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2011005期封面及目录

　　餐桌自救行动 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餐桌？

　　不管是“自供运动”，还是发展到高级层次的IP模式或者FOP标签，都需要通过消费者增加开销来获得“放心食品”。从社会成本来说，这是不必要的浪费。

　　凌晨3点，广西柳州郊区农户吴伯，已经起床准备做他的土法腐竹了。算好这天有大太阳，晾晚了错过日出可不行。年底最后一批腐竹，城里人要用来做年夜饭，更不能马虎。

　　上午10点，住在北京退休社区的刘建华，盘点着今年自己在楼盘租来的菜地里的开支，一年租地300元，肥料100元左右，种子工具50元左右，加起来成本大概是500元。而他所收获的菜，加起来至少也值1000元，感到挺满足。

　　下午3点。因为是周五，“有机生活主妇团购”的发起人之一刘宇璟都会很忙，在北京回龙观小区内的一间小房子里，她们几个组织者一起把农场送来的新鲜蔬菜、鸡蛋、牛奶、肉类等按照订单分门别类，下午3点以后就陆续有上百个妈妈过来取菜。

　　下午5点。珠三角地区某五金厂员工梁初元循例在下班前浏览了一下单位内部网的公告，看看单位特供农场有没有送菜过来卖，趁过年前多买些新鲜菜，存着也好。

　　晚7点。广州人盛旭拎着油盐酱醋外加方便面巧克力等食品乘坐广九直通车回到家，这已经是他当月第二次去香港了。从2007年开始，盛旭几乎每隔两周就会去一次香港，买吃的、买药、买日用品。

　　为了吃上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健康放心的食品，这拨儿想生活得更好的城市中坚阶层早就动了起来。他们有的单打独斗，自己种菜养鸡自给自足；有的拉帮结盟，跟放心农场或农户结对搞特供专卖。

　　当食品安全问题一时无法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得以解决的时候，这种自下而起的餐桌自救行动虽然有“增加个人开销浪费社会资源”之虑，但总算是应对每况愈下的食品安全状况的一股正面力量。

　　而且，台湾的经验也让我们生出希望：一旦食品安全事件越过民众的心理底线，这种从社会中坚阶层掀起的自救行动，很有可能催生出非营利性质的监督机制出现。

　　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餐桌？

　　当消费者愿意花更多的钱去开展“自供运动”的时候，其实已经作好了“用钱投票”的准备。而生产者，看到合法生产的商机了吗？管理者，又作好了“只为食品安全负责，不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的准备了吗？

　　文_云无心@科学松鼠会

　　如果问“最关注的事情是什么”，大多数人会把食品安全排在前几位。在这个资讯发达的年代，任何跟食品安全有关的说法——不管是事实还是谣言，都能够在短时间内广为传播。“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呼声持续不断，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项又一项“措施”。然而，食品安全事件还是持续不断地出现。

　　消费者、主管部门和食品生产者，本应该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互相信任、互相促进的关系。然而，公众的信任和信心或许已经创下了历史新低，而且不知道是将进一步恶化还是触底反弹。

　　总而言之，在目前这种互相指责、互不信任的状况下，问题的解决将愈加艰难。

　　有的问题允许漫长的等待，然而吃饭的问题不能。

　　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餐桌？

　　“自供运动”，少数人的特权

　　据人民网报道，“出于对食品安全现状的忧虑，部分省级机关单位、大型国企、民营企业、上市公司、金融机构或个人自发组织在城郊租上大小不等的土地，形成自供或特供食品基地。”

　　这种方式，大概可以称为“自供运动”。除了国家机关涉嫌滥用财政经费之外，商业机构和个人参与这种运动也无可厚非。任何特殊需求必然要付出特殊费用。对于商业机构和个人来说，“自供蔬菜”和奢侈品一样，是富有者的消费方式。从另一个角度说，这还有助于在保持耕种的前提下提高农村土地的商业价值。此外，许多“自供蔬菜”并非由租赁者自己耕种，而是雇农民来种的。这对于提高农民的收入，也有一定的帮助。

　　对于参与这种运动的一小部分人来说，这种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是，从全社会的高度，这种方式对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作用实在有限。

　　首先，这种方式的高成本注定了只有一小部分人消费得起。生产规模越大，成本越低，在食品生产上尤其如此。虽然这种“专供”结构避免了中间的流通环节，但是一块小规模的菜地，要种植品种多样的蔬菜，只能采取手工操作，人力成本可想而知。

　　其次，许多没有种过地的人，会很天真而固执地认为只要不用化肥和农药，问题就被解决了。“有机种植”远远不是那么简单。一旦蔬菜长虫，不用农药的结果也往往就是没有收成。多数的土地不施肥很难长出蔬菜来。而使用“农家肥”的话，且不说如何获得那么多农家肥，施肥的人力成本也更高。此外，未经处理的“农家肥”并不意味着安全。相对于化肥或者经过工业处理的有机肥，农家肥携带的病菌同样会带来不可忽视的健康隐患。

　　再者，对于城市中的一般人，不大可能频繁地去城外打理菜地。即使是自己种的菜，也只能采摘之后进行存储。蔬菜的储藏处理，又会带来其他的安全隐患。如果只是租赁土地，雇农民种植，那么就跟定点采购类似。从报道来看，目前的“自供结构”主要还是依靠君子协议。一旦发生纠纷，比如种出的蔬菜在数量和质量上达不成一致，那么“放心菜”也就会吃得很闹心了。

　　城市化、现代化注定社会必然高度分工。对食品安全担忧，就“自供蔬菜”，那么对学校教育不满呢？对医疗服务不满呢？这其实就是过去的“企业办社会”模式。历史经验已经告诉我们国家机关和企业自己管理养老、住房这样的问题效率很低。而食品问题甚至更加复杂繁琐，换个角度来想：即使企业愿意花足够的钱去为员工建立“专供基地”，把那些钱分给员工的话会不会有更实惠的结果？

　　不考虑“自供运动”将会遇到的种种难题，光是成本就注定了它不可能成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行之路。而且，食品安全不仅仅是蔬菜的问题。实际上，那些“自己种地”生产不了，或者“自供”成本更加高昂的食品，才是食品安全问题的重灾区，比如加工食品、餐馆食品以及肉类等。

　　民间认证，“用钱投票”

　　目前这种小打小闹的“自供运动”面临着许多潜在的问题，时间长了必然会暴露出来。它如果发展成“企业办社会”的模式，显然没有生命力。如果沿着现代化规模化，则可能发展成国外的IP模式或者FOP标签系统。IP是“Identity Preserved ”的简称，有人翻译成“身份保持”。而FOP是“Front-of-Pack”的简称，往往是以一个标志的形式出现在包装盒上。

　　IP模式的核心在于对食品生产过程进行“全程追踪”。从种子开始，经过种植、田间管理、收割、加工，直到消费者，整个过程都需要进行记录。如果在整个过程中满足特定的要求，比如什么样的种子，使用什么样的肥料等等，就可以获得IP认证。而FOP标签，在目前的美国是在产品包装上提供一些营养评价方面的信息。面对中国消费者关注的安全问题，这个FOP模式也完全可以扩展成安全方面的评价。

　　从结果上看，IP模式和FOP标签与“有机认证”、“绿色认证”有相似之处。不过，它们在运作上差异很大。“有机认证”和“绿色认证”是政府主导的，而IP模式和FOP标签则不一定。它们更多的是“信用保证”，可以由行业联盟、专业协会甚至一个商业机构来进行。它们没有“官方权威”作担保，能否被消费者接受就完全取决于它们的信誉。在传统心理上，我们更希望“官方保证”。但是，相对于“官方认证”所潜在的滥用和腐败，一个需要自己建立信誉的认证体系并不见得更不可靠。

　　因为IP模式和FOP标签可以涵盖任何产品，以及产品的任何阶段，所以它不会受到“自供运动”难以避免的产品种类的制约。而规模的增大，也使得其成本相对于“自供运动”产品要低。不过，与普通产品相比，这些产品的生产和认证依然需要相当的成本来维持。换句话说，消费者依然要为“放心”而付出更高的价格。

　　IP模式和FOP标签的优势在于对政府监管的依赖减弱了。它对食品安全的保障，是通过消费者“用钱投票”来实现。从根本上说，就是生产者和认证者通过生产“放心食品”来赚更多的钱，而消费者通过付出更多的钱来购买“安心”。

