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菲律宾新总统简历:人间词话【 清·王国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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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是王国维的文艺批评论著之一，1908 年发表于《国粹学报》上，分三期刊载。全篇仅数千字，但见解相当精到，并且有所创新，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在中国美学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人间词话》原稿藏北京图书馆，仅一册，共32 页，用旧笔记本记述。
封面书大字“奇文”、“国华”、“光绪壬寅岁”。小字写着“人间词话”、“王静安”。国华是王国维之弟，号哲安。可能是王国维借用了其弟抄录资料的笔记本。第一页有七绝六首，并盖有“王国维字静安”朱红印章，无疑是王国维作品。从第二页起，是20 页的《人间词话》原稿，每页书20 行。
原稿后有三页空白，随后是9 页的“静安藏书目”，盖有“王静安”蓝色印章。
王国维（1877—1927 年），是中国近代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和美学家。其主要成就在史学方面。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并说：“他的甲骨文字的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等的研究，是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惊人的成绩。”但其《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考》却是很有影响的美学、文学理论和艺术史著作。俞平伯在《校点〈人间词话〉序》中说，王国维论词“标举境界”，“持平入妙，铢两悉称，良无间然。颇思得暇引申其名著通览意，却恐‘佛头著粪’，遂终不为。”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中评说道：“王先生的《宋元戏曲考》和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
王国维字静安，一字伯隅，号观堂，又号永观。浙江海宁人。幼年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但他不喜欢科举时文，有过“不终场而归”的经历。1898年，他来到上海，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馆任书记校雠，并利用公余到罗振玉（1866—1940 年）主办的东文学社就学。1901 年赴日本东京求学，因病只在东京就学四五个月即回国。1903 年至1905 年，任通州和苏州师范学堂教习。从1901 年到1905 年，王国维主要研究哲学和美学，研读了康德和叔本华哲学，“与叔本华之书为伴侣”，“其少作时时流露西学义谛，庶几水中之盐味，而非眼里之金屑”（钱钟书：《谈艺录》）。1906 年初次进京，在北京学部（教育部）总务司任行走，后充学部图书局编译。《人间词话》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写成的。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避居日本，并以“胜朝遗老”自居。1912年写就《宋元戏曲考》。1916 年从日本回到上海，任《学术丛刊》编辑。1921年受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信导师。1923 年受清废帝溥仪之征召，充“南书房”行走。1925 年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这一时期，王国维主要从事史学、古文字学、古音韵学和古器物学的研究，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学者。鲁迅认为，“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热风·不懂的音译》）。郭沫若称他为“新史学的开山”。
1927 年，由于长期的思想郁闷和生活惨淡，再加上罗振玉和他绝交的沉重打击，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王国维一生著述达60 多种，成就是多方面的。这里只简要介绍《人间词话》的有关情况。
从《国粹学报》发表的王国维手定的《人间词话》六十四则看，第一条至第九条标示其评词的基准。分别来说，第一条提出“境界”为评词之基准。
第二条就境界之内容所取材料之不同，提出了“造境”与“写境”之别。第三条就“我”、“物”之关系阐述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特点。
第四条提出如何获得“无我之境”及“有我之境”和两种境界分别产生“优美”与“宏壮”的美感。是对第三条的补充。第五条论述写实家与理想家对写作之材料之不同运用——取之自然或出于虚构。第六条论“境界”不单指景物，还蕴含内心之情感。是对第一条的补充。第七条以词句为例，说明如何突显境界。第八条论说境界不以大小分优劣。第九条可谓“境界说”的总结，认为“境界说”较沧浪的“兴趣”说、阮亭的“神韵”说更能探求词的本质。从第十条至第五十二条，按时代为序，对太白、温、韦、中主、后主、正中以至清代之纳兰性德，对历代各名家作了个别评述。从第53 条以后，有几条论述了历代文学体式之演进、诗中之隶事、诗人与外物之关系、诗中之游词等；最后二条论及元代二大曲家。
具体来说，统帅《人间词话》的基本论点是“境界”说，它贯穿全书，联络全部主张。“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也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
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首先提出他的根本论点：“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并且认为这个论点作为一种理论出现于文坛是前无古人，优于古人的，认为沧浪的“兴趣”说，阮亭的“神韵”说以及“气质”说，只触及到文艺问题的“面目”，唯独“境界”说才直探问题的本源。
《人间词话》从现实出发，对诗词的境界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
首先，从被表现的题材来看，境界有大小之分。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以杜甫和秦观为例，说明同一个作家，可以根据不同的题材，创造大小不同的艺术境界。但评价诗词的境界，主要是看它们是否表现了真景物、真感情，不能以境界大小定优劣。王国维对“境界”作了这样的解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辛弃疾“别茂嘉十二弟”的“贺新郎”一词“语语有境界”，这首词不仅有鲜明的艺术形象，而且饱含作者真切动人的感情。他认为，“‘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闹”、“弄”两字使诗突显出逼真的画面，同时衬托出了气氛，产生了美感，蕴含了诗人真实的情怀。好的“境界”必须在“意境”上用力，要具备“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做到“意境两忘，物成一体。”
其次，从抒情主人公出发，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区别。“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王国维认为，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境界有“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种类型，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闲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属前者；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则属后者。抒发诗人强烈感情的是“有我之境”；诗人的感情色彩被融入自然景物中，诗人为外物所吸引，以致达到忘我的境地，为“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情为主，多半是情语，‘无我之境’以景为主，大体是景语。但“昔人论诗，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无疑，“无我之境”也必然以情为主导。
第三，“境界”有“诗人之境界”与“常人之境界”的区别。“常人之境”指的是“常人皆能感之”的、生活的真实；而“诗人之境”指的是“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的、艺术的真实。王国维援引山谷的话：“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大加赞赏：“诚哉是言！抑岂独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对美的境界，常人会有所领略，只有诗人和艺术家才能将领略到的境界，升华、提炼为艺术的美，写出脸灸人口的作品。
第四，从创作方法出发，境界有“写境”和“造境”之分别。王国维指出：“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又说：“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写实派”的特征在于真实地描写客观，“理想派”的特征在于主观虚构。但真实描写并不是机械照搬，必须有所取舍；主观虚构也必须向现实生活寻求题材，不能背离自然（现实）发展的逻辑。就是说：无论是描摹的还是凭设想创造的，其来源必定是客观事物。它们都不是对事物作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描写，而是要照作者的观点、感情来选择安排的。与此相关，王国维谈到了诗人与现实的关系：“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要求诗人能深入现实，深入生活，又要跳出现实，跳出生活；描写真实的现实生活，但不是刻板、拘泥的描摹。王国维对诗人进一步提出要求：“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诗人要有俯视现实的本领，掌握反映现实生活的主动权，同时要密切注意现实，感受生活，融化生活。
第五，王国维在研究过写景和抒情的关系后，把境界分为“隔”与“不隔”，并明确赞赏“不隔”、“不游”的境界。他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己。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王国维要求景与情必须统一，做到“不隔”与“不游”。“不隔”就是要“直观”，中间没有任何雾障阻隔，使物我直接观照。倘使“写景”如“雾里看花”就隔，如果明彻、精细地写出景物的神理、活趣，就如同在眼前那样，就“不隔”；写情如果矫揉造作，故作姿态，就“隔”，如果直抒本情真情，勾画出人的灵魂意趣和动机，就“不隔”。同时，要“景”、“情”交融，浑然一体，做到“观物微，托兴深”，“意与境浑”便是“不隔”。他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然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乃至“语语都在目前”。王国维称赞周邦彦的“叶上初阳千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为“真能得荷之神理者”，其词用白描手法把雨后风荷的神态描绘得维妙维肖。而姜白石的《念奴娇》、《惜红衣》虽然也是咏荷名作，但只是泛泛而写，读后不能产生对荷花的明晰形象，故“犹有隔雾看花之恨”。
