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诗小铺全部产品:电视系列片《晋商》------ 日升昌

　　电视系列片《晋商》解说词

　
　　第七集　日升昌（上）
　　平遥城西大街上有一家商号叫日升昌，现在一些学者把它形象地叫做中国各式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他们之所以这么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升昌是中国第一家专门做银两异地汇兑生意的字号，当时的人管它叫做票号。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票号当时也叫汇兑庄和票庄，现在大家叫票号，原因就是别人把钱存到它的号上，由他来写上一纸汇票，拿汇票到另外一个地方就可以拿到钱。
　　日升昌票号的出现不仅对晋商来说是一件大事，就是对整个中国金融史来说也影响深远，学者马寅初先生对它的评价是：如是既无长途运现之烦，又无路途水火盗贼之险，而收解又可两清，商业之兴，国富以增，票庄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可谓不大，学者梁启超先生在民国初年曾当面对一些山西票号商人说，因为票号执中国金融界重心，他们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的许多方面，所以做事一定要慎重。在民国初年编写的小学地理课本中，说到山西的众多特产时，特别讲到了两样东西，一样是煤炭，再一样就是山西票号，小学课本中传授的东西应该是普级性的常识，所谓常识就是指大多数人都知道，都明白的一类知识，既然这本教材的编订者把票号也列入了这一范畴，说明当时即使普通百姓对票号也一定不陌生。
　　说起山西票号，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叫雷履泰的山西商人，雷履泰是现在大家公认的日升昌的创立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可以算做所有山西票号的开山祖师。
　　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张正明：在唐代已经有了类似这种形式的票号，宋朝也有，但是没有流通开，没有流行的很普遍，也没有保存下来，而在清朝的时候在雷履泰发现这种商机以后，他及时推行这种办法，制定了比较规范的规则，创造这种制度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山西大学经济管理学校院长刘建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物流通总量的增加，以至于远足贸易普遍的开展，如何解决资金融通问题，如何解决异地汇兑问题就迫在眉睫必须解决，要适应这样一种状况，谁来担当？历史就落在了山西商人身上。
　　既然雷履泰的功绩如此之大，地位如此重要，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在雷履泰的故居，两进院落，北屋堂上挂着一块牌匾，上书“绂乎其萃”四个字，这是平遥商人为了感激他创立票号为众人添一生计、增一富源在他七十大寿时送给他的。这处宅院是少数几处能见证雷履泰生平事迹的地方，令人不解的是，在票号界学术界大名鼎鼎的雷履泰其实留下来的东西很少，这就使我们难通过文物史料对雷履泰的生平有个详细的了解。这本书是研究山西票号最早的专著之一，成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书的作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陈其田，即使在那个时候陈其田就已经面临了和我们今天一样的困境，当时研究票号的学者对于雷履泰的认识大多来自于票号业遗老遗少的口述，由于年代久远，其中难免有许多演绎的成份，为了追根溯源，我们又做了实地的调查。这个小村子是雷履泰出生的地方，它在行政区划上的名字叫细窑村，但村里人却把这里叫雷家堡，村里人之所以这么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雷履泰经商致富之后曾在这里修建了很大的宅院。
　　细窑村村民：雷履泰的家是高楼大门，雇长工、短工等伺候着，一般人雷履泰都不会跟他们说话，不过这都是我们听说的。
　　细窑村村民：他是我们邻居，据老年人说原来他在我家对门开的染房。