　　不能寄希望于商人的道德感

　　不管是“自供运动”，还是发展到高级层次的IP模式或者FOP标签，都需要通过消费者增加开销来获得“放心食品”。从社会成本来说，这是不必要的浪费。尤其是“自供模式”，本身就不是多数人能够承担的—即使多数人能够承担，也没有那么多的土地资源来实现。

　　作为社会问题出现的食品安全，很难依靠个人的“明哲保身”来保障。社会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社会来解决。每个人都切身相关，政府部门也一再“下决心”。为什么经过那么多人的努力，形势却没有好转，公众的不安甚至更加强烈呢？

　　食品安全事件的制造者都是食品生产者，所以他们承担公众的痛骂也是咎由自取。但是痛骂毕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任何行业，存在的根本目标都是为了赚钱。好企业与坏企业的区别，不是谁有道德，而是谁赚钱的方式合理合法。我们可以推崇和赞赏那些“高尚”的商人，但是把食品安全寄托于企业的“高尚”，就像是把公正廉明寄托在包青天身上一样，完全不靠谱。

　　根本上说，生产者要赚的钱，是在消费者手中。赚钱的方式，就是提供消费者需要的产品。理论上说，消费者才是决定生产者如何生产的人。比如说，当消费者一味追求“便宜”，那么生产者就会提供“便宜”的产品。但是保障食品安全需要相当的成本，价格便宜了就必然要在某个方面捣鬼。肉松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报道，当年某个地区的肉松几乎全部都采用了劣质原料。即使偶尔有试图不随大流的生产者，也会很快被市场淘汰。“劣币驱逐良币”，在中国的食品市场是如此突出。三聚氰胺席卷全行业，则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

　　但是，单靠消费者自己，解决不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在多数情况下，消费者无力分辨产品是否合格，也很难知道低价的产品是企业技术革新和“让利”的结果，还是造假的结果。即使消费者愿意为“放心食品”付出额外费用，也还是需要有人来告诉他们哪个产品是物有所值的。

　　所以，问题又回到原点：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最终还是要靠主管部门来推动。

　　规范市场靠三方合力

　　中国挨骂最多的政府部门，可能就是食品管理的“有关部门”了。每次有关食品安全的事件一出现，“有关部门”一定会被口水淹没。

　　可能“有关部门”也很委屈—下的决心很多，干的工作也不少，为什么就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公众和媒体最喜欢说的话是“法制不健全”，经常是每出一个事件，就呼吁“立法监管”。实际上，中国跟食品安全有关的法规并没有大的问题，在很多具体规定上，甚至比美国、加拿大等还要保守和严格。过去的绝大多数食品安全事件，都可以在当时的法规框架内解决。只是，法规只能提供纸面上的保护—当“有法不依，违法不究”的时候，“有法可依”的结果就是“吓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就具体的监管体系来说，中国目前的这种多个部门“分段管理”的体制问题重重。是否禁用一种食品添加剂，要由6个部委参与决策，“科学决策”就很容易被“部门利益”的扯皮边缘化。在实际运作中，也就必然产生灰色地带——看起来有多个部门“可以”管理，同时也就意味着每个部门都可以等着别的部门去管理。经常有这样的报道：为了某个事件，记者向A部门询问，被打发到B部门；向B部门询问，被打发到C部门……甚至绕了一圈，可能又被打发回A部门。

　　即使“有关部门”想管，中国的市场现实同样使得监管困难不断。美国的大型养鸡场提供了99%的鸡蛋，所以只要控制了它们，市场上就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安全事故。对于那些小型的养鸡场，政府反倒管得不那么严。而中国的食品生产和流通是由大量小规模的从业者主导的。要对他们一一实施严格监督，执法成本可想而知。

　　更麻烦的还在于，这些部门都是某级政府的下属——也就意味着，他们要“配合”当地政府的“大局”——城市形象、财政收入、就业等等。任何负面新闻出现，都可能被“大局”所“和谐”。所以，小生产者可能受到监管处罚，但是倒下了一个，可能会站起来一群。

　　而一个生产者如果做成了“大企业”，主管部门也就未必能够对它进行监管。即使它们有违法行为，只要没有出现人神共愤的结果，当地政府就不希望“影响企业运作”，甚至会进行“特别关照”。“有关部门”在想要查处这样的企业之前，不得不三思是不是会被上司当做“找麻烦”。

　　像三聚氰胺的使用，据说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至少在出口宠物食品致死动物之后，主管部门不应该不知道它的非法使用。但是，在当地政府“挥泪斩马谡”之前，当地的“有关部门”是工作疏忽没有发现问题，还是迫于“大局”不敢管？

　　消费者、生产者和主管部门，构成了食品安全问题中的三角。问题的解决不是依靠哪个方面或者哪个部门单独努力就能够解决的。只有三方形成良好的活动互信，才能够建立规范的市场。消费者付出合理的价格获得放心的食品，生产者通过生产合格的产品赢得利润，而管理者，则通过严格一致的执法来实现“劣币淘汰”、“良币流通”。

　　当消费者愿意花更多的钱去开展“自供运动”的时候，其实已经作好了“用钱投票”的准备。而生产者，看到合法生产的商机了吗？管理者，又作好了“只为食品安全负责，不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的准备了吗？

CSA：让买菜的和种菜的成为朋友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1日17:33  南都周刊

　　CSA，让买菜的和种菜的成为朋友

　　像吴伯、伍伯这些坚持“道法自然”的耕种蓄养方式的农户，在推广CSA的NGO民间组织爱农会、泥巴坊和沃土工坊日复一日的寻访中，不断被发现，被介绍给他们嘴里的“城里人”。在西方和日本已经发起并流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社区支持农业(CSA)，在中国才刚起步。

　　文_艾柯   图_受访者提供(署名除外)

　　凌晨3点，广西柳州郊区的一座村落里，万籁俱寂。

　　村里人早都睡熟了，只有吴伯家还亮着灯。

　　“差不多了”，吴伯捞出越来越厚的泡沫，把大部分柴火抽出，埋进灶膛底层的木灰里。火小了，豆浆凉下来，吴伯起身扯起“豆皮”来。一张张“豆皮”被扯起挂上竹竿，拿去屋外场上晾了。

　　从清晨的太阳开始晒，一直晒到日落，豆皮就成腐竹了。

　　做腐竹辛苦，麻烦。

　　做之前，要算好天气，不是大太阳天不行；

　　要晒一整天的太阳，晾晚了错过日出不行；

　　从泡豆到出锅起码要十二个小时，不通宵不行。

　　也有不辛苦、不麻烦的做法。

　　用巴西/美国/东北的黄豆，产量大，便宜好买；豆皮扯出来后，挂在一张大铁皮上，铁皮底下点废纸、塑料、破布烧。很快就干，随时能做，不用等太阳；用腐竹精，“豆皮”产出率高，颜色晶莹光亮；加防腐剂，搁一年都不坏。

　　东北黄豆甜，影响腐竹口味，巴西黄豆、美国黄豆转基因不说，味道更不对。非得是柳州本地的小黄豆才能做出纯正的口味。而这种小黄豆产量少，如今种的人少，贵，还难买到。

　　为了让这样的传统手工艺可以继续传承，广西爱农会一方面组织其小农网络里的农户来协助种本土小黄豆，一方面寻找年轻人来学习传统腐竹制作手工艺。如今受外来的廉价转基因大豆的冲击，小黄豆价格相对较高，爱农会更是提供补贴给吴伯，以便其继续使用本地小黄豆来做腐竹。

　　2008年春天，广州一家注重环保、支持CSA(社区支持农业)理念的NGO组织沃土工坊，从柳州有同样理念的NGO组织爱农会那儿得知吴伯的腐竹，特意上门拜访，拿了一些回来卖。

　　卖出几扎后，雨季还没过，客人的投诉就来了。“买了没多久，打开腐竹袋子一股霉味，还卖得那么贵！”面对这种投诉，沃土工坊的创始人阿标并不意外。

　　“抱歉，忘记告诉你我们的腐竹买回家要立刻放冰箱了。传统工艺做的腐竹不放防腐剂，的确容易坏，最近雨季，霉得更快。你拿回来，我给你换。”

