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鸟的幻想和仙的灵动

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中，鸟，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鸟不仅能够入地、还能够上天。在高耸入云的大山之巅，人们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能到达，但鸟只要一眨眼的功夫就能实现。望着七色彩云间那些以优雅的身姿、自由自在、展翅飞翔的美丽精灵们，我们的古人歆羡不已，同时，也就产生了无限的暇想：认为鸟通灵性，是仙人赋予它神奇的飞行本领，是神仙派来巡视人间的天使，能将人间发生的一切事情通报仙界。从而诱发了“蜀人重仙”的思想文化特征。从考古发现看，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器物也可以佐证“蜀人重仙”的文化特征：诡异的金、铜人面像、青铜立人像都是仙；鸟首人身像、人面鸟羽像以及众多凤鸟，这都是仙的使者。这大概也是羽人飞仙思想的最早溯源。人们耳熟能详的蜀人仙化思想的代表是司马相如，一篇《大人赋》就让汉武帝飘飘欲仙。而事实上，早在汉朝以前的数千年里，蜀人就创造出了无数的神话故事，影响了当时及以后无数的平民百姓和骚人墨客。由此，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为古蜀文明文化想像力、创造力奠定了基础。在整个蜀文化的思维中形成多浪漫、多幻想、多奇特的传统。这种浪漫性、幻化性的思维特征，从三星堆遗址的青铜神树、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到本人所拥有的青铜镜；到汉司马相如，到陈子昂、李白、雪涛、苏轼、杨升庵、直到郭沫若等巴蜀浪漫文人，一直被传承着。

东汉顺帝（126—144）时期，沛国丰邑人张陵不远万里到四川鹤鸣山创建“五斗米教”，这不是一个偶然的选择，说明这里有适合道教生存和发展的深厚土壤。道教最基本的信仰就是“道”，一切教理教义都由此演化产生。但道教经书中对于“道”的解释很多，或指神灵、或指仙术、或指理念，但归根结底指的是“灵而有性”的“神异之物”即神灵。道教认为“道”化为三种气，再化为三位至高无上的神：即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三位天尊合称三清，住在三清境中。

无独有偶，我们再看一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这是古代蜀人心目中一棵具有高度抽象特征的通天神树（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表意文字）。青铜神树分为三层，每层树枝上栖息3只神鸟一共栖息着九只神鸟。有学者研究认为，古蜀人认为：宇宙一共有天、地、水三层，每一层都由日、月、星三种神灵主宰着这里的一切，三层青铜神树分别代表天、地、水这三种自然现象，每层青铜神树枝上栖息的3只神鸟都是日、月、星三种神灵的信使，即天使。

再看一看本人收藏的青铜镜的图形：第一层是日、星、月和云气纹，意为天境。第二层是三只神鸟（神鸟的形体与三星堆神鸟有一定区别，显得更原始、更古朴），其中一只口含绶带飞向太阳，另外两只口含绶带欲飞未飞（三只鸟口中所含的绶带是有区别的，正向太阳飞翔的神鸟口中所含的绶带最为华丽，说明太阳是诸神之主）。镜钮作成釜形，内有三股水气升腾，意为水境。第三层为三株栖息神鸟的神花（这一图案在三星堆没有发现，经请教老君山张道长，道长说：草是道教的神草，叫稠稉草。道书上记载：中华始祖黄帝就是吃了这种神草，在老君山羽化升天的），意为地境。

   这里我们还应提到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是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有着同样丰富内涵的珍贵器物。这件有短柄的青铜有领璧形器，整体为圆形，中央是圆孔，圆孔周围有凸起的高领，器上的扁平矩形短柄由于较短不能握手，可能起插件的作用，应是插在基座上或连接某件器物的榫头。令人注目的是在该器宽平的边轮两面，均铸刻有相同的飞鸟图案。其图像纹饰以边轮外廓的两圈旋纹为边栏，围绕着璧形器的圆孔布列着三只首尾相接、展翅飞翔的神鸟。采用阴线刻画的三只神鸟，手法简练，线条流畅，想像生动，栩栩如生。形态上，三只神鸟颈向前、鸟腿后伸，作腾空飞翔之状。同时还细致地刻画了飞鸟的钩喙圆眼、华丽的长冠和飘逸的羽毛。这件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在图像纹饰所表达的象征含义上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古蜀时代昌盛的太阳神话传说和太阳崇拜观念的产物，同样是三只神鸟一组，如此的巧合只有同样的文化基因传承才会产生。

