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江姐上司建国后被划为右派 1968年又遭关押2

东纵司令威名显，《红岩》英烈此中来

赵唯当年在下川东真称得上赫赫有名。他是万县专区云阳县人，在上海读大学时，于1931年加入了共青团，开始了地下工作的生涯。第二年，赵唯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赵唯被组织上派回云阳，建立了云阳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将共产主义的火种带进了大巴山。地下党的力量壮大起来后，赵唯于1935年1月19日组织了著名的云阳武装暴动，拉起队伍、成立了川东游击队，自己任司令员。这支游击队活跃在大巴山和七曜山区，与国民党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本地年老的人都知道，国民党政府多次悬赏上千银元买“双枪赵唯”的首级，《红岩》这部小说中的许多英烈，均是川东游击纵队赵唯司令的战友和下级。如全国闻名的英烈彭咏梧（彭松涛），就是这支游击纵队的政委，他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后，头颅被敌人砍下，悬挂在奉节县竹园坪寨楼上示众，他被安葬在奉节县城，供人凭吊。江竹筠（江姐）当时是中共地下党下川东联络员，公开身份是万县地方法院职员，她于1948年6月在万县被捕后即解送重庆。赵唯领导着游击队转战在大巴山和七曜山区，迎来解放后担任万县专区副专员。

后来，赵唯调到我所在的16仓，我问他，《红岩》这部小说为什么将发生在川东的史实移到了川北，彭咏梧（彭松涛）的司令员也变成了位老太婆？赵唯告诉我，作者是川东地下党的同志，自然清楚这段史实，在创作过程中也来找他搜集过材料。但当时他已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开除了党籍、下放在农科所作一个不管事的副所长。在当时那种政治气候下，为了避免“替右派分子歌功颂德”，作了些技术处理。赵唯说：“小说嘛，可以那么写，但作为党史，川东地下党的历史是不可抹煞的。”

“文革”中，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江青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说，下川东地下党叛徒太多。在这次会议精神的影响下，到处都抓“三老会”（老红军、老干部、老地下党。三老会是“文革”中制造的一大冤案）。许多老革命失去了自由。

我们仓里有一个诈骗犯嘲弄赵唯说：“你家是云阳县的大地主，你又是那么早的大学生，假若你规规矩矩地读书留学，作个专家教授，一辈子自由自在过得该多舒坦？你却不会享福自找苦吃，共了自己家的产、提着脑袋干了几十年革命，结果却把自己革到共产党的监狱里来了。”

赵唯正色回答：“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个人过好日子，是为了大多数劳苦群众翻身得解放。虽然我现在被关进来了，这只不过是受错误路线的影响，我们党历来就是在不断地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前进的。我坚信错误路线迟早会得到纠正，我在这里面还要坚持锻练，就是为了出去以后有精力继续为党工作。”

出于这种信念，他一有机会便叮嘱看守所里的“三老会”们保持信念、加强锻炼。

赵唯是1968年被抓进看守所的。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影响，也由于当时万县专区分管“三老会”一案的主要负责人当年在游击队里曾作过赵唯司令的通讯员，所以当局曾主动优待他：住单间、吃大米外加油酥豆瓣，还有单独放风和一份《人民日报》。但赵唯自律很严，对当局的优待只接受了单独放风和《人民日报》，他同其他人犯们一样，挤在又脏又臭的大仓里。由于在山上打游击时长期饥一顿饱一顿，赵唯的肠胃一直不好，每天早上那二两大米他是全吃了，但中午和晚上那两罐包谷，他就只能将上面的稀羹喝掉，而将下面的大半硬包谷米给同仓的人吃。大家都劝他接受当局的优待，就别吃包谷了。可赵唯却固执地说，既然现在成了囚犯，便不能在吃的问题上搞特殊化，更不能去住单间脱离群众。

赵唯毕竟经历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常对我们讲一些他自己的革命经历。关于赵唯在下川东领导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的故事，近年来党史资料和一些报刊多有登载，杜之祥先生撰写的《赵唯传》也已面世，为了不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史实，我这里就只讲两个他在囚室内亲口讲述、鲜为人知的早期故事。

深山访老友，患难见真情

赵唯的入党介绍人叫林祖涵。林祖涵就是林伯渠，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林伯渠在长征时就是著名的五老之一，到延安后作过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建国时是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赵唯加入中共地下党后，在林伯渠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后来组织上要求赵唯辍学，将全部精力投入地下工作，赵唯二话没讲，按照组织的安排退了学，向家里要了一笔钱，在上海开了一家川菜馆，作地下党的联络站。

赵唯整天西服革履在上海滩厮混，结织了许多在现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当他讲到这段经历时不由沉重地叹了口气，说了几句题外话：那时候，凡在社会上有点地位的人进馆子吃东西，结帐时该付80块的必给100块，多付钱才显得有面子；现在少数有地位的人进馆子，都要少付钱甚至不付钱，才显得有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