　　不单是腐竹，沃土工坊从爱农会的合作农民那里拿回来的有机大米、面粉、蔬菜，都没有市面上的耐放、品相好。为此，阿标和他的同事不得不反复提醒客人，以免矛盾。

　　在西方和日本已经发起并流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社区支持农业(CSA)，在中国，才刚起步。

　　这种模式于上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当时的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

　　如今，CSA的理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它也从最初的共同购买、合作经济延伸出更多的内涵。

　　近几年，CSA的概念被引进到国内，一些热心从事CSA事业的人建立起有机农场，比如上海的青蓝耕读合作社和北京的小毛驴市民农园；还有一些是有志于促进发展有机生活理念的NGO组织，比如广西柳州的爱农会和广州的沃土工坊。

　　不打药，雇农民捉虫

　　地里的大白菜生虫了，孙杨欢雇请的农户跑来问她，要不要打药。

　　不打，我们不打药，不用化肥。

　　农户站着不走。不打药，菜都被虫吃了，烂了，产量少，还不好看，卖不上钱。人家都打。

　　孙杨欢第二天雇了一位农户，花了2天时间捉虫。

　　在英国读书时，孙杨欢每两周随她的英国房东去郊区的有机农场做一天义工。不用化肥农药种植、城里人参与耕种的农业生产模式，让孙杨欢觉得健康、环保、新鲜。

　　回国后，看着报纸网络上屡见不鲜的食品安全危机报道，孙杨欢觉得CSA在国内会有受众。做了5年外贸生意，攒了些积蓄后，孙杨欢在上海崇明岛上租了130亩地，投了一百来万，建立了做有机蔬菜种植和乡村创意园的上海青蓝耕读合作社。

　　后来，收菜的时候，还是有农户接受不了：“你这菜多难看，都是虫眼，肯定卖不掉。”

　　孙杨欢给所雇的农民按日付工资。农民并不承担产量、销量的风险和压力，即便如此，如何说服农民摆脱化肥和农药，还是让孙杨欢费尽心思，磨尽嘴皮。

　　“最好的办法是政府、上面去说服农民，农民还是更愿意听上面的话。但是目前，上面对我们这种做法，热情有余、实惠不足，持观望态度。”

　　上世纪70年代，农药化肥以有票才能购买的“稀缺品”姿态进入国内农民的生活。在田间来回走几趟，用喷雾器喷几下，代替了一连几天弯腰低头的双手捉虫；翻土撒药代替了担粪沤料肥田。农民尝到了工作量减轻、产量增加的甜头。

　　此后，农药化肥的一再普及，农产品价格的低廉，让从繁苦劳作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已经不愿、不敢离开农药化肥。

　　“在惯性农业已经进行了二三十年的今天，很多农户已经没有信心回头了。”爱农会的志愿者刘胡佳感叹道。

　　农民对产量和销售的顾虑，在情理之中。消除这种顾虑，预付款显然最直接。

　　每年年初，爱农会跟部分合作的农民一起算，这块地如果用常规的耕种方式，大概能产出多少，挣多少钱，除去农药化肥能净收多少。双方达成共识了，爱农会把这笔钱预付给农民。要求是，不用化肥农药。

　　预付款，也正是国际上CSA组织最常用的一种方式。按惯例，每年年初，CSA组织的会员预付未来一年的农产品费用，以降低农民的生产风险，提高有机耕种蓄养的热情。北京的CSA小毛驴农场和青蓝耕读合作社也是使用该种方式：年初预付2000到4000元不等，每周可收到来自农场的农产品一次，每年20至40次配送，品种是农场有机种植的时令农作物。

　　而爱农会还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即用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合作农户的农产品。

　　爱农会与合作者沃土工坊也会帮农户寻找优质种子、幼苗、家禽家畜的幼崽，尤其是本地的传统品种。

　　比如饲养土鸡，爱农会找到当地优良的传统土鸡种后，免费提供给适合养鸡的农户，待鸡长大后、产蛋时，再去收购。这样即使没有用预付款方式合作的农户，也少了些风险。

　　寻找“奇异”农民

　　能解决问题的不只是钱。还有对顺应自然这种普世价值观的认同。

　　广西漓江边上有片金桔林。

　　林主伍伯被桂林泥巴坊的工作人员称为“有思想的奇异农民”：一个与老婆抗争始终坚持不用农药化肥而用木屑花生麸、堆肥做肥料的传统的农民；一个不用除草剂而在地里种草的农民；一个自制植物生长剂使老枝都能结果的农民；一个一年花200多块订阅农业杂志、唯一一个在农业培训时带上笔和笔记本做笔记的农民。

　　伍伯心疼他被化肥农药糟蹋的土地，也知道现代农业对人类的影响，“其实我们农民都知道农药化肥跟现在越来越多的疑难杂症有很密切的关系，可大家就是不敢尝试不用。我相信自然农业技术，不除草、不杀虫不用化肥，水果一样有好收成，卖得起价钱，吃得放心。”

　　有一次泥巴坊的工作人员到伍伯家，伍伯拿出他自己配制的营养液“伊尔目”请大家品尝。

　　营养液的味道类似果醋。伍伯自喜地跟大家介绍，这种营养液富含多种有益微生物，可以激活体内的消化系统，调理肠胃、排毒养身。每天喝一小杯，胃口就会大增。

　　转身，大家看到伍伯家的柚子，问有没有“洗过澡”(用化学保鲜药水浸泡柚子，保持柚子的新鲜光滑，几乎每一位农民都会用)，伍伯老实说“洗”过了。

　　一片失望。不料，伍伯补充说，我是用你们刚才喝的这个营养液清洗的。这种营养液富含多种有益微生物，可以消除有害微生物的滋生，所以能保鲜。

　　像吴伯、伍伯这样坚持“道法自然”的耕种蓄养方式的农户，在爱农会、泥巴坊和沃土工坊日复一日的寻访中，不断被发现，被介绍给他们嘴里的“城里人”。

　　让买菜的和种菜的面对面

　　入冬后，孙杨欢陆续收到一些投诉。菜的品种少，送来的都是便宜菜，菜的品相也不好。

　　她一一跟对方解释，我们不用大棚，不用化肥激素，只能种当季的菜，菜的品相也不会很漂亮。当季的菜在市场上自然便宜。天气冷，菜的品种也跟着少。

　　理解的总是大多数。不理解的，孙杨欢会劝他们选择超市里大型有机农场生产的品相更好、品种更丰富的蔬菜。她称这为“筛选顾客”。

　　选择，基于信任。

　　而在当下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重重的中国内地，信任是需要重建之后才有的。

　　与国际上的CSA组织相同，国内几乎所有的CSA都会努力让食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直面交流、相识，最好是相熟。

　　每周，小毛驴农场和青蓝合作社都会有自己的开放日。公众、组织的份额成员都可以前来参观。

　　几年里，接待了一批批参观者的小毛驴核心人物石嫣熟悉外面人来到这块土地上的反应，“成员们来了很容易感受到农场的不同。用了农药的农田一走近，就能闻到刺鼻的气味，但是这里没有。”

　　“你绝对不可能弄虚作假。成员们、公众、媒体都可以来到我们农场上，跟田间地头的农民聊天。不可能要求每一位农户配合着撒谎。开放日里，很多份额成员会带着家人过来参观农场，看农民劳作，这都能增加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感。”

　　孙杨欢总是记得开放日里的一个家庭，孩子伸出小手指向一棵蔬菜，昂起头向父母问没完没了的问题。细心的爸爸用力拔出萝卜又不动声色地轻轻插回去，转身让年幼的女儿感受亲手把萝卜从地里拔出来的喜悦。

　　爱农会的下乡活动，因合作农户的多样而主题丰富。“赶鸭子上架”、“看禾苗返青”、“捡土鸡蛋”，一天的体验活动内容常有更新。

　　农户们也被邀请到爱农会自己的餐馆里，来自马山的农妇拿着榔，围着石槽跳起了古老的打榔舞；横县的农妇开口便唱起了采茶山歌；武鸣的大叔用壮语唱起对歌。

　　随身带来的自家收成上，都挂一个小竹牌，正面写着重量，反面则写着是农户名字、所在地、生产时间，有的甚至贴着动植物生长时田间的美景照片。

　　不认证，靠彼此信任

　　有趣的是，北京、上海、广西、广东、四川的几家CSA组织，在面对建立有机农产品购买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任感时，态度高度一致：