我们再看看道教 “三天尊”、“一气化三清”、“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如此等等，这难道又是一种巧合吗? 蜀人重仙，道教重仙，这应该是一种明显的文化传承关系。只不过道教对远古蜀人的仙进行了改造和再加工，使之更具有人性化，更符合道教的理性和教规教义。鸟的幻想最终变成了仙的灵动，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心怀美好愿望而虔诚的信徒，对中国文化、经济、政治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地理衍变史来看，四川盆地上古时候就是一个巨大的堰塞湖，后来被青藏高原山脉冲下的泥石填平形成河沼。所以，水患是古蜀国最大的困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遍地坭沼、河流、小溪；森林藤蔓遮天蔽日；雨雾经年不散；就是古蜀国的真实写照。直到现在，四川雅安市区多年平均还有218个雨日，年积雨量最少年1204.2毫米、最多年2367.3毫米、多年平均1732毫米。局部地区年降雨量可达4000毫米以上。年日照率仅为23%。年平均湿度为79%。蒸发量多年累计年平均为838.8毫米，绝大多数月份蒸发量小于降水量。由此我们可以想见，远古时蜀地气候之恶劣。古蜀人之所以那样期盼太阳、敬畏河神、连天上的云彩也属于祭祀之列，这与蜀地特殊的地理气候有极大关联。

都江堰每年的“清明”放水节吸引了全世界各地的旅游观光客的光临。据《史记·封禅书》及《汉书·郊祀志》记载：秦统一天下后，为了体现国家大一统的格局，从精神文化上达到高度统一，命令负责国家祭祀礼仪的官员，把全国各地著名的有代表性的名山大川，进行统计并按等级排列为序，制定统一的祭祀级别。全国46郡，列入国家级祭祀“太牢”。享用“太牢”的，全国有18处，四川就占了两处：“渎山，蜀之汶山；江水，祠蜀。”“江”在古代专指长江，“江水”在这里就是专指岷江。因此，在秦汉时期，春秋两季，要在岷江边以“太牢”的“三牲”之礼，祭祀岷江。而这一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岷江水害、祈求五谷丰登。

而事实上，四川上古时期就产生了岷江有江神为怪的传说和江神帮助大禹治水的传说。由于古人认识的局限性，往往把自然现象用神话和巫术的形式予以解释和对待，于是，祭祀水神连带诸神共祀的活动就成为上古蜀人每年必须进行的一项重要而隆重的活动。延续2000多年的清明放水节(古代又称“开水节”)，就源于4000多年前的诸神共祀活动和2000多年前对江水的祭祀。据1974年在都江堰渠首出土的李冰石刻像的铭文考证，至少在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都江堰市民间就改祭祀江神和江水为祭祀李冰。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当时祭祀水神必须“遂从水上立祀三所，祭用三牲，珪璧沉濆。”三所，三种不同的祭台；三牲，牛、羊、猪；濆，水边。据宋《独醒记》载：“崇德庙祀李冰父子……祠祀之盛，每岁用羊四万余头，凡买羊以祭，偶产羊羔者，亦不敢留。”范成大在《离堆行》一诗中描绘：“刲羊五万作大社，春秋伐鼓苍烟根”。《灌县乡土志》记载：“唐宋时蜀民以羊祀李王，庙前江际皆屠宰之家。”。

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考古的种种迹象来看，古蜀人的祭祀场面也是非常隆重，可以说举倾国倾城之力来搞这项活动。因此，有的学者就认为，三星堆和金沙时期国力衰败就衰败在过度崇尚祭祀上。

三星堆马牧河U型弯道南边有三个高大的土堆，有专家说是城门坍塌后留下的遗址（后被烧砖取土所毁），但据当地村民描述：土堆比当地慈竹还高。这样计算下来土堆残高应该有十一、二米，以年平均水土流失0.5cm计算，3000多年至少减少15M，15十12=27M，这样高大的土堆会是城门坍塌的吗？奇怪的是周围数百米范围却没有发现城墙的影子。三星堆西城墙状如“小”字，紧邻马牧河U型弯道以北、宽大的鸭子河以南，中央土台残高仍然有8M左右，占地1000余平方米，状如一轮新月，有学者认为是水门。我认为这两处三个高大的土台都是三个高大的祭祀台的遗存，只不过祭祀不同的神灵亦或不同的季节祭祀相同的神灵而已；亦或是不同的时期修建和使用的祭台。