　　实地的访问令人失望，遍查平遥的史籍方志也找不到叙述雷履泰生平的只言片语，尽管那个时候平遥许多人的生计或多或少的都依赖于他一手创立的票号，昔日雷履泰一砖一瓦盖起的大院如今只依稀存在于村里人的记忆中，只有这个门楼能实实在在的表明它们存在过。雷履泰的生平往事就像这处院落只留下雪泥鸿爪供后人想象、推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时间久远是一个原因；商人地位低不入文人笔记、官方正史也是一个；除了这些是否还有这样一种可能，雷履泰当时并没有认为自己做的事有多么了不起，更没有想到以后这些事会载入史册，他做生意的初衷也许只是为了谋生，生意做大了还可以提携村里的乡亲和他一起过上富裕体面的生活，这些想法看上去实实在在，不花哨也不玄奥，但就是这种实实在在的想法，不仅让山西的许多百姓过上了令人羡慕的好日子，也为中国梳理出一条金融流通的大血脉，就是这些实实在在的想法和作为让人们在他逝去百年之后不去议论他，议论他创办的日升昌票号。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吴承明：票号出现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没有直接运银子的危险性，可以异地汇兑，这个就方便多了，不仅方便了商人而且促进了流通。
　　在日升昌开办之前除了晋商，还有一些其它有名的地方商人集团，其中名气最大、实力与晋商不相上下的要属徽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徽商的老家徽州地区发现了一批工商汇票。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二十三张汇票分为两类，一类有五张，它是代其他人汇兑的，这就说明工商汇票流通期间，那些商人已经代替人给别人汇款了，其余的都是两个商人之间的汇票，这个在我们国内算是最珍贵的资料了。
　　这批汇票说明徽商即使不比晋商更早，至少也是与晋商同时懂得了用汇兑的方式来解决异地银两的流通和结算，那么为什么第一家专营此项业务的商号不是产生在徽州而最终由山西商人创办呢？
　　山西财经大学教授孔祥毅：我想有这几个原因，首先票号作为一个专业的汇兑机构，如果搞异地资金汇兑至少有几个先决条件，第一要有分支机构，第二要资本雄厚，第三信用卓著。
　　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史若民：我们在徽商那里也发现了很多过去的汇票，但是它都是简字的而且只限于在少数的亲威、朋友、熟人之间，一旦有生人它就不能进行了，而山西这个票号之所以在西裕成颜料庄再改办成日升昌票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分号遍及全国各主要城市。
　　即使有了这种遍设分号的特点也只能说明当时晋商具备了开设票号的一些基本条件，并不能单凭这一点就一口咬定票号非得首先出现在山西，至于资本雄厚、信誉良好、经商的手段高明这些赞誉是可以放到当时任何一个著名的商帮头上，那么老问题又来了，为什么票号一定产生在山西呢？在日升昌出现之前，晋商的名气、地位和财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大宗货物的长途贩运，他们把南方的茶、丝运往西北，把西北的牛、羊、马匹运回中原、江南，到清朝中叶这种贸易量已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内蒙古大学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白拉：清朝末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的大盛魁旅蒙商它的总部在呼和浩特，但是它的营业区却是在蒙古国，清末的时候，一年之间根据不同的资料记载，光是给它付的债款利息就是几十万只羊、几万匹马。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白云：最初它的总号在乌里雅苏台，它的分庄是归化城和科布多，到了咸丰年间的时候，它的总号就变成了归化城，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成了它的分支机构，从归化城到乌里雅苏台一共有四千多华里，从乌里雅苏台到科布多有一千多华里，这么长的旅程全是靠它的驼队来驮运货物，所以在当时来说是非常浩大的商业活动，它的贸易额也是相当可观的，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它的贸易额一年可以达到一千万两。
　　一千万两银子最少也有两百五十吨，这还仅是一家商号一年中用于贸易的银两数量，在草原、戈壁、沙漠瀚海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运送这样重量的银子，辛苦且不说，单是安全问题就不容易解决，从这方面讲，晋商对于票号的需要一定比身处舟便利、人口稠密的徽州商人更加迫切，既然晋商在日升昌诞生之际就已经面临这些难题，那么当时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镖局镖师后裔陈振家：当时产生镖局一开始是运送公家粮草之类的东西，那时候老百姓和做生意的军队不给他保护，所以就从民间产生镖师、镖局给予他们保护。
