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大师2014已到期:对“民工荒”的经济学思考和启示

    内容摘要： 2004年春季以来，福建、“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出现了招不到农民工的“民工荒”现象，近来“民工荒”大有向中西部移动的趋势。本文以东莞发生的“民工荒”为案例，使用托答罗模型和博弈论，从宏观政策和农民微观决定等多方面对“民工荒”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民工荒”的产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进而试图提出了民工荒的解决办法。
　　关键词：民工荒；劳动力资源流动；农村劳动力
　　一、引言
　　近几年来，民工由于工资低、待遇差，先后“用脚投票”从东南沿海地区返乡，进而在东南沿海地区产生不同程度的民工荒现象，全国各大媒体争相报道民工荒的问题，并有诸多专家把脉、坐诊，论断其中缘由，有的报道宣称，“中国遭遇20年来首次‘民工荒’；有的报道更明确指出，现在缺少的不仅是技工，而且包括普通工人，并且这个缺口仍在不断的扩大。近来民工荒现象又有向中西部移动的趋势，这不得不另我们再次对产生民工荒的原因进行思考。
　　中国经济学界和社会各界公认：中国存在着数以亿计的乡村剩余劳动力（注：例如，以周其仁为首席专家的原劳动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课题组认为，1994年，中国农村有待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为1.11亿（见原劳动部“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与流动研究报告》，中国劳动出版社，1999年，第224页）。由杜鹰、韩俊等组成的农业部课题组则认为，1998年，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为1.52亿人，到“十五”期末（2005年）更增加到1.8亿人（见农业部课题组：《21世纪初期我国农村就业及剩余劳动力利用问题研究》，载《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第5期，第6页）。），因而在中国，普通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这与我们现时遭遇的民工荒有着重重矛盾，因此就要从深层次上挖掘该矛盾产生的诱因以及最终找到解决的办法。
　　二、案例简述
　　东莞厚街钜元鞋厂有2000多名工人，由于去年年底人员流动，公司计划招200名工人，总务陈小姐对记者说，15日才来五六个人应聘。她觉得“现在来东莞的民工一年比一年少了。”东莞金旺鞋业有限公司生产管理主任陈保亚表示，该公司今年计划招100个女工，目前招工形势紧张，最后能不能招到他心里完全没底。
　　记者随后走访了长安、清溪、虎门等镇及电话采访了深圳、佛山和广州等城市的一些工厂，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在为春节招工的事犯愁。
　　据业内人士介绍，从2004年3月份开始，制鞋、玩具和制衣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开始感到普通工人尤其是女工缺乏。七八月份开始达到高峰，媒体称之为“民工荒”。广东省农调队去年下半年的调查表明，广东省劳动力市场已开始由纯粹的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转变，估计广东全省用工缺口为100万人左右。
　　三、“民工荒”产生的原因
　　（一）打工工资过低，达不到预期要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所副所长陈淮指出，最近12年来，珠三角农民工月工资仅仅增长了68元，折合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呈下降趋势。而与此同时，农产品价格上升，自2004年起取消农林特产税、进一步清理规范涉农收费、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等等政策的实行，都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05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1545元[2]，是1997年以来增收最高的一年。这无疑意味着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增加了，而在打工成本相对增加的情况下，不少农民当然选择回家务农。
　　（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动劳动力需求猛增，产生劳动力缺口是很正常的
　　新一轮经济发展的热潮使中国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加快发展，就业机会增多，同时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中国内地转移，以及本土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兴起，使得简单劳动力的需求大幅增加。不少民工认为在薪金水平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原地就业既熟悉当地情况、文化背景和生活习惯，又可节省外出打工的出行成本，于是“跑远不如跑近”。如，近年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份招商引资的迅速增加，使这些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本身对劳动力的需求猛增。
　　（三）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尚不完善
　　目前我国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劳动力供求网络，无法使劳动力配置达到最佳：一是广大农村仍有大量富余劳动力，一部分是不愿意外出务工，一部分是缺乏政府和企业的组织引导；二是多数熟练女工结婚后在家相夫教子，不再复出务工；三是企业没有设立工资较低但一天只工作四五小时的岗位，使得大量下岗工人和家庭主妇宁愿在家赋闲也不愿做一天超过8小时的工作。
　　（四）农民工自身素质的影响