王国维评论说：“‘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有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艳，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王国维还具体讲述了“隔”与“不隔”的区别。王国维认为，为了“不隔”、“不游”，必须不写应酬之作，不用典，不雕琢；忌用代词。“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不使隶事之句”，“不同粉饰之字”，从而使艺术境界的创造达到自然、纯净、深厚、完美。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许多词人词作作了评述，“意境之有无与其浅深，决定“文学之工不工”，是其评价的标准。
王国雏在《人间词话》中还涉及了许多文艺评论问题，不一一列举。王国维还用形象化的比喻描绘了进行艺术创造或学术研究的三个阶段：“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种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种境界也。”
《人间词话》自1908 年发表以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随着研究、注疏、收辑和增补、修订的添入，先后有十多种版本问世。
①《国粹学报》本。收《人间词话》54 则，王国维手定，1908 年分三期刊载。
②朴社本。内容同上，俞平伯标点、作序，1926 年交付北京朴社印为单行本。
③《小说月报》本。为赵万里从王国维遗著手稿中录出，其中，前所未发表之《人间词话删稿》44 则，《蕙风琴趣》评语二则、平日论学评词之语2 则，共48 则。此外，又附录《静安文集》中《文学小言》一部分及静安先生所藏各家之诗集之眉批评语，与其致友人书信中论诗之语22 则，发表于1927 年《小说月报》十九卷三号上。题为《人间词话未刊稿及其他》。
④《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本，收《国粹学报》刊行的《人间词话》64则，和《小说月报》刊出的《人间词话》48 则，共122 则，合为二卷，于1928年由罗振玉确定刊行。
⑤文化学社本。1928 年印行。
⑥人文书店本。1934 年印行。
⑦正中书局本。许文雨编著，1937 年出版。
⑧开明书店本。徐调孚校注。1940 年印行，1947 年重印。
⑨中华书局本。是对开明书店1947 年徐调孚《校注人间词话》之原版重印。
⑩人民文学出版社本。王幼安校订。1960 年出版。
（11）四川人民出版社本。靳德峻笺证，蒲菁补笺，1981 年印行。
（12）齐鲁书社本。书名《人间词话新注》，滕咸惠校注。重新编排，1981 年印行，1986 年新版。
（13）河南师大学报本。题为《人间词话》（重订），陈杏珍、刘炬重订。1982 年发表。
参阅比较，我们采用了滕咸惠校注的齐鲁书社1986 年新版本，以利于读者了解《人间词话》的原初状况和全貌。
1（24）
《诗·兼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叙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2（26）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欧阳永叔）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辛幼安此第三境界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3（10）
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独有千古。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堪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4（11）
张皋文谓：飞卿之词“深美闳约”。余谓：此四字唯冯正中足以当之。
刘融斋谓：“飞卿精艳绝人。”差近之耳。
5（13）
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乃古今独赏其“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故知解人正不易得。
6（19）
冯正中词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中、后二主皆未逮其精诣。《花间》于南唐人词中虽录张泌作，而独不登正中只字，岂当时文采为功名所掩耶？
7（56）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无词之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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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成词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
9（34）
词最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语妙则不必代，意足则不暇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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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伯时《乐府指迷》云：“说桃不可直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事。”若惟恐人不用替代字者。果以是为工，则古今类书具在，又安用词为耶？宜其为《提要》所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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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则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桃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同时白石、龙洲学幼安之作且如此，况他人乎？其实幼安词之佳者，如《摸鱼儿》《贺新郎·送茂嘉》《青玉案·元夕》《祝英台近》等，俊伟幽咽，固独有千古，其他豪放之处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宁梦窗辈龌龊小生所可语耶？
12（49）
周介存谓：梦窗词之佳者，如“水光云影，摇荡绿波，抚玩无极，追寻已远。”余览《梦窗甲乙丙丁稿》中，实无足当此者。有之，其唯“隔江人在雨声中，晚风菰叶生秋怨”二语乎？
13（删1）
白石之词，余所最爱者亦仅二语，曰：“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
14（50）
梦窗之词，吾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映梦窗凌乱碧。”玉田之词，亦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玉老田荒。”
15（删2）
双声叠韵之论盛于六朝，唐人犹多用之。至宋以后则渐不讲，并不知二者为何物。乾嘉间，吾乡周松霭先生春著《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正千余年之误，可谓有功文苑者矣。其言曰：“两字同母谓之双声，两字同韵谓之叠韵。”余按：用今日各国文法通用之语表之，则两字同一子音者谓之双声。
（如《南史·羊元保传》之“官家恨狭，更广八分”，官、家、更、广四字皆从k 得声。《洛阳伽蓝记》之“狞奴慢骂”，狞、奴二字皆从n 得声，慢、咒二字皆从m 得声是也。）两字同一母音者，谓之叠韵。如（梁武帝之“后牖有朽柳”，后、牖、有三字双声而兼叠韵，有、朽、柳三字其母音皆为u.刘孝绰之“梁皇长康强”，梁、长、强三字其母音皆为ian 也。）自李淑《诗苑》伪造沈约之说，以双声叠韵为诗中八病之二，后世诗家多废而不讲，亦不复用之于词。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惜世之专讲音律者，尚未悟此也。（按；此条原已删去）
16（删3）
昔人但知双声之不拘四声，不知叠韵亦不拘平、上、去三声。凡字之同母者，虽平仄有殊皆叠韵也。（按：此条原已删去）
17（删4）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亦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
18（20）
冯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十数阙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余谓韦苏州之“流萤渡高阁”，孟襄阳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
19（21）
欧九《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
20（36）
美成《青玉案》词“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
21（删5）
曾纯甫中秋应制作《壶中天慢》词，自注云：“是夜西兴亦闻天乐。”
谓宫中乐声闻于隔岸也。毛子晋谓：“天神亦不以人废言。”近冯梦华复辨其诬。不解“天乐”二字文义，殊笑人也。
22（42）
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弦外之响，终落第二手。（按：此五字原已删去）其志清峻则有之，其旨遥深则未也。
23（删35）
梅溪、梦窗、中仙（按：二字原已删去）、玉田、草窗、西麓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虽时代使然，亦其才分有限也。近人弃周鼎而宝康瓠，实难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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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偶尔游戏，作《水龙吟》咏杨花用质夫、东坡倡和韵，作《齐天乐》咏蟋蟀用白石韵，皆有与晋代兴之意。余之所长殊不在是，世之君子宁以他词称我。
25（删36）
余友沈昕伯紘自巴黎寄余《蝶恋花》一阕云：“帘外东风随燕到。春色东来，循我来时道。一霎围场生绿草，归迟却怨春来早。锦绣一城春水绕。
庭院笙歌，行乐多年少。著意来开孤客抱，不知名字闲花鸟。”此词当在晏氏父子间，南宋人不能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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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抗夫谓余词如《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百尺高楼”、“春到临春”等阕，凿空而道，开词家未有之境。余自谓才不若古人，但于力争第一义处，古人亦不如我用意耳。
27（37）
东坡杨花词和韵而似原唱，章质夫词原唱而似和韵。才之不可强也如是。
28
叔本华曰：“抒情诗，少年之作也。叙事诗及戏曲，壮年之作也。”余谓：抒情诗，国民幼稚时代之作，叙事诗，国民盛壮时代之作也。故曲则古不如今，（元曲诚多天籁，然其思想之陋劣，布置之粗笨，千篇一律令人喷饭。至本朝之《桃花扇》《长生殿》诸传奇，则进矣。）词则今不如古。盖一则以布局为主，一则须伫兴而成故也。
29（删6）
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其词如历下、新城之诗，非不华赡，惜少真味。
至宋末诸家，仅可譬之腐烂制艺，乃诸家之享重名者且数百年，始知世之幸人不独曹蜍、李志也。（按：“至宋末诸家……不独曹蜍、李志也”，原已删去）
30（删7）
散文易学而难工，骈文难学而易工。近体诗易学而难工，古体诗难学而易工。小令易学而难工，长调难学而易工。