　　不认证，依靠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来维系信任。

　　四川郫县安德镇的安龙村，在村里高家的带领下，有9个农户用CSA模式耕种。高家的高清蓉去年5月在北京参加消费者合作社大会上，自述安龙村农民的CSA经验：

　　不做认证，一方面因为认证很花钱，另一方面，我们那边有个农村是有认证的，是政府主导的，我们和消费者去参观，结果发现1000多亩的地连堆肥都没有，大家就明白了，其实他们只是进行含量上的监测，仍然没有彻底有机化。

　　我们的消费者也没有要求我们做认证，完全靠彼此信任。周六、周日都是用来和消费者交流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是农耕时间。配送时，我们用袋子装好，谁家的、谁种的都写好。他们也不会太讲究分量什么的，从来不问。也不是没有麻烦，——若是与数家农户合作的CSA组织，如何保证分散的合作农户不用化肥、农药、饲料？

　　高清蓉就遇到过这个问题，“我们靠自我监督，但这也不容易。各家农户自律程度不一样，确实也有不太上心的，我哥哥亲眼看到过有人上农药，就停了他一段时间。”

　　爱农会也用类似的办法，请农民间相互监督，几次违规后，就取消资格。被取消资格的农户眼看着爱农会用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别人家东西，心里也后悔。村里其他人该怎么做，心里也有了数。

　　“我们在寻找农户时，会从几个方面看他是否适合：为人诚信；坚持CSA(社区支持农业)理念中互信互助的原则；农业投机分子不予考虑；有适合养殖的场地，并有种养结合传统。”刘胡佳解释，“合作久了，我们跟农户，双方都不要求书面的协议，全凭长时间的交往建立起来的信任来做。”

　　更像乡土社会里人与人的交往方式。

　　无论是生产者，还是购买者，对于CSA这种模式，都正在适应。

福利，发到员工的菜篮子里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1日17:33  南都周刊

　　福利，发到员工的菜篮子里

　　泔水养猪，猪粪变成肥料种菜，无公害的菜卖给厂里的人，卖菜得到的收益又反过来支持农场的各种开支。

　　从前工厂企业用饭局和唱K犒劳员工，现在企业的福利变成有机蔬菜和农庄休闲，时代变了、价值观变了，其实是环境变了。

　　文_李颖 孙炯   摄影_孙炯

　　梁初元习惯每天下班前点一下自己单位的内部网，不是看会议记录或者工作日程，只是看看—今天单位有没有菜卖。

　　梁初元在珠三角地区有一家2500人规模的五金厂工作，2009年起，行政部门前时不时会有蔬菜卖。卖的都是普通的生菜芥蓝，但是味道清甜，菜味十足，做饭的时候油不用放很多也能煮出颜色特别好的菜汤。后来她才知道原来那是单位农场自己种的“放心菜”。

　　每天下班前看看单位有没有菜卖是办公室里几个女同事的习惯，厂里供菜没有定时，什么时候收成了什么时候拉到厂里卖，只有密切留意着单位内部网的公告，才能踩准点儿。每次从农庄拉来的菜都没有定量，全看收成情况，但是每次农庄来车，厂里上下都非常高兴，“通常是送菜的车还在路上，收到通知的同事们就在办公室兴奋地等着了。”行政部主任谢淑宜说。

　　2009年起，隔三岔五就传出“某某食品不安全”的消息，五金厂的负责人李总就琢磨着有什么办法能让员工们吃得更健康，后来他决定租一个农庄，“自己种环保菜自己吃。”

　　少一点农药，多一点健康

　　五金厂租用的农庄占地80亩，当年的租金比一般厂房便宜，据谢淑宜回忆，大概每年每亩1000元。这块地是农业保留地，就是说除了耕种和养殖，不能作其他用途，租期5年。管理农庄的只有4个人，负责人兼农庄保安曹值明，养猪人梁辉，还有笑姨和另外一个菜农。

　　菜农笑姨今年56岁，之前在厂里种花，农庄建成后就过来种菜。“冬天播种的菜心，到15天时打一次药，但收成前的25天，是绝不打药的。”在技术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庄现在还不能做到无农药种植，在种植过程的前期有一次施药，但毗邻的其他农场还是按照普通的种植方法施药两到三次。

　　“因为打药少，菜的卖相会有点差，而种雀菜(一种野菜)，则完全可以不打药。肥料都用猪肥，会掺一点点化肥……”笑姨说起种菜，精神头就来了。她现在的工作主要是播种、除草、浇水，偶尔打药施肥，比种花带劲儿。

　　农庄里除了种菜，还挖了鱼塘，养四大家鱼，也圈了猪圈养猪。农庄的猪如果太胖，工厂不会给员工吃，会拿出去卖，“小猪必须喂饲料，等喂到三个月大，60斤左右时，才开始用工厂食堂的餐余拌猪米(一种稍劣质的大米)来喂养。”记者采访时候农庄刚卖了一批，现在还有76头猪，其中幼猪59头。

　　除了尽量少下农药，这个农庄还希望“自给自足”。“农庄建了沼气池，养猪产生的猪粪猪尿会被冲到沼气池，经过沼气处理后化成液体，再引向肥料桶，兑入鸡粪，腌一星期，肥料的有机含量会更高，有时也会掺入化肥，但比例不会超过20分之一。”曹值明说。这些沼气还提供农庄4个人的能源支持，他们在农庄里的吃喝住用，靠的全是沼气能源。而且从农庄到厂里，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循环：泔水养猪，猪粪变成肥料种菜，无公害的菜卖给厂里的人，卖菜得到的收益又反过来支持农场的各种开支。这个看起来特别像“自给自足”的模式被谢淑宜连声否定，“自给而已，远远不足啊。”

　　比较起以前从外面市场采购蔬菜给员工食堂，和现在用农场给食堂供菜，后者的成本要比前者大得多，花费的精力更多。但工厂并没有想通过卖菜补上这个窟窿，工厂卖的菜比市场上便宜，一般市场上卖1块5一斤的菜，单位只卖7、8毛，当天卖不完就拿到工厂食堂消化。

　　珠三角还有不少像这家五金厂一样拥有自家特供农场的企业，广州花都新机场物流园内一个中港合资的物流公司也给员工提供农场直供的蔬菜，消防主管炫甫说，他们每周能吃上三次农场直供的蔬菜，虽然吃的都是菜心、芥蓝、豆角这些普通菜，厨房也没有大张旗鼓地张贴通告，但是能清楚分辨自己吃的是有机蔬菜，“有机蔬菜口感明显不同，口感很甘甜，吃起来清爽无渣。”

　　提供食物，也提供新的生活方式

　　去年圣诞节，梁初元下班后给女儿打了个电话，“别等我回家吃饭了，今晚我们厂里组织去农庄过节。”

　　现在这个农庄除了供给应蔬菜外，也成为了工厂集体活动的另类悠闲去处。以前多数是到酒楼聚餐，或者卡拉OK，但是现在厂里过节或者开部门会议都会安排去农庄，出口部、开发部、财务部都会来农庄度假，每次三四十人。

　　因为工厂已属于城郊，40分钟左右车程就能从工厂到达农庄了。去年圣诞夜就是以部门为单位，每组出2个菜，原料都是农场里的出品，各种蔬菜，鸡鸭鱼肉，任意取材任意搭配，然后投票评分。

　　同事们各显神通，茄汁鱼、烧鸡翅、生炒鸡，大家忙得不亦乐乎。最后梁初元那组做了一个寿司，并且因为卖相和味道都很好，得了个第一名。

　　农庄的餐厅一次能容纳七八十人，员工们自己收割，自己下厨，活动不过是简单的农庄DIY，但是员工们知道要去农庄都非常积极，能在郊外呼吸新鲜空气，吃上放心菜，都很受员工欢迎。