　　长期以来，部分沿海地区主要依靠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加入WTO后，由于竞争的增加，产业升级的步伐加快，使得对技能型民工的需求量增加，相应企业对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于是尽管目前存在招工难，但仍有大量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企业用工出现知缺是结构性、行业性知缺，也即一方面是民工荒，另一方面是部分民工失业。另外，当前新一代青年农民工，其观念己不同于其父辈。尽管他们的文化素质不高，但不愿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认为这此工作既累又苦，不利于自己的长远发展。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要么就长期奔波，寻找自己满意的工作，另一些人则短期离开劳动力市场，进行学习，以期得到更好的工作。
　　（五）年轻劳动力供给下降
　　由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初见成效，18－25岁的年轻劳动力供给有所下降。随着文化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新一代农民工的经历、文化水平、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对公正待遇的要求比其父辈更为强烈。特别是80年代出生的这代人，他们是在现代传媒影响下长大的，他们到城市未必就是纯粹为了打工挣钱，而是因为倾慕现代的城市生活，想到城市见见世面，开开眼界。如果在城市遇到了一些不合理的待遇或者工价太低，可能转头就回农村去了[3]。
　　四、“民工荒”产生原因的分析
　　哈里斯-托答罗的乡村—城市迁移模型指出[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要素迁移的决定因素在于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比较。这一理论的重要表达式是：Mt＝f（Wu-Wr）式中，Mt是t时间内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数量，f是反应函数，Wu是城市工资，Wr是农村工资。由于城镇中存在失业，而农村中不存在失业，均为自然就业，因而，并不是每个移民都有希望在城里找到工作，同时也并不是每个农民都想进城打工，所以模型主张把预期的城市工资与农村工资做比较。预期的城市工资是实际工资乘以找到工作的概率，Wu＊­＝p Wu式中Wu＊­为预期的城市工资，p为找到工作的概率
也就是说在任何既定时间内的迁移量，取决于三个要素：城乡之间的工资差距，城市就业率以及潜在的移民对出现的机会的响应程度。即Mt＝h（p Wu-Wr）式中，Mt为t时间内的移民数量，h为潜在移民的响应率。
　　一旦预期的城市工资Wu＊­超过农村收入Wr，该模型便断定这种从农村向城镇的迁移将继续下去，也就是农民工会源源不断地进城打工，只有当移民的数量多到迫使才会停止。当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Wr >Wu ,在这种情况下，将会有一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因未能如愿而返回农村。
　　而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当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在一些地区、一些产业由剩余变为相对稀缺、可以选择就业机会时，他们则不仅要考虑城市与农村、务工与务农之间实际收入的差别，在城市务工的生活成本以及迁移成本，而且要考虑务工与务农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差别（务工相对恶劣的劳动和生活环境，频繁的加班加点等），以及由于工业风险远远大于农业风险而又得不到基本社会保障而必须支付的风险成本（工伤、大病、人身意外伤害的危险）等。也就是说民工只有得到足够大的风险贴现才可能向城市流动。
民工与企业主的博弈分析：
　　由博弈树可知，（6，4）点为农民和企业的动态均衡点[4]（其中的数字表示民工和企业在博弈中的效用分析，不具有实际意义），也就是企业涨工资来挽留农民工达到继续经营。随着国家取消农业税，农业收益的提高，在现有的工资水平下，企业对农民的吸引力显著下降。农民会选择离开企业回家进行农业生产，如果企业不能及时调整工资的话，将面临停产的威胁，达到（2，0）点，此时农民获取较少的农业收益，但是企业由于停产，固定资产折旧等一系列问题，处于亏损状态。因此，面临民工即将离开的情况下，企业维持现有工资水平是不理智的。只有提高工资水平，留下民工，提高其工作积极性，才能促进更大的生产。但是如果农民在现有工资水平下选择继续忍受，那么企业就没有涨工资的外在威胁，作为理性人，企业会选择维持现有工资水平，此时农民由于得不到预期收益，心理长期处于压抑状态，得不到任何效用，工作积极性不高，此时处于博弈模型中的（0，3）点。当然企业为提高工人积极性，在民工留下来的情况下，提高现有工资水平，企业获取更大利益，达到（5，5）点，但是在假设博弈双方都为理性人的前提下，这一点不会自动实现。只有通过外在的一些制度性因素，如政府调控、市场机制等手段才能实现。
　　五、“民工荒”的启示及对策
　　（一）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创造条件
　　“民工荒”是外出务工的年轻农民供不应求，是结构性的供不应求。事实上，还有一部分人，由于缺乏外出就业的信息、缺乏外出就业的能力，或者年龄偏大、照顾家庭等原因无法外出打工。目前这种将外地劳动力与本（外）地资本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如果转变为将外地资本与本地劳动力相结合，即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则会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缺工企业也有可能继续得以生存发展[5]。
　　实际上，这是产业梯度转移的过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首先承接了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这些地区得到足够发展后，必然会向下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即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这也是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由之路。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一方面是通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实现，但更主要的，还是要依靠农村地区本身非农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城市化。