31（1）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32（2）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区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
33（3）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此即主观诗与客观诗之所由分也。（按：此句原已删去）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非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34（删8）
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
35（6）
境非独谓景物也，感情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36（4）
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
37（5）
自然中之物，互相关系，互相限制，故不能有完全之美。然其写之于文学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38（删9）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
39（55）
诗之三百篇、十九首，词之五代北宋，皆无题也。非无题也，诗词中之意不能以题尽之也。自《花庵》《草堂》每调立题，并古人无题之词亦为之作题，其可笑孰甚。诗词之题目本为自然及人生。自古人误以为美刺投赠咏史怀古之用，题目既误，诗亦自不能佳。后人才不及古人，见古名大家亦有此等作，遂遣其独到之处而专学此种，不复知诗之本意。于是豪杰之士出，不得不变其体格，如楚辞、汉之五言诗、唐五代北宋之词皆是也。故此等文学皆无题。（按：“诗词之题目，……故此等文学皆无题”一段，原已删去）
诗有题而诗亡，词有题而词亡。然中材之士鲜能知此而自振拔者矣。
40（28）
冯梦华《宋六十一家词选序》谓：“淮海、小山古之伤心人也。其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余谓此唯淮海足以当之。小山矜贵有余，但稍胜方回耳。古人以秦七、黄九或小晏、秦郎并称，不图老子乃与韩非同传。
41（57）
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怀古咏史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装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
42（58）
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可。白、吴优劣即于此见。此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43（删12）
词之为体，要吵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44（51）
“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澄江净如练”、“山气日夕佳”、“落日照大旗”、“中天悬明月”、“大漠孤烟直，黄河落日圆”，此等境界可谓千古壮语。求之于词，唯纳兰容若塞上之作，如《长相思》之“夜深千帐灯”，《如梦令》之“万帐穹庐人醉，星影摇摇欲坠”差近之。
45（删13）
言气质，高格律（按：三字原已删去），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
46（7）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47（删14）
“西风吹渭水，落日满长安。”美成以之入词。白仁甫以之入曲。此借古人之境界为我之境界者也。然非自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用。
48（8）
境界有大小，然不以是而分高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49（删10）
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按：此条原已删去）
50
“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讥之。故知孔门而用词，则牛峤之“甘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等作，必不在见删之数。（按：此条原已删去）
51（删11）
词家多以景寓情。其专作情语而绝妙者，如牛峤之“甘作一生拚，尽君今日欢。”顾复之“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欧阳修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美成之“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此等词古今曾不多见。余《乙稿》中颇于此方面有开拓之功。
52（22）
梅圣（按：原误作舜）俞《苏幕遮》词：“落尽梨花春事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兴化刘氏谓：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余谓冯正中《玉楼春》词：“芳菲次弟长相续，自是情多无处足。尊前百计得春归，莫为伤春眉黛促。”少游一生似专学此种。
53（23）
人知和靖《点绛唇》、圣（按：原误作舜）俞《苏幕遮》、永叔《少年游》三阕为咏春草绝调。不知先有冯正中“细雨湿流光”五字，皆能写春草之魂者也。
54（59）
诗中体制以五言古及五、七言绝句为最尊，七古次之，五、七律又次之，五言排律为最下。盖此体于寄兴言情均不相适，殆与骈体文等耳。词中小令如五言古及绝句，长调如五、七律，若长调之《沁园春》等阕，则近于五排矣。
55（删15）
长调自以周、柳、苏、辛为最工。美成《浪淘沙慢》二词，精壮顿挫，已开北曲之先声。若屯田之《八声甘州》，玉局之《水调歌头》（中秋寄子由），则仁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词论也。
56（删16）
稼轩《贺新郎》词（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
57（12）
“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若正中词品欲于其词中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
58
“暮雨潇潇郎不归”，当是古词，未必即白傅所作。故白诗云：“吴娘夜雨潇潇曲，自别苏州更不闻”也。（按：此条原已删去）
59（删17）
稼轩《贺新郎》词：“柳暗凌波路。送春归猛风暴雨，一番新绿。”又，《定风波》词：“从此酒酣明月夜。耳热。”“绿”、“热”二字皆作上去用。与韩玉《东浦词》《贺新郎》以“玉”、“曲”叶“注”、“女”，《卜算子》以“夜、“谢”叶“食”、“月”，已开北曲四声通押之祖。
60（47）
稼轩中秋饮酒达旦用《天问》体作送月词，调寄《木兰花慢》云：“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象直悟月轮遶地之事，与科学上密合，可谓神悟。（此词汲古阁刻六十家词失载。黄荛圃所藏元大德本亦阙，后属顾涧 就汲古阁抄本中补之，今归聊城杨氏海源阁，王半塘四印斋所刻者是也。但汲古阁抄本与刻本不符，殊不可解，或子晋于刻词后始得抄本耳。
61（删18）
谭复堂《箧中词选》谓：“蒋鹿潭《水云楼词》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间分鼎三足。”然《水云楼词》小令颇有境界，长调惟存气格。《忆云词》亦精实有余，超逸不足，皆不足与容若比。然视皋文、止庵辈，则倜乎远矣。
62（31）
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
王无功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运，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惜少此二种气象。前者唯东坡，后者唯白石略得一二耳。
63（32）
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贵妇人与倡伎之别。
64
贺黄公裳《皱水轩词筌》云：“张玉田《乐府指迷》其调叶宫商、铺张藻绘抑亦可矣，至于风流蕴藉之事，真属茫茫。如啖宫厨饭者，不知牲牢之外别有甘鲜也。”此语解颐。
65
周保绪济《词辨》云：“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又云：叔夏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换意。”“近人喜学玉田，亦为修饰字句易，换意难。”
66（删19）
词家时代之说，盛于国初。竹■谓：词至北宋而大，至南宋而深。后此词人，群奉其说。然其中亦非无具眼者。周保绪曰：“南宋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又曰：“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
潘四农德舆曰：“词滥觞于唐，畅于五代，而意格之闳深曲挚则莫盛于北宋。
词之有北宋，犹诗之有盛唐。至南宋则稍衰矣”。刘融斋熙载曰：“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沈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
可知此事自有公论。虽止庵词颇浅薄，潘、刘尤甚，然其推尊北宋，则与明季云间诸公同一卓识，不可废也。
67（删20）
唐五代北宋之词，所谓“生香真色”。若云间诸公，则彩花耳。湘真且然，况其次也者乎！
68（删21）
《衍波词》之佳者，颇似贺方回。虽不及容若，要在锡■，其年之上。
69（删22）
近人词如复堂词之深婉，彊村词之隐秀，皆在吾家半塘翁上。彊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梦见。
70（删23）
宋直方（按：原误作“尚木”）《蝶恋花》“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谭复堂《蝶恋花》“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可谓寄兴深微。
71（删24）
《半塘丁稿》中和冯正中《鹊踏枝》十阕，乃《骛翁词》之最精者。“望远愁多休纵目”等阕，郁伊惝怳，令人不能为怀。《定稿》只存六阕，殊为未允也。
72（删25）
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阮亭《花草蒙拾》谓：“坡公命宫磨蝎，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一坡公已耶？
73（48）
周介存谓：“梅溪词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格。”刘融斋谓：“周旨荡而吏意贪。”此二语令人解颐。
74（删26）
贺黄公谓：“姜论史词，不称其‘软语商量’，而称其‘柳昏花暝’，固知不免项羽学兵法之恨。”然“柳昏花■自是欧、秦辈吐属，后句为胜。
吾从白石，不能附和黄公矣。
75（38）
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咏杨花为最工，邦卿《双双燕》次之。
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片语道着。视古人“江边一树垂垂发”，“竹外一枝斜更好”，“疏影横斜水清浅”等作何如耶！（按：“格调虽高”后，有已删之：“而境界极浅，情味索然。乃古今均视为名作，自玉田推为绝唱，后世遂无敢议之者，不可解也。试读林君复、梅圣〔原误作“舜”〕俞春草诸词，工拙何如耶？”）
76（39）
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过江遂绝，抑真有风会存乎其间耶？
