理的范围。鉴于目前我国社会的发育和发展明显滞后的现实状况，第二个目标的确立和实现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我国社会领域的发展必然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参与社会治理的不仅仅是相对于国家和政府的民间社会组织。推动社会领域的发展，应充分发挥社区自治组织、工青妇等人民团体、行业协会的作用，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
改革完善政府社会管理体制。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事务，是公民个人、家庭、基层自治社区和非营利社会组织所不能办理的公共社会事务，这些社会事务涉及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必须依靠国家权力和政府权威予以办理。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保障公民权利、协调社会利益、回应社会诉求、规范社区自治、监管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安全以及应对社会危机等。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促成公平公正的社会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从而构建经济、社会与自然协调发展的社会基础和环境。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方式，是社会法规和社会政策。要不断完善规范政府行为、保障公民权益、促进社会公正、推动社会发展的社会法规体系，制定各种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这四个方面构成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逻辑和路径。为了构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一切与此相矛盾或背离的现行社会管理制度都应被纳入改革和完善之列。目前，尤其需要深化对城乡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公共资源投入管理体制的改革。
大力发展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以社区自治组织、非营利社会组织和广大公民为主体的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是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两大组成部分之一。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断扩大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社会空间，是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在现代社会，形成政府与其他社会管理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体制机制，提高社会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努力降低社会管理的行政成本和总成本，已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发展的基本趋势。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面临的问题是，社会自我发展空间仍然较小，相对于强大的国家和市场而言，社会还处于弱势地位，自治和自我管理能力不足、条件有限，甚至难以有效承接经济组织在改革中剥离出来的以及国家相对退出后留下的社会管理职能。因此，要大力发展和培育我国社会自治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社会管理的资源保障
社会管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资源投入。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条件来满足社会管理资源投入的需求，现在的关键是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资源的有效动员，以及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培育发展。
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国家公共资源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投入，是社会管理最重要的财力资源保障。一是进一步加大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投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投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领域的公共资源一直呈增长趋势，但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需要来看，我国公共资源的投入仍然不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公共财政社会净支出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仍然偏低。实际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联邦）政府直接承担着广泛的社会服务供给职责。这也是避免出现区域公共服务差距，实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化的重要条件。二是构建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社会事务公共资源配置体制。进一步完善1994年以来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为社会政策提供资金配套，减少只给政策不给钱的做法。三是推动公共资源社会投入配置重心向下。注重充实基层财政，有效提高基层政府提供管理和服务的能力，并把基层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广泛动员社会资源。从国际经验看，社会管理的社会资源投入主要有三种来源：一是各种机构的内部社会管理投入，如作为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组成部分的企业社会投入；二是各种民间非营利组织的社会投入，这些组织在启动以后也部分地通过非营利的有偿服务来实现自我维持和发展；三是各种形式的社会捐赠，包括慈善捐助。比较起来，我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方面的资源投入主要还是国家财政投入，社会资源投入比较有限。例如，2009年我国慈善捐助总额为509亿元，相当于当年GDP总量的0.17%、财政总收入的0.75%。而同期美国社会慈善捐款总额达到30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总量的约2%、财政总收入的约10%。因此，完善有利于慈善捐助健康发展的税收制度和慈善组织制度，推动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广泛动员社会资源投入社会管理，形成参与社会管理的宏大志愿者队伍，是我国创新社会管理迫切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大力培育发展职业化、社会化、专业化社会管理人力资源。职业化社会管理人力资源，是指就业于社会管理各职业领域的人才队伍，主要来自政府相关部门、公办社会事业服务机构、社会团体和群众组织、基层社区自治组织以及非营利民间社会组织。目前，我国在这些机构从业的职业化社会管理人员总量估计在4000万人以上，他们是职业化社会管理人力资源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化社会管理人力资源，则是指以各种非职业方式参与社会管理的人员，具有代表性的是各种志愿者队伍。目前，志愿者队伍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但社会化的社会管理人力资源并不仅仅限于志愿者队伍。社会利益关系的调节，社会冲突矛盾的化解，公民素质的提升，新型社会规范的形成，现代公民意识的养成以及对社会管理工作的社会监督，需要全体公民的广泛参与。专业化社会管理人力资源，主要是指专业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也包括职业社会管理人才队伍的专业化。专业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和职业社会管理人才队伍实现专业化，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常规教育体系培养，二是大力加强相关培训。
作者简介
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社会学专家组首席专家。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