　　不是所有工厂企业都有能力为员工提供放心菜，像五金厂这样的，毕竟是少数，但“怎样让员工吃得健康”却是一个全国性的课题。

　　有机食品当然好，但成本控制也同样重要。作为一家法资企业的CRM(客户关系管理)主管，袁霞同时也负责采购过年的员工福利，今年在采购福利上袁霞也遇到了一个两难情况，虽然以往的过年员工福利也不外是油和米，但今年袁霞就想给员工买更健康的“有机”食品，但是到超市看到标价就犯难。

　　平时老百姓吃的散装米1.5元一斤，比较好一点儿的袋装米3.6元一斤，已经算是高级的名牌泰国香米是4.8元一斤，但是品质好的有机大米却高达6.5元一斤。以同样的预算，每个员工能带回去两袋普通米外加一桶油，若发有机米，每人就只有一小袋米了，员工会不会有“公司福利缩水”的感觉？考虑再三，袁霞还是选择了有机米，国产的，每斤4.6元，每个员工分到一小袋。庆幸的是，员工们没有因为数量少而有微词，反而对有机米非常满意，包括驻北京的几位法国同事。

　　主妇联盟初长成

　　我们要推行有机的生活方式，让更多人进入这个圈子，否则这些有机农场很难存活下去，这样才能真正支持有机事业。

　　北京这群主妇团购的不仅是有机食物，她们结交越来越多农庄、凝聚越来越多消费者，她们正在推动本土有机农业的发展。

　　记者_徐小西  实习生 于美红  摄影_邵欣

　　刘宇璟每个周五都很忙，手头的便当还没吃完，就陆续接到农场送来的新鲜蔬菜、鸡蛋、牛奶、肉类等。在北京回龙观小区内的一间小房子里，刘宇璟要和同伴一起把这些生鲜食物按照订单分门别类，她需要在下午3点之前完成这个繁杂琐碎的工作，3点以后就陆续有上百个妈妈过来取菜。这里看起来就像一家微型菜市场，但刘宇璟并不是菜贩子，她是回龙观地区“有机生活主妇团购”的发起人之一。

　　共同购买运动

　　英语培训老师关娜就是在有机农夫集市上了解到回龙观妈妈们的有机团购后找上门来的，她显得有些兴奋，尽管觉得有机食物都挺难看的，她还是带了两大袋回家，“主要是对现在的食品太不放心了，我很喜欢喝蜂蜜，但从来不敢买国内的蜂蜜，只能在淘宝上买新西兰的，不只是蜂蜜，还有牛奶也不太敢买国产的。”关娜说。

　　和关娜初来乍到的兴奋不一样，阿紫是有机生活主妇团购的资深成员，自从孩子出世，她就开始到处寻找更干净的食物，“孩子这么小，我只希望他有平凡的健康，不要被食物侵害。”除了每周参加有机生活主妇团购，阿紫还在淘宝上寻找各种有机食物，虽然这些有机食品价格不菲，阿紫甚至不敢让婆婆知道她买的是有机食品，也不敢告诉婆婆这些食品的价格，婆婆偶尔还会抱怨两句菜太老了，但阿紫觉得这是值得的，“和健康相比，多花点钱不算什么，这是对健康的长期投资，虽然一下子看不出来，但我是认同这个支出的。”

　　阿紫和有机生活主妇团购的发起者姚飞和刘宇璟都认识多年，信任她们所挑选的农场和食品，“团购有机食物，省事很多，选择也更多。”阿紫只需要在每周三之前在妈妈团的网站上下订单，截至周三，主妇团购的发起人就会把订单发给供货商，也就是农场，各个农场在周五中午把各种生鲜食品，送到有机主妇团在回龙观租用的房子里，阿紫和其他人只需在每周五下午去取走自己订的货即可。

　　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就兴起了类似的主妇联盟，全职主妇Sawako Ariyoshi意识到农业化学物质的危害，并发起了有机农业的运动。与此同时，农场主Yoshinori Kaneko召集当地的家庭主妇，讨论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问题，10个主妇家庭和他签订协议，共同购买农场所提供的有机种植大米、玉米和蔬菜。

　　主妇联盟所推动的共同购买运动不但能凝聚更多的消费者，还能鼓励农业生产者有机种植。更重要的是，这种共同购买使得消费者和农夫直接面对面交流，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费用，推动了本土有机农业的发展。

　　坚持实地考察

　　北京回龙观的妈妈团，在她们一起买有机菜之前就团在一起了，当时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她们成立了读书会。三年前，“为了应对越来越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及层出不穷的食品危机”，刘宇璟和姚飞几个全职妈妈在回龙观的北部租了一些荒地种菜，供自己和家人食用。虽然种的菜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安全好歹有了保证。但好景不长，姚飞发现这片荒地的承包者在属于自己的另一半土地上打农药，用除草剂，“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用。”

　　姚飞和她的朋友们不得不放弃这片土地，寻找新的食物来源。“我个人做事不是那种一根筋的、(对有机)执著得不得了那种，但是这一两年逼得我不得不注重这些，因为现在见到的东西，几乎没有可以往嘴里吃的了。”姚飞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姚飞接触到了小毛驴、凤凰公社等几家小型的有机农场，还参加了农场的植树亲子活动和丰收节。虽然小毛驴农场有中国人民大学的背景，但姚飞还是坚持不断地实地考察。从去年4月到8月，姚飞至少每周去一趟农场，有时候两到三趟，去和农民和农场的志愿者聊一聊，沟通和观察，不只是姚飞，不少妈妈们都会去农场考察和劳动。对姚飞们而言，和这些农场之间不只是单纯的买卖关系，是建立联系和沟通的过程，如果能认可农场的努力和工作情况，就可以信任它的产品，

　　“当时小毛驴农场会员不是很多，他们价格很高，费劲种出来的菜就烂在地里，让人挺心疼的，”姚飞说，“我们就开始和农场协商，希望能降低价格，惠及更多的家庭。”姚飞的努力得到了回应，小毛驴农场同意按会员价团购，还提供了自家的办公室给这些妈妈作为分菜的场所，“就是在回龙观一个居民楼里，忙得不行，把那儿糟蹋得不得了，窝窝囊囊的。”

　　回龙观的主妇联盟第一期团购只有小毛驴和凤凰公社两家农场，配送的也只有蔬菜和肉类，后来团购的范围越来越大，农场也越来越多，但凡有新的农场加入，姚飞都会去考察，在一个圈子时间长了，姚飞也积累了一些经验。“有机食品在品相上肯定跟市场上的东西不一样，因为不打农药，绿叶菜肯定有虫眼，卖相不会太好；根茎类的大大小小就不一样，像红薯，不可能每一个都特光溜；西红柿黄瓜，三天就红的东西，跟自然成熟的完全是两回事，不仅是口感，外表上就能看出来。”姚飞说起来头头是道。

　　“有机的价格确实很贵，我们想靠我们这么好的优质群体，就可以略微降低价格。我们还要推行有机的生活方式，让更多人进入这个圈子，否则这些有机农场很难存活下去，这样才能真正支持有机事业。”

　　虽然叫主妇有机团购，但回龙观的主妇联盟并不那么注重有机认证，姚飞认为，小农场都没有财力做有机认证，这是有机界非常悲哀的东西，有机认证花钱就可以弄到，有些东西只是包装上印着有机，主要看什么人在做农场，在怎么做。

　　一座桥梁

　　姚飞更愿意用桥梁来形容她现在做的事情，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架了一座桥，因为有机生产者普遍特别心疼自己的劳动，觉得有机种植都不容易，还挑三拣四；但是城市的消费者会觉得我已经花了钱了，理应得到好的产品和服务，有些消费者会觉得蔬菜要嫩，收拾得干净整齐，两者之间存在不少矛盾和误解。

　　姚飞笑称她们的主要工作就是两头做工作，一方面告诉农场，应提高品质和服务意识；另一方面让消费者明白农场经营的不易，不要那么挑剔。实际上，有些有机食物的口感是会差一些。大多数人去买东西就喜欢要品相漂亮的，还专门捡大的，但姚飞去市场上买一些非有机的水果蔬菜，大多是选的品相不好的，那种很直的胡萝卜是坚决不买，“比如去买土豆，我会挑那个整堆都不好的，这样相对靠谱。”

　　发展到现在，主妇团购已经不限于有机的食物，也会买一些农民自产的农产品，还会选一些国外的食品和生活用品。所有的食品和生活用品都有详细的介绍，不是有机的也会告诉主妇们，有些农民自产的农产品，虽然不能保证完全不撒药，但至少也是绿色农产品，对于这些非有机食物，会尽量告诉团购的妈妈们产地在哪里，打过几次农药，用过几次化肥。