77（40）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渊明之诗不隔，韦、柳则稍隔矣。东坡之诗不隔，山谷则稍隔矣。“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句，妙处唯在不隔。词亦如是。即以一人一词论，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上半阕：“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则隔矣。白石《翠楼吟》“此地。宜有词仙，拥素云黄鹤，与君游戏。玉梯凝望久，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然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深浅厚薄之别。
78（29）
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79（9）
严沧浪《诗话》曰：“盛唐诸公，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拍。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影、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但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
80（41）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
81（删27）
“池塘春草谢家春，万古千秋五字新。传语闭门陈正字，可怜无补费精神”。此遗山《论诗绝句》也。美成、白石（按：四字原已删去）、梦窗、玉田辈当不乐闻此语。
82（64）
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奇思壮采，为元曲冠冕。然其词干枯质实，但有稼轩之貌而神理索然。曲家不能为词，犹词家之不能为诗，读永叔、少游诗可悟。
83（删28）
朱子《清邃阁论诗》谓：“古人有句，今人诗更无句，只是一直说将去。
这般一日作百首也得。”余谓北宋之词有句，南宋以后便无句，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
84（删29）
朱子谓：“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余谓草窗、玉田之词亦然。
85（删30）
“自怜诗酒瘦，难应接许多春色。”“能几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此等语亦算警句耶？乃值如许费力。
86（删31）
文文山词风骨甚高，亦有境界。远在圣与、叔夏、公谨诸公之上。亦如明初诚意伯词，非季迪、孟载诸人所敢望也。
87（删32）
和凝《长命女》词：“天欲晓。宫漏穿花声缭绕，窗里星光少。冷霞寒侵帐额，残月光沈树杪。梦断锦闱空悄悄。强起愁眉小。”此词前半，不减夏英公《喜迁莺》也。此词见《乐府雅词》，《历代诗余》选之。（按：此条原已删去）
88（删33）
宋《李希声诗话》曰：“唐人作诗正以风调高古为主，虽意远语疏皆为佳作。后人有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终使人可憎。”余谓北宋词亦不妨疏远。若梅溪以降，正所谓“切近的当、气格凡下”者也。
89
毛西河《词语》谓：赵德麟令畴作《商调鼓子词》谱西厢传奇，为杂剧之祖。然《乐府雅词》卷首所载秦少游、晁补之、郑彦能（名仅）《调笑转踏》，首有致语，末有放队，每调之前有口号诗，甚似曲本体例。无名氏《九张机》亦然。至董颖《道宫薄媚》大曲咏西子事，凡十只曲，皆平仄通押，则竟是套曲。此可与《弦索西厢》同为曲家之荜路。曾氏置诸《雅词》卷首，所以别之于词也。颖字仲达，绍兴初人，从汪彦章、徐师川游，彦章为作《字说》。见《书录解题》。（按：此条原已删去）
90
宋人遇令节、朝贺、宴会、落成等事，有“致语”一种。宋子京、欧阳永叔、苏子瞻、陈后山、文宋瑞集中皆有之。《啸余谱》列之于词曲之间。
其式：先“教坊致语”（四六文），次“口号”（诗），次“勾合曲”（四六文），次“勾小儿队”（四六文），次“队名”（诗二句），次“问小儿”、“小儿致语”，次“勾杂剧”（皆四六文），次“放队”（或诗或四文六）。
若有女弟子队，则勾女弟子队如前。其所歌之词曲与所演之剧，则自伶人定之。少游、补之之《调笑》乃并为之作词。元人杂剧乃以曲代之，曲中楔子、科白、上下场诗，犹是致语、口号、勾队、放队之遗也。此程明善《啸余谱》所以列致语于词曲之间者也。（按：此条原已删去）
91（删34）
自竹垞痛贬《草堂诗余》而推《绝妙好词》，后人群附和之。不知《草堂》虽有亵诨之作，然佳词恒得十之六七。《绝妙好词》则除张、范、辛、刘诸家外，十之八九皆极无聊赖之词。甚矣，人之贵耳贱目也。（按：另有已删之“古人云：“小好小惭，大好大惭’，洵非虚语。”）
92
明顾梧芳刻《尊前集》二卷，自为之引。并云：明嘉禾顾梧芳编次。毛子晋刻《词苑英华》疑为梧芳所辑。朱竹垞跋称：吴下得吴宽手钞本，取顾本勘之，靡有不同，因定为宋初人编辑。《提要》两存其说。按《古今词话》云：“赵崇祚《花间集》载温飞卿《菩萨蛮》甚多，合之吕鹏《尊前集》不下二十阕。”今考顾刻所载飞卿《菩萨蛮》五首，除“咏泪”一首外，皆《花间》所有，知顾刻虽非自编，亦非复吕鹏所编之旧矣。《提要》又云：“张炎《乐府指迷》虽云唐人有《尊前》《花间集》，然《乐府指迷》真出张炎与否，盖未可定。陈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以《花间集》为首，注曰：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而无《尊前集》之名。不应张炎见之而陈振孙不见。”
然《书录解题》“阳春录”条下引高邮崔公度语曰：“《尊前》《花间》往往谬其姓氏。”公度元（按：原误作“公”）祐间人，《宋史》有传。北宋固有，则此书不过直斋未见耳。
又案：黄升《花庵词选》李白《清平乐》下注云：“翰林应制”。又云：“案：唐吕鹏《遏云集》载应制词四首，以后二首无清逸气韵，疑非太白所作”云云。今《尊前集》所载太白《清平乐》有五首，岂《尊前集》一名《遏云集》，而四首五首之不同，乃花庵所见之本略异欤？又，欧阳炯《花间集序》谓：“明皇朝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四首。”则唐末时只有四首，岂末一首为梧芳所羼人，非吕鹏之旧欤？（按：此条原已删去。）
93
《提要》载“《古今词话》六卷，国朝沈雄纂。雄字偶僧，吴江人。是编所述上起于唐，下迄康熙中年。”然维见明嘉靖前白口本《笺注草堂诗余》林外《洞仙歌》下引《古今词话》云：“此词乃近时林外题于吴江垂虹亭。”
（明刻《类编草堂诗余》亦同）案：升庵《词品》云：“林外字岂尘，有《洞仙歌》书于垂虹亭畔。作道装，不告姓名，饮醉而去。人疑为吕洞宾。传入宫中。孝宗笑曰：““云崖洞天无锁”，“锁”与“老”叶韵，则“锁”与音“扫”，乃闽音也。’侦问之，果闽人林外也。”（《齐东野语》所载亦略同。）则《古今词话》宋时固有此书。岂雄窃此书而复益以近代事欤？又，《季沧苇书目》载《古今词话》十卷，而沈雄所纂只六卷，益证其非一书矣。
94（53）
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格必卑于诗，余未敢信。
善乎陈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唐季五代之词独胜，亦由此也。
95（删37）
“君王枉把平陈业，换得雷塘数亩田”，政治家之言也。“长陵亦是闲邱陇，异日谁知与仲多”，诗人之言也。政治家之眼，域于一人一事。诗人之眼，则通古今而观之。词人观物，须用诗人之眼，不可用政治家之眼。故感事、怀古等作，当与寿词同为词家所禁也。
96（删38）
宋人小说多不足信。如《雪舟脞语》谓：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伎严蕊奴。
朱晦庵系治之。及晦庵移去，提刑岳霖行部至台，蕊乞自便。岳问曰：去将安归？蕊赋《卜算子》词云：“住也如何住”云云。案：此词系仲友戚高宣教作，使蕊歌以侑觞者，见朱子《纠唐仲友奏牍》。则《齐东野语》所纪朱、唐公案，恐亦未可信也。
97（删40）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98（删41）
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
然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而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
99（45）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然如韦、柳之视陶公，非徒有上下床之别。
100（46）
东坡、稼轩，词中之狂。白石，词中之狷也。梦窗、玉田、西麓、草窗之词，则乡愿而已。
101（删42）
《蝶恋花》（独倚危楼）一阕，见《六一词》，亦见《乐章集》。余谓：屯田轻薄子，只能道“奶奶兰心蕙性”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等语固非欧公不能道也。
102（删43）
读《会真记》者，恶张生之薄倖而恕其奸非。读《水浒传》者，恕宋江之横暴而责其深险。此人人之所同也。故艳词可作，唯万不可作儇薄语。龚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余辈读耆卿、伯可词，亦有此感。视永叔、希文小词何如耶？
103（删44）
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
104（14）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105（15）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周介存置诸温、韦之下，可谓颠倒黑白矣。“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金荃》、《浣花》能有此种气象耶？
106（16）
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故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人工之词也。（按：“故后主之词，……人工之词也”原已删去。）
107（17）
客观之诗人，不可不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108（18）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
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也。
109
110（30）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树树皆秋色，山山尽落晖。”“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气象皆相似。
111（删39）
《沧浪》《凤兮》二歌，已开楚辞体格。然楚辞之最工者，推屈原、宋玉，而后此王褒、刘向之词不与焉。五古之最工者，实推阮嗣宗、左太冲、郭景纯、陶渊明，而前此曹、刘，后此陈子昂、李太白不与焉。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前此温、韦，后此姜、吴，皆不与焉。（按：此条原已删去）
112（删45）
读《花间》《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台新咏》。读《草堂诗余》，令人回想韦縠《才调集》。读朱竹垞《词综》，张皋文、董子远（按：“子远”原误作“晋卿”）《词选》，令人回想沈德潜《三朝诗别裁集》。
113（删46）
明季国初诸老之论词，大似袁简斋之论诗，其失也纤小而轻薄。竹垞以降之论词者，大似沈归愚，其失也枯槁而庸陋。
114（44）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115（删47）
东坡之旷在神，白石之旷在貌。白石如玉衍口不言阿堵物，而暗中为营三窟之计，此其所以可鄙也。
116（27）
永叔“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东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
117（60）
诗人对自然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