马丘比丘城堡数百年来一直沉寂在秘鲁一座深山之中，一直到１９１１年才为外界所知。这座城堡属于印第安人的祭师，还有那些守护着太阳神的处女。而这些祭师和处女的祭祀仪式，就是在城堡和城墙上进行。在马丘比丘城堡出土的１７３具骸骨中，其中１５０具是女性，这一切都与三星堆有很多相似处，或者，在三星堆古国，城墙本来就是一个神圣的祭祀台。
   1929年春天，家住月亮湾U型弯道不远的农民燕道诚父子，在自己的房屋旁边用龙骨水车车水灌田，意外发现一坑玉石器，包括:玉琮、玉圭、玉珠、玉壁、玉斧等400多件，从形制上看这些都是礼器，但奇怪的是不同的礼器却埋在同一个坑里、而且井然有序。根据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长达54.4厘米的石边璋上图文信息研究以及本人收藏图文记事镜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古蜀人早期祭祀应该不是一次祭祀一个单一的目标，很可能日、月、星、天、地、水诸神共祀。只是时光流逝到了秦朝，国家对水利建设更加重视，国家对水利建设的有功之臣更加袌奖，才将诸神共祀仪式衍变成了祭祀江水，然后再衍变成了祭祀李冰。宋代以后，改祭李冰为祭李冰父子。

（三）、绶带与华夏文明起源

本人所持青铜镜上三只神鸟口衔绶带的情景令许多人迷惑：大量出现在唐、宋铜镜上的图案怎么会出现在3000多年以前的青铜镜上呢？

其实，中国传统的绶带是由结子及流苏两部分组成。结子，始于上古先民的结绳记事；流苏，文字最早见于《周礼·夏官·弁师》有关天子、诸侯、诸臣、诸公、侯伯等冕旒等级规制的记载。   古时候，流苏是一种下垂的以五彩羽毛、丝线或羊、狐狸尾巴等制成的穗子,常用于帷帐、旗帜、车、马、服装、妇女的金、银头饰、帽饰等作装饰。流苏的长短和色泽以及结子的用材都有讲究，且有道理：皇家看重金黄、“道家崇玄色，释门尚姜黄，才子香红佳人绿 ”。

宋代以前，再古老的镜子都有钮，钮干什么？除了具有悬挂的实用性外，最主要是便于系装饰物。时代越古老铜镜越金贵。汉及以前，拥有铜镜的人一定不会是普通百姓。因此，装饰镜子的首选就是美丽的绶带。可以这样认为：绶带的出现要远远早于铜镜的出现。只是因为绶带是丝、毛、皮革等纤维物质制成，不易保存，所以，今人才没有见过古代的实物。但是，绶带注定与铜镜有不解之缘。唐以前，凳子没有普及，包括皇室贵胄都习惯席地而坐，书桌、梳妆台也还没有发明，青铜镜再贵重也只能悬挂在柱子或墙上，因此需要绶带作装饰。唐以后，凳子、书桌、梳妆台大量使用，铜镜也配上了美观的架子放在梳妆台上，这时，长长的绶带就有些碍事。但传统的东西往往是人们最留恋的东西，于是绶带就成了镜背面美丽的花纹图案。再加之绶带具有象征礼仪与规制、华丽与富贵、崇高与威严、吉祥如意等多重含义，所以，更受到人们的推崇与青睐。

说到这里，有人就会认为本人的镜子一定会是假的，因为唐朝才有绶带纹图案出现在镜面上，3000多年以前怎么会出现呢？我们说事物的出现有他的必然性，但绝不能排除它的偶然性。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饰如此之精美，如此的具有现代装饰韵味，就像一张极度夸张的现代纸剪，要不是出自考古现场，谁不会说她是现代工艺品呢？太阳神鸟金箔饰也好、本人收藏的青铜镜也好，所出现的图案与唐、宋时期所出现的图案有本质不同的用意。前者是出于敬天礼地，是一种记事图文、是一个部族的徽记、是一种原始的文字符号；后者是一种纯粹的装饰性图案。但后者是前者的文化传承。

全世界的中国人都称自己是华人，是华夏的子孙。但华夏的起源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使华夏文化在长达550年的战乱后再遭浩劫。因此，注重史料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始把黄帝作为中华之祖，结果华夏、中华的“华”字反而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

章太炎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以夏为族名，以华为国名。夏从夏水而得名，华从华山而产生。即通常所说的“华夏族定居在华山之周，夏水之旁，故而得名”。而在甲骨卜辞中，“华”是仅次于“河”（黄河）的最重要的神，指陕西关中地区的华岳。传说中的黄帝和周族都在这一带活动，所以华山成为早期华夏文化的象征。

