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诗小铺美人图系列:电视系列片《晋商》------同舟忠告

　　电视系列片《晋商》解说词

　　第十二集　同舟忠告（上）
　　1914年冬天，强劲的北风夹杂着零星的雪花席卷过山西中部那些高大的门楼，厚重的院墙似乎也不足以阻挡逼人的寒气，一层层的窗花像密布的蛛网一样爬满了这些深宅大院的每一扇窗户。太谷、祁县、平遥，山西商人的大本营，笼罩在一片阴冷忧郁的氛围之中，日升昌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倒闭了，它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倒闭的山西票号，只是日升昌的倒闭更具有象征意义，山西商人左右中国金融界近一个世纪的历史结束了。
　　从1910年到1914年，只有短短的四年时间是什么样的力量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摧毁了山西商人苦心经营百年之久的金融帝国呢？1910年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使当时中国最富有、最显赫的商帮一撅不振呢？二十世纪初，中国一些非常有名望的学者都十分关注这个现象，其中包括梁启超、马寅初这样的人物，1923年北平燕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陈其田来到平遥，他希望通过实际的调查来解开这个谜团。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成一：他查了山西省志、太原县志、平遥县志、太谷县志、祁县县志，他在这些史志中找不到有一个字涉及到票号，原因一个是中国有轻商的传统，历史正史没人来记录，体制入不了志，第二个是山西商人商业的保密性，他不愿意留下任何记载。
　　在长达一百年的时间里，每一位票号商人都曾被最为严格的商业纪律所约束，从他们一踏入这些大门开始就一再被告诫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票号业中最大的美德，于是票号商人的一切作为，不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不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这些高大的院墙和厚重的大门之内。1917年早春，他们中的一个人打破了这个神圣的传统，他自费出版了《山西票商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书，这两本书将为我们提供票号为何盛极而衰的重要线索，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1910年前后这些院落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个人就是当时一位重要的票号商人--李宏龄。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这个人是同治年间进的蔚丰厚票号，在票号从业大概50年，其中轮番在上海、北京、汉口主持号事，而这几个地方在全国是最重要的码头。
　　山西晋中市委党校教授赵荣达：他看到当时外国银行已经闯进大清，他对这种情况有一个预见，感到山西票号不改革、不组建银行就竞争不过国外的银行，所以他是一个积极的提倡者。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春天，李宏龄坐在蔚丰厚北京分号的掌柜房中开始给平遥总号写信，一封短短的信他写了很长时间：现在各国通商，必须语言文字相通方能便于办事，国家所以设立学堂因外交而起，第意我同仁必须培养人才，择年少才为者数人或送学堂学习三年或同人公立一学堂延请教习，各号各码头皆有一二通习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则不但华商可交，即洋商亦可交焉。写到这儿，他停了下来，他不知道他这个建议能否引起那些身居古老县城中的总号大掌柜们足够的重视。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是外国银行大举进入中国，逼着中国走国际化路子。
　　上海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黄汉民：上海当时金融除了英国、美国、法国、日本包括还有其它的荷兰等国家都进来了。
　　中南财政大学教授赵德馨：银行从制度上要比票号更严密，资本更雄厚、更可信，新的组织比它更优越，所以关键还是制度，其次就是山西当时票号的老板长期住在山西平遥、晋中等地方，没有进入像上海、北京、天津、武汉近代化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商业观念与内地的观念很不相同。
