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纹洗衣片价格:电视系列片《晋商》------雄风乍起

　　电视系列片《晋商》解说词
　　　第三集　雄风乍起
　　张壁古堡修建的时间是明代，不论是从名称还是外形都可以猜想出这是一处古代的防御工事，它的堡墙高5米、厚3米，即使这样，当时的建造者似乎仍在担心不足以阻挡来犯之敌，所以他们在堡墙之上还挖掘了结构复杂的地道。1993年中国军事科学院曾经专门派了五位专家来这里进行了一番考察，考察结束时，这些专家曾用“固若金汤”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古代同行的杰作。
　　从地理位置上看，张壁古堡位于山西中部，并不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点，那么为什么当年的人们要花巨大的力气来造一座这样的古堡呢？如此坚固完善的防御工事，又是要阻挡怎样强悍的敌人呢？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把目光从这里向山西北部延伸，我们会发现以张壁古堡为基点一直到蒙古高原的边上沿途这样的防御工事到处可见。它们一起构成了一道纵深达五百多公里的防御体系，绵延万里的长城就是串起这道防御体系的锁链，整个山西北部看上去就像一座面积广阔的军营。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田培林：明朝的时候，朱元璋推翻了元政权以后，蒙古人就跑到北边，都跑掉了，包括他的军队什么的都跑了，后来有一部分人像徐达（朱元璋的军事将领）主张往北要追他，朱元璋感到国内才统一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因此就说不要追了，以后再说，他们研究的结果就是在北边设立九个重镇。
　　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钞晓鸿：设立了九边重镇，相当于现在的九大军区一样，驻扎了大量的军队，根据研究军队的人数非常多，一度达到了120万人，120万人相当于说要有120万人的生活的消费和军事的消费，这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消费的市场一定要来商品的供应，商人来供应，哪里的商人来供应呢？山西商人来供应。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高春平：洪武三年，山西的一个行省参政有个叫杨宪的，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提了一个建立说利用政府控制食盐，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上，政府给他一部分盐引，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现在的专利凭证，商人拿上盐引只要给边关运多少石粮食，政府就给一张引票，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去，换盐以后再去卖盐，这样中间的差额利润很大，这个有三个好处，一个是利于国家，第二便于商人，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一举三得的事情，所在当这个建议上去以后，朱元璋很感兴趣，下令推行全国。
　　明朝时，扬州是中国盐业最大的交易市场，而扬州最有势力的商人原本不是山西商人，当时大量的盐引都操纵在两淮商人手中，但山西商人不急，只在两淮盐商资金短缺时给予慷慨借贷，条件是稍稍让他们一点对盐业的经营权。
　　山西省文联副主席赵望进：当时在扬州的山西商人中间最有名的一个叫席铭，他初到扬州时有一个当地的商人向他借了不少钱，到时候还不了这个钱，只好拿他的商号来抵债，没有想到席铭反倒说你把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东西都给了我，你一家老少难道喝西北风、喝露水吗？于是当场烧掉了借据。由于席铭办事比较公道，而且在关键的时候能够助人，以助人为乐，不久就被扬州的盐商推为首领。
　　目光远大使山西商人做生意时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气度，这一点保证了他们能在商场上纵横自如。很快晋商就成为明朝实力最大的商帮。他们在扬州也风光占尽，他们不仅建立起这样精美的园林，甚至把一大片瘦西湖的水面都框进了自家的后院。