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能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118（25）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
“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119（删48）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文学之事，于此二者不可缺一。
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无内美而但有修能，则白石耳。
120（61）
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同忧乐。
121（删49）
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严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
122
金朗甫作《词选后序》，分词为“淫词”“鄙词”“游词”三种。词之弊尽是矣。五代北宋之词，其失也淫。辛、刘之词，其失也鄙。姜、张之词，其失也游。（按：此条原已删去）
123（62）
“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轗轲长苦辛”，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五代北宋之大词人亦然。非无淫词，然读之者但觉其沈挚动人。非无鄙词，然但觉其精力弥满。可知淫词与鄙词之病，非淫与鄙之为病，而游之为病也。“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恶其游也。
124（52）
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笔写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同时朱、陈、王顾诸家，便有文胜则史之弊。
125（54）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陈套。豪杰之士，亦难于中自出新意，故往往遁而作他体，以发表其思想感情。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今不如古，余不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126（6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平沙。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元人马东篱《天净沙》小令也。寥寥数语，深得唐人绝句妙境。
有元一代词家，皆不能办此也。
◎下卷
○（一）论词语辑录
1
王君静安将刊其所为《人间词》，诒书告余曰：“知我词者莫如子，叙之亦莫如子宜。”余与君处十年矣，比年以来，君颇以词自娱。余虽不能词，然喜读词。每夜漏始下，一灯荧然，玩古人之作，未尝不与君共。君成一阕，易一字，未尝不以讯余。既而睽离，苟有所作，未尝不邮以示余也。然则余于君之词，又乌可以无言乎？夫自南宋以后，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国初诸老，非无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气困于雕琢也。嘉、道以后之词，非不谐美也。然无救于浅薄者，意竭于摹拟也。君之于词，于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于北宋喜永叔、子瞻、少游、美成，于南宋除稼轩、白石外，所嗜盖鲜矣。尤痛诋梦窗、玉田。谓梦窗砌字，玉田垒句。一雕琢，一敷衍。其病不同，而同归于浅薄。六百年来词之不振，实自此始。其持论如此。及读君自所为词，则诚往复幽咽，动摇人心。快而沈，直而能曲。不屑屑于言词之末，而名句间出，殆往往度越前人。至其言近而指远，意决而辞婉，自永叔以后，殆未有工如君者也。君始为词时亦不自意其至此，而卒至此者，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若夫观物之微，托兴之深，则又君诗词之特色。求之古代作者，罕有伦比。呜呼！不胜古人不足以与古人并，君其知之矣。世有疑余言者乎，则何不取古人之词与君词比类而观之也？光绪丙午三月，山阴樊志厚叙。
2
去岁夏，王君静安集其所为词，得六十余阕，名曰《人间词甲稿》，余既叙而行之矣。今冬，复汇所作词为《乙稿》，丐余为之叙。余其敢辞。乃称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者，竟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学。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余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见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文学之工不工，亦视其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自夫人不能观古人之所观而徒学古人之所作，于是始有伪文学。学者便之，相尚以辞，相习以模拟，遂不复知意境之为何物，岂不悲哉！苟持此以观古今人之词，则其得失，可得而言焉。温、韦之精绝，所以不如正中者，意境有深浅也。珠玉所以逊六一，小山所以愧淮海者，意境异也。美成晚出，始以辞采擅长，然终不失为北宋人之词者，有意境也。南宋词人之有意境者，唯一稼轩，然亦若不欲以意境胜。白石之词，气体雅健耳。至于意境，则去北宋人远甚。及梦窗、玉田出，并不求诸气体，而惟文字之是务，于是词之道熄矣。自元迄明，益以不振。至于国朝，而纳兰侍卫以天赋之才，崛起于方兴之族。其所为词悲凉顽艳，独有得于意境之深，可谓豪杰之士奋乎百世之下者矣。同时朱、陈，既非劲敌；后世项、蒋，尤难鼎足。至乾、嘉以降，审乎体格韵律之间者愈微，而意味之溢于字句之表者愈浅。岂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诸意境之失欤？抑观我观物之事自有天在，固难期诸流俗欤？
余与静安，均夙持此论。静安之为词，真能以意境胜。夫古今人词之以意胜者，莫若欧阳公。以境胜者，莫若秦少游。至竟境两浑，则惟太白、后主、正中数人足以当之。静安之词，大抵意深于欧，而境次于秦。至其合作，如《甲稿》《浣溪沙》之“天末同云”、《蝶恋花》之“昨夜梦中”、《乙稿》《蝶恋花》之“百尺朱楼”等阕，皆意境两忘，物我一体。高蹈乎八荒之表，而抗心乎千秋之间。骎骎乎两汉之疆域，广于三代，贞观之政治，隆于武德矣。方之侍卫，岂徒伯仲。此固君所得于天者独深，抑岂非致力于意境之效也。至君词之体裁，亦与五代北宋为近。然君词之所以为五代北宋之词者，以其有意境在。若以其体裁故，而至遽指为五代北宋，此又君之不任受。固当与梦窗、玉田之徒，专事摹拟者，同类而笑之也。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山阴樊志厚叙。
3
先生于诗文无所不工，然尚未尽脱古人蹊径。平生著述，自以乐府为第一。词人甲乙，宋人早有定论。惟张叔夏病其意趣不高远。然北宋人如欧、苏、秦、黄，高则高矣，至精工博大，殊不逮先生。故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而词中老杜，则非先生不可。昔人以耆卿比少陵，犹为未当也。
4
5
山谷云：“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诚哉是言！抑岂独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既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诗人之境界，惟诗人能感之而能写之，故读其诗者，亦高举远慕，有遗世之意。而亦有得有不得，且得之者亦各有深浅焉。若夫悲欢离合、羁旅行役之感，常人皆能感之，而惟诗人能写之。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先生之词，属于第二种为多。故宋时别本之多，他无与匹。又和者三家，注者二家。（强焕本亦有注，见毛跋）自士大夫以至妇人女子，莫不如有清真，而种种无稽之言，亦由此以起。然非入人之深，乌能如是耶？
6
楼忠简谓先生妙解音律。惟王晦叔《碧鸡漫志》谓：“江南某氏者，解音律，时时度曲。周美成与有瓜葛。每得一解，即为制词。故周集中多新声。”
则集中新曲，非尽自度。然顾曲名堂，不能自已，固非不知音者。故先生之词，文字之外，须兼味其音律。惟词中所注宫调，不出教坊十八调之外，则其音非大晟乐府之新声，而为隋唐以来之燕乐，固可知也。今其声虽亡，读其词者，犹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两宋之间，一人而已。
7
伪词最多。强焕本所增强半皆是。如《片玉词》上《青玉案》（良夜灯光簇如豆）一阕，乃改山谷《忆帝京》词为之者，决非先生作。
8
（《云谣集杂曲子》）《天仙子》词，特深峭隐秀，堪与飞卿、端己抗行。
9
（皇甫松词）黄叔旸称其《摘得新》二首为有达观之见。余谓不若《忆江南》二阕，情味深长，在乐天、梦得上也。
10
端已词情深语秀，虽规模不及后主、正中，要在飞卿之上，观昔人颜、谢优劣论可知矣。
11
（毛文锡）词比牛、薛诸人，殊为不及。叶梦得谓：“文锡词以质直为情致，殊不知流于率露。诸人评庸陋词者，必曰：此仿毛文锡之《赞成功》而不及者。”其言是也。
12
（魏承班）词逊于薛昭蕴、牛峤而高于毛文锡，然皆不如王衍。五代词以帝王为最工，岂不以无意于求工欤？
13
（顾）敻词在牛给事、毛司徒间。《浣溪沙》（春色迷人）一阕，亦见《阳春录》。与《河传》《诉衷情》数阕，当为敻最佳之作矣。
14
周密《齐东野语》称其词（按：指毛熙震词）“新警而不为儇薄。”余尤爱其《后庭花》，不独意胜，即以调论，亦有隽上清越之致，视文锡蔑如也。
15
（阎选）词唯《临江仙》第二首有轩翥之意，余尚未足与于作者也。
16
昔沈文悫深赏（张）泌“绿杨花扑一溪烟”为晚唐名句。然其词如“露浓香泛小庭花”较前语似更幽艳也。
17
（孙光宪词）昔黄玉林赏其“一庭花雨湿春愁”为古今佳句。余以为不若“片帆烟际闪孤光”尤有境界也。
18
欧公《蝶恋花》“面旋落花”云云，字字沈响，殊不可及。
19
温飞卿《菩萨蛮》“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少游之“雨余芳草斜阳，杏花零落燕泥香”虽自此脱胎，而实有出蓝之妙。
20
白石尚有骨，玉田则一乞人耳。
21
美成词多作态，故不是大家气象。若同叔、永叔虽不作态，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与人力之别也。
22
周介存谓：“白石以诗法入词，门径浅狭，如孙过庭书，但便后人模仿。”
予谓近人所以崇拜玉田，亦由于此。
23
予于词，五代喜李后主、冯正中而不喜《花间》。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爱嫁轩一人，而最恶梦窗、玉田。介存《词辨》所选词，颇多不当人意，而其论词则多独到之语。始知天下固有具眼人，非予一人之私见也。
24
有明一代，乐府道衰。《写情》《扣舷》，尚有宋元遗响。仁、宣以后，兹事几绝。独文愍以魁硕之才，起而振之。豪壮典丽，与于湖、剑南为近。
25
彊村词，余最赏其《浣溪沙》（独鸟冲波去意闲）二阕，笔力峭拔，非他词可能过之。
26
蕙风听歌诸作，自以《满路花》为最佳。至《题香南雅集图》诸词，殊觉泛泛，无一言道著。
27
惠风词小令似叔原，长调亦在清真、梅溪间，而沈痛过之。彊村虽富丽精工，犹逊其真挚也。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果何为哉！
28
蕙风《洞仙歌》（秋日游某氏园）及《苏武慢》（寒夜闻角）二阕，境似清真，集中他作，不能过之。
○（二）人间词话选
余于七、八年前，偶书词话数十则。今检旧稿，颇有可采者，摘录如下。
1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2
言气格，言神韵，不如言境界。境界，本也。气格、神韵，末也。境界具，而二者随之矣。
3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区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必邻于理想故也。
4
境非独谓景物也，情感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5