　　1904年春天，北京城中的李宏龄努力写完自己寄给总号的信，为了强调自己见解的合理性，他提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时票号的慌乱和损失，事情刚刚过去不久，平遥总号的大掌柜们应该对这件事还记忆犹新。“况时局变动不测，万一再有意外之事，有一二通外文者更可保护全号，不比携账而逃又高一等乎”。写完这封信后，李宏龄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他特意挑选了十三张描绘北京风光的名信片寄回平遥。“京师风景雄视天下，况宫殿禁地尤为人迹罕到，庚子圣驾西巡，洋人以西法照图，极其可观，所费无多，而名胜皆宛在目前，今特寄呈十三张，即祈查收，以备观玩。老兄未曾来京，得此亦可当来游一次。”
　　李宏龄煞费苦心地将中外的差别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传递回了平遥，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已无从知道这些图片在平遥引起什么样的反应，但从以后发生的事情来推测，执掌山西票号生死兴衰的大掌柜们并不会对这些西洋画产生多大兴趣，虽然他们也感到时局动荡和外国银行竞争对于票号形成的压力，但每一位大掌柜都有理由相信，票号已经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正迎来了全面的复兴。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庚子赔款给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起义后，整个对外国人的赔款是按照各个省分摊的，由中央户部给各个省分摊，钱集中起来由汇丰银行汇到上海交给外国银行，任务下来以后什么时候交款，地方政府必须把地方钱拿上来依靠票号汇到上海，地方财政没钱，所以票号实行了垫汇，票号帮他垫上把款汇出去，以后有了税收、收入再还票号，这样票号不仅赚了一个汇费收入而且还赚了一个贷款利率收入，他就满足于现状，不按政府规定，所以产生了矛盾。
　　这一年秋天，接到李宏龄来信几个月之后，祁县、太谷、平遥各票号总号先后接到了北京分号的来信，所有来信都在讲一件事，户部尚书鹿传麟奉上谕创办大清户部银行，鹿传麟召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们会商，一方面邀请各票号入股参与，另一方面聘请票号派人主持将要成立的户部银行。对于这件事，票号的大掌柜们做出了完全一致的决定--拒绝。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他认为如果进去后实际是官府控制，跟官府在一起以官府的名义去搞我只是一个参与。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加上几百年自己繁荣的过程，他觉得过去达到了这么高的水平经营很成功的，这套理念是行之有效的，他无法接受这套理念已经过时了这个事实，而且需要一个过程，或者需要事实的血淋淋的教训往往才能达到，但是往往事实到来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机会再重新改变了。
　　在北京的李宏龄还是希望票号能抓住这次机会，由山西商人来控制这家由朝廷开办的银行，用他自己的话说，“你参与它要开办，你不参与它也要开办，既然挡不住还不如由自家来办好。”那为什么李宏龄对票号改组银行有如此之大的热情呢？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从资本上来说，第一、它不是集腋成裘，它是家族的合伙，筹集资金的范围来源受到很大的局限，第二、它有一个制度是基本上得利均分、得利就分，今年经营下来结了帐，原来资本是多少还是多少，他没有留公积金，就是逐渐滚动发展越来越扩大规模的思路，没有这样的经营理念，钱庄也好，票号也好，都一样。第三、它没有像银行一样面向社会吸收普通的小额储蓄存款，在这点上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成立的时候资本只有十万元，实际上它实收资本才八万，很小，还不如一个钱庄，但是它在当时美国留学归国的银行家经营之下采用一元开户，过去存银元不给利息的，在外国银行那儿存也不给利息，我们给，一元我就开户，这样很多普普通通社会老百姓把自己的一点点的钱也存在这儿，它的储蓄非常快地发展，它在十几年的时间资本翻了几番，到了30年代的时候它的资本就升到了500万元，它的储蓄存款已上亿元。
　　当时票号的种种不利条件李宏龄看得非常清楚，明白这一点并不止他一个。1904年，受到户部尚书鹿传麟召见的所有北京分号的经理们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对于朝廷的邀请都持积极的态度。在总号拒绝加入命令还没有到达京城时，他们召集了几次同业会议，会议的议题有两个，一方面既要朝廷的户部银行控制在自己手里，另一方面还不能让这个银行成为朝廷勒索山西人的工具。对于这样的难题精明的山西商人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科副研究员王兆祥：山西商人的办法就是出人可以，但不出钱，这样做的理由是由于连年战乱，山西票号损失很大，无力投资入股，这个方法不但可以使朝廷不能再向山西票号勒索，而且又能凭借自己的人员参与从而把持新成立的户部银行。
