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萧何月下追韩信图:关于陕北肃反的一些情况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7:49:06
关于陕北肃反的一些情况
一、肃反缘由。
陕北肃反的原因比较复杂，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因素：1、陕北两套组织机构之间的矛盾。自从中央苏区陷落后，中共对西北地 区的领导工作出现混乱，当时陕北苏区有两套组织机构：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其中陕北特委受中共驻北方代表的领导，陕北游击队即红27军受陕北特委的领 导，这一支的领导人有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陕甘边特委接受陕西省委的领导，下面有红26军，这一支的领导人有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张秀山、刘景范 。两套机构之间长期存在分歧，陕北特委认为陕甘边特委“右倾”“机会主义”，陕甘边特委则认为陕北特委是“立叁路线”。1933年底陕北特委派人去北平给 北方局汇报陕北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北方局就陕北问题开会，认为陕甘边特委是“右倾取消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派刚从冯玉祥、吉鸿昌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回来的谢子长担任陕北军事特派员，回陕北领导陕北的军事斗争。
34年7月28日陕北、陕甘边党政联席会议期间，陕北特委传达了北方局对陕甘边特委的 “右倾”指责。谢子长和刘志丹长期并肩战斗过，他和陕甘边同志的友谊无可置疑，但当时作为北方局派回的特派员，他在这场争论中的态度如何？没有这方面 的资料，不敢妄言。2、35年7月，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六届五中候补中央委员）派朱理治到陕北领导工作，朱和上海局代表聂鸿均组成中央代表团。9月份红2 5军来到陕北，根据中央代表团的意见，取消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成立陕甘晋 省委和15军团，以朱理治为省委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聂鸿均为军委主席，徐 海东为15军团军团长 ，刘志丹为副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高岗为政治部主任， 郭述申为副主任。朱理治来陕北前就接受了孔原“肃清陕北右倾机会主义”的指示，到陕北后很快发现陕北扩红推展不开，派到各地去搞土改的人都被撤了职，地主富农到处告状，公开骂参加革命的群众是土匪。高岗说陕北地广人稀，文化落后，群众不要地。这时有人给省委送了一份报告，说陕甘边特委没有做党、团工会工作，几万平方公里的苏区只有300个党员，6个县的苏维埃内没有一个党员 ，非党员实际领导了南区十几个县的分区委，国民党的公安局长做了苏维埃主席，陕甘边特委所在地的保卫队不知有党，是哥老会的把子团占据领导权。这个报 告极大地震撼了朱理治和省委其他同志，再加上25军在陕南作战时抓了一些俘虏，并曾听说陕西省委派了一批右派分子去陕北，陕北的某些领导人如刘志丹等同 一些反动派有联系。比如杨虎城的警卫旅旅长张翰民就同刘志丹有联系，当时张翰民是中共地下党员，25军不清楚，将他杀了。所有这些情况集中到朱理治那里，加上此前孔原的结论，朱理治决定开展肃反工作。
二、肃反经过。
9月21日正式 决定肃反，分后方、前方（在劳山一带），后方由郭洪涛负责，因为他是当地人，熟悉情况，前方有郭鸿均负责，因为他以前在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根据地）搞过肃反，有经验，并成立政治保卫局，由戴季英任副局长，代理局长。徐海东以前在鄂豫皖吃过戴的苦头，听说由戴当局长，立即表示反对，但当时陕北“肃反人才”奇缺，戴季英这位肃反专家还是顺利地走马上任了。戴季英立即轻车熟 路地大干起来，在他的刑讯逼供下很快取得成果，立即有人招供出刘志丹、高岗是反革命。郭洪涛一听就表示怀疑：“刘志丹怎么会是反革命？打死我也不信！ ”，朱理治也觉得不对：刘志丹是苏区的创始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可戴季英理直气壮：当初鄂豫皖的矿继勋、许继慎等人还不是苏区的创始人，可最后还不是 证明他们是反动派？