　　1928年，武术界的一代宗师万籁声先生总结中国武术渊源出版了《武术汇宗》一书，现在这本书被研究者公认为是论述中国武术史的权威著作之一，在书中万籁声先生认为镖局最早是由一个神拳张黑五的山西人在清乾隆年间创办的，创办的目的就是保障晋商的往来银两安全，这在一个侧面也佐证了晋商在票号诞生之前已经开始想一些办法来解决银两运送的问题，但镖局押运只能算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内、国际贸易量的增加，镖局越来越显得不堪重负、力不从心。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所长朱荫贵：我们对明清社会的评价比较低，它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还是比前期更高的，既然他达到了比前期更高的水平，它在社会上的商品流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就可想而之，票号、钱庄在其中的作用，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这些年我们一些经济学家、史学家对鸦片战争前我们国家国内的商品值做过一个估计，仅仅七种商品象桑丝、丝制品、茶、棉布、食盐等等的商品值就达到三亿七千万两白银，这就说明在汇票产生前国内国际贸易交易量是相当大的。
　　清道光三年也就是公元1823年，在这一年雷履泰创办了日升昌票号，日升昌的创办有它的历史渊源，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但也不能排除一些主观的因素，在这些因素中，一定要提的就是雷履泰的作用。
　　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高春平：雷履泰把个人才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有机结合、碰撞以后出现了票号，在中国商业史上、金融史上是很了不起的。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雷履泰为票号出了一套管理的办法，应该说都是从他那儿先开始的。
　　山西省晋中市委党校教授赵荣达：因为商家的汇兑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没有人想到这个事情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业务去开展，而雷履泰想到了。
　　汇兑方式存在的一千多年时间里，雷履泰是第一个看出其中蕴藏巨大商机的人，见别人不能见就是独具慧眼，最让人感叹的是在通信、交通都很原始、相关法令更是一概没有的条件下，雷履泰就已经领导日升昌做着不论是规模还是品种都足以与现代银行媲美的大生意，这份才干足以令后人仰视。 
　　第八集　日升昌（下）
　　日升昌票号的院子里有一块金字牌匾，上面写着四个字“汇通天下”，牌匾上没有题跋也没有落款，这就使它显得格外与众不同，它是由谁写的呢？又是由谁在什么时候挂在这里的呢？这“汇通天下”四个字又意味着什么呢？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道光末年的时候，日升昌除了它的总号以外，它在全国有二十七个城市建立了分号。
　　天津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张利民：1900年，天津当时的资金存量大概是三千万，票号就占一千万，占1/3。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滨下武志：我们同济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有一批有关山西票号的帐簿、信稿，我们整理发表资料集，然后我们发现山西商人有些活动不止国内，还有国外或者亚洲、东亚一代的金融网络。
　　韩国梨花女子大学教授郑仲惠：山西票号在中国国内有400家左右，可是还有三个国外的，分别是日本的神户、日本的东京、韩国的仁川，1907年左右设立分行。
　　日升昌是晋商开办的第一家票号，它开业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823年前后，由于资格最老，后来生意又做得实在，所以不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大多把它看作山西票号的代表和象征。据说汇通天下这四个字有很长一段时间曾与日升昌并列于一块招牌之上，日升昌汇通天下，在当时的社会敢于挂出这样招牌的商号大概没有几家，但这份自负因为有了无可争议的事实做后盾就变成一种一览众山小的自豪。
