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被遗忘或被删节的

杨匡满

　　偶尔翻开27年前的日记，居然发现27年前我和季羡林先生两人之间的一次长谈的记录。于是回忆之闸訇然打开。

　　那是1983年的4月下旬。那时我在《当代》杂志，主要分管报告文学、散文和诗歌的初审或复审，同时经常应一些文学报刊之约写些文章。《人民文学》编辑部约我去采访季羡林，写成散文还是报告文学由我定。他们为我开了给北大党委的介绍信，我向《当代》请了假，事情就定下来了。巧的是北大党委办公室接待我的刘文兰正是我在校时的团委书记，原本就熟识，于是很快让我和季先生本人以及他的助手接上了头。我被安排住在当时的留学生宿舍勺园，离季先生办公的外文楼很近；就是走到季先生住的朗润园也不过十几二十分钟。

　　我的采访就进行得很顺利。季先生的工作很忙，我不能打乱他已定的工作日程。我就多次沿着季先生从朗润园的家步行到外文楼的小道走啊走，也算是找找灵感吧，况且这是个很好的季节。我先后采访了他的助手，他的老伴和婶婶。仅去季先生家就不下三次。应该还采访过别的人，时间久远竟记不全了。

　　我在勺园住了整整一周。感觉心里大体有数了，就告辞了。《当代》还有工作不能耽误。这年夏天我在当编辑之余写完了《为了下一个早晨》，写得比较抒情，也就六七千字，算散文或人物特写都可以，给《人民文学》交了差。哪知编辑以莫名其妙的理由给毙了。我出于无奈，也是壮着胆子改投了《人民日报》。当时《人民日报》发行量达数百万，影响自然超过《人民文学》。我也没有想到《人民日报》于次年2月22日以副刊大半个版的篇幅发出，标明“报告文学”。  

　　于今重读旧作，发觉当年我那篇《为了下一个早晨》更多还是着笔在季先生战火中负笈德国10年的种种艰难，在北大任教任职时的朴素、勤奋、谦和，当然也概括提到了他科学上的主要贡献。然而我有一个重要疏漏，这就是季先生对那些年暴露出来的教育体制方面的毛病已经有所察觉有所诟病，我的文章却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提及。

　　日记记载我与季先生唯一一次长谈是1983年4月25日。地点就是在季先生家他的那间仅20平方米、四周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架，而人的活动空间不足4平方米的书房。

　　季先生是这样说的——

　　“我从1946年起当东语系主任，说我是杂家，就是什么都沾点边，什么都不深入，念书的时间少。我相信鲁迅的话，时间像海绵，你挤，就能出水。外边总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会，你是系主任，副校长嘛。我提了好几次了，想摆脱。外边有多少会跟我有关？我没统计。年轻人上得太少，这是旧习惯势力。去年在西安参观汉武帝茂陵，旁边有卫青、霍去病的墓。霍大将军18岁打仗，23岁去世。

　　“我们当教授时岁数不大。现在年轻人比我们强，知识面，吸收知识的工具，广播、电视等等。这两年我带研究生，我要吹毛求疵：外语在行，汉语不行。北大教公共英语的教员最紧张。但是确有人才，其中有的大学未上，有的大学二年级，表现在论文上真有水平，后生可畏。比有些中年教员甚至教授都高。这样‘左’的情况，‘文革’前就有，留校的质量不高，业务尖子不足十之二三。

　　“一辈子跟二十来岁人打交道，到头来不了解现在二十来岁人。这就是代沟。有些事应该在中学就解决，比如外语、汉语、历史。我第一次去印度是1950年，华侨高兴，印度人对我们另眼相看；第二次1955年去印度，那时经过了抗美援朝，华侨说，真正看得起中国人是从这时开始。半殖民地知识分子就得有骨气，饿死也不低三下四。现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无从讲起。清华开了近代史课，北航开了唐诗宋词课，起的作用出人意料。学生说，我们不知道祖国有这么伟大的作家作品。谁也没想到会起这作用。

　　“说到比较文学，只讲欧美的？欧洲讲以欧洲为中心，我们不能。印度古代文化就超过希腊。

　　“我在清华学西洋文学，后去德国搞梵文。1945年，有人约我去英国剑桥大学。从生活、念书，当然去英国好。我有思想斗争，回绝了。我说，先回去看看，去国11年，不能再离开了。不能搞古典语言就搞别的，有多少书多少材料就写什么翻什么。语言历史都搞，德国小说印度作品都翻过。我不是天生杂家，是逼的。现在跟什么学会，语言历史文学都有关系。

　　“三中全会是里程碑，于我个人也是。过去跟外国断绝了关系，本来是同行，可以寄赠作品材料的。1978年后我去了日本、西德，跟以前的老师同学见了面，32年后又跟国外同行接上了关系。但资料还是不行，有钱也买不到。1978年通过北大北图订某本书，至今渺无音讯。

　　“我写文章，起了头放下的不知有多少。写一个题目，就应把与此有关的前人的文章都看。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上欧洲，什么书都买下来。搞印度文学、新疆少数民族语言也得有此魄力。搞我这一行，能把资料买全，20世纪是没指望了。我是靠人送一点，自己买一点对付着。我像走钢丝，写着写着，没书了，放下，不然出笑话；以后碰到了书，接着往下写。因为对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人家会说：中国就这水平？……”

　　季先生的这一段谈话在我那次采访笔记中占了一多半的篇幅，然而我发表出来的那篇文章竟没有引用它们，只是就器重年轻人的问题提了一句。如是当年篇幅所限，则可以理解。如是当年观念还比较守旧，如今早该是公布它们的时候了。那么，是我当时根本没有写到，还是被编辑删节了？似乎已找不到答案了。于今重读笔记本上季先生的这一段谈话，觉得仍然有现实意义。我不禁有些羞愧之感，觉得对人隐瞒了什么，对不起读者。

　　我们常常犯这样的错误：对别人的谈话，尤其对大师或领导的谈话，断章取义，为我所用，而不是全面地准确地去引用，不是尽可能一字不落地、原原本本地向读者转达，这其实是一种更不好的风气。

　　曾经开过一次一位部队作家的作品讨论会，他的两篇写陈独秀墓前感念和张灵甫抗日的短文，引出了一个还原历史的话题。迄今为止我们通常见到的写陈、张历史的文字，都有重大的偏颇、疏漏，或故意地隐瞒、删节，因而都失之片面。前者常常忽略了陈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党上的贡献，也忽略了陈是因为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见才导致被开除党籍的事实；后者则常常被删节了作为抗日名将的前半生。历史需要我们拉开距离才得以看得更加完整更加清晰。如今这距离早已拉开了，我们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勇气的。

　　这话有点扯远了。因为我那篇《为了下一个早晨》毕竟没有伤筋动骨，仅仅是一点点遗忘或删节而已，还未必是故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