　　由于山西票商的声誉、做买卖的手段名满天下，几乎是当时办银行的唯一人选，所以朝廷全部接受了山西商人提出的所有的条件。但就在这时，各家总号拒绝加入的命令传到京城，山西商人与这次机会擦肩而过，与山西商人的态度相反，江南的绸缎商人敏感地觉察到这件事件背后隐藏的巨大商机，他们挤了进来，主动要求承办户部银行，这一举动使他们日后成为中国金融界新的主宰，江浙财团成为民国时期左右天下局势的商场新贵。
　　这件事过去不久，李宏龄给平遥总号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劝久居山西中部县城的总号大掌柜、票号大股东出来走一走。“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惟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
　　二百多年前，这里的山西人推着小车、背着包袱从破旧低矮的房子里走出来，他们站在家门口举头一望就将整个中国收拢在自己的眼界之内，于是他们走出去，大漠的风沙没有阻挡住他们的步伐，江南的大江大河也没有拦住他们的去路，若干年后，腰缠万贯的山西商人们站在自家门口抬头望见被高大的院墙、更加高大的城墙围成的四四方方的天空，是什么挡住了他们的脚步呢？1904年，山西商人站在了事业成败的十字路口，在这样的转折点上山西商人将要迈出怎样的一步呢？ 
　　第十三集　同舟忠告（下）
　　从1904－1914年的十年时间里，山西票号商人为了挽救山西票号江河日下的局面曾经三次公议合组资本雄厚的现代商业银行，但这些努力由于种种原因均告失败，票号内部人员以及后来从事票号研究的学者对失败的原因各执一词，那么票号为什么不能突破传统的界限，通过内部的改革成为真正的现代金融企业呢？
　　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几年来南方省份的革命党起义、京城内朝廷的种种丑闻使大清帝国实际上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一年春天，朝野上下试图挽救全局的各种想法都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里冒了出来。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在光绪末年的时候，清政府制定了一个《大清银行条例》，这个银行法的制定对山西票号来说影响很大。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银行通行则例》是管理国家商业银行的法律法规，在这之前二百多年，从帐局到票号到钱庄不受法律的约束，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清政府颁布了《银行通行则例》以后是和票号相抵触的。
　　4月23日，德胜门外山西会馆，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掌柜们都赶到这里公议这项朝廷颁布的新章程，一次决定山西票号兴衰的会议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
　　作家王进：《银行通行则例》第十二条明确将票号划入了银行的经营范畴，并且要求对票号进行验资注册，这对山西票号业的影响非常大，因为山西的票号业资本金非常少。比如像当时英资的汇丰银行的注册资本金高达一亿美金左右，而当时的大清银行，也就是原来的户部银行，注册白银也有五百万两左右，而当时山西的票号与当时的银行、官钱局比起来实力非常弱，只有几十万两白银。
　　北京工商大学教授梁小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进行验资，首先，它达不到所要求的资本，可能不会让它进行营业，其次，如果验资的实际情况传出去之后对他们的经营会引起不利的影响，尤其是有损声誉。我觉得国家清政府这样做也有不妥之处，过去中国的金融是以山西为中心的，中国金融的一个特点靠的不是雄厚的准备金，而靠的是长期积累的信誉，那么你要把这个向现代部分准备金的银行制度转化要有一个过程，如果是做得太快的话就把山西票号摧毁了，其结果就是中国的金融业陷入混乱。