“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
6
境界有大小，然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7
《诗·蒹葭》一篇，最得风人深致。晏同叔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意颇近之。但一洒落，一悲壮耳。
8
“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之忧生也。“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似之。“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诗人之忧世也。
“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似之。
9
成就一切事，罔不历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
“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均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10
太白词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堪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11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后主之词，神秀也。词至李后主而境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宋初晏、欧诸公，皆自此出，而花间一派微矣。
12
冯正中词除《鹊踏枝》《菩萨蛮》数十阕最煊赫外，如《醉花间》之“高树鹊衔巢，斜月明寒草”，虽韦苏州之“流萤渡高阁”、孟襄阳之“疏雨滴梧桐”不能过也。
13
“画屏金鹧鸪”，飞卿语也，其词品似之。“弦上黄莺语”，端己语也，其词品亦似之。若正中词品欲于其词求之，则“和泪试严妆”殆近之欤？
14
欧阳公《浣溪沙》词“绿杨楼外出秋千”。晁补之谓：只一“出”字便后人所不能道。余谓此本于正中《上行杯》词“柳外秋千出画墙”，但欧语尤工耳。
15
少游词境最为凄婉。至“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则变而凄厉矣。东坡赏其后二语，犹为皮相。
16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17
读东坡、稼轩词，须观其雅量高致，有伯夷、柳下惠之风。白石虽似蝉蜕尘埃，终不免局促辕下。
18
昭明太子称陶渊明诗“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
王无功称薛收赋“韵趣高奇，词义晦运。嵯峨萧瑟，真不可言。”词中借少此二种气象。前者坡词近之，后者唯白石略得一二耳。
19
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作，其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过江遂绝，抑真有风会存乎其间耶？
20
东坡、稼轩，词中之狂。白石，词中之狷。若梅溪、梦窗、草窗、玉田、西麓、竹山之词，则乡愿而已。
21
问“隔”与“不隔”之别，曰：“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写情如此，方为不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写景如此，方为不隔。词亦如之。如欧阳公《少年游》咏春草云：“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千里万里，三月二月，行色苦愁人”，语语皆在目前，便是不隔；至换头云：“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吟魄与离魂”，使用故事，便不如前半精彩。然欧词前既实写，故至此不能不拓开，若通体如此，则成笑柄。南宋人词，则不免通体皆是“谢家池上”矣。
22
国朝人词，余最爱宋直方《蝶恋花》“新样罗衣浑弃却，犹寻旧日春衫著”，及谭复堂之“连理枝头侬与汝，千花百草从渠许”，以为最得风人之旨。
23
近人词如复堂之深婉，彊村之隐秀，当在吾家半塘翁上。彊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于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梦见。《半塘丁稿》和冯正中《鹊踏枝》十阕，乃《骛翁词》之最精者。“望远愁多休纵目”等阕，郁伊惝恍，令人不能为怀。《定稿》只存六阕，殊为未允。
●名著评点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其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是他脱弃西方理论之拘限，力求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中，所以，从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
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
清朝词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词致力纠正明词末流迂缓淫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不愿迫近北宋词人，不师秦观、黄庭坚，只学张炎，其流蔽在于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于是常州派词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闳约，沉着醇厚，以立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应有寄托，推崇周邦彦而轻薄姜夔、张炎。这的确使词论前进了一大步。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更是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篱，克服两者之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浙派词主清空柔婉，结果导致浮薄纤巧，不真切，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倡不隔，以纠正浙派词的流弊。他强调写真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这确实击中了浙派词的要害。对于常州派，他反对所有词都必须有寄托的说法，认为并不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
指出：“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并引牛峤等词，称为“专作情语而绝妙者”。他认为，伫兴之作，写情语、写景物，只要真切不隔，有境界，便是好词。这种观点有利于纠正常州派词偏于追求寄托的狭隘见解。
王国维论词，指出境界说，又主张要写得真切自然，并且有格调、气象、感情、韵味，无疑突破了浙派词和常州派词的框框，去除了他们的偏弊，论词较为全面；同时，这些观点，对文学创作也有一定贡献。
《人间词话》在词论方面超越了浙派和常州派的范围，而其美学观点，一方面受叔本华的影响，一方面又有所突破。王国维的“无我之境”和“以物观物”直接承继了叔本华的哲学观点。而其“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
这源于叔本华的天才论。但《人间词话》并没有陷入这种境地而不能自拔。
王国维区分了两种境界，与叔本华不同的是，他没有贬低常人的境界，相反还十分看重，认为“故其入于人者至深，而行于世也尤广。”王国维一面推重“主观之诗人，不可多阅世”，一面又推重“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
这与叔本华只强调天才具有赤子之心不一样。此外，叔本华讲天才强调智力，王国维则强调感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
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上，王国维主张：“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这显然透显出朴素的唯物因素和辩证法睿智。
从理论上说，“境界”所要求的正与以形象反映现实的艺术规律相通；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既要有轻视外物之意，又要有重视外物之意，这与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又要高出生活的创作要求相一致。
王国维的“境界”说具体地、明确地揭示出艺术境界内在的特殊矛盾，说明了文艺的本质特征。与前人相比，这是一个新的贡献。文学批评史上，那种只重“言志”、“抒情”的论点，偏执一端；那种只重形象、画面的论点，偏执另一端。清初的王夫之关于“情景互藏”的观点，叶燮关于“形依情，情附形”的观点，虽然已为境界说中的本质论奠定了基础，但毕竟是王国维最明确、最系统地阐述了艺术境界中“景”与“情”的关系，自觉地“探其本”，完成了境界说的本质论。王国维认为，景多无限，情也说不尽，“境界”本质上是“景”和“情”两个元质构成的。但不论是客观的“景”，还是主观的“情”，都是“观”——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情”、“景”这种特殊矛盾的多样化的对立统一，便形成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作品。
王国维根据其文艺观，把多种多样的艺术境界划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王国维比较科学地分析了“景”与“情”的关系和产生的各种现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的问题。“造境”是作者极逞“创意之才”，充分发挥想象力，使万物皆为我驱遣，“以奴仆命风月”，这正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写境”则是作者极逞状物之才，能随物婉转，“能与花鸟共忧乐”，客观的真实受到高度的重视，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王国维还提出，“理想派”与“写实派”常常互相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而用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艺术境界，则不能断然定为“理想派”或“写实派”。在这种境界里，“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自然与理想熔于一炉，“景”与“情”交融成一体。王国维认为，这是上等的艺术境界，只有大诗人才能创造出这种“意与境浑”的境界。王国维还进一步论说文艺创作必有取舍，有主观理想的注入；而虚构或理想，总离不开客观的材料和基本法则。所以，“理想”与“写实”二者的结合有充分的客观根据。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也有其客观可能性。王国维的见解可谓透彻、精辟。“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虽“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比较卓越的艺术见解。