　　因为信任，越来越多妈妈加入了这个有机团购，她们多是老相识，大着肚子的时候就相互认识了，信任度非常高，到最后就围拢在一起。到后来，不只是回龙观附近的妈妈，还吸引了来自更远的西直门、国贸地区妈妈们的加入，甚至徐州、福州等外地妈妈的加入，“也不仅仅是妈妈这个群体，不少小两口、单身人士也加入了这个有机团购群。”刘宇璟说。

　　一棵有机白菜的ID。

　　关于是否为有机农产品，坊间流传的最简单也是最普遍的肉眼判断标准就是，食物的品相应该不如非有机的光鲜、齐整。而事实上，一棵小小的白菜无论产自我国，还是欧美日本，想要给它加冕有机ID，都不能单纯通过品相、口味甚至营养含量来判断。聪明的人类发明了比肉眼更简单的方法：标签。当然这块小标签背后的科学性、普适性的孰高孰低，最终是经由过往的全球消费者用钱投票得出来的。

　　欧洲新的有机产品标志于2010年7月1日起开始强制性实施，并出现在有机食品和饮料的包装上。该标志包含了两个明确的含义：“自然和欧洲”。所有在欧盟市场上新上柜的有机产品必须携带有该标志。

　　根据欧盟的新法规，有机产品有以下特点：

　　产品成分中至少95%以上为有机生产；

　　该产品符合法定的检验计划规则；

　　该产品直接从生产者或调制者的密封包装中取出；

　　该产品含有生产者、调制者和供应商的名称以及检查机构的名称和代码；

　　该产品不含有转基因成分。

　　目前在中国，有机食品认证机构的水平仍然参差不齐。比较常见的标志有COFCC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中心、ECOCERT北京爱科赛尔认证中心有限公司、IFOAM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等 。

　　我国的有机产品生产基本要求：

　　生产基地在最近三年内未使用过农药、化肥等违禁物质；?

　　种子或种苗来自自然界，未经基因工程技术改造过；?

　　生产单位需建立长期的土地培肥、植保、作物轮作和畜禽养殖计划；?

　　生产基地无水土流失及其他环境问题；?

　　作物在收获、清洁、干燥、贮存和运输过程中未受化学物质的污染；

　　从常规种植向有机种植转换需两年以上转换期，新垦荒地例外；?

　　生产全过程必须有完整的记录档案。

　　日本   有机产品标志

　　日本农业标准由“JAS标准系统”和“质量标签标准系统”组成，由日本农林水产省(MAFF)管理。所有在日本销售的用于人类消耗的农业植物产品必须带有JAS有机标签。在日本市场上市的农产品有以下5种标志：

　　有机农产品：要求必须在3年以上不使用化肥和农药。

　　无农药栽培的农产品：完全不使用农药。

　　无化肥栽培的农产品：完全不使用化肥。

　　减农药栽培的农产品：农药投放量低于一般投放量一半的农产品。

　　减化肥栽培的农产品：化肥投放量低于一般投放量一半的农产品。

　　美国国家有机项目(NOP)负责规范美国有机市场。所有在美国销售的标注“有机”、“100%有机”或“以有机……制造”的产品，必须接受由美国农业部(USDA)认可的认证机构(比如IMO)的相关认证。美国有机产品共有四类标签：

　　100%有机：100%的成分都必须是认证过的有机成分，通常不允许含有任何加工助剂或添加剂(除非是有机农业原产物)。允许物：水和盐。

　　有机：95%的成分必须是认证过的有机成分。剩余的5%必须是有机材料生产的。

　　有机制造：70%的成分必须是认证过的有机成分。剩余的30%可以是常规成分。不允许使用转基因成分、离子化成分或用污泥生产的成分。

　　有机成分少于70%的产品：有机成分少于70%。

做业主也做地主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1日17:33  南都周刊

　　做业主也做地主

　　让买房人不但做业主，也做地主”，成为一些楼盘提升社区附加价值、吸引买房者的策略之一。

　　“都市农夫”的兴起也给了房地产商们灵感。“让买房人不但做业主，也做地主”，成为一些楼盘提升社区附加价值、吸引买房者的策略之一。

　　文_张小北 图_受访者提供

　　种菜热催生农庄

　　北京机场往东15公里的顺义潮白河畔。在建筑面积80万平方米的退休社区东方太阳城的东北部，低矮的洋房别墅之间就包围着一片被篱笆圈起的田地。零下的温度里，这片近2500平方米的田地配合着冬天的荒芜，毫无绿意。将农庄分割成片的小田埂纵横交错；做农活的工具、水管躺在角落里；大白菜叶子和肥料落在田间；偶有一两块农地罩上塑料布搭成了“小棚”，这系列的“证据”能推断出丰收季节的盎然生机。

　　这里的业主、今年69岁的刘建华，再过一段时间，就该骑着他的自行车到旁边的农贸市场买秧苗，准备新一年的田间行动了。

　　刘建华说自己从小就爱种菜。回忆起在山东农村的儿时生活，刘建华记忆最深的是自己种的冬瓜都长得很大，而且当时农村家家户户都有用作肥料的粪堆，不像现在市场上卖的菜，一点不让人放心。

　　2003年退休后，刘建华开始看楼买房。在市区跑了八个月，有时候一个地方一天跑三次，交过两次定金，都没找到合意的。2004年，他到一个住在东方太阳城的同事家串门儿，一眼就看中了这里的房子。“这里能满足我的几个愿望：首先的，就是可以种地吃上自己种的‘放心菜’。”

　　“当初有‘买楼租地’的点子，主要还是出自我们建设‘退休社区’理念。”东方太阳城公关部王丹对记者介绍说，住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退休的老人，这一辈儿的很多老人又是从农村出来的，现在闲暇时间也比较多，所以社区提供农地出租，希望大家在这里能找到以前的田园之乐。与其他养老设施相结合，农庄算是提高楼盘附加价值的一种服务。

　　最早的时候，东方太阳城的菜园子只是在会所的西面有零星的二三十块地，当时是免费划给业主用的。

　　“没想到后来这些农地特别受欢迎。很多业主都很渴望吃上自己种的菜，不但放心而且有满足感，种菜的过程也充满乐趣，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们只好逐步增加农地面积。”到2005年的时候，开发商干脆在小区的东北部圈了一块地，建起了这个“绿色农庄”。

　　一年租地300元，收成不少于一千元

　　“我在东方太阳城的‘菜龄’有六年。种过的菜的品种不下20种。”刘建华对于自己的收成不无“骄傲”：他种的笋瓜，是北京没有的品种，他的侄女在山东种大棚菜，专门寄过来的种子。“我第一年就收了82个，一个平均7到8斤”；用自家种的长豆角自制的豆角煮面条，“比五星级饭店里的山珍海味都好吃”；十月份收的胡萝卜，到现在冰箱里还剩了一大堆。

　　自从搬到东方太阳城后，春夏两季，刘建华家的餐桌上都是自家产品，完全实现“自给自足”。虽然太阳城周围买菜也还算方便，小区里有超市，小区外还有个农贸市场。“自己种的菜既新鲜，又让人放心，绝对无污染。很多菜收成多得自己都吃不完，哪里还需要到外面去买？”

　　刘建华还算过一笔经济账。一年租地300元，肥料100元左右，种子工具50元左右，加起来成本大概是500元。而他所收获的菜，加起来至少也值1000元，所以还是值得的。

　　“种菜的另一大收获还在于乐趣，尤其是通过种菜交到不少朋友。”刘建华和另一位业主小王都对记者说，菜地里的“菜友”们都互相熟识。也经常交流种菜经验、交换种子和收获的菜。对于拥有诸多闲暇时间的老人，在地里一边劳动，一边聊天，实在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乐事。

　　刘建华每年种的葱，都能管七八家邻居的需求，很多其他菜也只吃得了一半，剩下都送人了；小王婆婆种的菜向来收成很好，有时候周末来一群朋友，家里就先去买50个塑料袋回来装了菜送给朋友们。