　　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行龙：山西的商人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打开局面，这里头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成群结队的一种群体的行动，而不是一种单个的个人冒险，只要我们稍微地涉猎一下山西的商业史料，你就会发现一批又一批的所谓的“联号”或者是兄弟、或者是父子、或者是朋友、或者是乡邻，他们组成一个有分有合、互通有无的一个集团实力，可以说是呼朋引类、气势压人，它是一种商业的大气候，大气势。
　　在当时，造就这种商业大气候的基石恐怕就是信义二字，在这本《晋录》中作者提到，山西人合伙做生意，爷爷、父亲借了别人的钱还没来得及还就客死异乡，过了几十年甚至当时的债主都忘了这回事，但子孙生而有知，更“焦劳强作以还贷”。明朝众多的山西商人中特别要提到蒲州的王氏家庭，他们的经商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整个的山西商人。王氏商业的创始人就是王现、王瑶兄弟。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刘海岩：王瑶是明朝时非常有名的一位山西商人，他的祖籍在蒲州就是现在的山西省永济县，他的父亲曾经做过学正这样的小官，可是所挣的薪俸不足养家，所以他和哥哥王现很早就开始迈入了商旅的生涯。
　　在这段明朝的文人笔记中我们可找到王瑶的身影，“公蒲善士为养生计而商也，生财有道，行货而重义，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寥寥数语就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儒雅忠厚的商人身影，“转输积而手不离简册”，做买卖的时候仍捧着书本不放说明他非常喜欢读书。
　　山西大学研究生学院院长行龙：我们要明白王氏兄弟的这种选择也就是说要明白山西为什么在明代开始就有这么多的人从事商业。我想应该对明代初期山西的社会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当时山西面临的巨大的人口压力，元末明初的一场农民战争它的战区主要是在中原地区，经过这十几年的战乱，中原地区是人口丧失非常的严重，相对来讲山西却是一个风调雨顺的社会环境。就在明代初年朱元璋洪武年间时山西的人口总数就达到了四百万。这个四百万已经相当于当河北、河南两个省区人口总数的总和，在另外一个方面山西又是一个土地相对贫瘠的地区，明代有个文人陆琛，他在《燕闲录》这本书中讲山西是“土瘠天寒、生物鲜少”，所以讲明初那个时候从明初一直到后来的晋代，山西可以说人口和土地或是资源还有一个矛盾存在。
　　地贫人多使山西人不得不从土地中走出来，在交换和流通中取得维持生存的必需品，明朝中叶王瑶的外孙、宰相级的大官张四维在说到自己先辈涉足商界的理由时说“吾蒲介在河曲，田陋而民伙，田不能一援，缘而取给于商，计春挟轻资轻车走四方者，十室九空”。
　　四百年前，在这些荒凉的古道上，可以看到许多匆匆赶路的山西商人的身影，从王现、王瑶兄弟的身上我们就可以对当时山西商人的行踪有个大概的了解。在这本笔记中说：“王瑶行货张叶酒泉间，复货盐淮，浙、苏、湖，往返数年”，他的哥哥王现走得更远，“遇张飨、敦煌，穷玉塞、历金城，转而巴蜀”，沿长江下吴越，最后到达山东。
　　在三、四百年前，靠着原始的交通工具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放下其中的艰苦不谈，仅仅这份胆识、这份将天下置于眼底的气度就不得不让人感叹。要想做出一番大事业，靠几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山西商人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在缺乏契约和法律约束的社会中，共同的精神崇拜就可能是维系一个群体最强有力的纽带，关羽是几乎所有山西商人都认同、崇拜的神圣，在这座关帝庙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由山西商人敬献的匾额，遍布全国的山西商人会馆中最主要的建筑都是供奉关羽的殿堂。山西商人对于关羽的崇拜并不仅仅因为他是山西人，也不是他的军事才干，而是他对朋友的义气，他为人的公正，这两种美德恰恰是商业道德中最重要的成份。在乡情的基础上对于共同道德的尊崇使游贾四方的山西商人们慢慢地走到了一起。
　　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任茂堂：晋商的“伙计制”明朝就开始了，起码是明朝初期就有了，当时明朝人有一个叫沈孝思的，他对这个“伙计制”有一个很详细的解释，他说“合伙而商者都叫伙计”，也就是一个人出本，一个人出资，大家来经商，按我的理解来说，当时他们用的那个徒弟，用进来，一定时期毕业，一定时期工作，三个不同时期有三种不同的待遇，一直到后期，出徒以后工作了，经商者也就是拿出资本的人还要分股份给伙计，所以说合伙共商制就是这个意思。沈孝思还说过，他说富者蓄藏不于家，而尽散之于伙计，就是把钱给伙计散了，实际是这个意思，当然多少不一样了。晋商的伙计制对当时的晋商商业本身的发展有很大的益处，而且对社会的效益很大，对社会贡献很大。
