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天路战友情:黄长烨回忆录（一）

再版前言<><><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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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并没有写回忆录的想法。已经逃到韩国，每天却无所事事，只是写写回忆文字，我觉得内疚。但是周围的同志们都劝我，“老师，应该把逃亡理由和北边的悲惨现实都写出来呀”。<><><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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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接受同志们的劝告，写了这本回忆录叙述以往在北朝鲜的生活经历，那是1999年的事了。当时写的很仓促，再加上并没有提前准备，不足之处甚多。后来我一直想趁记忆力还在，好好再整理一遍。<><><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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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前，出版社同志们提出想再版回忆录，我就又重读了一遍。感觉就像在读一本新书，过往的记忆都涌了上来，内心变得十分痛苦。我的所有的愤懑和苦恼，一下子又都压到身上了。<><><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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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看，我离开北朝鲜已经10年了，半岛局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同时发生改变的还有我的生活，我将过去10年在韩国的生活体验和感受都写进了再版的回忆录里。<><><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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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关于北朝鲜的部分只是修改了一些表达上的错误，因为内容都是在讲述事实，并没有错误的地方。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对一些事件的脉络进行了强化。另外，初版时附加的访谈删掉了。<><><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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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北朝鲜民主化和朝鲜半岛的统一，为了人类发展做出努力的所有同志们，希望本书能对他们和子孙后代具有参考价值。<><><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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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 黄长烨<><><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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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序言<><><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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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个充满虚伪和欺骗的社会生活了很久。一开始我以为，虚伪和欺骗是为了解放勤劳的人民大众，即，为了取得与剥削阶级斗争的胜利而必须采用的手段。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虚伪与欺骗已经与独裁者的利己主义结合起来。<><><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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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者的利己主义集中体现为个人崇拜思想，北朝鲜是全世界个人崇拜和阶级主义最严重的国家。<><><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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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处北朝鲜统治体制的中枢，是整个虚伪宣传的动员和组织者。虚伪曾经一度取代真理占据一个学者的良心，与学者的灵魂对立。<><><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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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北朝鲜体制服务，我最痛苦的是意识到自己正被当作虚伪和欺骗的道具利用。最终，我想对我的人民说出真话。<><><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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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书中）不会因为讨厌某个人，或者某个讨厌我的人而夸大、丑化事实，也不会因为喜爱某个人，或者某个爱我的人而毫无原则的美化现实。<><><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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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摆在那里。对历史来说，歪曲是最大的犯罪。我不认为我说的就是绝对（正确），我反倒更希望读者带着批判的态度来阅读本书。<><><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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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与大众利益毫无关系的个人生活，或者有干涉它国内政之嫌的言论，我会尽量避免。来到韩国之后，我在努力学习新事物，开始新的体验。<><><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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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已经老了，学到的新知识和新经验对我思考方法的影响有限。在本书中，我还是想将在北朝鲜经历过的、体验过的写出来。<><><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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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鲜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封闭社会。对北朝鲜，国际社会太不了解了，而且那里发生的很多事情用常识根本无法理解。希望本书对与理解北朝鲜，以及解决北朝鲜的问题有所帮助。<><><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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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2月 黄长烨<><>< span="">