　　李宏龄作为山西汇业公会的领袖，既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又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那一年他61岁，四年前他就主张山西各家票号接受朝廷邀请主办户部银行，利用这样的机会完成票号的改组，但他的建议由于总号大掌柜的反对而不了了之。此后为了引起足够的重视，李宏龄甚至打破票号界施行多年的财东不能轻易干涉号务、驻外分号掌柜不得直接面见财东的规矩越级上书票号大股东，为了表明心迹，在这封信的末尾他写道“弟系指全局，并非指一人一事。且弟年已六旬有余，蒙东君厚爱，股俸已丰，并非见好东君更思进步，只因在号年久，既有所见，不得不具实上陈”。那么李宏龄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挽救日益衰败的票号命运呢？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他认为山西的票号必须向现代化改组，实行股份制银行的办法，他就邀请了在北京的各个票号的经理共同商量怎么样把票号改组，适应时代的发展，机构体制上要进行改革，为了促进这件事的成功，特地还邀请了渠本翘参加，渠本翘当时是比较有威望的富商，在清政府考上过进士，当过清政府驻横滨的领事，渠本翘对这种计划也是完全赞成。
　　会议结束时祁县、太谷、平遥三地所有票号京庄的经理一致同意合组一家三晋汇业银行，几天之后，所有山西票号的总号、分号都接到了由北京寄来的绝密信件。“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十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晚辈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王兆祥：在这封信中还提出了开办银行的具体章程，首先每家出资五万两白银，并发行股票向社会募集一部分资金，组成三五百万两的资本，其次新成立的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局并聘请渠本翘为总经理，第三，新银行不再实行票号的信誉贷款制度，而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最后，新银行作为各票号的后盾与朝廷开办的通商、大清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展开全面竞争。
　　山西商人合组银行的想法并不是一厢情愿的，从1904年起全国各界都希望由山西商人出面将信誉满天下的票号改组为现代银行，1904年8月，当时非常有影响力的《南洋官报》上连续两天登载《劝设山西银行说贴》，在这篇说贴中作者首先说”银行为各国财政之命脉“，接着又劝告“晋省富商从速变计，早立一日之新基则早辟数年之大业”，如果真能将票号组成银行，“则晋民幸甚，天下幸甚”。1908年六月起的半年时间里山西票号遍布全国二十多个城市的重要分号纷纷给祁县、太谷、平遥的总号写信，响应李宏龄等人提出的合组银行的建议。
　　刚刚进入六月，平遥城中已经有了一些夏天的味道，与渐渐来临的暑气相比，西街上的蔚泰厚票号的院里气氛却很沉闷，大掌柜毛鸿翰的屋门紧闭，这位在票号界一言九鼎的人物已经好几天没出门了，对于各地分号合组银行的意见，各家票号的总号都没做出反应，所有的大掌柜都在观望，小票号在等大票号的动作，大票号都在看着毛鸿翰的态度。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刘建生：当时李宏龄等人看到了大势所趋要求改革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现象，也是一种趋势，但是我们讲制度变迁，改革是要付成本的，试想一下，体制方面各家票号的掌柜们趋同心理在哪儿呢？宁为鸡首，不为凤尾，更何况合组银行的话，实行现代意义上股份制银行董事会由谁担当，是由财东担当，因为体现了谁出资谁当董事，谁出资多谁当董事长，而经理层是由董事会来聘任的，山西省有那么多的票号，那么多的掌柜，合组银行以后谁来当董事长，在董事会成员里面他选择总经理，可能是张三、也可能是李四，更可能是王五，这样的话在改制过程中是否能轮到毛鸿翰，正是出于本人的自利这样一个角度，他也会阻挠的。
　　1908年夏天，一列火车驶进了正阳门火车站，在匆匆出站的旅行者中有一个衣着朴素的中年汉子，他是蔚泰厚总号的一名伙伴，他是作为信使从平遥来到京城的，他将毛鸿翰的一个口信带给了李宏龄，口信的内容是：关于合组银行的事大家都说是你的主意，这件事你不必再张罗了。既没有说大家包括了些什么人，又没有说为什么不必再张罗，毛鸿翰以一种政治家的技巧对合组银行的事作出了反应，莫名其妙的李宏龄马上写信向总号申辩“银行一事，众人皆言系弟一人之见，嘱弟不必组织，具征关爱，此事非特我省，有意者以为当办，即外省通达事理者亦以为不可不办，弟岂敢忘谈天下事”。在信的最后李宏龄又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以后如闻弟不是处，务望直言字悉，孟子云‘子路闻过则喜’，弟最喜此言”。当李宏龄从北京寄出这封信时，祁县、太谷、平遥的各大票号又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渠本翘，渠本翘是来当面劝说各家票号的大掌柜出资合组银行的，渠本翘不仅面陈合组银行的好处，而且也说明即使将来银行失败，各家不过损失几万两白银，这和各家票号在以往的金融风波中损失的十几万两、几十万两的银子比起来要少得多。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沛：票号对于渠本翘的建议和反映史料没有记载，便是我们从李宏龄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当时各票号的态度，日升昌的大掌柜梁谓舟就讲“家数太多，人心不齐，难以成事”，何况开设银行原来就是为了彼此保护，“万一将来有不能自存之号，既无实款可济其用，反受其拖累”，他的意思实际上非常明确地代表了当时各票号掌柜们对于组建银行的这样一个忧虑，创业之时山西商人们可以彼此帮助、同舟共济，面对危机的时候，首先顾虑的是自已的利益而不是整体，所以面对这样一种状况渠本翘只能无功而返。