　　对于孩子来说，东方太阳城里的菜园子也是一片小小的天堂。夏天的时候，有两个“菜友”家的十几个孩子，会组织着去菜地里摘菜。一位业主告诉记者，她的孙子一到夏天，就喜欢跑到菜地里去帮忙捉蟑螂。

　　如今，刘建华已经摸索出种菜的秘诀。首先一定要计划好。一块50平方米的地，分成十几个方块，每个方块在这一年要种哪些品种，哪一个时间段种哪种菜，哪两种菜的位置可以相邻，这块地这种菜收完以后，下一茬该种什么，都要一茬一茬规划好。很多方块的地不能重茬，例如这个方块去年种了茄子，今年就不能再种茄子了。遵循的原则就是“闲人不能闲地。要充分利用地块”。

　　从雷人案例到促销利器

　　作为诸多为退休老人打造的社区配套设施和服务之一，绿色农庄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这里的一个‘招牌’，在之前的楼盘销售中也算是一个亮点。”王丹表示，东方太阳城有一期的广告语就叫做“我要做农民”。

　　如今，这个绿色农庄已经有2500平方米左右，种上菜的有400多户业主，而后面还有400多户在排队。由于农庄很抢手，必须有前面的业主退出，后面排队的业主才能补上。

　　绿色农庄带动了小区更多业主种菜的热情。去年9月份，一名网名为net301的业主就在东方太阳城的业主论坛上发出创建“社区支持农业”的倡议。

　　”net301认为，东方太阳城拥有国内绝大多数社区所没有的资源，有开阔的菜地和水面，社区居民素质和经济状况较好，普遍关注食品安全，周边是广袤的农村，最适合发展“社区支持农业”。

　　这种为了保卫餐桌安全而“蔬菜自供”的愿望和需求，给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带来了灵感。“买房赠菜地”的楼盘销售手段，遍及重庆、武汉、长沙、珠海、杭州、广州、顺德……

　　在2008年的楼市淡季，珠海金碧丽江西海岸花园楼盘，因为推出“买楼送菜地”的举措，被评为当年“十大雷人促销案例”之一，从而一炮打响。随着这两年都市农耕生活成为新风尚，曾经叫好不叫座的菜地目前都变成了“香饽饽”，两百多块菜地已被一抢而空。

　　“自己种菜自己吃，先把自家餐桌拯救了再说。”在祈福广州新村居住的纪先生告诉记者，2009年年初祈福农庄被关闭之后，不少有时间、有条件的邻居跑到更远的地方租地种菜，就为了自己餐桌上吃的是放心菜。

　　自己找的，最放心

　　只有在有机食品中，我才能找回小时候的酱油香和真正的蔬果味，我希望也能给孩子这样的回忆。

　　菜心农药超标、母鸡激素超标、超市的有机蔬菜不一定有机。要想吃干净点的食物，能相信谁？自己，我们自己寻找农庄，自己种菜养鸡，就为了吃得放心。

　　文_胡雯雯 徐小西

　　有机，有小时候的味道

　　冯德意

　　现居广州

　　悦意有机生活馆女主人

　　“只有在有机食品中，我才能找回小时候的酱油香和真正的蔬果味，我希望也能给孩子这样的回忆。”

　　冯德意在2008年开这家生活馆，是为了让家人和更多朋友过上健康的生活。不论是蔬菜粮食，还是洗涤剂护肤品，都是她精挑细选的有机产品。生活馆的粉丝最喜欢来这里沏茶聊天，吃一顿有机菜，再到露台的小菜园松松土。6岁的洋洋不上学时就待在馆里玩。他不知道什么叫“有机”，但知道家里做的菜最好吃，一看到豆腐和番茄酱面条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他喜欢跟兔子“小乖”和小狗“卡斯特罗”玩。“小乖”是馆内的老成员了，最近常偷吃馆内的食物，吃得肥肥胖胖。摄影_孙海  实习生_钟紫薇

　　用“农疗”滋养生命

　　胡老师

　　现居广州

　　慧灵农场场长

　　每天一大早，胡老师就带着慧灵机构的智障学员们到菜地里劳动，这既是一种“农疗”，也给他们创造了就业机会。用生态循环的方式改善地质，间隔不同颜色的蔬菜来迷惑虫子，种上迷迭香、自制大蒜水驱虫……他们使用的有机种植法数不胜数。仅有的几亩地中，生长着意大利生菜、樱桃萝卜、芝麻菜、茴香等，专门供应给广州的领事馆和外国餐厅。现在重视有机食物的还是以外国人居多，胡老师希望有天能为更多中国市民提供有机菜。来自四川农村的他，至今还记得以前无化肥农药时种出的萝卜味，“用那萝卜做的泡菜，泡上一年还是又香又脆，特别好吃。”摄影_孙海

　　到香港打酱油

　　盛旭

　　现居广州

　　自由职业者

　　“吃的东西，只要我能带回来，我都在香港买。”

　　从2007年开始，盛旭就频繁地往来香港与广州。一年只有52周，但盛旭几乎每隔两周就会去一次香港，买食物、药、日用品，平均每次花费1500-2000元。在香港，他主要在旺角和铜锣湾的大超市扫货，“油和奶粉是绝对不能吃国产的，方便面、巧克力和饼干我都从香港带回来”，他还曾从泰国带了5斤大米回国。摄影_孙海   实习生_钟紫薇

　　种菜养鸡为了下一代

　　王君颖

　　杨现芳

　　现居北京通州

　　在楼顶的露台上，婆婆杨现芳搭了简易的鸡窝，养了两只老母鸡，准备给儿媳妇坐月子的时候补身。除了养鸡，她们还在家种了蒜苔、辣椒、葱。平常家里吃的蔬菜主要还是来自菜市场和超市，王君颖的丈夫有时候去超市也会买点有机蔬菜，除了价格太高，他们对超市里的有机蔬菜始终不太放心。摄影_邵欣

　　从包地种菜到发起有机团购

　　刘宇璟

　　现居北京

　　全职妈妈

　　女儿一出生，做妈妈的希望孩子能吃得安全点，就在超市里购买有机菜，但超市里的有机蔬菜良莠不齐，贴个标签就可以算作有机食物。于是，刘宇璟在家附近包了一块地自己种菜，但这块原本干净的土壤很快就被化肥、农药和除草剂所破坏。她转而寻找可靠的农场，直接向农场购买有机蔬菜，发起主妇有机团购，寻找多样化的有机食物和环保用品。摄影_邵欣

台湾：从农药岛到生态岛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02月21日17:33  南都周刊

　　台湾：从农药岛到生态岛

　　台湾从1990年到1995年，平均年农药使用量为3.7万吨，耗费41亿台币，高居亚洲之冠，号称“农药王国”。

　　有机食物、有机农庄在台湾已蔚然成风，台湾人现在拿出当年发展经济的劲头来发展有机农业。当你在台湾的有机农庄喝着一杯有机香草茶时，是很难想象当年台湾还有“农药王国”之称。

　　文_臧家宜 摄影_常似虎

　　吃有机食品，自己种菜，到有机农庄旅游，已经成为台湾时尚的生活方式。当吃下肚的不知是何种抗生素鸡、疯牛症的牛、口蹄疫猪与不知洒了多少农药的青菜时，台湾人早就行动开来，有点闲钱与办法的，就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开始开辟自家的农场；没有空间没有办法的，就在阳台种一盒盒的水耕蔬菜，人们讨论的除了虚拟世界上的开心农场，还有自家真正的“有机农场”。

　　阳光阿妈的实验农场

　　一月的台湾寒风刺骨，但周美惠拉着夫婿戴东雄在田里忙得不亦乐乎，这对穿着雨鞋在田里农忙的夫妻档，一个曾是实践大学教设计学的教授，另一个是司法院的大法官、台湾民法的权威教授。而如今年近七旬的夫妻档却亲自下田种菜，推广厨余变黄金的有机耕作。旅居德国长达十余年的周美惠受德国科学家鲁道夫·史代纳(Rudolf Steiner，1924年提出Biodynamic Farming这个概念，是现代有机农业的先驱)的影响，在台推行有机耕作。“今天不做，明天会后悔！”周美惠说。