我这一生只有过一次冒险的经历。但是，那次冒险——那次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冒险——也是一次极危险的冒险。最终“发现民族良心”战胜了个人意志。<><><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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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那样，我站在了脱北、逃南的最后一程上。警卫要员们正敲着门，我让他们进来，两个人走了进来，其中一名身上带着防弹装备。<><><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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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会不会有阻击，请您穿上这个（防弹衣）”，我做好逃亡的准备，开始出发。在层层警备中，我们先后换乘直升机和汽车，最后到达机场。<><><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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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当局为什么如此担心安全问题？我再清楚不过了。在菲律宾，有北朝鲜武器支持的共产党势力。他们是对北朝鲜唯命是从的恐怖组织，而且已经接到命令，无论如何必须杀死我。<><><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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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乘坐的是菲律宾政府提供的波音707飞机，在到达大韩民国领土之前，根据国际法菲律宾负责保护我们的安全。他们在我平安到达首尔之前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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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内充满了紧张的气氛。菲律宾的情报人员全副武装，我们也是全副武装的状态。随着飞机滑向跑道，机身接触地面开始晃动，妻子和三个女儿以及儿子、孙子、孙女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浮现，我不知道因为我（叛逃）她们谁会最先离开这个世界。<><><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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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海中浮现的还有我亲爱的同志们。我选择的路是注定要牺牲家人和同志们的生命的，做出如此大的牺牲，我的选择的最终结果到底会怎样？<><><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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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着这些，我睁开了双眼，飞机在向前面打暗号。我的眼里突然噙满泪水。走出飞机，看到的是三面环海的朝鲜半岛的南部土地（指韩国）。<><><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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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心里想象了很久的南部土地！土地——祖国母亲——仿佛在向我发问：“为什么这么晚才来？又为什么扔下所有人自己来了呢”？这个罪过，我到底何时才能还清呢？新的担心已经取代了兴奋。<><><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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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1997年1月30日，平壤的天气怎样我不知道。我记忆中的平壤，乌云布满天空，空气中充满雾气。因为离开平壤去飞机场时，我的心情就是那样的。<><><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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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一个人来到门前为我送别。儿子肝炎正在住院，儿媳他们在医院照顾他。妻子什么也不知道，仍旧像往常一样为我送别，我看着妻子，内心又开始矛盾了。<><><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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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是该说出来？这次走的是一条无法回头的路，但是到最后也没有对妻子做出哪怕一点暗示。昨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最终还是没有告诉她。<><><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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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告诉才是最好的选择"，之所以下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我并不确定事情能否如我预料的那样顺利进行，尽管这次逃亡成功的几率很高。<><><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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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的地还包括了日本，当然，与其它国家相比，去韩国是最容易的。如果亡命失败，被送回朝鲜就麻烦了。我当时还有一个打算，如果这次发生什么意外，就等下次4月份访问印度时再次出逃。<><><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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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提前告诉妻子，首先对保守秘密是个挑战，而且对妻子来说，知道我的真心本身也显然是一种痛苦。<><><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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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向妻子解释，求她理解我或者搬出民族大义，我们两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50年，一想到即将分开，我就十分痛苦。我还担心这个秘密会在我开始亡命之前就将妻子击垮。<><><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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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啦，2月12日左右回来”。这最终成了我与妻子的最后别语。<><><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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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遥远的莫斯科相见、相知、相爱，一起度过了半个世纪的岁月。与妻子作别时，我明知可能今生不能再见，却说不出别的话来，而且连内心的悲痛都不能表露出来。<><><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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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妻子也并非完全没有心里准备。1996年夏天的一天，我正在家里的后院收拾菜园，一边也考虑着民族的未来，妻子突然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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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并没有注视我，而是将视线落在了西红柿的茎叶上。我并不想将痛苦转给妻子，很快否认了。<><><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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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妻子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突然(改用俄语)说了一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好好生活，不然如果马上死了肯定会有遗憾的。可是您却是被很多人需要的，从现在开始，我们不再为我们自己而活，而是为了他们，强忍着活下去。”<><><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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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并不认为妻子已经明白了我的心思（指打算逃亡）才说出那样的话。不过好像意有所指，我顺嘴说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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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个人的生命相比，家人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与家人的生命相比，民族的生命更重要。与民族的生命相比，人类的生命更重要。”<><><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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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了高尔基《鹰之歌》中鹰和蟒蛇的对话，脑海里浮现出鹰壮烈结局时的画面。<><><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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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对鹰说：“你看到了蓝天，但是我看懂了历史的真谛！”<><><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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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更像是自言自语，妻子也听听就过去了。不过现在想来，事情似乎并非如此。妻子听完后什么也没说，拿着摘西红柿的筐回去了，但是她的背影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妻子即使当时没能立刻明白我的意思，现在也该意识到我在暗示什么了吧！<><><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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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我离开北朝鲜半个月前。<><><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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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将之前写的两箱文稿烧掉了，妻子轻轻的走过来问，“那么珍贵的文稿，为什么都烧了呀？”“现在好像都没有用了”。当时我只是很简短的回答，妻子也并没有继续问下去。我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将自己的想法写成文章发表，不过还是偷偷写了许多不能给别人看的文字，这些似乎妻子都知道。对此，我反倒感觉很欣慰，可以安心的把几十年的精神产品放在家里。<><><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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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办公室里的相机和高级钢笔之类的贵重物品都分给孩子们了，其中还有对我们夫妇二人来说还很必要的东西。尽管如此，妻子一句话也没有说，这难道不是非常明白我的心思，完全没有必要多问的表现吗？<><><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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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才能既安全逃走又救出全部的家人。当然，同时内心深处的另一种声音也蹦出来，“可能结果既没能救了家人，自己也没能离开”。如果真是那样，将来的历史书上会说，“当时，北朝鲜人民忍受着暴政和苦难，但是却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站出来勇敢的批判和反抗这种暴政。”<><><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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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终平安的到达了首尔，不过一路上想的还是家人，特别是妻子。当妻子对我说“一路平安”的时候，妻子在为我送别，我却连头也没回，直接上了汽车，尽管当时我的心里在流血。<><><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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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抉择丝毫没有出于个人欲望，而是顺应民族良心的呼唤，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统一的最后献身。到底这些能不能稍稍安慰妻子呢……<><><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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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本亡命的目的地是日本。但是，到达日本还不到一天，我就有一种不详的预感，不得不改变了计划。“朝总连”来的人以保护我为名，一刻不停的在我周围，我根本没有脱身的可能。<><><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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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金正日似乎看出了什么，然后发了特别指示，密切集中监视我，使我不得不决定在下一站中国开始亡命。<><><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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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亡命开始的确切时间是1997年2月12日上午9点。当时，我和金德弘（??? ）走进了韩国驻北京总领事馆附近的一家百货店去买东西，那不过是个借口，事实上我们是去会见帮助我们逃亡的人，商量亡命事宜。<><><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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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对，金德弘就是那位和我一起亡命到韩国的人。这里对他做一个简单而必要的说明。我在任金日成综合大学校长时，将他安排在了教务部，任大学事务总管。后来我回到中央党，他又随我到中央党，负责实际事务。他是个非常优秀人，深得我的信任。他在思想上也与我是同路人，是我的主体思想的信奉者和积极的宣传员。他也十分理解我的思想的真谛，并且同我一样十分痛恨金日成、金正日父子对我思想的滥用，以及金氏父子的反人民和傲慢。<><><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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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比兄弟更加亲密关系，一起走上了亡命道路。亡命的具体行动都是金德弘负责的。我们在与帮助我们的人简单商议后，坐出租车进了总领事馆。在总领事馆前，接到口信的职员们正在等我们。他们为我们引荐了总领事，“黄先生，快请进”，我紧紧握住了总领事伸出来的手，之后坐在总领事的对面，我说明了亡命的理由。<><><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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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拥有50年党龄的朝鲜劳动党党员，期间我受到了朝鲜劳动党和它的领袖的关怀和照顾。<><>< span="">

