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餐厅装修:郑永年：GDP主义推高房价 土地改革是核心问题2

　　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上。

　　南方日报:依您之见,政府应该如何调整眼下的房地产市场导向?

• 中钢协称铁矿石价格被操控
• 国资委：未来央企都成为上市公司
• 日本降级：经济或再失十年
• 中国扶贫基金会10年蜕变路
• 深圳违建“海上皇宫”换马甲重生
• 调控中前行的中国经济现状

　　郑永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GDP来衡量,GDP主义也是中国发展和增长的最主要政策根源。很长时间以来,GDP主义是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政策。政府确立一个量化了的发展目标,再把这个目标科学地分解,落实到各级官员。很自然,GDP的增长成了官员升迁的最主要的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似乎很难指责各级官员,因为GDP指标是这些官员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运作的内在部分。而地方政府无视住房的社会功能,只强调住房的财政功能,即“土地财政”。土地转让金普遍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30%以上,许多地区60%到70%的基础设施投资依赖土地财政。除了一般商品房的大幅涨价之外,住房的社会功能的缺位,更体现在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给的极度缺乏上。

　　GDP主义使地方政府把房地产当经济政策,忘记了住房应该首先是社会政策的一部分。房地产本来就有很大的社会性。中国社会要进入消费社会就要有社会保障系统,需要社会政策支撑,这样的体制不改变,人们就不敢花钱消费。GDP主义恶劣的另一方面就是追求GDP帮助资本摧毁了旧的社会保障机制,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得社会成员全身赤裸裸地暴露地投入了一个不确定的市场社会中去。

　　政府不能把公共住房看作是救济穷人

　　政府把公共住房看作是救济穷人,肯定要失败,那些社区最后都会成为贫民窟、治安危机重重的场所。欧美一些国家就有这样的先例。而像北欧,政府真正把公共住房作为社会政策,都做得很好。

　　南方日报:面对社会的不满,尽管也有一些政策出台,例如“廉租房”和“廉价房”,但远不能解决问题。那在这个问题发生之前,在政府这个层面还能做哪些技术性补救措施?

　　郑永年:从技术上来说一点也不困难。像新加坡政府,规定一套房要住多少年才能卖,提高二套房标准,限制外国资本,加上房产税、继承税等。这些具体政策可以依照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地改革,比如对于大多数只有一套房的家庭,就可以考虑免交房产税和继承税等。可以通过实际的税收机制来保护穷人,保护社会。目前总是这样调整首付比例是没明显效果的。在新加坡,人的一生可以买两套政府住房,第一套住满至少5年可以市场价卖掉赚一笔钱,再买第二套。问题在于,在中国,所有这些可以非常有效的举措并不符合发展商、投机者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利益,可能没有人会使用这些技术来限制房地产。

　　南方日报:内地一些地方政府也推出了经济适用房,来缓解贫困家庭的购房需求,但是政府应该如何解决大量的“夹心层”的住房问题?

　　郑永年:中国现在的住房政策,认为公共住房就是救济穷人,而这可以说是发达国家最糟糕的住房政策。政府把公共住房看作是救济穷人,肯定要失败,那些社区最后都会成为贫民窟、治安危机重重的场所。欧美一些国家就有这样的先例。而像北欧,政府真正把公共住房作为社会政策,都做得很好。

　　我所说的公共住房,是应当考虑工薪阶层在内的。工薪阶层是可以付钱的,主要是公共住房的价格要合理。新加坡80%以上的人都住在政府住房里,如果政府要亏本的话,我想这个项目不会这么长久。政府可以赚钱,只是利润率多少的问题。公共住房不一定完全要政府补贴,政府和开发商是可以做的,只是利润率是多少的问题。所以,政府制定的公共住房政策不仅仅要包纳穷人,还要把广大的中产阶级包括进来,由政府培养中产阶级。而现在的政策在很多方面不仅限制了中产阶级,而且是剥夺了中产阶级。

　　南方日报:其他国家的经验,对中国政府部门应对房地产市场有什么可鉴之处?

　　郑永年:纵观世界各国,凡是房地产市场发展健全和公共住房解决得好的国家,都是把房地产作为国家社会政策的一部分。房地产对GDP的贡献不是这些国家政府的首要考量。经济因素当然很重要。房地产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到供求关系,否则是不可持续的。但是这种经济考量是在宏观的社会政策构架内进行的。中国的生产性投资过度,社会性投资严重不足。政府作为一个组织,需要寻求长治久安,而各级官员作为个体,却觉得做好自己的三五年任期就可以了,这是一对矛盾,所以,政府要有战略性的思维来处理住房政策。

　　土地改革是保障房地产市场核心因素

　　处理中国最核心的三大改革对象———农民、农民工、城市居民都与土地有关,城市化也涉及土地问题。

　　南方日报:应对房地产市场,土地改革是其中核心因素,政府部门应该从何入手?

　　郑永年:我认为处理中国最核心的三大改革对象———农民、农民工、城市居民都与土地有关。这种三元社会是最不稳定的,农民的土地要保护,农民工要市民化,而城市化也涉及土地问题。现在讲城乡一体化,要有具体的政策,要把这三个统一起来才行,本质上围绕土地这一问题。每个人都在提,但没有人在好好地规划,要把这三个都放进来。土地是核心问题,一定要去做的。第一代农民工可以回家,第二代怎么回呢,生活教育都在城市,现在第三代都开始了,要承认现实。

　　政策的科学性首先要以现实为基础。农民工问题只能整合起来,一方面让他们享受服务,一方面让他们继续提供贡献,现在的情况既难让他们提供持续的贡献又无法让他们享受权利保障,所以这个三元社会高度不稳。城乡二元加上农民工三元社会要怎么消化?要消化就要土地,这个东西得好好想一想。中国现在的土地不向自己的老百姓开放而向外资开放,现在炒房的热钱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所以在房价问题上,地方政府、房地产商、外资都是利益共同体,最受害的是老百姓也是中央政府,对社会来说则是既没有短期利益更没有长远利益。