　　晋商这时开始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历史，到明朝中叶，晋商这个词频繁地出现在官方的文书、文人的笔记中。《明英宗实录》中记载往大同宣府办理输纳粮草军装，及贩马、牛、香、茶等物资的几乎全是山西商人，他们几乎垄断了报边中盐的特权。沈孝思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说“在扬州，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谢肇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他说的山右就是山西。
　　山西大学历史系博士马伟：王现经商致富以后有一次回家探亲，发现家族子弟里做买卖的时候有缺斤短两的行为，他就把家族的子弟都带到关帝庙里，率众在关羽像前核准了秤杆的刻度，并且在秤杆的最后钉了三颗铜星，这三颗星代表福、禄、寿的意思，就是说做生意的时候，如果少了一两就是缺德，少了二两就一定要破财，缺了三两就要召来天谴，必折阳寿。
　　在缺乏商业法规约束的社会条件下，如此庄重地在神前赌咒可能是最严肃的事情了，王现不惜以这种宗教禁忌来规范后人的商业操守可谓用心良苦。直到今天，山西许多地方仍在使用这种带有特殊印记的杆秤。王现在晚年曾对自己的子弟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洁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他在总结自己商业成功的经验时说了四个字“以义制利”。他的这种儒商心态对清代的山西商人影响很大，使他们做生意时不萎琐也不自满，把商业看作一项与读书、做官同样重要的事来追求。
　　这所大院的主人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商人家族祁县乔氏，正是由于他们的商业活动才使包头由黄河边的小村落发展成一座繁荣的商业城市，在他们的治家格言中就把“以义制利”四个字写了进去，他们认为经商首先要守信，其次要讲义，最后才是取利。
　　明隆庆四年，王瑶的儿子王崇古来到了大同，他的身份不是商人，而是这里的最高军政长官宣大总督。 　　清华大学工艺美院教授王鲁湘：嘉靖年间的时候，在蒙古比较靠近山西的地方地默川地区就是我们现在的呼和浩特这一带就出现了一个新的部落首领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他是成吉思汗的子孙，他就想能不能通过和谈的方式、通过“互市”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在嘉靖十三年的时候，第一次主动向明朝政府提出“封贡”，所谓“封贡”就是封他为王，给他一个地位，然后保证部勒他的民众和他的军队不进行抢劫，但是条件就是你要和我“互市”，你要提供我的生活必需品，然后我用牛、马、羊和你进行交换，但是在整个嘉靖一朝，俺答汗每一次的请求都被严辞拒绝了，俺答汗好几次派来和明朝进行谈判的使者都被杀了。
　　明朝的国策就是坚决地对蒙古草原实行经济封锁，但是事实上这种封锁是封而不锁，因为民间它禁不住，王崇古其实就任宣大总督以后早就已经把这个事情看得很透了，只不过这个时候需要一个契机，使明朝的中央朝廷这边来改变这个国策，因为他作为一个镇守边关的这样一个总督，他只能执行这种国策，无力改变这个国策，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俺答汗的孙子降明的这样一个事件。然后俺答汗陈兵大同城下，王崇古其实这个时候他无意与俺答汗打这个仗，他想把这个事情圆满地解决。
　　这件十分偶然的边境事件在王崇古看来却是解决蒙汉争端的良机，他马上上书朝廷，建议“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明朝政府采纳了王崇古的建议，从明初开始的连续二百多年的战火熄灭了。在《明史.王崇古传》中提到了王崇古此后的作为，“崇古乃广召贩，听其贸易、布帛、粮草、皮革，远自江淮、湖广，辐奏塞下，自是边境休宁，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戈，岁省费什七”。
　　明末，战火再次试卷整个中国，这一次山西人并没有躲过兵灾，山西是李自成由西安出发，攻占北京的必经之路，其后八旗兵又随着撤退的农民军掩杀过来，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再雄厚的家底也经不起战乱的折腾，明朝赫赫有名的商业世家几乎没有一个能挺过这场战乱，明朝的山西商人虽然悄然谢幕，但是他们开创的事业才刚刚开始，甚至战火还没有完全熄灭，又一批年轻的山西庄稼汉开始推着独轮车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