　　1908年冬天十一月二十日光绪皇帝驾崩，七天以后操纵中国命运半个世纪之久的慈禧太后也死了，此时山西商人李宏龄正在病中，一年之前争议很久的合组银行之事已经灰飞烟灭，事情结束得非常干脆，毛鸿翰动用了自己独裁的权力“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也，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当李宏龄听到这样的话气得大口吐血一病不起，十年后他回忆当时的心情仍感到“如冷水浇背，闭口结舌”。这场本可以扭转票号命运的改革就在各大票号心存观望、毛鸿翰独裁专断之中失败了。
　　1910年十月十日，湖北新军在一些低级军官的鼓动下发动起义，一个月后革命领袖黄兴到达武汉，局部的战争逐渐演变成全国性的革命，这一年据中国传统纪年是辛亥年，这场影响全国命运的革命在历史上被称为辛亥革命。
　　山西晋中市委党校教授赵荣达：大清完了，票号给清朝政府垫资、搞汇兑，和清朝大员们吸收放款存款都很多，而这些东西都打了水漂了，根本就收不回来，而我们晋商确实是讲信义，该还的都要还，所以不少票号民国初年都倒下来了。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萌贵：当然这只是原因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看到就像我们中国在被鸦片战争、外国人打进来之后能够承认外国在有些方面比我们先进，它的先进不仅仅是机船、路矿这种东西，而且它的制度各个方面也比我们先进，认识到这一点需要一个过程，票号由于它自己有过一段很高的一段辉煌，它也很难认为、很难接受别人这套制度比它高明，但是它经历这个突然变故的时候没有时间来做这种转变了。
　　各家票号都处于汲汲可危的境地，为了挽救危局，票号商人又进行了两次合组银行的努力，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次合组银行最积极的倡导者竟然是当年最反对李宏龄改组银行的人、蔚泰厚票号的大掌柜毛鸿翰。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后来还有次机遇，就是山西票号准备向奥地利银行借款、贷款组办一个银行，由政府担保、商借商还，双方都谈判好了，就在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当时北洋政府的总理他们是通过熊希龄来担保的，熊希龄政府跨台，这个机遇又失去了，这件事等于成了泡影。
　　最为可悲的是政府还没有对此做出反应，票号内部就已经因为各家无法就新成立的银行的责、权、利达成妥协，自已先吵翻了，票号衰败的命运彻底无法挽回了，1914年日升昌票号倒闭，天津《大公报》在描述当时情况时用了这样的语言“彼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淡无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喝其不平，前日北京所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当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辛亥革命后，李宏龄退休回家，1917年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将几十年的商业往来信件编成了《山西票号成败记》和《同舟忠告》两本小书并自费出版。在《同舟忠告》中他把票号的事业比做一叶扁舟，浮沉于惊涛骇浪的时局之中，他认为票号的最终失败天灾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票号同仁不能同舟共济，只在设法玩弄权术争夺名利，在《山西票号成败记》的序言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今者机会已失，商运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往托诸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已，缓将筹设银行前后信件前后次弟排列，俾阅者始知原委，知我票商之败果天数乎，抑人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