　　目前产业梯度转移的现象已出现。一些企业在珠三角只能获取3%的利润，而到江西投资后，获利达到10%。但是，产业转移并未形成规模。因为当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制度成本较低，市场机制相对成熟，而制度环境恰恰是中西部地区的弱势，这会阻碍产业地区转移的进程。另外，东部地区有相对便捷的基础设施和相对成熟的产业链，而中西部地区却不具备，这也不利于产业梯度转移。
　　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创造条件，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抓紧解决。一方面，中央政府应加大对这些地区的投入，包括像“西部大开发战略”等的大项目、大工程，改善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水平，提高劳动者素质，另一方面，要推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以市场机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二）制定切实可行的劳动者培训计划，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
　　农民工流入地政府要协助用人单位积极承担起培训农民工基本就业技能的任务，提高外出务工农民的持续就业能力；同时，必须承担起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任务；当地政府要承担起对未外出务工劳动力基本就业技能培训的任务，增强他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就业能力；各级政府都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确保农民接受合格教育的权利。
　　此外，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举办技术工人培训工程。由于注重实操能力，技术工人培训所需投入并不低于高等教育所需的投入。如果依靠企业培训，政府应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以鼓励企业培训职工的积极性；否则，则需要政府投入并推动。目前，劳动保障部门推动的50万高级技师培训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应坚持不懈，认真抓好。
　　实施劳动者劳动能力培训计划，离不开政府投入。财政政策要一如既往地支持对劳动力的培训，各级财政都要调整支出结构，在财政资金中安排足够的经费用于普通劳动者培训，并作为一种长期制度加以实施。
　　（三） 切实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保证劳动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要实行集约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高素质劳动力意味着高工资、高福利、高产出，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6]。在向新的发展战略逐步转变的时期，为保证上述“三高”的实现，政府需要通过法律手段切实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福利标准，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和福利，保证劳动者能够在劳动中以及利用劳动报酬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能力，以及后代的劳动素质。这虽然会提高劳动力成本，但也会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
　　（四） 以“民工荒”为契机，使农民享受市民待遇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已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产业，他们一直被排斥在当地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被排斥在当地主流社会生活之外，处于边缘人状态[7]。表现在与当地市民在福利待遇上的重大差别，如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医疗保险、不能享受经济适用房政策、子女入学要交高额赞助费等。应借此机会，在有条件的地方，打破城市内部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身份、待遇等方面的分割，使农民工享受同样的市民待遇。为此，首先要打破农民工所能进入的产业的限制（他们所能进入的产业还主要是建筑、纺织、采掘、环卫、搬运和某些服务行业），让他们逐步进入可同城镇居民一样自由择业的时空，逐步获得和形成产业组织观念，逐步以产业组织形式克服自身的缺陷，再逐步使各项合法权益在自强中得到较好的维护和保护。
　　（五）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
　　以往不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更多关注劳动力需求不足以及农村劳动力流量和流向问题，对劳动力供给问题的关注相对较少。面对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新形势，以及市场机制作用的不断增强，政府和企业应提高对劳动力供求进行预测的意识，及时根据劳动力形势，制定相应政策，对劳动关系及时做出相应调整，维护劳动力市场供求稳定。为此，应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掌握更全面的劳动力市场信息。
　　参考文献：
　　[1]吉利斯，罗默.发展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教育出版社.
　　[2] 孙宇，朱同丹.从珠三角“民工荒”探索长三角持续发展之路[J].北方经济,2005,（6）.
　　[3] 余红，丁骋骋.中国农民工考察[J].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 .
　　[4]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5] 郭新华，伍再华.中国民工荒产生的原因及其应对策略[J]. 2005,（1）.
　　[6] 李强.中国城市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研究[J].2001,（1）.
　　[7] 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J].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