就个人来说，我对朝鲜劳动党和它的领导人应该充满感激，并且绝不应该有别的想法。虽然现在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但是，朝鲜政治上十分团结，立刻崩溃的可能性很小。在这样的条件下，我却抛弃所有决心亡命。我不知道我的家人以及所有认识我的人会不会认为我是疯了，我自己也会觉得我像是疯了。<><><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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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如果只有我自己是在发疯，那么让我发疯的理由是什么？<><><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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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分裂已经半个世纪，两方都说要统一半岛，互相敌对，北朝鲜还一直声称要将南韩变成一片火海。该怎样解释这一群失去理智的人呢？还有，工人、农民正在忍饥挨饿，当局却宣传说要为工人、农民建设理想社会，他们才是失去理智的人！<><><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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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敌人，而是血脉相连的民族同胞正在挨饿，（韩国民众）对此完全不理睬，反而上街游行，我对他们也无法理解。<><><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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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恼再苦恼的结果，是我决定离开北朝鲜，去南边与（韩国）同胞们协商。我会带着将我的民族从苦难中解救出来的思想，将（朝鲜半岛）问题的幅度变大。<><><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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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将我的命运与时代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至于历史评价，就交给历史吧。我余下的时光已经不多，我已经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我也没有站在哪一个阵营为他们牟利的想法，我不想长命百岁，我倒是希望因我而死的家人们诅咒我活不过今天。如果可能，希望在我死之前为了南北的和解和统一尽最后一份力。<><><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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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访问日本，受到“朝总联”的热情款待，对他们我十分感谢，同时感到十分抱歉。所有认识我的人，我希望他们都诅咒我死。同时对在中国工作的（朝鲜）同志们表示抱歉。<><><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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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驻北京大使馆向北京政府通报了我和金德弘逃亡的消息，那是11点30分的事情。下午5点30分，韩国政府发布公告，宣布接到我和金德弘的逃亡申请。<><><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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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逃亡时，我和金德弘最担心的是中国政府是否承认我们的逃亡。我热爱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也一直为了中国和北朝鲜的友好关系而努力着。所以，我不怀疑中国的首脑层对我的印象不坏。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国家利益，我是没有金正日重要的，如果金正日强烈反对，中国很有可能将我们二人遣返北朝鲜或是送到第三国。<><><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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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通过报道大家都知道了，得知我们亡命的消息后，北朝鲜派出了数百名保卫部要员，企图穿过中国警察的警戒网，进入韩国驻中国大使馆。不过，两次努力最后都失败了。中国政府动员了1000名武装警察以及装甲车来强化大使馆周围的警备，显然中国政府为了这件事也费尽了心思，他们也不希望事情最后演变成发生在中国的国际丑闻。<><><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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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幸运。几年前在平壤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有一位北朝鲜人向驻平壤的俄罗斯大使馆提出亡命申请，但是被北朝鲜保卫部要员射杀了。北朝鲜显然这次也想采取类似的方法射死我们。了解到北朝鲜保卫部意图的韩国大使馆方面也在保安问题上采取了许多措施。<><><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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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代表危险因素就完全消除了。我和金德弘的房间对面是刚果大使馆，而刚果和北朝鲜一向关系友好，北朝鲜是否会利用刚果大使馆对我们实施射击？这种不安感也让我无法完全安下心来。<><><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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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我们的安全，韩国大使馆向中国公安部要求加强大使馆周围的警备，还在窗户上铺了一层铁皮以防止外部的射杀，以做到万无一失。大使馆的这些行动让我们稍微安心，不过这样一来，我们就完全见不到阳光了，即使大白天也要点灯才能看清。<><><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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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可能希望去使馆外就餐了。除了每周一次的洗澡，甚至我们连房间都不出去。不过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万无一失。为了防止北朝鲜往食物里投毒，大使馆不再吃外面的食物，即使是内部做的食物也要提前检查。2月21日，韩国政府专门从韩国国内派遣了一个料理师。<><><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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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就悬在几天之间，精神紧张是不言而喻的。听到中国政府要与韩国协商我们逃亡一事后，我又开始担心家人的安全起来。即使吃了安眠药，妻子和孩子的身影还是从脑海中挥之不去，完全无法入睡。再次起床，再吃一片安眠药，才算闭上了眼睛。我想，像我现在这样担心家人一样，家人同时也一定在担心我吧，想到这些真的要疯了。我向德弘倾诉，眼泪也留了出来。<><><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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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弘一句也没有提到自己的家人，还安慰我说，“大哥，不用太担心家人了，到了首尔会有解决办法的。”听到那些话，我稍稍感到一些安慰，但是一个人的时候，心还是被对家人的担心占满。<><><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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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和德弘一起起誓，即使牺牲我们的家人也要救我们的民族。但是现在开始亡命后，我却又担心起家人来，倒是德弘对自己的家人能够一句不提。这样想来，我是否具有当兄长的资格？我是否具有作为一个爱国者应有的意志？我羞愧的低下了头。<><><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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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再看到家人的照片，我把它们放到了箱子最底下。但是，脑海中家人的脸庞是放不进箱子里去的。特别是吃东西的时候，对他们的想念就更强烈。大使馆方面知道我喜欢甜食，专门准备了许多糖果。<><><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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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德弘一起吃糖时还没什么感觉，一个人吃的时候眼前就会出现小孙子。已经两岁的小孙子看到我吃糖都会张着小嘴“啊”、“啊”的向我要糖吃。吃饭的时候也会那样，“啊”“啊”的让我喂他。不知道这样算不算愧疚的告白：如果有朝一日我回到平壤，就不会将吃剩下的糖留在大使馆了。<><><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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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的职员们也看法不一，有的说中国政府会按国际惯例处理，也有的说不知道会不会拖很久，我问会拖多久，答案是6个月到1年。不过职员也说，韩国大使馆虽然位于北京，但是相当于韩国领土，中国政府是不会强行进入逮捕我们的。我说，“那样就好，如果6个月或1年后不能亡命韩国，我们会自己结束生命，我有心里准备”。很奇怪，逃离平壤后，反而觉得内心更加镇静，意志也更加坚定。<><><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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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之后，2月13号，我从大使馆职员那里得知了北朝鲜的声明，声明中说：韩国绑架了金德弘和我，韩国要付出代价。中国政府也第一次发表了意见，中国表示将推动相关国家冷静处理这件事。韩国方面，外务长官将访问中国并与中国外交部协商。<><><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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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见到我们的人都会安慰我们，我觉得减少担心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自己找件事情做，于是就开始整理从北朝鲜带来的文件。<><><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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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开始，我对金德弘的佩服又加深了一层。他坚信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为了帮助和安慰我费尽了心思，做出了所有自己能做的努力。<><><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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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弘每天晚上都会收听南北两方面的广播（虽然信号不太好），然后向我复述大致内容。为了我的健康，他还不断向大使馆方面要这要那，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和他数十年间像亲兄弟一样走来，两家人也认定我们两人是结义兄弟。通过这次事件使我明白，他对我来说，不只是兄弟，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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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职员们对我们的照顾无微不至，韩国政府还专门派遣了医生为我们检查身体。陆续从世界各地传来了激励我们的消息，在首尔的平壤商业学校的同学和弟子们，南韩的亲人们，夏威夷大学的Glenn D. Paige教授……心情渐渐安定下来，但是接下来，就在眼前，又发生了一件对我冲击很大的事。<><><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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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尔的一家主要新闻社公开了我准备亡命时和金德弘之间的秘密信件及相关的文章。我非常吃惊，吃惊得都能听到心跳。这些有可能将我变成中国政府和北朝鲜政府的间谍。<><><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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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首尔新闻社发表的文章是我在主体思想国际讨论会时为了对外宣传而写的，并没有获得朝鲜政府批准，而且他们因为发文而受到批判，这样以来我的间谍罪就没有被认定。<><><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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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时确实很不安，因为准备亡命时和金德弘的通信中提到了许多北朝鲜的秘密。凭这些文件，北朝鲜是可以向中国政府要求逮捕我这个“间谍”的。<><><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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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11月10日，我和德弘给帮助我们亡命的人写了一封信，当时是在很急的情况下在手册纸上完成的，但是那封信却一字不改的被发表在报纸上了。从1997年2月开始，新闻上出现我和德弘实施亡命计划时的信件。在北朝鲜，到处都会被监视，我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对话，我和德弘就以散步为名，写了一些书信。<><><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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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不知道事情最终会怎样，我感到十分不安，只有靠信念坚持下去。另一方面，我也决定在生日那天（2月17日）给妻子写一封遗书。<><><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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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朴胜玉同志：<><>< span="">