王国维还指出，词中所写的形象（境界）不管是素描式地写出来，还是由作者综合印象创造出来，它们都不是对事物作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描写，而是贯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观点、感情来选择、安排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文学艺术中的形象是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的主观反映。当然，王国维并没有明确和具体地论说这一点。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但是，政治思想的保守使王国维在美学和文学思想上缺乏革命和进取精神，深受叔本华哲学的影响，又使其增添了相当多的唯心主义杂质，而直觉的、鉴赏的、简短的评判式的论述方式则给人以难以把握、无法透彻领悟之感。具体而言，《人间词话》的糟粕或不足之处可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深受尼采、叔本华哲学与美学的影响，世界观方面的严重局限使他无法摆脱唯心主义思想的羁绊，对“境界”作抽象的、脱离历史的阐述和理解。王国维排斥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的血缘关系，把文学艺术的创作和鉴赏，看成是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非理性的主观直觉活动。
第二，宣扬艺术至上，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总从语言形式上着眼，不触及文学艺术的思想内容。把艺术标准看成是评价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最高标准，只讲艺术性，不讲思想性。在《人间词话》中，王国维注意到了作品的思想感情内容，但他又说“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便又不讲究思想内容了。王国维认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优美，是人静观时沉静于对象之形式而忘却利害之念所得到的美；壮美，是人“达观其对象之形式”，本能地超越乎利害之念所得到的美。不仅艺术作品的形象体系是形式之美，而且文艺作品的题材由于其“适于唤起美情故，故亦得视为一种之形式。”而这一切形式之美，还须借助第二种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使原来的形式之美愈增其美。这第二种形式之美，王国维称之为“古雅”，即“形式之美之形式之美”。毫无疑问，这种美学观点完全否定了客观现实生活内容。王国维把这种形式主义美学观直接运用到文艺评论中，把美的内容与形式同文艺的内容与形式搅混起来，弄出许多自相矛盾的结论。
第三，宣扬“人性论”、“天才论”，排斥文学艺术的阶级性和政治倾向性。用抽象的“情性”、“真挚”，来代替文学艺术的阶级内容，抹煞文学艺术的阶级功能、政治功能，这是不科学、不正确的。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在清末产生过很大影响，其“境界说”对我国文艺评论和美学思想都有很大贡献。由于采用词话的形式，论说简短，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而其表述又有一些矛盾之处，所以，历来对《人间词话》的研究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难有一个统一的定论。郭沫若说：“王国维好像还是一个伟大的半成品”，还有待于人们深入研究。
1877年，丁丑，生于光绪三年
12月3日（旧历十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旧宅。初名国桢，后改国维，字静庵（安），又字伯隅，号人间、礼堂、观堂、永观、东海愚公等。海宁王氏乃当地书香世家。
1886年，丙戌，光绪十二年，十岁。
全家迁居城内西南隅周家兜新宅，此处后成为王国维故居纪念馆。少年时代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
1892年，壬辰，光绪十八年，十六岁。
7月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
1893年，癸巳，光绪十九年，十七岁。
3月赴省城杭州应乡试不中，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
中日甲午战起，清军战败，极为震动。始知世有"新学"。
1895年，乙未，光绪二十一年，十九岁。
11月与莫氏成婚。
1897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二十一岁。
9月赴杭州再次参加乡试，不中。从1895年至此，撰成《咏史》诗二十首。1928年始发表于《学衡》第66期，吴宓称之"分咏中国全史，议论新奇正大"。年底，与同乡张英甫等谋创海宁师范学堂，并上呈筹款缘由，未果。
2月，至上海任《时务报》书记。此举为其一生行事之始。26日罗振玉等创办的东文学社开课后，王氏入学学习，受业于藤田丰八等，渐为罗振玉所知。7月因患脚气病，回籍治疗。10月返沪，《时务报》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遭关闭，罗振玉引之入东文学社，负责庶务，免缴学费，半工半读。是年，撰《曲品新传奇品跋》、《杂诗》三首。
1899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二十三岁。
春，东文学社迁至江南制造局前之桂墅里，王氏学监，其与同学关系不洽，旋免职，但薪俸照拿。学社除日文外，始兼授英文及数理化各科。王氏攻读甚勤。从日本教员田冈文集中，始知汗德（即康德）、叔本华，并萌研治西洋哲学之念。是年，河南安阳小屯发现殷商甲骨文。代罗振玉为日人那珂通世所撰、东文学社影印之《支那通史》撰序、为日人桑原隲骘藏《东洋史要》撰序。
1900年，庚子，光绪二十六年，二十四岁。
夏，庚子事变发生，东文学社因之而提前让学生毕业，秋即停办。王氏毕业返里，自习英文。秋，返沪，罗振玉请其译编《农学报》，自谓译才不如沈纮而荐其任之，自己则协助译日本农事指导。秋，罗振玉应张之洞之邀，至武昌任农务局总理兼农校监督，不久，召王国维等同至，任武昌农校日籍教员翻译。年底，由罗氏资助，东渡日本东京物理学校习数理。是年撰《〈欧罗巴通史〉序》，译《势力不灭论》（The Theorg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农事会要》。
1901年，辛丑，光绪二十七年，二十五岁。
春，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夏归国，协助罗振玉编《教育世界》杂志，此后，其哲学及文学方面的撰述常刊载于此。是年，撰《崇正讲舍碑记略》，译《教育学》《算术条目及教授法》。
1902年，壬寅，光绪二十八年，二十六岁。
春，始读社会学、心理学、论理学（即逻辑学）、哲学等书，尤关注人生问题。夏，张謇在通州（今南通市）创办通州师范学堂，欲聘一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教员。经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应其一年之聘。是年译《教育学教科书》。
1903年，癸卯，光绪二十九年，二十七岁。
3月，应聘至通州师范学堂任教，通读叔本华、康德之书。《铁云藏龟》影印刊行。是年撰《哲学辨惑》《论教育之宗旨》《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译《西洋论理学史要》。
1904年，甲辰，光绪三十年，二十八岁。
代罗振玉为《教育世界》主编，进行刊物改革。8月，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自任监督，藤田丰八为总教习，王国维来校任教。仍钻研叔本华思想，并深受其影响。是年撰《孔子之美育主义》、《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后易名为《论性》）、《尼采之教育观》《叔本华之遗传说》《教育偶感二则》《汗德之哲学说》《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红楼梦评论》《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与尼采》《释理》。
1905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二十九岁。
1906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三十岁。
春，随罗振玉进京，暂住罗家。4月，集数年间（1904-1906）所填词61阙成《人间词甲稿》刊行。8月，其父王乃誉病故，奔丧归里，并为之守制。是年撰《教育小言十二则》、《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家之希尔列尔（即席勒）传》、《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原命》、《去毒篇（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列子之学说》、《纪言》、《论普及教育之根本办法（条陈学部）》、《教育小言十则》、《文学小言十七则》、《屈子文学之精神》。
1907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三十一岁。
4月，自海宁返京，住罗家。不久，经罗振玉引荐，得识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禄，甚为其赏识，未几，得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6月发表《三十自序二》，言其由哲学转向文学，并有志于戏曲之研究，这标志着他学术研究的一次转折。7、8月，因其夫人莫氏病亡而归省，事毕即返京。11月，汇集1906年5月至1907年10月间所填词43阙，成《人间词乙稿》。是年撰《教育小言十三则》、《人间嗜好之研究》、《三十自序一、二》、《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教育小言十则》、《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孔子之学说》。
1908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三十二岁。
1、2月间，太夫人病故，奔丧返里。3月，与继室潘夫人完婚。5月，校《片玉词》。4月，携眷北上返京，赁屋于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7月，辑《唐五代二十家词辑》二十卷，对每家词数及其出处，均以按语说明。又辑《南唐二主词》。8月，撰《词录》及《词录序例》，搜集词目，自宋迄元，存佚并录，且作考订。撰《〈词林万选〉跋》。9月，辑《曲录》初稿二卷，为其研究戏曲史提供了材料。10月，译著《辨学》（即逻辑学）一书刊出。11月，在《国粹学报》刊出《人间词话》前21则，提出"境界"说。手录明抄本《录鬼薄》，并作《跋》。作《古代名家画册叙》（1909年刊行时易名为《中国名画集》）。12月，撰《曲品新传奇品跋》。
1909年，己酉，宣统元年，三十三岁。
1月，撰《罗懋登注拜月亭跋》，《国粹学报》第49期刊《人间词话》第23-39则。2月，《国粹学报》第50期刊登《人间词话》第40-64则。1910年，庚戌，宣统二年，三十四岁。
2月，校《录鬼簿》。录《能改斋漫录》记杜安世一则，作《寿域词》补跋。3月，读《元曲选》，并以《雍熙乐府》校之，作《〈元曲选〉跋》。5月，所译《教育心理学》由学部图书编译局排印出版。6月译作《世界图书馆小史》始陆续刊出。9月，作《〈续墨客挥犀〉跋》、《盛明杂剧跋》、《录鬼簿》补跋。将已刊《人间词话》64则进行修订，并加附记（此稿由俞平伯于1925年标点，次年朴社出版。此为此书最早之单行本）。12月，草《清真先生遗事》、《古剧脚色考》。
1911年，辛亥，宣统三年，三十五岁。
1月，为《百川学海》本《晁氏客语》题跋。2月，为罗振玉创办之《国学丛刊》作《序》，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校《梦溪笔谈》、《容斋随笔》，3月，校《酒边集》、《宾退录》，并分别作跋。校《大唐六典》，并作跋。春，撰《隋唐兵符图录附说》，此为其治古器物学之始（1917年又订正之，成《隋虎符跋》、《伪周二虎符跋》）。7月，见唐写本《太公家教》，作跋将近几年所作校书题跋集成《庚辛之间读书记》，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2月，罗振玉、王国维各率全家避居日本，居京都田中村，侨居日本达五年之久。从此，其治学转而专攻经史小学。