缺少肃反经验的朱、郭二人面对肃反专家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戴季英不停地审，“证据”也越来越多，加之刘志丹等人在陕北早期的革命斗争中，多次和陕北大小各股军阀势力打过交道，互相利用，在多年的革命“江湖生涯”里建立了许多关系，所谓敌中有我。这些情况到了戴季英手里就成了真凭实据。朱理治、郭洪涛也由开始的不相信变得半信半疑起来，两人一商量，决定把刘志丹骗回省委关起来，同时前方也开始抓人。前方一抓人，立即军心浮动 ，谣言四起，当时26军中流行的一个说法是，“25军是假红军，是杨虎城派来陕北捣毁、瓦解苏区的！”。徐海东、郭述申等人在鄂豫皖就被污蔑成反革命，听说他们是假红军，立即上火了。经过多次肃反的25军指战员的情绪一上来，就开始杀人。整个肃反杀了大约200人。后来提到肃反很少提到25军同志有什么责任 ，甚至还有说当时徐海东同肃反的人作过坚决的斗争，但这是否符合事实？难道前方的肃反都是聂鸿均的问题？没有25军领导人的支持，聂一个人能把肃反搞开？朱理治对对肃反觉得不放心，开始在后方亲自参加审讯，立即发现这些人完全是看鞭子说话，就鼓励说实话，宣布以前说慌话的可以既往不咎，这一来，以前招供的人都翻供了，朱理治意识到肃反搞错了，马上派郭洪涛去前方，找到聂鸿均、程子华：停止捕人、杀人。但停止肃反留了个尾巴，没有立即释放刘志丹等 人，原因是戴季英坚持他的所谓证据不放，一是高岗态度蛮横，怕放出来不好应付，另外对“右倾”问题的认识还不统一。这样拖了下来，到中央红军来陕北差 不多拖了十天左右。
叁、结局。
中央来到陕北后，认为陕北肃反是“正确、必要”的，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处分了戴季英、聂鸿均两人，朱理治、郭洪涛继 续受到重用。42年延安整风期间，高岗、习仲勋、刘景范等人提出对陕北肃反的问题重新讨论，高岗作了“边区党的历史”的报告，中央对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将责任扩大到朱理治、郭洪涛，认为主要是他们犯了“领导错误”，给予“严警告”和“降职”处理。应该说，朱理治等作为陕北肃反的领导人，对肃反的错误理所当然的要负主要责任，但相对于中央苏区肃反时的任弼时，湘鄂西的关向应，这个处分又有点过重。而且给朱理治扣上的“王明在陕北的代表”这个帽子也不适当。陕北的问题当时确实复杂，有陕北、陕甘边两个特委的历史矛盾，有陕甘边特委在土地政策、组织发展的缺点，也有25军到来后引起的一些特殊 情况，朱理治当时不过28岁，以前从无根据地工作经验，一上来就碰上这么复杂的问题，出些偏差也是难免。将过失完全推倒朱理治等人身上，未免失之偏颇。
一、肃反缘由。
陕北肃反的原因比较复杂，归结起来有以下几个因素：1、陕北两套组织机构之间的矛盾。自从中央苏区陷落后，中共对西北地 区的领导工作出现混乱，当时陕北苏区有两套组织机构：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其中陕北特委受中共驻北方代表的领导，陕北游击队即红27军受陕北特委的领 导，这一支的领导人有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陕甘边特委接受陕西省委的领导，下面有红26军，这一支的领导人有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张秀山、刘景范 。两套机构之间长期存在分歧，陕北特委认为陕甘边特委“右倾”“机会主义”，陕甘边特委则认为陕北特委是“立叁路线”。1933年底陕北特委派人去北平给 北方局汇报陕北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北方局就陕北问题开会，认为陕甘边特委是“右倾取消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派刚从冯玉祥、吉鸿昌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工作回来的谢子长担任陕北军事特派员，回陕北领导陕北的军事斗争。