　　“我觉得光去买有机商店的食材还是不能百分百完全放心，所以我决定自己动手做！”十几年前，她就开始在台湾推广自己种菜，她把三芝的别墅改造成再生能源示范屋，更在中坜开辟了一个实验农场，十几年前中坜爆发垃圾大战时，周美惠和友人庄玉隆一同推广厨余变黄金的方法。

　　位于中坜南方庄园饭店附近的实验农场，土地由周美惠的学生提供，在庄玉隆的技术指导下，实验农场的规模逐渐成形，在农场一旁特制了一台风力发电塔座，整座农场的电力全靠这台风力塔供应，生态池的池水足以供应全区农作物的灌溉，“要吃得健康，绝对不能有农药，农药除了会破坏土壤的酸碱度，更会诱发人体的致癌生长因子！”周美惠强调，因此，实验农场内的肥料完全由厨余做成的有机堆肥组成，庄玉隆指着农场旁一堆堆黑色的土堆，远远还飘来阵阵热气，那是由搜集来的厨余经过数个月的发酵形成的“黄金堆肥”。

　　周美惠的“堆肥技术指导”庄玉隆，是台湾农场经营协会理事长，曾经得过台湾十大杰出农业青年奖，对台湾几十年来的农业发展很有研究，也对如何种出好菜很有一把刷子！“我的秘诀就是堆肥！”庄玉隆说，“我们曾经去台北的富基渔港要人家烂掉的渔获回来做堆肥，种出来的菜特别肥美！”堆肥的学问很多：渔获的蛋白质最高，枯树叶的低，同时，堆肥温度要够才会让有机质发酵，还得去掉里面的虫卵，以免将来施肥影响到蔬果的生长。在发酵过程中，必须控制不会产生恶臭，才是好的堆肥，至于动物的排泄物，也有程度上的差异，以牛粪来说，含水量高，有机质和养分的含量太低，做出来的堆肥就没有猪粪来得营养……

　　在台湾，像庄玉隆和周美惠这样热衷推广有机种植的人还有很多，但在20多年前，台湾农业受农药的伤害之深，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

　　多氯联苯引发绿色运动

　　老一辈的台湾人都对“多氯联苯中毒事件”记忆犹新，因为就是这个事件引发了台湾一系列绿色运动。1979年夏，在台中，无良业者用遭多氯联苯污染的米糠油制成食用油，许多民众食用后造成皮肤溃烂，身体发黑，受害者有几千人，台湾人自此开始全面重视食物来源。当年除了多氯联苯中毒事件外，还发生了假酒事件，柴松林教授于是登高一呼，召集了几位律师与教授学者一同成立了“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为台湾的消费者权益把关。

　　消基会开始一周两次抽检市面上的各色产品，从南北干货、中药材甚至是包槟榔的荖叶、新娘子的玫瑰捧花、蔬菜水果，全都拿来检查，他们自费掏腰包购买这些市面上的产品，送到专业的检测机关检测，定期召开记者会向公众公布检查结果。由于消基会是财团法人基金会的性质，不带有任何营利目的，他们所公布的数据在消费者中有很大的公信力，也正因有消基会的诞生，主管机关卫生署也开始抽检市面上的各色食品做并向公众通报。

　　消基会成立了五六年后，台湾台中大里乡又发生了民众因为抗议三晃农药厂污染，居民闯入农药厂要求停工的社会事件，逼使台湾政府成立“环境保护署”。

　　“台湾的农药污染如此严重，和当年的美援很有关系！”戴炎辉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戴美惠解释。台湾在国民党撤来之前，并没有以农药大量生产的习惯，即使被日本统治了五十年，仍然维持过去天然的种植方式。“但台湾在接受美援之后，为了增加作物产量，引进了美式的耕作方式，大量使用机械与农药，使台湾的可耕地受到不少伤害。” 庄玉隆补充道。

　　我们从电影里都看过美国人用小飞机喷洒玉米田的景象，而美国人也把这种耕作方式带入台湾。加上台湾位处亚热带，病虫较多，那些自美国引进的农药能够杀死大量的作物害虫，受到台湾农夫的喜爱，加上美式化学肥料可以让农作物增产，在那个以农产品出口为主的年代自然大受欢迎。但这种大量使用化学肥料与农药的生产方式，破坏了土地原有的酸碱度，也让人体吸收的毒素不断累积。

　　根据台湾中兴大学农艺系统计数据显示，台湾从1990年到1995年，平均年农药使用量为3.7万吨，耗费41亿台币，高居亚洲之冠，号称“农药王国”。据消基会的数字显示，以全年农药使用总量除以人口数，台湾每年每人分摊2公斤的农药。

　　“有一段时间，台湾大医院里设有专门的毒物科，专门处理农药中毒！”周美惠说。周美惠曾随夫婿留学德国，对德国推广太阳能与绿色产业非常感佩，回台后大力推动再生能源，加上她的小叔戴东原正是台湾台大医院的院长，因此对台湾人受农药毒害有深刻的体认。

　　有数据显示，1959年至1981年间，台湾农药严重中毒总计有28358人，其中因喷药中毒就有26877人，而他们中的不外乎除草类的巴拉松、除虫类的有机磷，与除菌类的金属化合物，因此过去台湾医院的毒物科对这些农药中毒的处理方式相当有经验，“当时台湾的医院白天只要送来意识模糊不清或心跳加速的病人，如果病人是农夫装扮的，99%都是以上三类的中毒！”一位资深的毒物科医师说。

　　这层出不穷的中毒事件每天在媒体上演，难免令台湾人忧心忡忡，有机农业的推广也在这个时候正式引进台湾，1985年，台湾政府开始对有机农业在台湾实施的可行性作评估，1991年正式引进日本最有名的“MOA”自然农法，接着才有了所谓的有机认证，遍地开花的有机连锁商店也在此时诞生。

　　绿色种植在台湾

　　顶楼当菜园

　　台湾流行在阳台或公寓顶楼，用保丽龙盒或塑料盆种植蔬菜，称之为“高架植”。这种高架植就是用木架把一个个种菜塑料盒架高，整齐陈列堆在架上，把过去在顶楼种菜施肥后肥水落在地板的脏污问题彻底解决，菜盆也经过特殊设计，不会因为台风或下大雨而倒了一地。

　　台中市北区一个名叫“左右逢源”的小区大楼，十年前全小区120户的居民全数表决，决定将空中花园改成空中菜园，他们花了不少钱作屋顶的防水处理，待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做好后，居民将200坪的空中花园变成了空中菜园，只要是小区住户有意愿自己种菜的，都可以向小区管委会登记，就可以分到一块菜园，如果没时间或种腻了也没关系，随时都有其他住户会排队等你的菜园。

　　种菜卖给员工吃

　　台南县善化镇，台湾面板大厂奇美电子在这里辟了一处名为“善化苗圃”的菜园，达四十公顷，以有机的方式栽种蔬菜供应奇美的团膳，遇到大量采收的季节，还以便宜的价格卖给员工。

　　南部有奇美电子种菜给员工吃，北部则有老字号的台塑开发自家农场卖起有机蔬菜。台塑创办人王永庆在自家的屋顶做堆肥、种有机蔬菜，还自行研发厨余做堆肥，让顶楼的荔枝树开花结果。王永庆尚未过世前，位于台北的台塑大楼每三天都有一部卖菜车，开进后栋台塑关系企业台塑环保科技的办公室里，专门卖菜给台塑的员工。

　　农民转型做有机

　　这几年台湾的有机农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为了健全这些游击农场的网络营销与推广，行政院农委会的农粮署甚至还委托宜兰大学，为这些农场建置网站，在网络上成立“有机电子商城”、“有机农民市集”、“机农场整合系统”。这些市集和商城的有机产品琳琅满目，蔬果、米、茶叶，所有日常所需的农产品都可以在网络上购足，消费者可以了解自己买的蔬菜来自哪个农场，直接向农家订购。

　　在政府辅导与社会风潮的影响下，不少过去并非以有机生产的农场，如今也开始做有机农场，位在桃园县复兴乡吴氏兄弟所拥有的“碧罗村有机农场”就是其中一例。老板吴国强继承的是父母留下来的农地，他们将农地经过七年的休耕，彻底让土壤休息恢复原本的酸碱值，接下来才施以有机的栽种，并进一步扩建成观光休闲农场，成为桃园县复兴乡特殊的景点。在台湾，像吴氏兄弟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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