1912年，壬子，民国元年，三十六岁。
罗振玉藏书运抵日本，存京都大学，王国维与其一同整理，并与日本学者相过从，专攻古史。春，草《简牍检署考》，夏，作《双溪诗余跋》。9月，撰成《古剧脚色考》，10月，《简牍检署考》撰成定稿。
1913年，癸丑，民国2年，三十七岁。
1月，撰成《宋元戏曲考》，并作序（后易名为《宋元戏曲史》）。春，撰《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5月，集1912年和1913年所作诗成《壬癸集》，着手草《明堂寝庙通考》。作《译本琵琶记序》。8、9月间，撰《释币》（原名《布帛通考》）、《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9月辑《齐鲁封泥集存》，并作序。10、11月间，撰《秦郡考》、《汉郡考》（上、下），又草《两汉魏晋乡亭考》二卷（稿本）。
1914年，甲寅，民国3年，三十八岁。
2月，与罗振玉合撰《流沙坠简》，并为之作序，此为近代关于西北古地理的第一篇著作。4月又作《流沙坠简后序》，又成《补遗》一卷，附于书后。6月，代罗振玉撰《国学丛刊序》（后易名为《雪堂丛刊》）。草《宋代金文著录表》，并作序。7月，读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并作跋。9月，撰《国朝金文著录表》六卷，并作序。10月，为罗振玉校写《历代符牌图录》、《蒿里遗珍》、《四朝钞币图录》。岁末，为罗振玉撰《殷虚书契考释》校写，并作序和后序。是年又作《邸阁考》。
1915年，乙卯，民国4年，三十九岁。
2月，撰《殷虚书契前编》，一、二卷释文，作《洛诰解》。3月，写成《鬼方昆夷〈犭严〉狁考》（初名《古代外族考》）。中旬，携眷返国扫墓，4月13日罗振玉亦归国扫墓，二人会于上海。中旬，经罗振玉介绍与沈曾植相识于上海，多有往还，商磋古音韵之学。下旬，携长子随罗振玉往日本。撰《不期敦盖铭考释》、《三代地理小记》，其下包括《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等数篇。8月，撰成《胡服考》。10月撰《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又撰《古礼器略说》，其总题下分《说俎》、《说盉》等数篇。11月，作《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12月，撰《生霸死霸考》。
1916年，丙辰，民国5年，四十岁。
1月，作《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决定春节后返国，《国学丛刊》停刊。王国维认为其寓居日本期间，乃"成书之多，为一生冠"。2月，携长子回国，至上海，应哈同之聘，主持《学术丛编》。3月，撰成《史籀篇疏证》及序、《流沙坠简考释补证》及序、《周书·顾命考》及序、《国学丛编序》。4月，撰《殷礼征文》、《释史》、《乐诗考略》（含《释乐次》、《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说周颂》、《说商颂》。《汉以后的传周乐考》），草《毛公鼎考释》。5月，作《大元马政记跋》，校《水经注》，《毛公鼎考释》定稿，并作序。下旬，始草《魏石经考》。8月中旬，酝酿作《汉魏博士考》。9月，《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写定。10月，撰《周书·顾命后考》及序，重订《汉魏博士考》成三卷。11月，撰《汉代古文考》、《彊村校词图序》、《元秘书监志跋》、《隋志跋》。12月，草《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
1917年，丁巳，民国6年，四十一岁。
1918年，戊午，民国7年，四十二岁。
1月，校《尚书孔传》、《方言》等。去年底，北京大学蔡元培托马衡与王国维联系，欲聘其往北大任教。经与罗振玉商量，今拒绝之。自本年起，任"仓圣明智大?quot;经学教授，并撰《经学概论讲义》。2月，校《净土三部经音义》。3月以大徐《说文》音校《唐韵》反切，乃拟重订《唐韵校记》，4月校《一切经音义》，并作跋。6月，校陈辑本《苍颉篇》，抄毕并校定《唐写本唐韵残卷校记》，并附录《唐韵佚文》，作《匈奴相邦印跋》。7月，为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作序。再次辞谢北京大学邀任教授之聘。9月，作《释环玦》《释珏释朋》《释礼》《重辑苍颉篇》及自序、《释由》。是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欲延其赴校任教，为其婉辞。10月，撰《校松江本急就篇》及序。11月草《随庵吉金图序》。12月，改定前所撰《唐韵别考》《音学余说》，合为《续声韵考》，以补戴氏《声韵考》。
1919年，己未，民国8年，四十三岁。
1月，撰《书郭注方言后》（一、二、三）、《书尔雅郭注后》。2月，撰成《书契后编》上卷释文、《齐侯二壶跋》。3月，校阅《徐俟斋先生年谱》，作《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4月，罗振玉携眷归国，与王国维会于上海。伯希和在上海与罗、王会见，商谈学术。校《一切经音义》，并作跋。7月，作《唐写本老子化胡经残卷跋》《音学五书跋》。8月，作《九姓回鹘可汗碑跋》《重校定和林金石录》《九姓回鹘可汗碑图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敦煌石室碎金跋尾》（含《唐写本残职官书跋》）等十数篇跋，均为日人狩野直喜寄来其游欧时所录英国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残卷而作。9月，撰《西胡考》（上、下）及《续考》《西域井渠考》《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于阗公主供养地藏王菩萨画像跋》等。10月，为乌程蒋汝藻编撰其藏书志。是秋，因脚气病发作，赴天津罗振玉处养病，11月初始返沪，并接受《浙江通志》聘约，与张尔田共同负责寓贤、掌故、杂记、仙释、封爵五门的撰述，并似作《宋元浙本考》。作《高昌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跋》《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重辑仓颉篇自序》。
1920年，庚申，民国9年，四十四岁。
本年继续为蒋氏编藏书志，并校阅多种古籍，并作《天宝韵英陈廷坚韵英张戬考声切韵玄武之韵铨分部考》《周玉刀考》《顾刻广韵跋》《某君像赞》《徐母太囗人像赞》《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残宋本三国志跋》《魏曹望憘造象跋》《影宋本孟子音义跋》《日本宽永本〈孔子家语〉跋》。
1921年，辛酉，民国10年，四十五岁。
年初，马衡受北京大学委托，再次来书邀王国维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为其所拒。继续为蒋编藏书。春，作《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二）。5月，将数年间所写经史论文，删繁挹华，集成《观堂集林》二十卷，由乌程蒋氏出资刊行。9月，去年撰述之《西胡考》刊出，12月，撰《唐写本切韵残卷跋》。
年初，王国维允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以"无事而食，深所不安"，未受酬金。1月，作《宋刊后汉书郡国志残叶跋》《兮甲盘跋》《汉南吕编磬跋》等。2月，北京大学马衡集资影印王国维于上年所辑之《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3月，撰《两淅古刊本考》及序，并校《水经注》。5月，顾颉刚来访，后多有书信往还问业。8月，草成《五代两宋监本考》，为乌程蒋氏撰《传书堂记》。致书马衡，询以研究科章程、研究生人数、研究项目等事。为罗振玉撰《库书楼记》。12月，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拟就《研究发题》寄沈兼士。不久，又致书马衡，建议大学开设"满蒙藏文讲座"并建议遣送有史学根基者出国深造。致书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何之兼等同学，条陈所询事宜，是年校阅《蒙古秘史》、《龙龛手鉴》。
1923年，癸亥，民国12年，四十七岁。
2月，为南陵徐氏所藏古器拓本作跋数则，如《刺鼎跋》《父乙卣跋》等，撰《肃忠亲王神道碑》。寒假，仓圣明智大学解散，王国维所任《学术丛刊》编辑及该校教授至此结束。2月下旬一度返海宁故里。作《商鞅量跋》《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秦公敦跋》。4月16日，受命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为乌程蒋氏编藏书志基本结束，历时近四载，编成经、史、子三部，集部至元末，明则为草稿。5月离沪取海道北上入京，6月1日，觐见溥仪。7月初，撰《殷虚书契考释序》，同时，始校《淮南鸿烈》，历时三月余。7月，作《梁伯戈跋》《颂壶跋》《唐贤力宓伽公主墓志跋》，校《抱朴子》。始草《魏石经续考》。夏曾至天津罗振玉处消夏。11月，受溥仪命，清理景阳宫等处藏书，作《肃霜涤汤说》、《明钞本北磵集跋》。12月初，《观堂集林》二十卷样本印成，文二百篇，诗67首。
1924年，甲子，民国13年，四十八岁。
3月，法人伯希和寄来《秦妇吟》全卷影印本，取与另本相校，作《唐写本韦庄秦妇吟又跋》，撰《论政学疏》，作《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4月，与蒋汝藻书，言及北京大学友人欲请其出任国学门研究室主任，而自己不愿就任。5月，撰成《明内阁藏书目录跋》、《散氏盘考释》及跋。6月，作《金文编序》、《吴王夫差监跋》。9月，罗振玉入直南斋，至京，住王国维家，后又与罗氏共检理内府藏书。近年，与胡适往还书信，商讨学问。11月，冯玉祥部"逼宫"，命溥仪迁出紫禁城。王国维随驾前后，并因此而写下“艰难困辱，仅而不死"之言。
1925年，乙丑，民国14年，四十九岁。
2月，清华委任吴宓筹办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在请示溥仪后就任。此后治学转入西北地理及元史。9月14日，国学研究院普通演讲正式开始，王国维讲《古史新证》。10月15日，加授《尚书》课程。是月，草《鞑靼考》及年表，《元朝秘史地名索引》。11月，撰《蒙文元朝秘史跋》。
1926年，丙寅，民国15年，五十岁。
2月，撰《黑鞑事跋》，校阅《亲征录》。21日，赴天津，为溥仪祝寿。4月，撰《圣武亲征录校注序》，26日，清华批准印其丛书，即《蒙古史料四种校注》，发表《耶律文正年谱余记》、《黑鞑事略序》。5月，写定《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及序，刊出《圣武亲征录校序》。6月发表《鞑靼考》、《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序》。7月26日，为燕京大学校讲演《中国历代之尺度》。9月上旬，研究院新学年开学，王国维每周讲演《仪礼》2小时，《说文》1小时；指导研究学科范围为：（1）经学（含《书》、《礼》、《诗》）；（2）小学（含训诂、古文字学、古音韵学）；（3）上古史；（4）金石学；（5）中国文学。10月，因其长子病逝，与罗振玉发生误会。撰成《桐乡徐氏印谱序》。11月下旬，为北京大学历史学会讲演《宋代之金石学》。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6月3日，入殓，停灵于成府街之刚秉庙，7日，罗振玉来京为其经营丧事，16日举办悼祭。8月14日，安丧于清华园东二里许西柳村七间房之原。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铭云：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失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是年，编成《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四集，1940年由赵万里、王国华合编之《王静安先生遗书》刊行，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此刊本影印，名为《王国维遗书》，1984年中华书局始出版《王国维全集》，但仅出《书信》一册。在台湾，1976年大通书局影行《王国维先生全集》，为目前收罗最为完备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