      我瞒着你，抛弃你，一个人来到了这里，但是我感到的还是我十分爱你，我与你的生命无法分开，我们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每当想到你因为担心而低下头的样子，像我这样没有人情味的人也快要疯了。<><>< span="">

    智贤（黄长烨孙子）被爷爷骂，但是还是要保持自己的自主性，他向爷爷表示抗议，躺在过道的角落里；我向智成（黄长烨孙子）示好，为讨他的喜欢给他讲笑话。想到他们，我的心都碎了。<><>< span="">

    因为我，你和我们的孩子们都会遭受无尽的迫害，甚至死亡，想到这些，我就觉得自己是个罪大恶极的人。我背叛了我最爱的你、儿子、女儿、孙子们。我不祈求你们的原谅 ，我请求你们最恶毒的诅咒我。<><>< span="">

   我背叛了所有依靠我、信赖我、我最亲的人。你们应该骂我“不是人”，我只能内心痛苦，无法向你们谢罪。我不应该再苟活下去，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 span="">

    如果现在我能在平壤该有多好啊！你们在那里，我想见到你们。如果朝鲜劳动党宣布结束现在的非正常体制，实行改革开放、和平统一的道路，即使都是为了逮捕我而实施的策略，我也会回到平壤，回到家人中间。<><>< span="">

    与最爱的人生离别，我的内心十分痛苦，我不知道这样的我还能活多久，我的余生只想为民族而活。<><>< span="">

    “与个人的生命相比，家人的生命才是更重要的。与家人的生命相比，民族的生命更重要。与民族的生命相比，人类的生命更重要。”<><><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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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让你知道，我的信念丝毫没有改变。<><>< span="">

我最爱的朴胜玉同志！<><>< span="">

虽然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这封信，但是我真不知道我何时会死去，所以给你留下这封遗书。<><><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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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2月17日<><>< span="">

北京韩国大使馆内<><>< span="">

黄长烨<><><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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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完遗书后，我本来就沉重的心情变得更沉重了。即使我活着，此生恐怕也再无法见到妻子和孩子们了，这种痛苦一直折磨着我。<><><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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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努力的整理从北朝鲜带来的文稿，这么做哪怕只能稍微缓解一点痛苦。文稿是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偷偷写就的，许多地方不通，要修改的地方很多。我先修改错误很大的部分，还有一部分是认为“只要有一点错误也要改正”的“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虽然这么想，但是写字时总是有杂念蹦出来，心情无法平静。<><><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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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完后，躺在床上还是睡意全无。我每天都会向医生索要安眠药，后来医生说长期服用安眠药对身体不好，不再给我药了。别说对身体不好，我甚至没有活的久一点的想法。我对医生说，我能再活一年就行，接着向他要安眠药。<><><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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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鲜想强行抢回我和德弘，但是失败了。中国也发布公告，说韩国并没有绑架我们。北朝鲜又发布公告，“变节者想走就走吧”。<><><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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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表声明，我和德弘不是民族的背叛者，而是金正日和他追随者的变节者。很巧的是，北朝鲜发布公告宣称我是变节者的那天，正好是我的74岁生日。大使馆还为我准备了生日party，我知道后请他们终止了。<><><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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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家人生死未知，怎么能举办party呢，请不要再准备了，举行生日宴会只会更痛苦。”<><><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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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德弘对我说，<><><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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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哥如此深爱着家人，却下决断离开和牺牲他们，我会保持这“管鲍之交”的心态毕生伺奉大哥的”。<><>< span="">