维吾尔族史学家翦伯赞认为：华夏实为历史上“夏族”的一个分支。历史上的夏族曾活跃于今天的甘肃、河南、山西一带，后因自然环境的变迁，夏族也不断地四处迁徙。其东迁中原部分的，后来称为东夏，又称华夏；其西移甘肃的，称为西夏，又称蛮夏；其始终生活在原地区的，后来称为大夏。东夏者，所以区别于西夏；华夏者，所以区别于蛮夏；而大夏者，又是用来区别于东夏与西夏的称号，是夏族的美称，也是夏族的总称。

范文澜则认为：华夏这个名称，最基本的涵义还在于文化。文化高的地区即周礼地区称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称为华，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而对文化低、不遵守周礼的人或族，按其方位称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秦汉时期，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十分频繁。随着“中国”范围的扩大，华夏文化也随着发展扩大，凡是接受华夏文化的各族，大体上都纳入了华夏族的范畴。华夏，遂成为中华民族的称号。

蒙文通先生考证：在原始社会末期，祖国境内存在着三大部落联盟：中原的河洛部落集团；东方夷人部落集团以及南方的江汉部落集团，这三部分是构成华夏民族的主要力量。华夏族的形成过程是这三大集团不断渗透、融合的过程。

……

从文字学的发展演变史来考证，“华”与“花”具有通假关系。文字早期，“华”与“花”字同义同。繁体写作“華”。

中华民族之名称，是和远古的华胥氏有渊源关系的。华胥氏爱花，把花作为部落图腾。有学者推断为玫瑰花，有学者断定为莲花、瓠瓜花，还有学者认为是“莱”，即野生麦。但不管怎么推断，大家都普遍认为，遥远的古代有一个爱花的以花为图腾的氏族，这个氏族就是华胥氏族。华胥氏因爱花而得名，其后裔便以“华人”、“华夏”相称。

    记载华胥氏的古籍和传说甚多，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羲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诗纬•含神雾》说：“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潜夫论•五德志》称：“大人迹生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纬》卷十一载：“燧人之世,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河图握矩起》载：“燧人之世，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生伏羲。”《孝经•钩命诀》也说：“华胥履迹，怪生皇牺。”王嘉《拾遗记》云：“春皇者，庖栖之别号。所都之国，有华胥之洲。神母其上，有青虹绕神母，久而方灭，即觉有娠，历十二年而生庖牺。”……《庄子·怯箧》载：“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粟陆氏、骊蓄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戏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赫胥氏即华胥氏。说明华胥氏族处于氏族公社时期，而母系氏族公社要早于父系氏族公社。从记载看华胥氏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其为母系氏族公社应当无疑。

三星堆和金沙遗址都发现有青铜器铸造的“花”。 20世纪中叶，在四川嘉陵江流域，出土的巴人的錞于上刻有船型图语，前面的“神花”即与甲骨文的花 字相似，从图上可以看出：船头载着“神花”图腾；船尾装上“金乌”图腾，“神花”下面是“中”字，合起来有“中华”之意。

有学者认为华胥氏是从四川阆中北迁入陕西蓝田的。我的认识恰恰相反，我认为恰恰是从陕西蓝田南迁入四川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蓝田人向北与北京人融合；向东南与巫山人融合；向西南与元谋人融合，最终形成了华夏各民族以及周边各国的许多古老民族。这正所谓：现今的中国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大家庭。各民族古老的基因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

四川与中原大地一样，是各民族融合的大通道，因而，形成了绚丽的古代巴蜀文化，在形成独特地域文化的同时，较多保留了远古中原文化的基因。从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出土实物看，四川保留了较长时期的母系氏族公社制度，因而，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上看到了较多的鲜花崇拜和女性行象。

《山海经·山中次九经》中称之曰：岷山“又东三百里，曰高梁之山。其上多垩，其下多砥砺。其木多桃枝钩端，有草焉状如葵而赤华，葵实、白柎。可以走马。” “如葵而赤华”的“草”就是这枝“神花”

华胥氏是较早的有文化的人类，崇拜太阳、火等“自然灵”。 “如葵而赤华”的草形状像太阳，也可能还顺着太阳光旋转，因而，他们觉得此花通神灵，视为神草，为祥瑞之物；再加上妇女本性爱美丽、爱花（青铜镜可能也是她们发明的），于是，逐渐演变为她们的氏族图腾。鲜花毕仅有生命，不能四季常在，美丽的绶带就逐渐代替了鲜花，并最终演变成了中国结，成了中国数千年古老文化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