　　穿过日升昌敞亮的前院，绕过正厅中的一扇屏风，一条窄窄的过道闪了出来，过道的左侧就是日升昌的大掌柜房。房间长四米、宽两米，和日升昌炫赫的气势相比，这间大掌柜房不但显得很窄小，而且陈设也极为简单，房间的第一任主人就是日升昌的创立者--雷履泰。不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这里都不像一个商人的办公场所，它更像一间供人清修的静室。这样的布置其实很符合雷履泰的需要，因为在当时要想在一片白地上构筑起一个庞大的金融网络有太多的问题得由他经过苦思冥想寻找出答案。首先票号是做银两汇兑生意，就是在一个地方存了钱凭一张汇票就可以在另一个地方把钱取出来，现在这样做比较简单，因为我们用的钱是由银行统一印制的，全国各地都一样，而当时的情形与此大不相同，钱指的是白银和铜板，这些白银和铜板又有许多不是由朝廷统一铸造，重量、成色千差万别，雷履泰要想做到汇通天下就得在这千差万别中找出一个统一的标准。
　　同庆钱庄博物馆导游李晓繁：在以前银子产于不同的地方，银子的成色肯定不一样，当时山西商人为了鉴定银子的成色编了这么一首歌：天津化宝松江京，纹银出在广朝城，上洋豆规诚别致......金陵顷化是足色......。它的意思是当时南京的银子叫做顷化银，天津的叫做化宝银，北京的叫做松江银，上海的叫做豆规银，当时南京的银子含银量是最好的，含银量达97.3%，而上海的豆规银含银量只有73%。比如您是个顾客，在票号存南京的银子是一百两，而要取上海的豆规银就不止一百两，要取到一百一十两，当时它存在一个汇率的差别。
　　这种做法并不莫测高深，据考证，雷履泰也并不是第一个捅破这层窗户纸的人，但雷履泰第一个运用这种方法创造出了巨大的商业利润，日后票号业将近四分之一的盈利就取自这里，当时他们叫“平色余利”，但光凭这个聪明的点子日升昌还不能开门做生意，雷履泰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汇票的防伪。汇票说白了就是一张日升昌自己做出来的纸，如何能让一张普通的纸变得独一无二、与众不同呢？
　　导游王芬：这个密押是汇票防假方法之一，我们首先看一下月对暗记：谨防假冒冒取，勿忘细视书章。听起来像是叮嘱小伙计谨防假票的冒取，其实十二个字分别代表一年的十二个月，而堪到明三十个字代表一个月的三十天，以前是农历没有阳历所以没有三十一。票号说盘，客户回答说数，这个密押它是不定期地更换，生意好的时候三个月换一套，票号成立于1826年，1921年歇业，九十五年以来总共换了三百套密押，据史料记载，没有发生过一起被冒领的现象。
　　密押和背书这种一百多年前晋商采用的技术手段现在仍被许多银行用于票据的防伪，但这并不是晋商掌握的唯一的防伪手段。在当时晋商甚至已经懂得使用水印的技术，可惜的是由于票号管理严格在它一百多年的经营时间里没有流失过一张使用过的汇票，所以今天我们只能从这些晋商印制的钱票中见到这种水印。技术手段再发达也只能为经营提供便利，仅靠它是做不成汇通天下的大生意的，这种大生意必须要建立在业务不断完善的基础上的。
　　山西省财经大学副教授黄鉴晖：经过票号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这几种业务票汇、信汇、电汇汇兑业务都由票号把它完善起来，以至于后来到1893年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所谓的中国第一家以新式银行命名的银行之前，我们国家的汇兑都由票号创办而完善起来的。
　　日升昌汇通天下的名声就这样慢慢地响亮起来，当时平遥城中，入日升昌当伙伴成为许多父母为儿子设计的最好未来，据说日升昌生意兴隆之后，甚至号内的厨师在行为处事、农着打扮上都自视高人一等，如果有人请教他在哪里发财，他先看来人一眼，嘴里响亮地吐出两个字“昌记”。日升昌的名声并不仅仅局限在坊间乡里，甚至一些朝廷官员都开始议论山西票号。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方行：清朝的一些经济学家、官员对于晋商的诚信有很高地评价。道光年间许梅这样评价到：千金纸票，予金而兑金，并且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坑骗。到了咸丰年间，江南河道总督杨义真说：各省银号汇兑银两，银钱累万竟以一纸为凭证，信也。
　　日升昌的生意在雷履泰大掌柜的操持调度下日益红火的时候一件看似偶然的事打断了它发展的正常轨道，这件事不仅对日升昌未来的命运产生了影响，它甚至可以说改变了整个山西票号发展的历史，事情的起因是雷履泰大掌柜病了。雷履泰的病并不会马上影响日升昌的生意，因为在当时除了雷履泰大掌柜之外日升昌还有一位非常能干的二掌柜，他的名字叫毛鸿翽。