“谢谢你，德弘，你的话比任何的生日宴会都让我高兴。事已至此，我们只有抱定必胜的信念……”<><>< span="">

“大哥……”<><><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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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使用过“逃亡”一词。当年我支持北朝鲜体制时，梦想着靠北朝鲜的主体思想统一祖国，对我而言，不只是北朝鲜，南北方都是我的祖国。但是现在，我反对北朝鲜和它的统治者，来到南部韩国，从此，对我来说，全部朝鲜半岛仍是我的祖国，但是统一的主体已经变成韩国了。<><><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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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以北朝鲜为主体的祖国和以韩国为主体的祖国有什么差别？<><><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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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以全部朝鲜为祖国，这一点不会有任何人有异议。那么，从祖国的北部土地来到南部土地怎么能说是逃亡呢，对这一点我感到不满。逃亡指的是背叛自己的祖国去它国。然而，现在国际上已经承认南北是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称为逃亡才符合国际惯例。我虽然不满，也不得不接受“逃亡”这一提法。<><><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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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上加霜，又传来了邓小平逝世的消息，邓小平被金日成和金正日父子称作“中国的赫鲁晓夫”，一直诽谤和骂他。但是在我看来，邓小平是拯救了中国的伟人，他带领中国改变了原来模仿苏联的道路。<><><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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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遗憾不能和处在国丧中的中国朋友们分担痛苦。如果我现在在平壤，应该是奉金正日的命令，去中国驻平壤大使馆吊唁。几天后得到消息，金正日对邓小平之死没有吊唁。<><><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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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金正日的评价是，“是非不分，道理不明，是一匹脱了缰的小马崽子。” 3月7日，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在调查了我们这一事件的真相后，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同时也为了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表示将妥善处理。3月14日，中国总理李鹏召开记者会，表达对这一事件的中国立场，韩国政府将在1个月内将我和金德弘转移至第三国。<><><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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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我则像是流干了身体的血，吃饭时不像吃饭，睡觉也无法入睡。<><><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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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5日听到消息，韩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谈判达成协议，将把我们送往菲律宾。<><><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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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馆员工安慰我们说，“时间会解决问题的”。话当然没错，我也知道。但是，另一方面这样一来我的心情反而更沉重。1997年3月18日，在韩国和中国政府的配合下，我和德弘被送往菲律宾。<><><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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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北京还是在菲律宾，都是与家人分开，都差不多，但是我的心情却并非如此。在北京的时候，虽然也无法知道家人的情况，我自己也生死未卜，但是可能因为离平壤近一些的关系，我觉得更安心一些。听说要跨海去菲律宾后，我对家人的思念更急迫了，就像把脸放在剃须刀上一样(直译，两者有可比性吗？)。<><><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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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死两次，即使家人都牺牲了，我也要推翻金正日政权极其追随者，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欲望而不顾人民死活。但是，与之前的自信满满相比，我突然产生了某种忧虑，是不是一开始就有什么做错了？<><><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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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女儿常说要沿着我开创的主体思想创作伟大的文学作品，二女儿从事免疫学研究。她们都将很有出息，现在却因为我要牺牲了。我将来能做到的事情，会比她们做的更重要吗？<><><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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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我的行动首先在道德上就说不过去，还不如直接在平壤丢掉脑袋。再加上如果还没有完成使命就死去，我的罪就更大了，为此我非常苦闷、痛心。在那段苦闷的时期，这些是我常常思考的。<><><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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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吧，以后我努力避开金正日的魔掌，同时努力推翻他。”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我们登上了开往菲律宾的飞机，虽然内心已经下定决心，但还是坐立不安、不知所措。我抖擞精神。在那个我不知道名字的地方，菲律宾政府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住处，同时无数的记者也已经赶了过去。<><><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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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政府也很紧张，当天下午就用直升机秘密的转移我们，我们的住处也是里三层外三层保卫森严，保卫部队的负责人每两天向我们通报一次情况。对菲律宾政府，我真的很抱歉，不过，在菲律宾的第二个住处真的很不方便。<><><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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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菲律宾保卫团长称作别墅的那个地方，位于湖水边，我和德弘共用一个房间，房间里还装了空调。一同前来的韩国要员们共同住在一个厨房兼卧室的房间，房间里放了几张床。当然，当时不是该抱怨条件差的时候。我意识到很多人在尽他们所能的照顾我们,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杰出的人.所以我告诉自己不应该再担心或忧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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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内心安静下来了。在北京时，每天都是韩国和北京方面的消息，神经很紧张。菲律宾并没有将我们的消息泄漏出去，我也安心了。我请保卫团长向菲律宾当局转达了我的谢意。<><><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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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特别事情的时候，我都是夜里12点以后睡觉，第二天5点就起床。但是在北京就没能这样，到了菲律宾后又恢复正常了。还有，既然已经离开北京，我也更加坚信一定能到达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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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3月23日，也是我写誓文的日子。对家人和同志们所犯下的罪，我想偿还，所以以后我会全力为了祖国统一而奋斗。从那一天开始，我和德弘全身心的投入“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的工作中去。<><><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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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德弘通过晚上听广播来了解韩国的情势，然后告诉我。但是到菲律宾后，除了从阅读当地新闻的职员们那里了解消息，我们就无法获得别的情报了。通过与大使馆职员的对话，我感到韩国社会比我想象的要复杂。<><><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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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时为止，（从为我们亡命拉线的人那里）我们虽然被告知韩国正在进行总统大选，情况复杂，但是并未从话中听出还包含着“有一股韩国势力并不希望我们来到韩国”的意思。<><><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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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到了该让我们了解的时候了，来找我们的人和大使馆职员将韩国的情况详细介绍给了我们。听后，我们茫然若失。<><><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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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因为跟我们预想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们向我们介绍韩国社会的多样性时，我们都用心在听，我们当然不想听后失望。<><><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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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到了韩国，如果遭受没有预想到的对待，绝对不要在意。既然决定为祖国统一献身，努力做事就可以了。”<><><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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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长久以来作为一个思想家在工作。所以在思想方面我有自己的尺度。用一句话来概括：为了民族统一而努力的人，就是进步的，反对的人当然就是反动的。所以，我有准备。那些自称进步人士，实际上却在非难我的人的话，我没有必要听。金正日那么可怕，但是我“无视”他，来到了韩国。如果我害怕金正日及其统治北朝鲜的追随者们，我也就不可能来到韩国了。<><><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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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我和德弘——害怕的事情是我们自身意志的薄弱，或者说失去内心的最后一份义理；至于敌人，无论多么可怕，我们都不会畏惧。<><><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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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菲律宾外务长官Siazon Domingol谈到我和德弘，他说中国和韩国方面要求收容我们“一个月的滞留”。那就是说，考虑到中国的立场，我们将在菲律宾待上一个月。我已经完成了修改“主体思想的根本问题”文稿，做好了随时离开的准备。接下来我还写了到达首尔即席发表的讲话稿。<><><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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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4月20日上午，我们很早就从菲律宾出发，下午到达首尔。在我想念的（韩国）男女兄弟（指韩国同胞）前我发表了到达声明。<><><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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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故国的北方，现在来到了南方。对于接受我的申请以及为了我平安到达而做出努力的韩国政府，我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我向热情欢迎我的亲爱的国民们表示真挚的感谢，对按照国际惯例处理（我们）这一事件的中国和菲律宾政府表示感谢。