34年7月28日陕北、陕甘边党政联席会议期间，陕北特委传达了北方局对陕甘边特委的 “右倾”指责。谢子长和刘志丹长期并肩战斗过，他和陕甘边同志的友谊无可置疑，但当时作为北方局派回的特派员，他在这场争论中的态度如何？没有这方面 的资料，不敢妄言。2、35年7月，中共驻北方代表孔原（六届五中候补中央委员）派朱理治到陕北领导工作，朱和上海局代表聂鸿均组成中央代表团。9月份红2 5军来到陕北，根据中央代表团的意见，取消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成立陕甘晋 省委和15军团，以朱理治为省委书记，郭洪涛为副书记，聂鸿均为军委主席，徐 海东为15军团军团长 ，刘志丹为副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高岗为政治部主任， 郭述申为副主任。朱理治来陕北前就接受了孔原“肃清陕北右倾机会主义”的指示，到陕北后很快发现陕北扩红推展不开，派到各地去搞土改的人都被撤了职，地主富农到处告状，公开骂参加革命的群众是土匪。高岗说陕北地广人稀，文化落后，群众不要地。这时有人给省委送了一份报告，说陕甘边特委没有做党、团工会工作，几万平方公里的苏区只有300个党员，6个县的苏维埃内没有一个党员 ，非党员实际领导了南区十几个县的分区委，国民党的公安局长做了苏维埃主席，陕甘边特委所在地的保卫队不知有党，是哥老会的把子团占据领导权。这个报 告极大地震撼了朱理治和省委其他同志，再加上25军在陕南作战时抓了一些俘虏，并曾听说陕西省委派了一批右派分子去陕北，陕北的某些领导人如刘志丹等同 一些反动派有联系。比如杨虎城的警卫旅旅长张翰民就同刘志丹有联系，当时张翰民是中共地下党员，25军不清楚，将他杀了。所有这些情况集中到朱理治那里，加上此前孔原的结论，朱理治决定开展肃反工作。
二、肃反经过。
9月21日正式 决定肃反，分后方、前方（在劳山一带），后方由郭洪涛负责，因为他是当地人，熟悉情况，前方有郭鸿均负责，因为他以前在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根据地）搞过肃反，有经验，并成立政治保卫局，由戴季英任副局长，代理局长。徐海东以前在鄂豫皖吃过戴的苦头，听说由戴当局长，立即表示反对，但当时陕北“肃反人才”奇缺，戴季英这位肃反专家还是顺利地走马上任了。戴季英立即轻车熟 路地大干起来，在他的刑讯逼供下很快取得成果，立即有人招供出刘志丹、高岗是反革命。郭洪涛一听就表示怀疑：“刘志丹怎么会是反革命？打死我也不信！ ”，朱理治也觉得不对：刘志丹是苏区的创始人，怎么会是反革命？可戴季英理直气壮：当初鄂豫皖的矿继勋、许继慎等人还不是苏区的创始人，可最后还不是 证明他们是反动派？缺少肃反经验的朱、郭二人面对肃反专家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戴季英不停地审，“证据”也越来越多，加之刘志丹等人在陕北早期的革命斗争中，多次和陕北大小各股军阀势力打过交道，互相利用，在多年的革命“江湖生涯”里建立了许多关系，所谓敌中有我。这些情况到了戴季英手里就成了真凭实据。朱理治、郭洪涛也由开始的不相信变得半信半疑起来，两人一商量，决定把刘志丹骗回省委关起来，同时前方也开始抓人。前方一抓人，立即军心浮动 ，谣言四起，当时26军中流行的一个说法是，“25军是假红军，是杨虎城派来陕北捣毁、瓦解苏区的！”。徐海东、郭述申等人在鄂豫皖就被污蔑成反革命，听说他们是假红军，立即上火了。经过多次肃反的25军指战员的情绪一上来，就开始杀人。整个肃反杀了大约200人。后来提到肃反很少提到25军同志有什么责任 ，甚至还有说当时徐海东同肃反的人作过坚决的斗争，但这是否符合事实？难道前方的肃反都是聂鸿均的问题？没有25军领导人的支持，聂一个人能把肃反搞开？朱理治对对肃反觉得不放心，开始在后方亲自参加审讯，立即发现这些人完全是看鞭子说话，就鼓励说实话，宣布以前说慌话的可以既往不咎，这一来，以前招供的人都翻供了，朱理治意识到肃反搞错了，马上派郭洪涛去前方，找到聂鸿均、程子华：停止捕人、杀人。但停止肃反留了个尾巴，没有立即释放刘志丹等 人，原因是戴季英坚持他的所谓证据不放，一是高岗态度蛮横，怕放出来不好应付，另外对“右倾”问题的认识还不统一。这样拖了下来，到中央红军来陕北差 不多拖了十天左右。
叁、结局。
中央来到陕北后，认为陕北肃反是“正确、必要”的，但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并处分了戴季英、聂鸿均两人，朱理治、郭洪涛继 续受到重用。42年延安整风期间，高岗、习仲勋、刘景范等人提出对陕北肃反的问题重新讨论，高岗作了“边区党的历史”的报告，中央对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将责任扩大到朱理治、郭洪涛，认为主要是他们犯了“领导错误”，给予“严警告”和“降职”处理。应该说，朱理治等作为陕北肃反的领导人，对肃反的错误理所当然的要负主要责任，但相对于中央苏区肃反时的任弼时，湘鄂西的关向应，这个处分又有点过重。而且给朱理治扣上的“王明在陕北的代表”这个帽子也不适当。陕北的问题当时确实复杂，有陕北、陕甘边两个特委的历史矛盾，有陕甘边特委在土地政策、组织发展的缺点，也有25军到来后引起的一些特殊 情况，朱理治当时不过28岁，以前从无根据地工作经验，一上来就碰上这么复杂的问题，出些偏差也是难免。将过失完全推倒朱理治等人身上，未免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