　　山西晋中市委党校教授赵荣达：在票号的创造、形成过程中毛鸿翽和雷履泰的贡献不能说是各占50%，但是也不少，可以说毛鸿翽本人也是票号业务的一个创始者。
　　毛鸿翽的二掌柜房与雷履泰的房间门对门，中间只隔着一个二米宽的过道，从内部看，两个人的房间规格相同，甚至陈设也相差无几，按理说，大掌柜病了，日升昌日常的生意该交给二掌柜打理，可是因为雷履泰没有离开这间大掌柜房回家静养就使得毛鸿翽的处境应了那句老话：“丫环带钥匙，当家不做主”，日升昌的大事小情最后还得由大掌柜定夺。
　　一场不大不小的危机就在这狭小的空间中酝酿起来，创业之初，两个堪称经营大师的人物比肩而立，联手打造了日升昌汇通天下的金字招牌，可以想象，许多令后人惊叹的大手笔就出自这两个不大的房间，那么此时是什么使雷履泰和毛鸿翽不能再像当初一样再在同一盏灯下做联床夜话呢？又是什么夹在这两扇门之间使原来一步之遥的距离变得如同天涯呢？原本该创造出更多奇思妙想的大脑开始盘算一些别的东西。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成一：雷履泰对毛鸿翽二掌柜有戒备心理，不想让别人来插手日升昌的事，而二掌柜是跟他一块创业所以他也很不高兴，雷履泰病了以后他也不离开字号，所以毛鸿翽就去东家说：雷大掌柜这么辛苦，他病了还扶病在料理字号事务，让他回家好好修养吧，雷履泰是咱们的大本钱，他身体不行咱们字号也就不行了。东家一听也特别着急，就去字号慰问雷大掌柜，劝说他回家好好休息，。雷履泰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他一听这话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也没说什么就回家了。
　　大家原以为雷履泰回家之后是安心养病，可是几天之后，东家去看望他的时候却发现雷履泰家里的桌上摊了一堆写给各分庄的信，信的内容是命令遍布各地的分庄暂住营业，准备撤回，东家大惑不解地问雷履泰为什么这样做？雷履泰说，字号是你的，但分号是我布置的，你现在要用新人，那我只好把分号收回来，好让新人重新安排。精明的大掌柜稍稍用了点手段就让东家明白了，离开了雷履泰日升昌就要垮台，但这并不是他唯一的目的，他真正的目标是毛鸿翽。
　　山西文学院专业作家成一：东家一听也明白是什么意思，就对雷履泰说，反正这个字号我就交给你一个人了，重申财东和经营掌柜的关系，所有一切经营的事都是你一个人决定，谁也不能干涉。然后雷履泰一听这话他说，我也不是拆你东家的台，就暗示、影射毛鸿翽。
　　从第二天起，日升昌的马车准时往返于雷履泰的宅院和日升昌之间，车上有一桌酒席、五十两银子，这是东家让人送的，他指望这些能打动雷履泰依旧回号上班，终于雷履泰又回到了日升昌，在他回来的前一天夜里毛鸿翽在屋里给东家留了封信，自己却走出了日升昌的大门。毛鸿翽离开日升昌之后，马上接受别人的礼聘创立了蔚泰厚票号，蔚泰厚的号字就结结实实地扎在日升昌隔壁，这肯定不是一种巧合，毛鸿翽的这番举动或多或少有与雷履泰一较短长的意味，不仅如此，在此后一年多时间里在他的调度下又有四家票号相继开业，他们声势相通、左右迎合，构成一个实力强大的集团，这就是票号史上有名的蔚字五联号。
　　日升昌大院里的恩怨在更大的舞台上伸展开来，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鸿翽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庄，毛鸿翽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翽，毛鸿翽马上还以颜色给小孙子起名毛履泰，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雷履泰去世。
　　雷履泰是明清两代山西商人中最杰出的人才，正是由于他的努力不仅开创了山西商业新的局面，而且改变了中国金融史的走向，这种贡献甚至在他的有生之年自己也始料未及。毛鸿翽也是这样的人，在创业之初，他和雷履泰比肩而立，在晋商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让人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两位经营大师能联手将自己开创的事业推向更高的层次，却在事业成功之时分道扬镳，其中的许多恩恩怨怨由于岁月久远永远成为历史上的谜团，对于其中的谁是谁非，任何一个现代人都不能轻易地做出判断，其实做这样的评判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应该记住雷履泰和毛鸿翽以及他们创造的令后人叹服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