1923年1月23日（阴历1922年12月7日），我出生于平安南道江东郡万达面广贞里三清洞，是四兄妹中的老小。不过申请户口时填的时间是1923年2月17日。爸爸黄炳德出生于平安难道大同郡青龙面梨峴里，1910年移居江东郡广贞里，开了间学堂，招收学童，讲授汉语，养活一家人。母亲名叫李德花，出生于平壤教会的高坊山蘆花東。我出生时，父亲41岁，母亲46岁。曾祖父和外祖父都是汉学学者，两人交情非浅，就结成了亲家。祖父黄有文是曾祖父的三子。父亲移居三清洞，祖父与妹夫黄秉贤一起生活在梨峴里。姐姐死于朝鲜战争，妹夫上了四年学，是探矿劳动者。哥哥黄成烨（也叫黄成吉）1913年生，毕业于6年制普通学校，做过铁道站的杂役，后来是保险公司的职员，没能活到解放，1942年去世。二姐黄吉早，1915年生，1996年去世，妹夫金钟焕毕业于六年制普通学校，后来当了货车司机，朝鲜战争时逃到南方。<><><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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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幼年，我记忆最多的是位于广贞里三清洞那个生活着20余户人家的祥和安静的小村庄。在那个村子里，我们家是第二富裕的，比我们家条件更好的那家姓任，就住在我们前面。他们家拥有村子里唯一的二层小楼。我家耕作着2千坪的土地，爸爸教书的梨峴里也有爸爸名下的土地。那片土地由舅舅耕种，舅舅伺奉着祖父母，每年春秋会给我们送腌制泡菜的辣椒。<><><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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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从承孝里的四年制学校毕业后，去了梅里的六年制学校。梅里距离我家20里地，哥哥每天都要早起去学校。为此，妈妈要起的更早给哥哥准备早饭，我们家的早饭也因此比别人家都早。父亲不想让我像其它孩子一样去不同学校读书，我5岁时就开始教我当时学堂里的两卷《通监》。当时周围要学新学的声音也逐渐多了起来，但爸爸还是希望我先学汉学。爸爸不善喝酒，但是喜欢抽烟。<><><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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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抽烟是被禁止的，于是爸爸就偷偷溜进山里抽，抽完后再偷偷溜回村子。教书和种田之外，爸爸还养蜂。我记得有15个蜂箱，因此，我们家能吃到当时很稀有的蜂蜜。<><><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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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记忆力非常好。千字文倒背如流，村子里的孩子们的生日也大多数都记得，母亲也很懂人情，到了孩子生日时，就会送上南瓜之类。为此爸爸常常警告母亲，“不要给那些小兔崽子吃的”。<><><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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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长得跟爸爸很像，外貌清秀，很通人情，但是性格却与父亲不同（我与父亲性格很像）。现在想来，哥哥很重义气，不过自尊心也很强，常常揪住一件事不放。我长得像母亲，个性像父亲，是那种一辈子呆在井底也不会觉得无聊的哲学家类型的人。<><><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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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我离开北朝鲜的土地时，爸爸是希望我过没有负担、不会后悔的生活的。哥哥在光州学生事件后受伤了，之后有一段时间躺在病床上。因为后遗症，严重时连续几天动也不能动。最后，年级轻轻的——我还在东京上大学的时候——死了。<><><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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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日本后，哥哥还会经常给我寄钱，然而我却再也没能见他一面。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十分悲恸。小时候我们弟兄两个除了自尊心都很强之外，外貌和性格差别都很大，不同的还有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的程度。妈妈喜欢哥哥，但是爸爸认为我与哥哥不同，对我评价很高，很爱护我。爸爸对两个姐姐也很看好。二姐虽然没上过学堂，但是自学也达到我和哥哥差不多的水平，不仅朝鲜语很好，日语也达到能阅读的程度。<><><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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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很喜欢我，与大姐相比，我也更喜欢二姐。哥哥常常打我和二姐，我和二姐打不过大哥，就联合起来。虽然都是儿时的事，我和姐姐还是更喜欢爸爸，因为爸爸不像妈妈那样常常包庇哥哥。<><><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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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冬天是漫长、让人讨厌的季节。村里人一到晚上就会聚在我们家里，不来的只有那些赌徒。他们在客厅里聊天，讲故事。所以很多故事我会听许多遍，因为同一个故事在不同人之间传来传去。<><><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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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人之所以来我家还有一个原因，那位村里姓任的地主家是不能去的。任姓人家信仰基督教，不情愿佃农们找来。佃农家里没有足够的煤油，而我家充足一些，还有些故事书。每天晚上都玩到很晚需要很多煤油的，母亲也有些不乐意，但是母亲喜欢一村人聚在一起，即使心疼煤油也从来没有表现出来。我喜欢听故事，常常躺在二姐怀里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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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六岁时开始学千字文，后来又读了古典小说《张翼星传》和《三国志》。儿时我胆子很小，村里孩子们很容易就跨过去的门栏，我总是小心翼翼的迈过去。村里人觉得我连门栏都不敢跨过去很有趣，就组织小孩子们比赛。我胆子小，行动慢，但是说起大话来还是理直气壮的样子。<><><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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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啊，还不会说话啊？”<><>< span="">

“我怎么不会说话啊！在我们家什么话都能说。不信你问我妈妈”。<><><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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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我一本正经的样子，老婆婆们都笑了，感觉很有趣。<><><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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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胆子小，行动又慢，不论与谁打，自然挨打的情况居多。但是一次也没有哭着回过家。具体年岁我记不起了，大概是六岁时的一件事。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客人是空手来的，可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就给了我10分钱。当时春节去任家拜年，只能拿到1分钱的压岁钱。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得到这么多钱。哥哥从学校回来后，看到我有那么多钱，就想抢，不过爸爸在旁边，他不敢动手，就去冲妈妈撒娇，最终还是没有拿到钱。<><><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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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哥哥的表情有些奇怪，就猜哥哥肯定想趁我睡觉的时候偷钱。我把钱藏起来，然后又故意装作钱在裤子里，穿着裤子睡觉。第二天，哥哥跟家人说，我的钱不见了，因为他翻我的裤子没有找到钱。我把藏在苇席下面的钱拿出来给家人看，哥哥既吃惊又生气表情把我们大家都逗笑了。我也更得到了爸爸的信任。<><><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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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力气大，性格又急，即使打不过也不会认输，所以经常打架，挨打的次数也不少。我胆子小，也讨厌打架。大家都住在一个村子，妈妈们都会教训孩子不要打架，哥哥不听，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爸爸因此更不喜欢哥哥，更喜欢我。哥哥还不喜欢干农活，大家都说他很懒。<><><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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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偶尔会带我去河里抓鱼，有一次，我们在河口抓鱼，但是什么也没抓到。我让爸爸去草茂盛的地方试试，结果出人意料的抓到了。爸爸问我怎么会知道那里能抓到，我说，<><><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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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开始去的地方是村里人常去的，鱼肯定少。所以就想到去人们不常去的地方抓。”<><>< span="">

“对啊！就是那样的。我都没想到呢，你那样想很对。”<><><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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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回到家后，爸爸当着家人又表扬了我。哥哥很不高兴。<><><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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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因为我的关系，爸爸不喜欢哥哥”，有时想到这些，我也会有些内疚。但是，哥哥真的有让我讨厌的地方。<><><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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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和哥哥一起烤玉米吃。结果烤的最好的玉米他自己吃，把烤糊的留给我。我很生气，就告诉了爸爸。这时姐姐也说了之前哥哥欺负他的事。爸爸很生气。一开始妈妈护着哥哥，不过这次爸爸发了很大的火。<><><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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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活，还欺负弟妹们，给我滚！”<><><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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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到爸爸要赶走哥哥，开始有点后悔了。结果哥哥真的走了，不久听到消息，哥哥去矿山挖煤了，6个月之后才回来。不对，不是回来，是要去平壤了，走之前回家一趟。几天后，哥哥真的去了平壤，然后又是很久没回来。<><><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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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0年代，进私塾的学生大为减少。光是我们村就有4个人进入小学，后面村子的孩子们几乎都去了小学读书。爸爸重视汉学，仍让家里的孩子念私塾。不过夏天过后，新学期开学，私塾里已经没学生了，我也只能一个人跟着爸爸学习汉文。看到孩子们在学校里念书，我也很羡慕。<><><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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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牛时我开始拿着哥哥的国文教科书像读《三国志》那样读起来。三年后，突然传来消息，说只要考试通过就能进入学校读书，而且根据考试成绩决定年级。我通过了，直接被编入四年级，这样就与那些比我早上学的同学一个年级了。<><><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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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生活，我最头疼的是美术、音乐和体育，成绩差到需要留级的程度，不过好在其它科目成绩非常好，综合平均之后，留级就被免掉了。在体育方面没有自信的我最讨厌的当然是运动会，虽然那天对堡子里的人来说就像是一场节庆，所有的人都去看。我的成绩总是最后一名，我幼小的心灵肯定受到了伤害。<><><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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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5年级的时候，哥哥娶亲了。接下来哥哥就常常以去嫂子家和工作忙为借口不回家，有时一个月也在家不几天。我6年级的时候，哥哥赚的钱多了一些，哥哥进入了平壤的一家生命保险公司。哥哥是公司里唯一普通学校毕业（不是传统私塾）的毕业生，常常自豪的说自己在公司获得认可。我也该毕业了，我想考师范大学毕业后当老师。<><><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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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绩进入师范大学是没问题的，但是体检时我被判定为红绿色盲，按规定是不能当老师的。主管招生的老师安慰我说，“商业学校的毕业生在就业上比师范学校毕业生更有优势”。还有一个人劝我进入商业学校，那就是我的哥哥。当时哥哥已经完全自立，带着嫂子去了平壤。哥哥说愿意支付我的一部分学费。<><><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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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春天，我考取平壤商业学校。这所学校既有日本学生，也有朝鲜学生，不过规模并不大。每年招收朝鲜族25人，日本人25人。不论朝鲜学生还是日本学生家境都不富裕。日本学生主要是商人的孩子，朝鲜学生大部分是那种连上大学的念头都没有的平民的孩子。他们都梦想毕业后找份工作，因此，进入平壤商业学校对日本学生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对朝鲜人来说，就像一步登天。<><><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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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通知书后我却得了一种不知名的怪病，在家养了两个月才好。别说开学典礼，我去学校报到时已经开课一个多月了。当我跟学校说明我得病的情况时，还担心被退学来着。老师大概看我的脸就知道我是真得病了，当天就让给我发了校服和皮鞋。我缺席期间，同学们已经学了一个月的英语和数学。而我刚刚大病一场，接下来每天坐车走读，学习常常跟不上。<><><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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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哥哥在平壤，但是我还是坐火车每天走读。从家到学校20km，先坐火车，然后还要还换成电车。跟以前一样，我讨厌美术、音乐、体育。因为是城市的学校，又是商业学校，大家都很努力，尤其到期末的时候，大家都在准备考试，但是我却要每天把大量时间花在路上。<><><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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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我在50名学生中排30名。这个成绩是我预料之外的，有些羞愧。最难受的还是感觉自尊心受伤了，我受不了。我把成绩表拿给爸爸，他反倒没什么担心。<><><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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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快就会赶上去的，没必要担心”.<><><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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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我主要补习了珠算。新学期开学后得到了老师的表扬，说我珠算进步很快。到第二学期，我进步到22名，进步了八名。我的珠算在全年级是数一数二的，但是我想永远拿第一，就参加了珠算小组，这样就可以在放学后抽出更多时间练习。<><><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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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目标是成为代表平壤商业学校的珠算选手，我们学校的珠算水平在全国乃至满洲（东北）都是很有名的，曾连续五年获得全国比赛的优胜奖。因此学校给珠算选手的待遇很好。<><><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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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全校比赛的优胜奖，这个消息还登上了平壤的新闻。当时每年在首尔举行两次全国大会，一次由首尔高等商业学校主办，另一次由殖产银行主办。我作为学校选手参加了首尔高等商业学校主办的比赛，但是结果却输了。我自己分析的原因是心理素质太差，所以从那以后，我看了许多关于心理素质方面的书。<><><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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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我见到了中学的同学，他正在准备大学考试，常去图书馆。我感觉他对我的态度有些奇怪。中学时我的成绩比他好，这一点他不否认；我在商业学校念书后又代表学校参加全国珠算大赛，他也知道。但是看起来他似乎很轻视我。<><><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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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知道了原因，原来他认为读商业学校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抱有更大的梦想，正在准备大学考试。虽然他们读初中时水平一般，但是现在已经变化很大。因为他的态度，最开始我有些难过。后来逐渐想通了，人一辈子不能活在别人的看法中，不是吗？<><><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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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夏天，殖产银行在首尔举行全国珠算大赛，我三年级时参加过，这次又被选为三名代表之一。但是距离大赛还有没几天时的时候，我吃面条食物中毒了。<><><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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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已经搬到了哥哥家住。老师担心我，来到哥哥家看我。我当时病的很重，老师对我说，<><><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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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参加大赛太强求了，我再选别人替你吧。”<><>< span="">

“老师，我一定要参加。”<><>< span="">

“你还病着，怎么参加！身体比比赛更重要啊！”<><><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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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无法抛弃比赛。我坚持要参加，老师没办法，就说，“这样吧，准备一名候补，如果你不行，就让他代替。”我总算能参加比赛，不过一路上真是痛苦极了。我头痛的要命，感觉随时会倒下。到达首尔站后，老师给我买了一杯咖啡振作精神。那是我第一次喝咖啡，味道有点苦，但是喝完后还是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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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起床后，我感觉耳鸣，精神也不好。可是都已经到了首尔，就更不能放弃了。我的水平比那位候补选手要高一些，即使身体不好，表现的也会比他强。所以我跟老师要求参赛。<><><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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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行吗？”<><>< span="">

“能行。”<><>< span="">

“好吧，好好表现。”<><><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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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真想比赛赶快结束后回家躺着。最后我获得综合优胜奖。也就是说，6个科目，我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错误，取得了满分。获奖后我的生活方式变化很大。以此为契机，我开始认识的人的精神比肉体更重要。也真的确信，强化精神就必须弱化肉体。然后我开始练习少吃饭，少睡觉，吃生米，经常绝食，冬天在寒冷的房间里睡觉。<><><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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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有更频繁的去图书馆看书。读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有一门学问叫做“哲学”。抱着对知识的饥渴，我读了许多关于心理学、伦理学的书，还有许多文学书。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都是那个时期读的。<><><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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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书馆读了很多书之后，我开始觉得之前的珠算练习都是在浪费时间，还有在商业学校读的书也是如此。我开始渴望知识。哥哥知道我的苦闷后对我说，<><><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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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想做学问，那就找世界上最难的学问去做吧。你可以的。”<><><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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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正想苦学，哥哥的话让我很感动。我很想学理科，但是因为色盲，不得不放弃。还想学数学，但是我在商学院念书，是不可能进入数学专业学校的，也只好抛弃。正好这时听说总督府有规定，如果进入前5名，学校会推荐学生继续深造。<><><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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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取得好的毕业成绩，也为了能够继续深造，我发奋学习，结果得到了去日本留学的机会。我去跟教务长商量该学什么专业，他建议我学法学。当时私立大学有商科、经济学、法学专业。后来我曾经想，如果当时选择经济学可能会更好。<><><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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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毕业典礼是1942年3月举行，但是那一年却提前到1941年12月。12月27日，我出发前往日本。我决心继续刻苦学习。<><><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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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日本后，我先找到前辈们听取关于专业的意见。前辈们都很支持我学习的想法。他们说，日本劳动力不足，我完全可以边打工边苦学。我最终选择了中央大学夜间法学专业，考试合格（同窗中只有我一人通过）。<><><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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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学期结束前，我接到信，说哥哥死了。是精神病，没能住院治疗，年纪轻轻的就死了。我给家里写了封信，说我自己打工，挣够了生活费和学费，让家人不用担心。爸爸回信说，哥哥获得了保险赔偿，那些钱将用来养嫂子和哥哥的四个孩子（2男2女）。信中还说，嫂子很能干，不用担心。<><><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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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哥哥的去世，我彷徨过一阵子，对学习也再提不起劲。日本的宪法充满了对天皇的赞美。我就听着哲学概论、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讲义打发时间。<><><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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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钱方面，正如前辈们所说，并不很难。当时日本健壮的青年不足，只要在劳动介绍所登记就会有活干。不过登记的话还要缴税，我就直接去了劳动力市场。<><><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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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东京时，一天只吃一顿饭。睡觉也是在条件很不好的地方睡，照样没问题。我还经常断食。人与人不同，对我来说，断食，少睡，欲望就会减少，心就会安定，自我觉得满足。不过也有断食期间意志薄弱的时候。曾经有两个月我每两天吃一顿饭，还有六个月我只吃一点生米。我还将爱好物品的习惯戒掉了，外套、手表等都卖掉了。但是即使那样的情况下，我还是坚持读报纸。<><><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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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报纸读完后就丢掉太可惜了，我会剪报，还写笔记。在报纸上写字，为了能看清，需要比原有的字大一些，这样以来，墨水用的就多了，我很心疼。<><><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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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十分节制，洗衣服、清扫、针线活都是我自己做。自己能做的事情，绝对不会请别人帮忙。这样的习惯后来一直还保存着。在大学里，我完全被哲学的魅力所吸引。西洋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是我的入门书，我还在康德的“纯理性批判”上花了很多时间，后来在莫斯科哲学研究院学习时，我意识到年轻时多读书是多么重要。<><><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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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即使在德国古典哲学这方面，我发现自己跟莫斯科综合大学的本科生们也差的很远。当时学校里有时局演讲会，我一定会参加，努力研判国际形势（怎么运转）。我确信日本会败亡。随着日本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学生兵制度开始实施，许多朝鲜来的留学生都很紧张，有的还病倒了，但是我不以为意。<><><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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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在平壤商业学校的一位同学来找我，他在商业学校时年年考第一名，是个才子。<><><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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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回事？”<><>< span="">

“学生兵，你怎么看？”<><>< span="">

“不知道啊，我不太清楚”<><>< span="">

“爸爸来信了，好像警察要我去当学生兵呢”<><>< span="">

“不可以，日本很快完蛋，怎么能这个时候去参加日本军呢”<><><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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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不觉提高了嗓门。<><><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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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军后是不是可以逃到盟军那里？”， <><>< span="">

我看着他说，<><>< span="">

“你有没有看到过陷入蚂蚁洞里，再从蚂蚁洞出来的？如果有逃亡的勇气，就逃到盟军那里，直到日军战败为止呆在盟军监狱里，这样会更好。”<><><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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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但是最终他还是自愿加入了日本兵。在我看来，他的才干是我的十倍，但是可能是在地方上大学，想法并不如我（高明）。<><><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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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给我的信里完全没有提学生兵的事。看来爸爸并没有向警察屈服。<><><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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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末的一天，警察来到我的宿舍。我被他们告知将被遣返朝鲜，明天收拾行李出发。在我看来，该来的还是来了。我没有向警察表示抗议，因为抗议也没有用。我开始收拾行李，度过在日本的最后一晚。<><><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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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警察局，有100余名朝鲜人。我们被告知将被带往火车站，所有人都在一个屋里，只能站着睡觉。我没有穿外套，得逃出这个狭小阴冷的房间才行。至今当时的情形仍然记忆犹新，没有穿外套的只有我一人而已。<><><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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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我的年龄也太小了，忍不了时我就向周围人鸣不平。得到的回答是，“不去参军，连国民都不是，有什么好不平的！想进监狱吗！”我们这边也有人回应，“有一定要参军的法律吗？该进监狱的是你才对吧！”<><><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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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啦，别吵了，给你们换个房间”，跟着我们的东京警视厅职员说。我们被带到了一个宽敞一点，带榻榻米的房间。那是警察厅的武道场，玻璃碎的窗户不少，非常冷。<><>< 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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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着睡了一晚之后，我们终于躺倒了床上。3年苦学，这当然不是我想要的。想到要归国，有些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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